許子東：《香港文學》與香港文學

討論《香港文學》雜誌與整體香港文學發展的關係，必須討論《香港文學》多年的主編劉以鬯先生的貢獻。劉以鬯先生在香港文學的作用、成績和影響，相當程度上，也決定了或者說代表着《香港文學》雜誌在香港文學的功能與位置。

去年嶺南大學辦過一個有關劉以鬯文學成就的研討會，我被會議主辦方安排要做一個「劉以鬯與香港文學史」的報告。當天九十多高齡的劉以鬯先生和夫人也來參加研討會。我在會上大致講了劉先生對香港文學的三個貢獻。第一，他是五四文學與香港文學的橋樑；第二，他是香港現代主義文學主流的開拓者；三是他在擔任報紙副刊編輯時又始終堅持文學追求，扶持培養了幾代香港文學新人。顯然，劉先生這三個方面的貢獻――延續五四文學傳統，顯示現代主義特色，扶持一代的文學新人，恰恰也正是幾十年來《香港文學》對香港文學所盡的義務與責任。

廣義的「五四文學」，即中國現代文學，其實並非一個單一發展的傳統，其中至少包含了憂國憂民抗爭救世與堅守文人園地兩條基本線索，還有鴛鴦蝴蝶派張恨水等人的「與時俱進」，還有從施蟄存到張愛玲的海派現代主義都市文學……劉以鬯對所謂「五四文學」並非全盤繼承，而是依據自己的性情，也受制約於香港的環境影響，從而有所側重和選擇。在長篇小說《酒徒》中，劉以鬯借主人公醉言，透露了他對五四現實主義的冷淡與反省，表達了他對沈從文張愛玲等「非主流作家」的欣賞。寫作《酒徒》時，劉以鬯應該還沒有看過夏濟安翻譯的夏志清論述張愛玲的文章，可惜《酒徒》只是小說人物之言，後人才忽略了劉以鬯非常獨到的文學史見解。重要的是，劉以鬯個人對五四文學的這種選擇和偏愛，以及他身體力行的現代主義技巧實驗，體現在他主編的《香港文學》雜誌上，都正正顯示了香港文學與五四文學的選擇繼承關係。從劉以鬯開始，從六十年代開始，香港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就好像變成了言情通俗作家的「專利」，「現實主義」一直停留在舒巷成等人「懷鄉」的心情領域，之後的文藝小說，從西西、也斯到黃碧雲、董啟章，再到韓麗珠、謝曉紅……「現代主義」都市感覺與文字實驗一直是香港「文藝小說」的主流。幾代香港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劉以鬯的直接或無形幫助和影響。而劉先生對香港文學的這些貢獻，近三十年來，又一直和《香港文學》這本雜誌分不開。

近年來陶然接編《香港文學》，仍然延續着《香港文學》的一貫傳統，即延續「五四」香火，顯示都市特色，扶持文學新人。在香港這個非常商業化的城市，有一個不那麼商業化的《香港文學》雜誌，始終是件值得慶幸的事情。《香港文學》雜誌，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香港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文學》又不只是香港文學的一部分。《香港文學》自1985年創刊至今，一直有一種對海外華人文學的熱情，有一種溝通中國大陸和台灣與其他地區華語文學的使命。深究下去，這種八方來風的文學視野本來也正是香港文學的特點。香港文學是為香港人而寫的文學，但又不只是為了香港（就像紐約、巴黎的文學，並不只是為紐約巴黎人而寫一樣）。所以歸根究底，《香港文學》與香港文學，還是精神相通的，還是需要同舟共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