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登翰：眼光和胸懷——為《香港文學》三十週年慶生

朋友們從世界的各個地方來，為一本文學刊物的三十週年慶生。在香港，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盛事。

三十年並不算長，孔夫子說，三十只是而立之年，未來還很長；然而翻開香港的報刊史，能夠堅持三十年的報紙或刊物，寥寥可數，更何況是一本純文學性質的雜誌，堅持三十年還前景無限，堪以用「長壽」來稱之了。

香港曾經有個笑話，說想讓一個人破產，最好是勸他辦刊物。深知其中三昧的人都知道，在香港創辦一個刊物容易，要堅持下來卻難。箇中的原因種種，並不僅是經濟壓力一個方面。

有一個時期，香港被視為「文化沙漠」，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類似言說還時有所聞。其實這是一種概念的誤置，任何一個社會，無論發達如歐美，或者落後如非洲某些地方，文化都與社會共生，高樓大廈是一種文化，低矮茅屋也是一種文化，只有文化的不同形態，而無文化的缺失如所形容的「沙漠」。

就以文學論，香港也非「沙漠」。香港開埠一百多年，隨着城市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一同發展起來的還有整個社會的現代進程，包括文化、教育和文學。就在人們習慣將「文化沙漠」掛在嘴邊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實際上荒蕪的只是文學刊物，而非文學自身，相反倒是呈現出某種繁富的蓬勃狀態。香港社會相對自由的文化空間，為不同的人群提供了滿足他們不同精神需求的不同樣式的文學。我們往往首先注意到香港的通俗文學，殊不知這是香港現代工商社會將大多數市民捲入到城市機器的快速運轉之中，在緊張工作之餘需要休閒文化來調節，而在充滿誘惑和機會的社會進程中，被激發起來卻難以實現的慾望和夢想，也要有紓解的渠道來渲洩。通俗文學便是為滿足這一部分群體的精神需求而大量誕生和風靡起來的。不必輕蔑地將通俗文學歸類於低俗文化，流行不等於低俗，何況通俗亦有精品，同樣可以進入經典，金庸和梁羽生便是例證。在此之外，以現代科技進步為背景的現代都市人的精神生活，催生了一批學院培養出來的知識人為代表的前衛作家，他們從精神內涵到藝術方式的探索性的作品，構成了香港文壇一個富於現代性和先鋒性的精英寫作階層。再一方面，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參與社會變革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傳統，在香港文學發展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特別有着大陸教育和文化背景的內地南來作家，初抵香港切身感受社會的現實矛盾，以犀利的寫實的風格解剖香港社會，抒發來自底層的不平之聲，使批判性的社會寫實文學成為香港文壇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來自不同方面的探索性文學、社會性文學和通俗性文學，又在互相融通和互相補充中，構成了香港文學多元而豐富的存在。「沙漠」之說實際上是香港寫作人的一種憂患意識。曾經較長時間存在的意識形態障礙和派別隔閡，造成了某些香港文學研究者的短視和某些刊物編輯者的門戶之見。從各自的門縫裡看文壇，一孔之見，繁盛有時難免也要被看成「沙漠」了。

一個稱職的編輯，首先需要的是眼光，不僅是識別作品的眼光，還要有一種識透全局的眼光。《香港文學》創刊於1985年，正是「沙漠論」肆行於市的時候。刊物的創刊，本身就是對「沙漠論」的駁斥，刊物廣收博納的編輯方針，又是對多元的香港文學的支持和提倡。從創刊迄今三十年，他們秉持一個原則：不問作家流派，只看作品素質。《香港文學》超越了門派和流派的狹獈觀念，無論探索性作品，社會性作品，還是通俗性作品，都在這一平台上展示各自的風采。正是這一包容的編輯方針，顯示了編者讓人敬重的開放眼光和博大胸襟。

常言說，編者的風格、氣度，決定了刊物的風格、氣度。《香港文學》三十年前後的兩任主編：劉以鬯先生和陶然先生，都是香港文壇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以作家的身份從事編輯，其獨到的眼光首先表現在對作品的認識和選擇上，保證了刊物的藝術水準。然而其人的文化背景、眼界識見、人生經歷、社會交往和人脈關係，等等，都無形地影響着刊物以怎樣的價值選擇和文化姿態，在香港這個多元的現代社會立身存世。劉以鬯先生出生於上海，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學生時代開始寫作，先後在上海和重慶主編報紙副刊；1948年移居香港，乃以寫作和編輯為業，還遠赴新加坡擔任益世報主編。幾乎畢其一生的編輯生涯，是一部香港文學的活字典，在香港及海外文壇，具有廣泛的人脈和影響；其長篇《酒徒》，被譽為香港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在寫作嚴肅性作品的同時，還在報刊發表了數以千萬字計的被作者自稱為「娛樂別人」的文字「垃圾」。陶然則出生於印尼，十六歲以僑生身份回國求學，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七十年代初期移居香港，從最初的艱難謀生中進入編輯行業，並開始寫作，以小說名世，長、中、短篇皆善，還兼及散文、隨筆等各種文體，以關注社會現實為特色，已出版的數十部作品奠立了他作為這一時期內地南來作家的翹楚和代表；同樣在寫作嚴肅作品同時亦在報紙副刊撰寫專欄和連載小說；這樣的人生經歷使他不僅與內地，還與海外華文作家有着廣泛、密切的聯繫。請原諒我佔用太多文字介紹《香港文學》先後兩位主編的經歷。因為當我們瞭解了兩位主編的這份閱歷廣泛的人生，對《香港文學》堅持的「立足本土，兼顧海內海外」的方針，便不會感到意外了。「立足本土」，堅持以香港本土作家和本土文學的發展為主導，扶持年輕作家，推動香港文學的發展，這是根本；而「兼顧海內海外」，既體現了香港這一溝通兩岸和海外的國際性都會的特性和優勢，同時也是兩位主編跨越多元的人生經驗的輻射。

香港回歸之前曾是一個接受英國殖民管制卻仍以中國人和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特殊社會，處於中國南部邊緣海域的地理位置，和中西文化對峙、交融的文化前沿，以及逸出中國大陸政治渦漩卻仍成為國內政治鬥爭向域外延伸的中心，這一切都使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平靜、孤立和封閉小島。香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是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必然，不開放、不包容就不是香港。香港文壇也扮演着同樣的角色。抗日戰爭時期，當日寇大舉南侵，大批堅持抗日的進步文化人，轉入香港，使尚未淪陷的香港成為戰時東南的抗日文化中心，將這一時期的香港文學疊合在中國抗戰文學史的敍述之中。這是香港與內地文學交融、疊合的時期。1949年以後，一些對新中國政權持反對和懷有疑慮的文化人，再度轉移香港，成為第二波內地南來的作家。兩岸嚴峻的對峙，使香港成為國內政治鬥爭延續的文化角力場所，但同時也使香港成為可能包容兩岸的一個中度空間。兩岸無法共存的文學，實際上通過香港這一中間地帶，悄悄地彼此相望。這一特殊時期的香港，是兩岸文學唯一可以互見的通道。七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內地的政治變革，乃至隨之而來的香港回歸，特區政府成立，一系列重大的事變，重新規劃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和在世界的地位，香港文學也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隨着世界華文文學創作和研究浪潮的湧起，香港的國際性地位，扮演了重要的推波助瀾的角色，成為薈粹世界華人作家和華文文學的重要平台。而這正是無論劉以鬯還是陶然他們生命經歷所擁有的文化優勢。當1985年劉以鬯開始主政《香港文學》時，華文文學這一概念尚在鄒議之中，他似乎有點先知先覺地把「兼顧海內海外」，擺在與弘揚本土文學幾乎相等的位置，在關注香港本土文學的歷史建構和現實發展同時，重視與內地作家的聯繫，推薦了一批被大陸文壇忽略了的與域外關係密切的作家，如殉難在新加坡的郁達夫、在香港經歷過「災難的歲月」的戴望舒，最後默默在美國辭世的張愛玲等；同時把目光轉向海外，除了單個作家的介紹，還以國家或地區為板塊，推出專輯。據我並不全面的觀察，三十年間至少有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以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華文文學作品的數十個專輯。2000年，陶然接手主持《香港文學》，此時華文文學已漸成大潮，理論上作為一個學科建設的論述日益自覺，創作上繁花似錦，幾乎凡有華人的地方都有華文文學湧現。陶然既重視創作，也關注理論，以他的編輯實踐，使呈現新貌的刊物，實際上為《香港文學》重新定義。香港文學不僅是香港的，香港文學也是世界的。把《香港文學》放在世界華文文學的大背景上來編輯，用華文文學的大視野來看香港文學，也從香港文學的獨特視角來看華文文學，既不削弱對本土文學的弘揚，又把本土文學納入在世界華文文學之中，將原來的「兼顧海內海外」擴展成為香港文學與華文文學的一體化。這一變化看似微小，實質上卻意義深遠。

三十年的時間倏忽而過，看似漫長卻又短暫。我們期待《香港文學》還有下一個三十年，又一個三十年……與華文文學共生的香港文學是沒有

終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