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烱雄：懷念散文家思果

思果先生是著名的散文家兼翻譯家，曾獲中山文藝獎，他的文章雋永，親切感人，樸實自然，富人生哲理又富人情味，細細閱讀他的作品，閒趣油然而生，如沐春風，叫人愛不釋卷，遇沉重嚴峻處，讓人掩卷沉思，又或品味他的金玉良言，話中精髓，有若醍醐灌頂，振聾發聵。先生離世十多年了，但他的著作從未遠離我的目光，我常翻閱他的大作，從中汲取他的寶貴知識和人生經驗，感受到他作品中可貴的風範，以及他文字上所作出的貢獻，作為讀者和寫作者在人生路上一塊最可靠的路標。

先生早年在香港生活，上世紀末移民美國。二次大戰期間，他離開家鄉鎮江，在南京某銀行當練習生，後來在上海為《申報》寫文章。論年紀，他是我們的長輩，論知識，他是我們的導師。不過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有幸常在《世界日報》副刊閱讀到他的散文，最難得的是他居住在北卡州的夏洛蒂市（Charlotte,N.C.），距我居住的小城不到八十英里。一次我與朋友閒談中，得知他們是相識的教友，經過友人通過電郵介紹，我與先生通過多次電話，只因工作繁忙，我與先生始終緣慳一面。在電話交談中，我聽到他帶江浙口音的粵語言談溫文有禮，言詞誠懇，風趣而儒雅，不愧泱泱學者之風，後來他郵寄送贈給我一本再版三刷的散文集《香港之秋》，這本大作陪伴我幾個寒夜的孤燈，和一解我工作勞累後的頹乏身心。我默默地聽他的生活絮語，聽他娓娓道來文人自我寫照的瑣細。自我寫照下的思果，所寫的都是平凡、合理、得體、正常的思路與生活，但悉心閱讀，總叫人舒坦

心儀。

先生生逢亂世，在戰亂中成長，早歲失學，以孜孜不倦的自學精神，跨足文人文藝殿堂的台階，雖然一生淡泊，卻不以此為己悲。他晚年移民美國，在南方這個如他說的「樹木多，空地多，家家像住在公園裡」的城市頤養天年。他說：「我幾乎一輩子是窮人，少年失學，又做過難民，失業過，好不容易把兒女養大就了業。不過我不但沒有受凍餓，一生還吃得不太壞，總有地方住。退休以後，雖然沒有存款和養老金，生活也有着落，不能過豪奢的生活而已。」他是以這樣坦然的態度看待人生，滿足於既有的生活和過往。

「我這樣貧而不苦，想到了就感謝上蒼。既然窮，就想到聖賢教人做窮人的好處。倒不是吃不到的葡萄就說它是酸的，富裕確有許多不利。大家都苦，你偏偏享福，心裡不會快樂。」先生感悟這一人生哲理，知足常樂，而以此理解作為生活上的態度，就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得到的。他又說：「不過我看過有錢的人也有許多痛苦和麻煩，倒是我比較自在。富人吃得太好，又沒有勞動，他們沒有我的健康和壽命，我已經八十五歲了，還很能動。」說是真的，先生已在耄耋之年，思路卻十分清晰，下筆為文動輒萬言，除了上天賦予的體能，還要得力於平和的心態。先生平素在生活上沒有苛求，自然沒有這樣那樣的壓力。他給過我一紙他書寫的墨寶，工整的楷書：「羈鎖於物慾，覺吾生之可哀，夷遊於性真，覺吾生之可樂，知其可哀，則塵情有何可戀，知其可樂，則清境自然而臻」，先生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不被為追求名利和物質所折騰，長壽的福氣翩然而至。

夏洛蒂市地域遼闊，處處林木婆娑，生態環境優越，人口比例少，少污染，是一處很適宜安居的地方。他說：「我以前住的曉霧里，完全是郊外氣氛。現在住的虹林徑附近有湖泊，幾步外有銀湖，更加幽靜。自家就種了許多花草。林子裡飛鳥時時來，鳴聲比歌還好聽……我夫婦結褵六十多年，現在才閒下來，每天沒有工作，只看花聽鳥，吃點簡單的食物，喝點好茶。」安詳閒憩的退休生活，雖人在異鄉，可讓先生也有日久他鄉即故鄉的感覺，但他說：「不過人只有在自己的國家才能如意。」先生有時頗感受到這南方城市帶給他的寂寞，感覺似乎與親友們都斷絕了，自己像活在孤島上，「住在舊金山、紐約的人常有親友來，我們這裡沒人來，似乎別人已經忘記我們還在人間，我們也忘記還有別人。很少書信，偶爾和朋友通個電話，以慰渴想。應酬幾乎沒有，倘若在故鄉，就會有很多。少了應酬也享安閒之福，得失算不清楚。」

人生本來就是患得患失，在漫漫人生路上，任何事物，得之固然不易，失之也不必悲哀，取決在於一個平衡點上，人只要還活着，就是最大和最真切的「得」。先生說：「我生於憂患，自己能煮飯洗衣服，有一位親戚，從來沒有做過家務，後來窮了，連飯也不會煮，要靠別人幫忙，否則只有受餓。中國人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很有道理，我發現人的得失往往有連帶關係，得之於此，一定失之於彼，反過來也一樣，可惜跟着來的得失不顯眼，也許要若干年後才出現，不容易立刻察覺，要有明智，才能預料。人發橫財，必有橫禍，遲早而已，這樣說來，不必求得，也不必為失而悲哀，大有所得要戰戰兢兢，特別戒備。」

先生成長於抗日戰亂時期，生活顛沛流離，生命朝不保夕。他在戰爭期間所受到的苦難，對戰爭的恐懼，常溢於言表，現在生於安樂，長於安樂，享受安樂，未遭逢過戰爭浩劫的人，固然得天獨厚不知所謂，即如我們這些個人命運或家族受過戰火牽連的人，今天又有幾人會居安思危，時刻警愓自己。

且聽他說：「我現在的朋友很多都是年輕的，四十上下的人，他們不知道抗戰是怎麼回事，至於我，雖然沒有上過前線，倒的確是在戰爭裡討過生活。現在有時睡得不好，聽門外汽車聲會做遇到空襲的夢，夢中聽到的是敵機已經臨空，無處可躲，生命危在頃刻，這是日本人給我留下的，沒受完的罪。那時我在江西南昌中國銀行工作，總行為了把金銀儲存在內地，早就造了地庫，非常堅牢。在南昌期間，我享了防空安全的福，相信全城的人都羨慕我們。不過南昌失陷，我們撤退到吉安，從此就和別人一樣受驚嚇了。那裡曾遭慘炸，燒了大街，死傷人數不少，去了以後，有一天敵機在銀行附近投彈，內子梅醴受了震動，幾乎暈倒，地下室空氣太壞，不管怎樣，她也由我外姑扶着走上地面，這真是驚心動魄的事。說起躲避空襲，人的態度不同正像面孔不同一樣，有人膽子小，一有警報就飛步走下地下室；有人從來不躲，現在想起來，真覺得躲不躲都一樣，因為如果直接命中，幸存的機會極小。但日本空軍炸死的我國平民已經數也數不清了，我們活過來的人受的驚嚇還不夠瞧嗎？和我一樣，到今天還做噩夢的人想也不少吧。美國在長崎、廣島投了原子彈，據說投彈的人被這樣殺傷多人的舉動所刺激，變得心神不安，我想他們如果知道中國平民給日軍殺害的情形，不必提珍珠港的偷襲，也許都不會那麼慈悲。」

先生所遭遇的，比起那些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人，還算是幸運的，但侵略戰爭所造成他心靈上的創傷和精神上的斵喪，卻和別人沒兩樣。「我們永遠算不清日本人在中國作了多孽，他們受的原子彈侵襲，太不能拿來跟我們受的罪相比了。我每次見到六十上下的日本人，就想問他有沒有參加侵華的戰爭，有沒有在中國幹下了萬惡不赦的罪行。我身為基督徒，當然主張寬恕的，不過這種關乎整個民族的仇恨，寬恕多麼不容易。」先生這番話，代表了萬千中國人的想法。今天，我們並不刻意與日本人糾纏歷史的恩怨，只希望他們反省，喚回他們的理性與良知。尤其當下中、日在釣魚島的爭端，觸發起我們極大的擔憂與關切，歷史的殷鑑不遠，忘記歷史的，禍亦不遠。先生有過這樣的疑問：「日本人害得中國人受苦，自己得到了甚麼？他們是否有犯罪感？」他督信基督教，耶穌基督教人愛仇人，這是多麼難做到的事。不過他說：「我們不寬恕他們又怎樣，能到日本去殺他們嗎？掠奪他們的財物嗎？強暴他們的婦女嗎？任何一樣都不能做，我們今天遇到日本人，只能以禮相待，以德報怨，見到日本兒童只能喜歡，見到日本婦女應該尊重，不必提基督教義，做個圓顱方趾頂天立地、正直的人立足於當今世界，這樣便會得到人家的尊重，否則我們就變得卑劣了，真有智慧的人不主動做惡事，因為他們知道惡事害人，末了害倒自己的。」

一個人的學養必須以時間纍積起來的，處在兵慌馬亂的惡劣環境之下，學校的持久性是不存在的，許多學校難以為繼，或無以為繼，先生矢志不渝地自學，他說天下沒有不可以自修的學科，他以一種打游擊的方法掌握和撿拾每一個學習的機會，而他更是致力於研習英語，在這方面有顯著的成就，且後來在《公教報》當了三年翻譯，那時他已寫了近二十年的散文。他說：「我沒有受多少學校教育，但有一科似乎受的教育比學校還好，這就是翻譯。」他在一個偶然機會，在朋友家中認識了徐誠斌主教，主教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是一位智慧高，文學修養深的人，先生在翻譯工作上得到主教不少幫助。主教對中文的文法和修辭有特別的研究，常常注意到好些別人忽略的地方，他將先生譯錯、譯不好的地方指出來，把錯誤的都講給先生聽，主教就是這樣的好老師。

思果先生小學畢業後進中學不到一年就停學了，英文根柢很差，十六歲進了銀行當練習生，當地很少說英語的顧客，那時他管存款，偶爾來了洋人，立刻要找會說英語的同事來應付。他很羨慕人家會說英語，一次他問同事英文可否自修？那人回說不行，你一點底子也沒有，從何學起？後來他又和一位在上海讀過大學的朋友提起自學英文的事，說自己是沒有希望的了，朋友說哪有學不會的道理？朋友說自己考大學的時候英文不及格，後來用心讀英文，字典不離手，大學畢業的時候英文考第二名，校長對他說：「你讀書只問耕耘，不要問收穫。」先生從那時起，就沒有停止過學習英文，一生努力不懈，中國人說：有志者事竟成；英國人諺語：有志就有辦法，意思都一樣的。

先生在學過國際音符的基礎上，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查閱有國際音符的字典，根據會讀的英文字，日常留意英美人說話，細聽人家發音，又查出了韋氏和牛津的音符，於是他可以讀出聲音來了。他少年時學習方言極快，天賦助長他的自學英語發音，他對口音下過真功夫，而因是自修，每個英文字都查過字典，符號全記得，不用擔心發音不準。第二件事是文法，他相信林語堂先生開明英文文法裡的話，並不死記文法規則，而是熟讀一些文章，在文章裡注意文法，和直接看英美人寫的書，參考編輯牛津字典的浮勒兄弟寫的《標準英文》（The King’s English）和《現代英語用法字典》（Modern English Usage）。他用英文記日記，一有機會就寫英文信，開始是錯誤百出，但寫多了錯誤也逐漸減少。他鼓勵學英文的人，看書要讀熟，不一定背誦，但要看了又看，看久了自然能吸收。他喜歡看英文散文，精妙的散文給過他很多滋養，他寫中文散文在思想、結構、遣詞方面，也受這些作品影響。

先生畢生好學不倦，為了充實自己而博覽群書，退休前已有上千冊書籍，中西名著、各類字典、辭海兼備，包括三十二巨冊的「大英百科全書」和十二巨冊的「漢語大辭典」，這些書籍滿佈先生的手印指紋，裡面的知識學問與資訊都傳到他的腦子裡。「可是這些書給我的好處哪裡說得清楚？時常要查一個人的生平，一件事的始末，一個字的意思，我是個沒有學問的人，本來甚麼也不曉得，或者一知半解，虧得這些書可以查了略知一二。累是累了，不也得益嗎？人窮可以沒錢，不可以沒書。」

古人說好學的人無書不窺，拿來對照先生的讀書精神，就能夠考證他深藏的知識學問是多麼的淵博，他鍥而不捨的自學精神所得來的成果，給予與他有着相同命運的人極大鼓舞。「我從不認識英文的小學生到能讀、能寫、能翻譯，也寫一點英文，自己得到很多快樂，不免也想鼓勱命運和我相同的人，也來學習一種外文。」他是足以自豪的。他曾編寫過一本《簡易英語發音》，可惜今已絕版。

他的中文造詣極高，而文學是他的第二生命。他說文學家並不是靠筆桿子維生的，許多作家幹的是另一行，有空才寫作，用他們的餘暇來寫小說、詩詞、小品散文，倒可以慢工出細活。他列舉英國十九世紀出身清寒之家的藍姆，進的是貧童學校，十七歲就在東印度公司當小職員，一做三十三年，不僅是散文家，而且是英國有史以來極少數的散文家之一，又寫得很好的詩。近代詩人兼批評家艾里靄（T.S.Eliot）是一位銀行家，後來天從事出版事業。加拿大以寫幽默故事聞名的李確（S.B.Leacock），本來是經濟學家，又教過書講過學，現在的人只記得他是名作家。美國名詩人史提芬斯（Wallace Stephens）是律師，他是保險業龍頭老大，過的就是雙重生活。英國詩人，有兩位是種田的：布隆菲爾（Robert Bloomfield）和克萊爾（John Clare），他們都死於瘋病，而克萊爾寫病人的心情苦況，叫人垂淚。詩與文由各行各業的人來寫，文學反映的是人生真實的生活經驗，不同工作崗位的人的經歷，寫不同的故事，豐富了文學園地，擴闊了人們的視野。思果先生是散文中的翹楚，憑他的經歷和生活經驗，他的著作引人入勝，欣賞他的散文之餘，亦培養了對學問的興趣。他以他的經驗，輔導愛寫作的人，指點迷津。

他說散文第一個要具備的條件是內容，他指出散文和詩有基本上的不同，詩主要是寫情、寫感覺，而散文雖然也寫情寫感覺，但主要是和讀者談心，要讀者覺得作者說的話有道理，聽了舒服，讀了也有感受，讀者要求的是：「敘述一件要緊的事、一段歷史、某人的言行、性格；有甚麼道理要講、哲理要闡明、人物要批評；有甚麼感受要傳達，所表達的是否言之成理，說得近乎人情？」

他說散文最忌內容空洞，講的故事沒有要點，沒有新意。抒情文說的是無聊話，說理說的是自相矛盾，這種文章讓讀者讀與不讀都差不多。又最忌陳言，說別人說過的，讀者有如喝了泡了幾次的茶或餿了的湯。散文不怕寫小題目，一粒沙裡有宇宙，一句話就可以寫一篇妙趣無窮的文章。散文不怕清淡，只怕太濃，「要像吃橄欖，吃了口裡會回甘；又像喝茶，當時很淡，過後口裡清爽舒適。」他說散文要明白曉暢，切忌晦澀，沒人看得懂。文字要精辟，文句要像詩般有韻律，顧到平仄，即使沒有譜。「好的散文一定近乎人情，合乎道理，即便作者的見解是偏頗的，也要講得合情合理。謙遜是一大要點，讀者永遠不喜歡驕傲自大的作家。」先生斯言，想不少寫作者已奉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