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惠民：打造世界華文文學刊物的高端品牌——為《香港文學》創刊三十週年而作

《香港文學》創刊於1985年1月，到2015年1月，已經整整三十年了，古人云：「三十而立」。而立之年的《香港文學》不但是香港新文學有史以來少有的長壽刊物；它以其水準和影響，也儼然越出了香港的界域，不僅成了當代香港文學的標誌性刊物，也成了世界華文文學界一個具有品牌內涵的重要刊物。

《香港文學》的三十年如何觀察評斷，固然可以有多種角度，但因其主編的易人，卻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則是毋庸置疑的：前期（1985年1月～2000年8月）由劉以鬯任總編輯，近期（2000年9月以來）由陶然先生任總編輯，兩位總編輯差不多正好各執編政十五年，有意思的是，劉固然是創刊元老，接任的陶也是1985年就參與創刊事宜的另一位元老。雖說劉以鬯（1918～）與陶然（1943～）份屬兩代人，但他們二位有一個最大的相似之處就是，本身都是擁有豐富文學創作成果的作家，對創作的甘苦有更真切的實際體驗，這與純粹只是編輯而基本不創作的主編就很不一樣。此外，他們都從大陸南來，出任主編時都已在香港生活寫作了約三十年，又都有過海外經歷（劉1940年代在南洋當過編輯，陶則出生於印尼），對大陸、香港和海外都有親身經歷和瞭解，也和香港內外的華文寫作者有着較為廣泛的聯繫，人脈很廣，這些自身的條件對於主編一份具有「越界」意味的華文文學刊物至關重要。至於他們對文學的鍾情，對刊物編輯的投入，更自不待言。當然，就刊物的編輯理念與具體操作而言，或許也是有同有異，同中見異，細細考論，當大有文章可做。但有些不同則是一看就知、十分明顯的，比如，劉編時期，刊物封面（甚至內頁）是雜色斑斕的，陶編時期，則基本是純白一色的（至2015年，為慶祝創刊三十週年，才改為全紅色封面），也算是同一刊物不同時期的不同「面目」吧。

《香港文學》2000年9月總編輯易人、改版以來，在陶然的主持下，為刊物的發展定下了一個高高在上的標杆，並作出了持續踏實的努力，贏得了兩岸三地乃至海外華文文學界的廣泛讚譽。內容豐富多彩，作品品質上乘，為香港文學構築了一個高品位的發展平台，把劉編時期的成功又往前推進了一大步。本文擬側重於觀察刊物近期（陶編時期）的某些方面，以求教於海內外

方家。

1  重視文化積纍，成為了香港文化積纍的基地之一。

它十分重視維繫、擴大本港的文學集群，着力培養本港的文學新人，大力催生香港文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的佳作、傑作、傳世之作。在現代社會中，文學的生產與消費和傳媒有着極大的關係，其中尤以報紙的文學副刊和獨立出版的期刊雜誌為重要。報紙副刊且不論，文學期刊雜誌由於是一種連續出版物，往往有較為固定的作者群和讀者群，比起報紙副刊來，容量要大得多，文學生存的空間自然地也大得多，因而在文學生產與文學傳播、文學消費的環鏈中，有着令人矚目的地位。它不僅是作家與讀者間的心靈之橋，也是現代社會的精神綠地。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文學期刊（以及報紙的文學副刊）作為一種連續出版物，在文學的生產與傳播方面，既有其利，亦有其弊，必須不斷在創作和評論諸方面都加大力度，是文化積纍的必要之需。如同任何文化事業一樣，文學的發展是一個「層積纍加」的漫長過程，需要一代代創作家、評論家、編輯家的協同努力。有識之士的高明決策與舉措，構成了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個亮點。必是出於對香港文學發展歷史的尊重，出於對廣大讀者厚愛的回應，也出於對自身所從事的事業的敬畏，陶然和《香港文學》編輯部的同仁們深感有為歷史留痕的必要。2000年後，《香港文學》在陶然主持下進行「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的編輯出版（至2013年已編輯出版四輯十六冊），就把一種文化積纍的意向落實為具體的另一形式的出版物，每期刊物的即時性與選集系列的長效性相得益彰，使一些優秀之作有可能成為傳世之作。比如2003年第一次出版「叢書」四冊，就收入作品一百九十九篇，作者約有一百九十位之眾。從兩年十個月三十四期刊物發表的總量六百多萬字的作品中，遴選出一百二十多萬字（約佔總量六分之一）的佳作，從而提供了當代文化積纍的成功示例。像這樣，以一家刊物之力，十多年間編成十六巨冊的本刊選集系列，在兩岸三地出版業都鮮有前例可援。作為一家文學月刊，《香港文學》以兩、三年為期編一套選集，這種舉措，對於文化積纍而言，足堪肯定。

2  打造了香港（並延展至世界的）華文文學刊物的一個亮麗品牌。

在經濟至上的商業大都會香港，文學期刊的出版除了經費的困擾之外，還受到多種外部因素的制約，一些刊物常常在支撐幾年之後即告關門大吉。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能不能辦出刊物的特色與個性，能不能打出品牌，其實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方面。品牌是一個刊物存在的獨特生命力所在。而《香港文學》在眾多的香港文學期刊乃至海外（包括東南亞、日韓、澳紐、歐美等區域）華文文學期刊中，無疑是最能呈現出自己鮮明色彩的極具個性的一家。

陶然力創《香港文學》的品牌，已經成為一種「無形資產」。所思、所言、所行，都突出表明，作為一個編輯人，陶然辦刊的「品牌意識」是十分強烈的。他透過每期的「卷首漫筆」與作者、讀者作即時的溝通。每期一則由總編輯親自執筆的數百字的短文，不時閃現着因應各期內容而衍展出的一類文學觀念、一種編輯理念或一點獨到的思考，同時又不失為一篇美文，識見、思想與文情並茂，是研究香港文學期刊的寶貴原始資料，也是品牌意識的連續宣示，漸次明晰這本香港容量最大（也可能是華文世界裡容量最大）的文學月刊的理念與追求。在他的編輯視野之內，名家、新秀都是刊物寶貴的精神資源，他們也樂於做刊物的有力後盾。廣邀名家賜稿，直接提升了刊物的水準與聲譽。以小說方面為例，從名家如白先勇、西西、海辛、也斯、崑南、莫言、蘇童、王安憶、格非、韓少功、遲子建等，到較為年輕的黃錦樹、陳汗、陳寶珍、韓麗珠、王貽興，潘國靈、董啟章、黎紫書等，都稱得上一時之選。說是名家林立，並非誇飾之詞。《香港文學》的作者陣營高手雲集，身手不凡，大家新秀們傾情逞才，合力演繹各具個性的文字演出，「亂花漸入迷人眼」，使《香港文學》期期見精彩，季季有高潮，琳琅繽紛，熱烈中有別樣的探求，優雅中含深情的堅守。成就品牌，自是水到渠成之事。

3  高度重視文學評論在文學刊物中的作用，提升文學批評在香港文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發展中的地位。

在文學評論者稀缺的香港，《香港文學》特別注意加大扶持力度，並紥紥實實落到實處，一方面善用港內外資源，另一方面，也努力發現港生港長的評論人才，就讀於北京大學的李嘉慧博士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2011年2月號，《香港文學》曾不吝版面，發表了她長達數十頁的有關香港文學的文學批評論文〈黑夜裡的閃電――試論《香港文學》文論選中主體的逃逸〉，見解新穎深刻，說理有根有據，文後所附之註釋有一百零九條，所附錄的涉及論文有九十種，合共近二百條， 足見此文內容的厚重與規範的嚴謹。這樣不遺餘力地提攜本港批評新人的大動作，這樣倡揚紥實厚重的批評風範，對於在地的文學批評新人是一個空前的彰顯，必能給寂寞中面對都市叢林的作者們帶來同道可期可媒、可相呼應的暖意、慰藉與助力。

創作與評論的互動，是《香港文學》與編者有意識推動的辦刊策略的組成部分。這種創、評互動，尤其還見於評者對該刊發表的作品的評論，二者的「搭配」，應是編者的自覺所為。如此便形成了作者、評者與讀者的三邊互動，不失為一種高明有效的編輯策略。它曾多次開出文學批評展，每次展出，必將參與其中的為數不多的香港評論者放在顯眼的位置，他們的評論對象也基本上就圈定在香港作者身上，這樣的港作港評模式對推進香港本土的文學批評絕對是個上佳的方式。

至於評論的對象、內容，在充分關注香港文學的同時，絕不自限於香港一地，大陸、台灣、澳門都給予較多的安排，海外各區域幾乎每期都會有不同形式的評論出現；既可以是評論當代乃至當下，評古代也不是不可；甚至每年的諾獎得主，也會給於一席之地――安排一個研究專輯。也斯曾說過香港文學與兩岸文學相比，「它自有中間性的位置」，道出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實在整個世界華文文學世界中，香港的地位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4  堅持開放多元，凸顯都市風味，彰顯刊物品位。

在文學觀念與取用標準上，《香港文學》豎起開放、包容和多元化的旗幟，它對本地的文學資源固然格外經心，也積極迎對八面來風：「立足本地，兼顧海內海外；不問流派，但求作品素質」，更明白無誤地向所有華文寫作者傳遞了一個極富凝聚力親和力的信息；該刊對港內外、海內外的寫作者一視同仁，在作品「素質」面前，人人平等，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刊物的品位，這種視野的開放性，使它成功地營造出大氣度、大氣象的刊物形象。對於《香港文學》來說，這種多元創新的編輯理念，無論是對打造個性品牌，還是緊跟當代節拍，無疑都是正能量。

既然是立足於香港，《香港文學》意欲形成的最大特色，也是它形塑自我形象最基本的立場，便是緊扣當代都市社會的脈動。這種在多元中競爭、在發展中創新的思路，正是《香港文學》月刊得以在有限的空間展拓出較為廓大的舞台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向都市叢林，把握都市當下的脈動、節奏，及時地作出自己的反應，這是改版後的《香港文學》最為突出的取向。它猶如一把楔子，深深地介入了香港這個充滿活力的「動感之都」的內裡，感應着都市當下的存在和心靈，展示着文學催生者的追求與理想，同時滿足着依然鍾情於文學的人們的希冀。香港文學本以「都市文學」見長，這是它在現代中華文學大格局中得天獨厚的驕人面目。緊跟都市節奏，在《香港文學》的編者看來，當然首先、也主要的就是貼近所處的當下香港的現實生活，這種明確的「在地」意識，不僅表現在所刊作品的題材、背景、環境、人物、故事，也表現為作品的生產者，是以本港作者為主幹，從而凸顯出刊物的香港陣容。改版伊始，陶然在《香港文學》189期的「卷首漫筆」〈留下歲月風塵的記憶〉中，就開宗明義地宣示「繼承之外，也要跟着都市節拍發展」。在這裡，「都市節拍」和「發展」都是關鍵字。「發展是硬道理」，亦是一個刊物存續綿延下去的生命線，而「都市節拍」則是刊物關注的中心焦點，是它的靈魂之所在。應當說，《香港文學》近兩、三年來發表的小說、詩歌、散文作品，都凸顯了刊物的這一精神主旨、理想

追求。

在創造展拓二十一世紀香港文學的前景時，抓住「都市文學」這一中心點，就無異於抓住了香港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中的命脈所在。一幕幕發生在鋼筋水泥、石屎森林裡的人間活劇，正演繹着都市凡俗人生的悲歡與哀樂，剖解着工業文明和全球化背景下港人的生態心態。作者們面對着都市叢林，做的卻是「掘一口深井」的工作。他們所要探究的就是深藏在摩天大廈背後和一些有着或土或洋的名字的港島街道下面的生活真相和人生秘辛。第一輯的《文論選》中以都市為論述角度的論文就有十多篇之數。如果不是應和着這種節奏鮮明的「都市節拍」，《香港文學》很難成功地收穫到它作為文學媒體的「品牌效應」。作為一個在香港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資深作家兼資深編輯，陶然動用了他積纍達數十年的編創經驗和人力資源，感應着都市節拍，擁抱香港，和歌起舞，這就讓讀者從《香港文學》這個旋轉的藝文空間把握到了有着「動感之都」美稱的國際大都市的當下脈搏。「都市節拍」的深層意涵也離不開現代性、現代化乃至全球化的內質，緊貼社會現實，堅守自身尊嚴，不盲目趨附某些文化流俗，又不失與時俱進的風度，只有這樣，文學刊物才能直面市場經濟的挑戰，並起到它對於社會人群的應有作用。《香港文學》在文學邊緣化的今日香港，為純文學走出生存困境顯示了某些可喜的前景，對於新世紀都市文化建設的具體操作，其所顯示的正面價值與意義，應當說是毋庸置疑的。

《香港文學》是一座百花苑，也是一個競技場。港內外的各路人馬，從八方四面匯聚到這裡，十八般武藝，各有招式，把一本《香港文學》經營得有聲有色、生氣盎然，駸駸然鶴立於華文文壇。比如收入「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叢書第一輯的一百九十位左右的作者，來自香港本土的就佔到二分之一左右，港內港外秋色平分。但分冊而觀，出自香港作者手筆的七十一篇小說中，佔了七成，八十一篇散文中，佔五成，而四十七篇文論中，則只佔三成，換言之，本港作家的努力在小說和散文中均有較為可觀的表現，而在文學評論上，就有點差強人意了。這現象頗有意思，且耐人尋味，文學評論是香港文學的弱項，「香港文學選集系列」與別家雜誌或出版社類似的文選不同之處――不僅出創作選，還出評論選，就更凸顯了編者的良苦用心與可貴識見。至於是寫實，還是現代，或是後現代，是對寫，是接龍，還是故事新編，作者多元探索，編者悉聽尊便。就「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叢書而言，「兼及題材的廣泛性、手法的多樣性、佈局的合理性」是既定的考慮，相容、多元、互動、回應、競爭、共生……所有這些，已日益成為當代文學期刊別無選擇的相同發展策略。

5  精心策劃各個地域、各種專題、各類文體的專輯，建構了世界華文文學界交流與互動的平台。

專輯的策劃從劉編時期開始，就是《香港文學》的一個保留節目。陶編時期更是翻新出彩之處多多。專輯的選題有幾點值得高度肯定，一是，一直把香港本土選題放在近乎首位的位置：每年的1月號正逢刊物週年紀念，「例牌」地都是「香港作家小說專號」，集中發表香港作者（約十八至二十人）的新作；再以2014年的《香港文學》為例，就有香港作家小說展、香港作家散文大展、「香港‧香港散文」專輯、香港文學小說展評論特輯、悼念羅孚先生特輯、藝術對話：也斯週年祭、《大拇指》重聚展、香港台灣電影小說專輯、蘇童在香港專輯等超過七個專輯，幾乎隔期就有一個香港本土的專輯，密度夠大。二是，凸現創意、新意：僅舉一例，2014年7月號推出的「世界各地機場專輯」就極有新意，讓人眼前一亮，讀之大長見識，大飽眼福！得到很多朋友交口讚譽。「《大拇指》重聚展」，力邀老人談往事，既是對前行者致意，也是一種史料搶救的舉措，堪稱別出心裁的策劃。三是，作者和研究對象的覆蓋面都幾乎遍及全球，各大洲、各國、各地區作家的各種體裁的創作，不僅散見於該刊的每一期，還會三不五時地推出個專輯。2010至2011年間，《香港文學》更是推出了一個「海外華文作家專輯」系列，幾乎每期（除了有週年慶內容的第一期）都有一個華文作家的研究專輯，列入這一名單的有：趙淑俠、朵拉、蘇煒、喻麗清、聶華苓、劉再復、洛夫、尤今、黎翠華、蓬草、劉荒田、施叔青、綠騎士、希尼爾、黎紫書、張錯、鍾怡雯、嚴歌苓、盧因、瘂弦、陳謙、葉維廉等。這樣的視野，這樣的氣度，求之於全球有華人寫作的地方，都很少有和它相比的刊物，真個是海納百川，胸懷全球！說《香港文學》是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個品牌，於此也可得到佐證。

我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立之後的《香港文學》會創造更輝煌的業績，《香港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學史和世界華文文學傳播出版史上的獨特價值和歷史意義，將會為華語世界越來越多的人所看到所認同。

（ 附記：十幾年前，2002年10月，我曾在蘇大指導碩、博士研究生開過一個專題研討會，主題是「香港報章期刊與香港文學」，十幾個台港文學方向的研究生、時任文學院院長和幾位副教授及其他專業方向的若干研究生參與了此會。會上對陶然主編的《香港文學》、漢聞主編的《香江文壇》、梅子主編的《城市文藝》三個刊物進行了研討。研究生分別選擇其中一個刊物，從不同角度寫了評論， 其中一位博士生、兩位碩士生的評論後來還發表了。又過幾年，我指導的另一位博士生在蘇大畢業後到北師大做博士後，其出站報告的選題是：《香港文學》（文學月刊）研究，並順利從北師大出站，現任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凡此種種都說明，香港文學期刊――包括《香港文學》，是個有學術含量、有研究空間的、引發了普遍關注的課題，值得繼續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