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麟：《香港文學》的史料建設

香港地區嚴肅文學雜誌的生存處境相當艱難，甚至出現屢僕屢起而又旋起旋滅的現象。劉以鬯在1999年12月3日第三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上指出：「很久以來，嚴肅文學在香港的市場空間一直狹窄不寬。從《伴侶》到目前，大部分文學刊物的壽命很短，長命的文學雜誌只有《文壇》、《當代文藝》、《文藝世紀》、《詩風》、《海洋文藝》、《素葉》、《香港文學》等，其中定期出版的更少。」（1）因此，當他1985年創辦《香港文學》時就說過：「在此時此地辦純文藝雜誌，單靠逆水行舟的膽量是不夠的，還需要西緒福斯的力氣。」（2）

陶然當年參與了《香港文學》的創辦，擔任過半年的執行編輯。2000年7月，陶然繼劉以鬯之後出任《香港文學》總編輯。他說：「《香港文學》自1985年1月創刊，已逾十五年，在劉以鬯先生的堅持下，本刊已成為香港文學雜誌的一個品牌；這個基礎，成為我們承接的條件。繼承之外，也還要跟着都市節拍發展，但願我們的努力，能夠獲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3）如今，在兩位總編輯的前後努力下，《香港文學》不僅三十而立，而且毫不誇張地說它已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界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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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創刊伊始，定位就很清楚，它不是局限於香港一隅的地區性文學刊物，而是一本面向全球各地華文寫作的世界性華文文學刊物。雖然歷經劉以鬯和陶然兩人總編輯，但這一方針始終未變。這可能與兩位總編輯的特殊身份和人生經歷有關，劉以鬯1948年從上海到香港，1952年赴新馬，1957年回港繼續從事報紙副刊編輯工作。陶然出生印尼，求學中國內地，在香港生活了四十多年，他也是中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最早的參與者之一，三十多年來一直伴隨着這門學科發展壯大。這樣的人生閱歷使他們兩人始終具有廣闊的世界華文文學大視野。

劉以鬯在《香港文學》的「發刊詞」中，非常明確地指出：「作為一座國際城市，香港的地位不但特殊，而且重要。它是貨物轉運站，也是溝通東西文化的橋樑，有資格在加強聯繫與促進交流上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進一步提供推動華文文學所需的條件。」他還把每一地區的華文文學比喻成「一個單環」，通過《香港文學》「維持聯繫中產生凝結作用」，「環環相扣」，組成「一條拆不開的『文學鏈』」。（4）

《香港文學》創辦初期，由於互聯網還不普及，世界華文文學各區域的作家、研究者想要全面瞭解完整的「世界華文文學版圖」十分困難，《香港文學》利用它「溝通東西文化的橋樑」的有利地位，在報道各區域華文文學動態方面起了積極且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長篇的相關報道外，《香港文學》的「華文文學動態」欄目，三言兩語即時介紹各地華文文學情況，主要有以下六類資訊：一是文學雜誌出版資訊，介紹的刊物有《亞洲華文作家》、《聯合文學》、《新地》、《澳門筆匯》、《新加坡文藝》、《熱帶文藝》、《赤道風》、《新加坡作家》、《錫山文藝》、《蕉風》、《拉讓江》、《泰華文學》、《加華文學》等，不過最多的當屬詩刊，林林總總，如台灣的《創世紀詩刊》、《葡萄園詩刊》、《薪火》、《新陸現代詩誌》、《曼陀羅現代詩刊》、《兩岸詩刊》，香港的《世界華文詩刊》，澳門的《澳門現代詩刊》，新加坡的《五月詩刊》、《海峽詩刊》，馬來西亞的《金石詩刊》，菲律賓的《萬象詩刊》、《龍》，美國的《一行》、《新大陸》等；二是文學圖書出版資訊，如〈海外華文文學大系〉、〈《世界中文小說選》出版〉、〈菲華文學作品選集〉、〈菲華詩卷——《玫瑰與坦克》〉、〈張香華主編《茉莉花串》〉、〈台港百家詩選〉、〈台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等；三是各地文學組織活動簡訊，如〈亞洲華文作家文學交流會〉、〈新加坡文藝研究會理事會改選〉、〈新加坡作家協會活動剪影〉、〈記「詩‧散文‧小說朗誦會」〉、〈溫哥華白雲詩社舉辦迎春朗誦會〉等；四是文學講座和文學會議信息，如〈俞平伯南來主持講座〉、〈「菲律賓文學的今日與明日」講座〉、〈何紫在菲演講〉、〈第二屆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當代中國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東南亞當代文學研討會」在廈門大學召開〉、〈第七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等；五是作家近況和出訪交流報道，如〈海外作家一瞥〉、〈中國作家代表團訪菲〉、〈辛笛訪新〉、〈中國詩人杜運燮訪問大馬〉、〈張抗抗訪問溫哥華〉、〈柏楊夫婦訪菲〉、〈洛夫、向明訪港〉、〈梁秉鈞在溫哥華談香港文學現況〉等，《香港文學》甚至在第36期刊文〈徵集台港及海外華人作家情況〉；六是文學徵文和文學獎消息，如〈《港台青年詩選》徵稿〉、〈第五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徵文〉、〈新加坡微型小說創作比賽〉、〈「我愛加拿大」徵文比賽〉、〈張愛玲獲「海華文學獎」〉、〈征航社第三屆「青年散文獎」揭曉〉、〈世界福州十邑鄉會主辦「冰心文學獎」〉等。

正是《香港文學》刊發大量世界各地華文文學作品和相關信息，得到廣泛好評。內地學者錢虹在1988年4月12日寫給劉以鬯先生的信中，指出：「我是《香港文學》的一名讀者。由於準備為本科高年級學生開設『台港文學』選修課的緣故，所以對自創刊號以來的每期貴刊都有所涉獵。在國內目前港台版的文學書籍尚比較少的情況下，貴刊不失為彌補這方面不足的一扇『視窗』。通過這扇『視窗』，我覓到了許多備課所需的香港文學的第一手資料，比如：我最近準備撰寫的題為〈中國現代女作家（1919～1949）與當代香港女作家（1960～1988）比較談〉的論文，有幾位香港女作家（如西西、鍾玲、鍾曉陽、夏易、吳煦斌等人）的小說、散文、詩歌都在貴刊上看到的。並且，貴刊的『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動態的信息量也很大，這對於像我這樣一位從事台港文學的教學和研究的人來說，當然是非常需要瞭解和掌握的。」（5）馬來西亞作家方北方則認為：「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學》是今日促進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一本踏實的文學雜誌。因為在充實華文文學創作中，不論是理論與藝術，她是當前最受矚目的一份文學刊物。」「我和好多熱愛馬華文學的文友，幾乎把《香文》當作展望世界華文文學活動的視窗，我們從她報道的資訊中，可以看到各地華文文學發展的趨向，從她所傳播的各家理論見解與創作藝術，作為文學交流，而增加馬華文學作者的認識。」（6）正是這些豐富的各地華文文學資訊，甚至引發讀者來信，建議編撰一部《海外華文文學編年大事記》，「發動世界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學者和文學社團，分工合作，以世紀初或五十年來為限，用同一體例，按年逐月順日來編寫自己本地區的華文文學大事記，內容可容作家生平、有影響作品的發表和出版日期、文學社團的成立、文學刊物（包括報紙副刊）的創辦、文學的活動等」，「編成的〈大事記〉，無疑為研究和推動發展世界華文文學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7）

由於持續刊登香港以外的文學作品，其間面臨許多誤解和指摘，但《香港文學》立足香港、面向世界的辦刊方針始終未動搖。劉以鬯在1989年1月號《香港文學》的「編後記」中，專門對此問題做了回答：「（一）香港作家的流動率很高，目前居住在台灣高雄的余光中；居住在英國的桑簡流；居住在加拿大的盧因、梁麗芳、陳中禧；居住在美國的陳若曦、葉維廉、柯振中；居住在法國的郭恩慈、黎翠華；居住在菲律賓的文志；居住在巴西的劉同縝；居住在新加坡的力匡；居住在上海的柯靈；居住在北京的葉君健、端木蕻良、駱賓基、蕭乾、馮亦代；居住在廣州的黃秋耘等，過去都曾在香港做過文藝工作，為繁榮香港文學作出貢獻。《香港文學》刊登這些作家的作品，可以加深讀者對香港文學的認識，是優點，不是缺點。（二）《廣州文藝》可以刊登香港作家的作品；《新加坡文藝》可以刊登印尼作家、台灣作家、香港作家的作品；《特區文學》可以刊登台灣作家、印尼作家、香港作家的作品；《亞洲週刊》可以刊登關於『歐洲海豹』的文章，為甚麼《香港文學》不能刊登其他地區的華文作品？」他在1999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的發言中，再次提到香港作家蕭銅和一位新加坡讀者的批評，並重申：「我將世界華文文學當作一個有機整體來推動，與各地華文作家攜手邁進，合力為華文文學的發展作出貢獻。」（8）

2000年7月，陶然接任《香港文學》總編輯，在內容和編排上做了一些變化，但是「立足本土，兼顧海內海外」的辦刊宗旨持之以恆，使《香港文學》成為世界華文文學重要的「交通樞紐」。2005年9月8日，陶然在為「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作前言時，指出：「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文學》立足本土，面向海內外，我們力圖擴闊視野，希望成為溝通世界華文文學的一道橋樑，這也正是我們不時推出以所在國家或地區為單元的華文作家作品展的原因。我們相信，文學沒有疆界，香港作家的作品和其他地方華文作家的作品甚至外國作家的譯文置放於同一個平台上，絕對有相互參考與促進的作用。」（9）

大手筆之舉堪稱籌備多時的「海外華文作家專輯系列」，從2009年10月號開始設立到2012年4月號結束，兩年多共推出二十八位海外華文作家，包括王鼎鈞（298期）、非馬（299期）、張翎（300期）、趙淑俠（302期）、朵拉（303期）、蘇煒（304期）、喻麗清（305期）、聶華苓（306期）、劉再復（307期）、洛夫（308期）、尤今（309期）、黎翠華（310期）、蓬草（311期）、劉荒田（312期）、施叔青（314期）、綠騎士（315期）、希尼爾（316期）、黎紫書（317期）、張錯（318期）、鍾怡雯（319期）、嚴歌苓（320期）、盧因（321期）、瘂弦（322期）、陳謙（323期）、葉維廉（324期）、章平（326期）、袁霓（327期）、陳浩泉（328期）。這些專輯一般包括所推介作家的創作、訪談、印象記、作品評論、著作年表，使讀者有個大略的瞭解。陶然指出：「我們推出了『海外華文作家專輯系列』，目的是為了介紹在海外從事華文寫作的作家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身在海外而堅持母語寫作，不論是寫作環境還是發表平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局限；值得我們重視。」（10）

陶然在2014年接受香港《明報》特約記者李浩榮的採訪時，指出：「香港大部分的雜誌都很重視本土，我們也不例外，但同時間我們還兼顧世界華文文學。華文的影響逐漸擴大，我們不能只局限一地，而應該跟各地的文學多加交流。」他特別提到「海外華文作家專輯」，「聶華苓、瘂弦、嚴歌苓、洛夫等比較重要的作家都介紹了，反應很好，海峽兩岸的評論家都支持繼續辦下去，但後來我們怕太濫了，便暫停這欄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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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創刊以來始終堅持自覺的史料意識，刊發了大量文學史料，而且持續性地進行文學史料整理、保存，不僅限於香港一地，也不只是兩岸三地，同時涵蓋世界華文文學各區域。它在這方面的努力，得到各界人士的肯定。內地作家劉心武在1999年6月25日寫給《香港文學》編輯部的信中就指出：「《香港文學》在提供獨特文學史料方面，一貫努力，已構成一大特色，極有收藏及複讀價值。」（12）香港學者鄭振偉指出：「《香港文學》的出現，其實已意味着它將成為香港文學史的一部分。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這本雜誌本身不斷地給香港編寫自身文學的歷史，有過去的，也有當時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和文學研究，在各期都有一定的篇幅，編者又照顧到執筆者的資料，每期均有介紹，其中包括職業及所屬地區。再加上文學報道、照片，以及其他信息，這份雜誌就像是香港文學的資料庫。」（13）

劉以鬯十分重視史料建設，他曾經在香港舊書舖買到一冊出版於1927年11月15日的新文學出版物《仙宮》，比號稱「香港出現的第一本新文藝雜誌」、「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的《伴侶》還早幾個月。他在1992年11月1日香港《文匯報‧文藝》撰文指出：「由此可見，史料可以加深研究者對歷史事實的認識與瞭解。研究香港文學發展進程的人，為了尋求真實，必須盡量搜集史料，深入探究。何炳松在〈《歷史研究法》序〉中說：『若有史料，雖無著作無傷也。而著作則斷不能不以史料為根據。』所以，除非我們不想看清香港文學的基本輪廓，否則就要設法掌握充分的史料。」（14）劉以鬯在1994年受邀擔任香港臨時市政局圖書館「作家留駐計劃」首任作家，並負責編輯《香港文學作家傳略》時，對於搜集文學史料之艱辛深有感受：「除了內容未必準確外，還有不少其他的困難。我曾經請幾位朋友幫我搜尋十三妹的照片，找了幾個月，一無所得。我曾經請兩位研究『香港學』的朋友提供有關靈簫生、王香琴的資料，同樣一無所得。我曾經要求一家出版社的總編輯提供有關鄭慧、楊天成的參考資料，那位總編輯答：『我們沒有早期作家的資料。』我曾經要求一家報館的負責人提供幾位作家的資料，他的回答是：『我們不能公開作家的資料。』我曾經打電話給一位藏書家，問他：『葉靈鳳的《愛的滋味》哪一年出版？』他答：『我本來藏有一本葉靈鳳的《愛的滋味》，幾年前給朋友借去後，一直沒有歸還。』我曾經請一位已故作家的親屬提供有關的資料，得到的回答是：『沒有。』我曾經向一位女作家詢問她的出生年月，她以微笑作答。」（15）

因此，早期的《香港文學》專門開闢有「史料」欄目，刊發了許多重要的文章，如楊國雄的系列文章〈清末至七七事變的香港文藝期刊〉（14、15、16期），盧瑋鑾的系列文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1938～1941）組織及活動〉（23、24、25期），陳子善的系列文章〈國際筆會中國分會（1930～1937）活動考〉（37、38、39、40期）以及〈《國際筆會中國分會（1930～1937）活動考》補遺〉（44期），秦賢次的〈《國際筆會中國分會活動考》一文之補充〉（44期），黃傲雲的〈從難民文學到香港文學——1950年後香港文學期刊的發展路向〉（62期）等。而且，更為難得是，在特殊年代，《香港文學》起着特殊的作用。冷戰時期，香港就是充當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轉站。在兩岸關係處於軍事對峙狀態以及尚未完全解凍的特定時期，香港更是兩岸交流的橋樑。內地學者王振科指出：「劉先生還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的優勢，選發了一些至少在中國大陸難於發表或難於見到，但又很有歷史價值的史料性文章。這對於內地的文學研究，無疑起到了互補的作用……」（16）

最為典型的例子當屬柯靈的〈遙寄張愛玲〉一文，它被譽為「內地文壇為張愛玲『平反』的第一聲」，卻首先發表在《香港文學》1985年第2期。柯靈當時在文中頗有預見地指出：「張愛玲不見於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毫不足怪，國內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學史家視而不見的，比比皆是。這絕不等於『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已經有足夠的事實說明。往深處看，遠處看，歷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代人的性格，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性。」有學者稱，此文在張愛玲的接受史上，可與傅雷當年以「迅雨」筆名在上海《萬象》上發表的〈論張愛玲的小說〉一文相媲美。〈遙寄張愛玲〉隨後再在國內的《讀書》第4期發表，1987年3月又被台灣《聯合文學》轉載，而且中間文字有刪改變動。可是國內學者很少注意到《香港文學》首發，連史料專家陳子善先生也是二十四年之後才知道此事，並於2009年撰文〈《遙寄張愛玲》的三個版本〉提及此事。時至今日，一些研究資料仍未尊重這一史實，杭州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張惠苑博士所編的《張愛玲年譜》2014年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提到柯靈的〈遙寄張愛玲〉時，依然標註為「（1985年）4月，柯靈的〈遙寄張愛玲〉發表於北京《讀書》1985年4月號。」〈遙寄張愛玲〉寫於1984年11月22日，柯靈在文章中清楚表明寫作此稿的緣由：「今年一月，我在香港，以鬯伉儷賞飯，座上有梅子、黃繼持、鄭樹森，茶餘飯後，談到了張愛玲。」劉以鬯在《香港文學》1985年第2期的「編後記」中也明確指出柯靈此稿是應他之約而寫：「柯靈為本刊寫的〈遙寄張愛玲〉，道人所未道，有助於正確認識張愛玲的文學道路。」

陶然接任總編輯後，感到「劉先生較着重史料，會議報道較多」，他一方面繼承劉以鬯「辦刊的大方向」，一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17）。除了繼續重視史料建設，保留「史料鈎沉」欄目，他在改版第一期的2000年9月號卷首語〈留下歲月風塵的記憶〉中指出：「隨着世界進入電腦時代，作家的手迹愈來愈少見；我們採用作家們的親筆簽名，便是希望留住一點珍貴痕迹；至於『作家照相簿／記事本』上的作家老照片和作家的信件或手稿，相信對香港文學史料的積纍不無參考作用。」同時，他特別加強文學評論，他說：「作為一本文學刊物，我們極端重視創作，與此同時，也不忽視評論。沒有具創見的評論的推動，創作難免會有些寂寞，而且也難以總結經驗、開創前路。」「對於有影響的作品不流於捧場，對於值得商榷的問題提出中肯的批評，當中的分寸如何掌握，難度頗高；但我們當會盡力而為，倘若多少有些參考作用，便於願已足。」（18）在刊物版面極其寶貴的情況下，他每年堅持推出文學評論專輯，如2001年12月號的「文學批評展」（204期）、2002年11月號的「文學批評展」（215期）、2003年11月號的「文學批評展」（227期）、2004年11月號的「文學批評展」（239期）、2005年11月號的「文學批評展」（251期）、2006年6月號的「文學批評展」（258期）、2007年3月號（267期）和10月號（274期）、2008年6月號的「文學批評展」（282期）、2009年5月號的「文學批評展」（293期）、2012年9月號的「文學批評展」（333期）、2013年5月號「文學批評專輯」（341期）、2014年5月號的「文學批評展」（353期）。陶然在2005年11月號的卷首語〈更與誰人評說？〉中，指出：「我們深知，有穿透力的文學批評，對於創作者何等重要，即使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但大家都不放棄。我們不敢輕言，展出的所有批評文章，都有耀眼的新意，但大體可以認為，那是具有亮點的一家之言，值得我們咀嚼。在佈局上，我們也傾心於迎接八面來風，從錯體之外或哀悼到朱古律的誘惑，從異鄉說書花飄果墮到茶餐廳與後殖民，遊走於華文世界的筆觸，言說的是怎樣一種多元化的文學現象？」在2014年12月號（360期）的卷首語〈評議，為了更進一步〉中，他指出：「在香港，文學是屬於小眾，評論更是小眾中的小眾。也許這是由於很多評論寫得沉悶，也許論點論據都缺乏理據；總之，即使愛好文學的人，也大都敬而遠之。但是，不可否認，創作與批評是文學的雙翼，缺一不可。香港報刊尤其缺乏文學評論園地，我們一向提供篇幅給有心人，期望提倡閱讀風氣。」

在香港嚴肅文學是小眾，評論更是「票房毒藥」，文學評論刊物的生存更為不易。直到2002年1月香港文學界第一本文學評論雜誌《香江文壇》才創刊，雜誌主編漢聞指出：「可嘆的是，過去，香江文壇上，寫文學評論的人比從事創作的人要少得多。這一方面因為能提供發表文學評論的園地寥若晨星，另一方面寫文學評論容易開罪人，業內人礙於情面，也就懶得動筆。這種現象導致香港從來沒有一本專門刊登文學評論及文學史料的雜誌，而文學評論成了香港文學薄弱的一環。」因此，「介紹各個時代香港作家的成就與貢獻，評述香港作家作品，研究香港作家的創作道路，總結香港文學史料，從而推動香港文學的繁榮與發展，這就是我們創辦《香江文壇》月刊的宗旨」（19）。尤其是自2002年第4期推出香港名家專輯，入選專輯的作家共二十八個，包括劉以鬯、舒巷城、余光中、陶然、黃慶雲、黃維樑、黃國彬、小思、曾敏之、余思牧、侶倫、徐訏、秦嶺雪、曹聚仁、也斯、何紫、李輝英、葉靈鳳、許地山、司馬長風、何達、犁青、吳其敏、徐速、高旅、董橋、海辛、梁錫華，為撰寫香港文學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不過，《香江文壇》出版四十二期後於2005年12月終刊。接着由林曼叔創辦的《文學研究》於2006年3月創刊，編者在〈發刊詞〉中指出：「如何總結和評價香港百年來的文學建樹，這是香港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研究家所肩負的工作。《文學研究》就是基於這一使命而誕生的。」雖然編者期望《文學研究》「能為香港的文學批評家和研究者提供一個永久的園地」，可惜這本刊物只出版了兩年八期。《文學研究》在香港文學史料的鈎沉方面特別用心，創刊號開始連載方光（方寬烈）的〈香港作家筆名別號錄〉，一共八期，搜集七百四十三個香港作家的筆名和字號，十分珍貴難得，作者指出：「香港因環境特殊，歷年以來，文人輩在此定居、逝世、刊行著述或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的，為數不少，他們所用的筆名亦多至不可勝數。過了相當時日，要從作品查核作者本人是誰，是不容易。茲特編制此表，希望對研究香港文學者有所裨助。」（20）它們與該刊發表的近百篇香港文學的第一手資料，「為搶救文學的史料做了不少工作，以期香港的學者編寫一部完整的香港文學史」（21）。在《文學研究》2007年底停刊後，林曼叔又於2009年創辦《文學評論》至今。

與上述評論刊物主要立足於香港文學的批評和香港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不同，《香港文學》在重視香港文學評論的同時，把目光也對準其他區域的華文文學，尤其是較少人關注的海外華文文學，如前所述，此處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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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期刊的一個主要特點是組織化生產和對生產的規約、引導，這涉及到期刊生產的策劃性，它使文學期刊的組織生產更加目標化、精細化、專題化。台灣資深編輯人、對文學期刊專題策劃深有體會的《文訊》總編輯封德屏就認為：「一個文學雜誌經長期思考、周密策劃、謹慎執行所完成的專題設計，提供給讀者、文藝工作者的已不是單純的作品欣賞，而是進一步提供一個完整的資訊，有助於讀者的思考，甚至可能從這些已建立的基礎上，引發許多人對該問題的研究興趣，進一步去探討。所以，雜誌的『專題設計』不僅可以看出一個雜誌的風格與特色，也可以看出編輯人用心之所在。」（22）《香港文學》中諸多「特輯」、「專輯」、「小輯」、「專號」等，就是總編輯精心策劃的結果。三十多年來，《香港文學》的兩位總編輯劉以鬯和陶然，充分發揮編輯運作的功能，在專輯設置方面獨樹一幟，用心良苦。

如1985年2月號的「戴望舒逝世三十五週年紀念特輯」，就是一個很具分量的專輯，除了刊發馮亦代的〈祭戴望舒〉、盧瑋鑾的〈戴望舒在香港〉、王佐良的〈譯詩與寫詩之間〉、鄭家鎮的〈我認識的戴望舒〉之外，劉以鬯不僅從戴望舒的好友施蟄存那裡取得戴望舒的遺稿〈木泉居日記〉，而且由盧瑋鑾撰寫〈戴望舒在香港的著作譯作目錄〉，並提供十二篇舊作：〈跋山城雨景〉、〈小說與自然〉、〈《蘇聯文學史話》譯者附記〉、〈記馬德里的書市〉、〈巴巴羅特的屋子〉、〈山居雜綴〉、〈巴黎的書攤〉、〈再生的波蘭〉、〈跋西班牙抗戰謠曲選〉、〈讀者、作者與編者〉、〈十年前的星島與星座〉、〈詩論零劄〉。這些文章，除了〈詩論零劄〉曾被研究者發現收入相關論述中，其餘都未入集。劉以鬯為此打破慣例，在「編後記」中指出：「本刊在原則上不轉載其他報刊的文字，不過，這些被盧瑋鑾發掘出來的文章，對戴望舒做過的工作有一定的反映作用，為了便於治學參考，我們決定予以轉載。」

據不完全統計，創刊三十年來《香港文學》的大小專輯有數百個。

一是香港文學批評和作家研究，包括「筆談會：談香港文學」（1、100期）、「香港文學叢談——香港文學的過去與現在」（13期）、「說不盡的香港文學專輯」（169期）、「『為香港文學把脈』特輯」（253期）、「『回歸十週年』香港文學專輯」（271期）、「《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評論專輯」（329期）、「香港文學小說展評論特輯」（360期），以及「盧瑋鑾特輯」（3期）、「徐訏逝世二十週年專輯」（190期）、「悼念黃繼持」（209期）、「『香港作家印象記』系列」（235、236、237、238、239、240、242、243、244、245期）、「秦嶺雪敘事長詩〈蘇東坡〉評論小輯」（260期）、「悼念也斯專輯」（340期）、「也斯〈灰鴿試飛：香港筆記〉研討會特輯」（344期）、「藝術對話：也斯週年祭」（352期）、「悼念羅孚先生特輯」（356期）等。

二是香港創作專輯，包括小說——各類小說專輯，如「香港新生代小說展」（191期）、「香港小小說展」（193期）、「香港短篇小說展」（197期）、「香港中篇小說展」（202期）、「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學生小說創作小輯」（236期），文學獎專輯，如「第十二屆『青年文學獎』小說組得獎作品專輯」（5期）、「第七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得獎者新作特輯」（229期）、「第三屆香港『大學文學獎』小說組前三名得獎作品展」（250期）等，從2008年開始固定在每年一月號推出名稱不一的香港小說專輯，包括「香港短篇小說專號」（277、289期）、「香港作家小說專號」（301、313、325、337、361期）、「香港作家小說展」（349期）等；香港散文和詩歌專輯，包括一般專輯、特定主題專輯、文學獎專輯，如「香港作家散文詩專輯」（177期）、「香港散文詩小輯」（317期），「香港作家散文作品大展」（294、330期）、「香港作家散文展」（320期）、「香港作家散文大展」（286、342、351期）、「『香港‧香港』散文專輯」（358期），「香港『2004年度中文文學創作獎』散文組冠亞季軍作品展」（242期），「香港新生代詩展」（207期）、「香港80後詩人作品展」（332期）等。

三是其他區域華文文學、華文作家和評論的各種專輯，如台灣的「第二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陳映真作品研究專輯」（231期）、「台灣作家散文大展」（234期）、「陳映真作品評論小輯」（283期）、「古月詩文作品評論展」（285期）、「『創世紀』詩歌新作展」（322期）；澳門的「澳門文學專輯」（53、180期）、「澳門作家作品展」（346期）；日本的「旅居日本華文作家作品展」（248期）；新加坡的「新加坡華文作品特輯」（3期）、「新加坡女作家作品特輯」（40、95期）、「新加坡微型小說特輯」（48期）、「新加坡青年作家作品特輯」（58期）、「新加坡新詩特輯」（70期）、「新加坡文壇面面觀」（78期）、「新加坡華文文學作品特輯」（105、112期）、「新加坡作家作品專輯」（131期）、「新華女作家散文特輯」（139期）、「新華作家微型小說特輯」（168期）、「新加坡閃小說展」（323期）；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華文作品特輯」（1期）、「馬來西亞女作家作品特輯」（47期）、「砂勞越華文文學作品專輯」（64、118期）、「馬華短篇小說特輯」（72期）、「馬華作家作品展」（213、339期）；泰國的「泰國華文作品特輯」（8、36期），「泰國華文文學作品專輯」（84期）、「泰國華文文學作品特輯」（96期）、「泰華文學作品專輯」（143期）、「泰華『小詩磨坊』（7＋1）小詩展」（280期）；菲律賓的「菲律賓華文作品特輯」（11期）、「菲華文學專輯」（62期）、「第四屆菲華『青年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66期）、「菲律賓華文文學作品專輯」（83期）、「菲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小輯」（199期）、「菲律賓華文作家作品展」（334期）；印尼的「印尼華人文學作品特輯」（56期）、「印尼華文文學作品特輯」（87期）、「印尼華文作家作品展」（232期）、「印尼華文文學作品展」（297期）、「印尼華文作家作品特輯」（331期）；美國的「美國華文作品特輯」（4期）、「北加州十人專輯」（101期）、「夏威夷華文文學作品專輯」（167期）、「美國西部華文作家作品展」（288期）、「旅居美國華文作家散文展」（245期）；加拿大的「加拿大華文作品特輯」（2期）、「加拿大華文作家作品展」（235期）、「『加華作協』推薦作品十二人展」（343期）；南美洲的「南美華文文學作品專輯」（104期）；澳大利亞的「澳大利亞華文短篇小說專輯」（127期）、「旅居澳大利亞華文作家作品展」（261期）；新西蘭的「紐西蘭華文文學作品專輯」（172期）；法國的「旅居法國華文作家作品展」（242期）；此外，還有跨區域的華文文學和評論專輯：「全球華人作家散文大展」（211期）、「海外女作家中篇小說小輯」（212、213期）、「世界華文作家小小說展」（247期）、「海外華文女作家散文作品展」（284期）、「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大展」（307期）、「世界華文閃小說展」（354期）、「『世界華文文學掃描』專輯」（359期）等。

這些專輯的設置，都經過精心策劃，我們從《香港文學》的編後記或卷首語中，可以發現組稿編排的不易，有時甚至長達一年半載。如2002年7月號，「早在年初，我們便籌劃這一期『全球華人作家散文大展』」，「為了使『散文大展』能夠容納更眾多的作者更豐富的內容，本期我們增加了頁碼」（23）。2006年9月號，「策劃『旅居澳大利亞華文作家作品展』已經有些時日，但限於客觀條件，遲遲不能成熟；直到去年十一月，在香港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我巧遇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張釗貽博士，承他答應全力支援，加上其他管道的配合，努力大半年，我們終於可以把這個專輯推出。」（24）2009年1月號，正值《香港文學》創刊二十四週年之際，「我們在封面設計等方面思變，同時加大篇幅，隆重推出『香港作家短篇小說專號』」，「本期的週年紀念專號，策劃於近半年前，目的是展示香港短篇的大體現狀」。（25）

4

香港學者馬輝洪曾經感嘆：「香港文學的過去，實在有太多刻意或無意被人遺忘的空白。不要說沒有書寫下來的事件，就算曾經記載過的史實，也隨着時間的流逝而灰飛煙滅，令後來者追尋舊日文人的步履時，顯得一臉茫然。」（26）

香港早期的文學刊物，很少會編選集，更少像陶然那樣一直堅持編下來。陶然談到「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的出版緣由時指出：「就是想到有的讀者，不太會每期都讀《香港文學》，遂有朋友建議，把精華呈現給讀者。另一方面，像過去香港很多文學雜誌，出了幾期便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卻想為香港文學留下一份史料。」（27）他說：「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我們願意繼續做一些文學積纍工作。」（28）

為了保存《香港文學》改版以來的階段性成果，2003年7月陶然主編的「《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叢書第一輯由香港文學出版社出版，包括小說選《傘》和《Danny Boy》、散文選《秋日邊境》、文論選《面對都市叢林》共四冊，作品和評論選自2009年9月號至2003年6月號《香港文學》，陶然在叢書「前言」中指出，「在有限的範圍內盡可能擴大作者陣容，呈現各家各派的風貌」，「兼及題材的廣泛性、手法的多樣性和佈局的合理性」，以求達到「為文學積纍盡點綿力」，「為文學打開一扇通風的視窗」。香港作家梅子評價道：「他們的勞動，令香港文學『基本工程』的建設增添了豈止一磚一瓦，給有志構撰香港文學期刊和副刊史、乃至香港文學史的人以支援。」（29）

在《香港文學》創刊二十週年之際，2005年10月，陶然主編「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叢書第二輯四本，由香港文學出版社出版，包括小說選《垂楊柳》和《鷲或羔羊》、散文選《尚未發生》、文論選《夜讀雜抄》，作品選自2003年7月號至2005年9月號《香港文學》。

2008年4月，上述兩輯選本中的六本小說卷和散文卷，以「《香港文學》精選集」的名義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促進了《香港文學》的對外傳播，加深了國內讀者對香港文學的整體認識。編者在前言中指出：「在香港，文學從來就不曾佔據中心，近些年來更趨邊緣化。但邊緣自有邊緣的特色與優勢，文學依然以其韌力發展壯大，以這些年發表在《香港文學》的作品而言，老作家依然繼續寫作，中年作家成了主力，而年輕新銳也不斷湧現，給香港文學注入了勃勃的活力。像這樣的格局，不僅有年齡段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包容了不同社會生活形態、都市節拍烙印、個體思維意識，組成一幅幅斑斕的社會生活畫面。」不過，六本花城版的精選集雖然與港版同名，但內容有所刪減。《傘》刪減了顏純鈎的〈自由落體事件〉、王安憶的〈伴你而行〉、康夫的〈陽炎〉、孤草的〈2001半空漫遊〉、黃靜的〈夜行的人〉五篇小說；《Danny Boy》刪減了黃勁輝的〈最完美的故事——荊軻刺秦王〉一篇小說；《垂楊柳》刪減了袁兆昌和黃敏華的〈對寫〉、潘雨桐的〈石溪〉、顏純鈎的〈紅燈魅影〉、沈大中的〈公寓中的女孩〉、小浺的〈段落記憶〉、黃東平的〈出賣自己的動物〉、容子的〈函魯班祖師〉、袁霓的〈上報〉八篇小說；《鷲或羔羊》刪減了關麗珊的〈異域〉、董啟章的〈罪與寫〉、巴桐的〈假髮〉、余非的〈煮一碟意大利粉的時間〉、龍昇的〈博士碩士不是〉五篇小說；《秋日邊境》刪減了余光中的〈螢火山莊〉、張啟疆的〈側影〉、黃秀蓮的〈京都情韻〉、蓉子的〈瘦西湖的漣漪〉、綠騎士的〈紫荊片語〉、張錯的〈香港行旅四帖〉、鄭明娳的〈從比爾蓋茲到史蒂芬霍金〉、黃仁逵的〈一宿無話〉、方娥真的〈人間絕色〉九篇散文；《尚未發生》刪減了朱蕊的〈身體‧愛情‧死亡〉、海靜的〈今年的水仙開得沒有往年燦爛〉、施友朋的〈聲音隨想——「沙士」下的城市筆記〉、西西的〈做家具〉、孫紹振的〈和余光中面對面〉、聶華苓的〈流浪，流浪——摘自《三生三世》〉、王安憶的〈男之俊／女之倩〉、舒非的〈雨雪紛紛弔戴妃〉、曉風的〈爍爍的眼睛〉、蔡詩萍的〈曾經是戀人——那就讓我瘋狂想你一整天吧〉、張錯的〈曹溪謁六祖〉、張仁強的〈尊師重教——紀念我的老師錢瑗〉、蔡雨眠的〈借歪小便〉、顧艷的〈那一天〉、陳惠英的〈走出去‧退回來〉十五篇散文。

2009年5月，陶然秉持「文學的堅持有益於世道人心，雖然已屬小眾，也應該有其存在的權利」的信念，主編「《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叢書第三輯四本由香港文學出版社出版，包括小說選《野炊圖》和《銀旄牛尾》、散文選《片瓦渡海》、筆記選《這麼近 那麼遠》，除了《這麼近 那麼遠》選了少量自2000年10月至2004年9月期間發表在《香港文學》的文章之外，其餘均選自《香港文學》2005年10月至2008年12月期間的作品。

2012年7月，陶然主編的「《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叢書第四輯四本由香港文學出版社出版，主要收集2009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間發表在《香港文學》上的作品，包括小說選《解凍》和《西遊補》、散文選《家具清單》、筆記選《黑夜裡的閃電》。叢書〈前言〉指出：「自2000年9月《香港文學》改版後，每隔一段時間，我們就推出小說、散文、評論（稍後擴大成筆記）選本，……迄今為止，已成初具規模的文學選集系列，共十六冊。我們希望把每個階段發表在《香港文學》的佳作以選本的形式，保留下來，為香港文學做點文學積纍的工作。」

「《香港文學》選集系列」作為特定階段《香港文學》的縮影，成為《香港文學》再生產的重要舉措，它的意義或者如曹惠民教授所指出：「每隔兩三年，由刊物總編輯自己主編刊物的作品選，可能前例甚少。這種作為，從宏觀的層面而言，是對於一個地區文學創作與編輯狀態的原生態『留影』；而從微觀的層面而言，則類似於為『這一個』刊物刻繪『年輪』——那幾乎是同步的回顧與總結。」（30）當然，從《香港文學》整體的角度出發，這套選集系列也有缺憾，陶然自己就意識到選本是「遺憾的藝術」，他在叢書第四輯的〈前言〉中指出：「本來我們打算再編選一冊新詩選，可惜客觀條件不太成熟，終於放棄，非常遺憾，但無奈；只得寄望將來了。」其實，詩歌的缺席從一開始就引起關注，梅子在評價叢書第一輯時就認為：「至少新詩選應該補編，如果可能，也不要忘了兒童文學、散文詩、香港文學史料等。」（31）

時光漫漫，《香港文學》正慢慢建構起獨具特色的文學資料庫，積少成多，積沙成塔，為香港文學留一份史料，為後來者提供了方便和

指南。

【註】：

（1）      劉以鬯：〈香港文學的市場空間〉，見《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版，頁142

（2）      劉以鬯：〈編後記〉，《香港文學》1985年1月號

（3）      陶然：〈留下歲月風塵的記憶〉，《香港文學》2000年9月號

（4）      劉以鬯：〈發刊詞〉，《香港文學》1985年1月號

（5）      〈讀者來函〉，《香港文學》1989年1月號

（6）      方北方：〈祝《香港文學》大業興隆——為創刊的第二個十年即將開端而寫〉，《香港文學》1994年1月號

（7）      徐重慶：〈應當編一部《海外華文文學編年大事記》〉，《香港文學》1989年10月號

（8）      劉以鬯：〈編《香港文學》的甘苦〉，見黃維樑主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1999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915

（9）      陶然：〈回望來時路——《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前言〉，《香港文學》2005年10月號

（10）    陶然：〈又是金秋十月〉，《香港文學》2009年10月號

（11）    李浩榮：〈一個文學雜誌編者的軌迹——專訪《香港文學》總編輯陶然〉，《明報》2014年11月1日

（12）    〈讀者來函〉，《香港文學》2000年1月號

（13）    鄭振偉：〈給香港文學寫史——論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2000年1月號

（14）    劉以鬯：〈讀《仙宮》〉，見《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版，頁26

（15）    劉以鬯：〈《香港文學作家傳略》前言〉，見《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版，頁155

（16）    王振科：〈面向多元化的文學世界——祝賀《香港文學》創刊六週年〉，《香港文學》1991年1月號

（17）    李浩榮：〈一個文學雜誌編者的軌迹——專訪《香港文學》總編輯陶然〉，《明報》2014年11月1日

（18）    陶然：〈留下歲月風塵的記憶〉，《香港文學》2000年9月號

（19）    漢聞：〈填補香港文學的空白〉，《香江文壇》2002年創刊號

（20）    不過，正如作者所言還有「漏誤之處」，一是把舒婷等少數在香港報刊上發表過作品的內地作家當做香港作家；二是把八十年代作家岑凱倫的原名「張慧」誤為五十年代流行小說作家「鄭慧」，內地學者撰寫的《香港小說史》（海天出版社1999年）和《中國當代通俗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在這一點上也犯了同樣的錯誤。盧瑋鑾在〈造磚者言——香港文學資料搜集及整理報告（以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為例）〉（《香港文學》2005年6月號）一文中認為：「筆名的追查，也是研究香港文學最頭疼的一關。目前做口述歷史必然的一條問題是請受訪者講出用過的筆名。可是幾乎每個受訪者都會回答說：『太多了，一時記不起來。』著名常用的，大家都知道，不常用的，竟連作者自己也忘記了，還有甚麼可說。還有一些自隱其名，縱然出有無數作品，從此就埋沒了。」

（21）    林曼叔：〈編後記〉，《文學研究》2007年第8期

（22）    封德屏：〈精神與風格的展現——文學雜誌的專題設計〉，《文訊》總第27期

（23）    陶然：〈愉悅的散文盛宴〉，《香港文學》2002年7月號

（24）    陶然：〈夏季裡的春天〉，《香港文學》2006年9月號

（25）    陶然：〈小說小說〉，《香港文學》2009年1月號

（26）    馬輝洪：〈從紙本到網路——記小思與「香港文學資料庫」〉，《香港文學》2001年9月號

（27）    李浩榮：〈一個文學雜誌編者的軌迹——專訪《香港文學》總編輯陶然〉，《明報》2014年11月1日。

（28）    陶然：〈回望來時路——《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前言〉，《香港文學》2005年10月號

（29）    梅子：〈勇氣充沛，功德無量——讀《香港文學》選集系列（2000.9～2003.6）〉，《香港文學》2003年9月號

（30）    曹惠民：〈橋樑‧觸角‧心田——評陶然主編的《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12年第6期

（31）    梅子：〈勇氣充沛，功德無量——讀《香港文學》選集系列（2000.9～2003.6）〉，《香港文學》2003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