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自序兩則

《沒有帆的船》自序

驚回首，自從1974年發表短篇小說〈冬夜〉之後，雖然題目給編者改成〈大明星的小賬〉，但心中的歡喜是那麼強烈，畢竟那是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呀！當時，我剛從北京南下，人生地不熟，連粵語都聽不懂，而且當時內地大學文憑不被承認，加上全球能源危機，想找一份工廠最底層的雜工工作都難。既然如此，只好閉門讀書，興之所至，一個春天的早上，忽然披衣而起，提起手上的原子筆，竟就寫成了那篇小說。

說是小說，其實完全是有感而發。那時的生活非常簡單，也基本沒甚麼朋友，唯一親近的，便是我大學時的好友張仁強，他先我一年移居香港，當時在馬來餐廳當紅衣侍者，我有空時便過海去找他聊天。那晚，我照樣去油麻地找他，叫了一碟咖喱雞飯和一杯咖啡，他說按規矩侍者不能坐下，就這樣我們一坐一站胡聊。過一會，他匆匆走過去應付新的來客。我靜靜觀察四周，忽見一對男女似乎在爭論，男的還伸手打了女的一耳光。後來聽說，那男的是探長，女的是小歌手。就這樣的場景，讓我獲得第一篇小說的靈感。也許免不了稚嫩，卻不免偏愛，我的小說創作也從此展開。文學評論家雁楓早在1982年寫道：「我認為你的小說是頗為成熟的，起點是高的。〈冬夜〉雖是處女作，而且只是再現生活中一件真人真事，卻不見其幼嫩。」（〈關於《香港內外》的一封信〉，刊於《新晚報．星海》，1982年11月21日）其實，並非完全是真人真事，而是經過構思，加以發揮；這篇小說是受到海明威〈殺人者〉的觸動、啟發寫成的。當然也和我當時初來乍到，對人情冷暖特別敏感，對客觀環境不適應，而觸動我提筆寫起這篇小說。也許，這篇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如雁楓在上信中所言：「你將初到此地的許多南來『流雁』遇同類情形後內心受創而留下的『傷痕』清晰地反映出來，這種炎涼人情，一定會引起許多人的共鳴。」須知，當時因各種原因而由內地移居香港者，除非家庭經濟雄厚，否則單靠赤手空拳立足，加上經濟不景，真是談何容易！也正因為如此，這次有機會出書，也就把這篇有點紀念意義的正式發表的小說處女作放在第一篇了；在某種意義上，這或許也可以回到從前，讓人瞭解曾經有過那樣的時候。

當然，隨着新移民逐漸變成老香港，心情也變得平和了，如果說1974年剛由高度政治化的北京，移居到高度商業化的香港不久，對貧富不均特別敏感的話，慢慢對於社會上好多事物都能夠包容了。加上文學視野也相對開闊了，所有的流派也都不拒絕，當然是否全盤接受，那又是另一回事情。也正因為如此，也就有了以後從單純寫實主義手法發展變化的小說技巧上的演進。

前年9月底，在徐州舉行的江蘇省世界華文文學雙年會期間，江蘇師範大學副校長方忠教授召開一次「陶然文學創作四十年」研討會，除方忠外，文學評論家吳義勤、趙稀方、陸士清、曹惠民、袁勇麟、劉俊、黃萬華、王艷芳、計紅芳、朵拉等都出席了，他們圍繞着我的文學創作的講話，給予我很大的鼓勵，同時也給我一定程度反省的機會。其實在寫作道路上磕磕碰碰，也曾遇到風風雨雨，其中較引起我警覺的是三篇關於中篇小說〈天平〉的評論。杜元明總結這場論爭時說：「總之，關於〈天平〉的主題、人物及其真實程度，上述評論所產生的分歧，主要是評價文學作品要不要準確地把握其時代性的問題。如果把問題放到作品所反映的特定時期的歷史範圍之內來考察，我們就不能不承認作品所揭示的『九七問題』對港人心態的衝擊，及據以描寫的三個青年對此所持的三種不同態度所作的抉擇，還是真實可信，具有典型意義的。」（〈陶然的《天平》及其爭鳴〉，刊於北京《文藝報》社編《文藝情況》總第116期，1985年12月

15日）

曾經有過一段時間，寫小說好像是慣性，回想起來，也是一個值得懷戀的日子，但2006年之後，筆端忽然轉向散文，這固然是因為客觀情況有了變化，隨着外出機會增多，所受到的人情、事物、心理衝擊，紛至遝來，吸引我訴之筆墨。當然也與發表園地有關，當九十年代中以前香港報紙副刊還是以小說或散文創作為主的時期，出路相對穩定；但之後，園地相繼萎縮了，副刊不再起重要作用了，小說出路雖不至窮途末路，但也更加艱難。我間中也寫些微型小說，但已經不復當年「勇」了！記得我在台北出版的中短篇自選集《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的〈後記〉中曾經提到：「時光流逝，其實並不是沒有感受到文學越來越邊緣化，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香港傳媒生態發生巨變，本來文學作品主要賴以生存的報紙，紛紛取消小說版，更不用說連載小說了，中長篇小說刊登的機率銳減，文學只能依賴文學雜誌苟延殘喘，加上流行文字娛樂雜誌和漫畫的夾攻，在財富當道的當下，沒有金錢作雄厚的後盾，文學作品除了節節抗退，還能有甚麼辦法？」如今大約更要加上一個更重要的不利因素：手機上網橫行，讀報的人逐漸成了少數。當然這些都是客觀原因，根本上是與自身的創作狀態有關，這個苦悶時期，源於對自己的現狀不滿，停步不前，是為了尋找新的路向。但卻又發覺重拾停了的腳步，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即使艱難，也要努力重頭收拾舊山河；香港是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大都以賺錢為上，誰叫我已經大半生鍾情根本沒有甚麼經濟效益的文學呢？你一說屬文學界，絕大多數人恐怕會掩口葫蘆而笑，心地平和者或許還會報以同情眼光，文學的低落情態不言而喻。只是我依然相信，一個沒有文化沒有文學的城市，經濟再發達，也還是貧血的

城市。

說回書名，這本小說自選集取名《沒有帆的船》，並不意味着我最偏愛這一篇，只是覺得，我開始寫小說，並不知道會走到現在；這有點隨風飄盪的意思，在大洋中行船而沒有帆，即使心中有目的地，很多時候都會抵不過大自然的操縱和安排。但即使沒有帆，航船航到這裡，也算是命運使然，有如魚在水中，冷暖自知。

現在有機會出一本自選小說集，於我而言，也是自我反省的機會。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自己對自己說。

2015年4月22日

《斗笠蒙面客》自序

那一天，忽接王童短訊，說他正主編一套叢書，邀我編一本集子，小說或散文均可。當時我正編小說自選集，手頭倒有一本未有着落的散文集，而我又即將出差印尼棉蘭和馬來西亞檳城，不能拖延，於是就整理成這本《斗笠蒙面客》傳他。

王童結識於2011年11月在北京萊佛士酒店大堂，那時正是第八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期間。他是《北京文學》社長助理，會議結束後各奔東西，於是便偶有電郵來往。《香港文學》今年一月在銅鑼灣富豪酒店舉行創刊三十週年研討會，我們又在香港重逢。回想出書因緣，忽然覺得人生何處不相逢，而緣份又是那麼奇妙的一件事情！

這本《斗笠蒙面客》是繼今年一月由南京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海外華文名家叢書」之一種《風中下午茶》之後，又另一本散文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可以叫做姊妹篇；當然認真說起來，又並不雷同，不僅是題材，眼界、心境也相異，此一時彼一時，湧現到筆底，自然也就有別了。而這書名，似帶點神秘意味，其實指的是越南河內街頭戴斗笠蒙面防塵的摩托車客，他們經常在街頭呼嘯而去，成為一種奇異景象。

本書共分五輯，大體上第一輯「人面桃花」是抒寫香港情懷，第二輯「有福之州」是漫遊他方，第三輯「多瑙明珠」是域外風貌，第四輯「我愛這土地」是眷戀友情，第五輯「短笛」是散文詩。有人以為，只要筆下涉及別處，就一律歸結為「遊記」，其實並不盡然，有些文章只客觀描繪那山，那水，固然可稱為遊記，但如果更深一步，挖掘情態、心理，溢出想像飛奔，恐怕也未嘗不是一篇引人入勝的散文。山水只是引發的媒介，而更加重要的是人的心情意識流動。當然，這是我的努力方向，也許個人之力有所不逮，但心嚮往之。

回頭一望，散文集也算出了一些了，但距離滿意依然甚遠。每逢出書，都覺得有所不足，老是寄望於下一回。而寫作是一門遺憾的藝術，水平所限，只能如此，唯有盡力而為而已。早在1987年，我在《星島日報‧星辰》發表的一篇題為〈橫竿高高在上〉的文章中說過：「大體上我依然認為，散文的魅力，首先在於真情，切忌誇張，包括文字的誇張、感情的誇張；有了真情流露，文字便會乘上思路的翅膀輕盈飛翔；當然，平時的觀察、生活的積纍，也都不可缺少。即使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小事，假如我們能夠進一步挖掘，難保不會觸目閃光的東西。有時看似信手拈來卻有芳香撲鼻的散文，我相信其實那後頭該隱含了作者多少的心力！

「蘇聯作家巴烏斯托夫斯基對生活、對普通人內心深處的火花常常有他自己獨特的發現，他的法寶在於用他『自己的眼睛』來觀察周圍。獨特的生活經歷誠然可貴，但對大多數人來說，恐怕更多的是花開花謝、日出日落，問題在於人的觸覺和視角如何。話要說回來，這純粹只是我的一種嚮往，縱然自己的能力有所不逮、修養有所不足，但我仍然願意努力。也許就像一名跳高選手一樣，眼睛應該永遠仰望高高在上的橫竿，即使明知自己窮一生之力也決跳不過去，但總是有個心中的目標。不然，人活着還有甚麼指望？」

直到現在，我的想法依然並無多大長進，但希望能夠進步一點點，卻是真的願望。

是為序。

2015年5月12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