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15年6月號總第366期
子欄目:「從《香港文學》看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專輯(下)
作者名:陳國球
1 前言
很高興能夠參加《香港文學》三十週年紀念研討會。三十年是一段不短的時光,回首當年,會引發我們的濃濃的歷史意識,我們會想到文學期刊、文學作品和作家,如何走在時間軌迹之上,為我們帶來甚麼的文化意義。這個感想呼應了我目前的一項工作。我現在正和朋友們合力編整香港文學的歷史資料。我們試圖回顧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香港的文學活動與成績,編成《香港文學大系》。第一輯先以1949年為下限。總共有十二卷,已經陸續出版了六卷,希望2015年上半年可以整套出齊。以後若得到同道的支持,我們會繼續編第二輯、第三輯、第四輯……到二十世紀為止。我們在編輯的過程中,深深體會到香港是一個相當有活力的文化空間,為華文文學的流轉傳播提供了不少機遇和「可能」。以下是筆者在主編《大系.評論卷》時觀察所得的摘要報告。
2 《易卜生專號》中的香港身影
當我們對外宣稱要編1919~1949的香港文學時,許多人投以懷疑的眼光,說香港當時文化落後,怎麼可以承接「五四」的「偉大傳統」?但經過我們編輯團隊細心尋索,發覺香港的文化狀況並不是如前人想像般蕭索。我們看到早在「新文學運動」以至「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初,已有香港之
蹤影。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號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2月同刊第6號,陳獨秀響應胡適之說,發表〈文學革命論〉。這兩篇宣言可說為「新文學運動」吹響了號角。繼後《新青年》也成為早期新文學創作發表的平台,如胡適、沈尹默、劉半農等的新詩,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等;更陸續引入西方思潮,以推動文化的更新,例如托爾斯泰的生平思想、柏格森之哲學、彌爾之自由論等。最為隆重的是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號刊載的《易卜生號》。這一期專號包括胡適的〈易卜生主義〉、羅家倫、胡適合譯的《娜拉》(A Doll's House)(三幕)、陶履恭譯的《國民之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吳弱勇譯的《小愛友夫》(Little Eyolf),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傳》。專號面世以後,對新文學和新文化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茅盾後來回顧當時的
景況說:
易卜生和我國近年來震動全國的「新文化運動」是有一種非同等閒的關係,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專號」,曾把這位北歐大文學家作為文學革命、婦女解放、反抗傳統思想……等等新運動的象徵。那時候易卜生,這個名兒縈繞於青年的胸中,傳述於青年的口頭,不亞於今日之下的馬克思和列寧。
由此可見其引領風騷之盛況。專號以胡適的〈易卜生主義〉開篇。胡適所關注的「易卜生主義」,在文學上是「寫實主義」,在思想上也是由「寫實主義」引伸的「健全的個人主義」:肯說老實話,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於自己所行所為都負責任,從而造就獨立的人格。這些觀點,成為後來不少文學創作的主題,更是文化思想的價值取向。胡適文章之後,下接三個易卜生的作品翻譯,作具體說明;然後以一篇易卜生傳記,總括論述易卜生的生平、創作與思想。這個總合的重責,擔負者是當時北京大學西洋文學系的畢業班學生袁振英;而袁振英可說是出身於香港的新文學運動參與者。
袁振英(1894~1979)別名震瀛,號黃龍道人,廣東省東莞縣人。十一歲(1905年)隨父母來到香港,在香港完成中學教育,先後入讀英皇書院、皇仁書院。兩所學校都是香港的著名官立英文中學,造就了不少人才。袁振英在兩校受到非常好的外語訓練,並肆意吸收西方思想,影響了他以後的人生歷程。他在皇仁書院曾與同學組織「大同社」,宣傳無政府主義。1915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英文門(後來的「西洋文學系」),受教於辜鴻銘;陳獨秀到北大任教以後,非常欣賞袁振英的英語能力和前衛思想,讓他在《新青年》第3卷第5號發表〈結婚與戀愛〉譯文。這是俄裔美國無政府主義及激進女權主義者埃瑪.高曼(Emma Goldman, 1869~1940)的名著《無政府主義及其他》(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1910)當中的第十一章(“Marriage and Love”)。高曼在書中屢屢提到易卜生,尤其第十二章〈現代戲劇:激進思想的強力發散器〉(“The Modern Drama: A Powerful Disseminator of Radical Thought”),這一章後來也被袁振中譯為〈近代戲劇論〉,刊於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2號。
《易卜生號》上的〈易卜生傳〉是袁振英在《新青年》發表的第二篇文章,底稿是以英文撰寫的畢業論文,特別為專號翻譯成中文。發表時胡適特別在文前加上按語:
替易卜生作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君這篇傳,不但根據於Edmund Gosse的《易卜生傳》,並且還參考他家傳記,遍讀易氏的重要著作,歷舉各劇的大旨,以補Gosse缺點。所以這篇傳是狠可供參考的材料。袁君原稿約有一萬七千字,今因篇幅有限,稍加刪節。
可見胡適對袁振英的重視。袁振英對易卜生的閱讀,既有個人信仰之寄託,亦與當時的文化風尚有關。例如他認為易卜生自五十歲以後,「排斥國家主義,而提倡個人主義」,「所著之劇曲,皆反對文言,而取用尋常之白話」;《娜拉》一劇的女主角「開女界廣大之生機;為革命之天使,為社會之警鐘」,「此劇真為現代社會之當頭棒,為將來社會之先導」;又稱讚易卜生「雖為一有名之大劇曲家,然亦一大革命家也。……其得意自豪之挑戰,果敢剛毅之熱誠,寧為真理之犧牲,始終不變其操守。可愛哉,易氏可敬哉。易氏!誠吾黨青年之好模範也!」這都是袁振英作為「五四運動」之一員的論見。
袁振英畢業後,曾先後兩度回到香港工作:先是1919年在香港的《香江晨報》短暫擔任編輯;另一段較長的居停時間是1937年底到1942年10月,期間他參與籌建華南汽車工程學校,並任教務長。此外,他曾到菲律賓短暫居留(1919~1920),留學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博士院(1921~1924),回國後分別在南京、上海等地工作,而在廣東生活的時間最久。袁振英的人生歷程,同時在政治和文教兩條道路雙向發展,而二者又往往互相關聯。政治上他從無政府主義走向共產主義,曾經是中國共產黨創辦人陳獨秀的追隨者,由1920年開始在《新青年》主持「俄羅斯研究」專欄,大量譯介蘇維埃革命論述和社會研究。後來雖然與陳獨秀分道揚鑣,但仍然因為他的共產黨員的背景而在不少政治與文教崗位上工作。另一方面,他繼續關注介紹外國文藝思潮,這些著述刊行於香港的實在不少。例如他在畢業論文的基礎上多番修訂補充自己的易卜生傳和相關研究;在1928年新版《易卜生傳》的敘論中,他交代其書源起時就提到
香港:
《易卜生傳》起先登於《新青年》雜誌「易卜生號」,離隔現在已經有十數年了。民國七年在香港印單行本;民國九年廣州新學社拏來再版;民國十三年回國後,我又拏來翻版,當做實社叢書;現在香港受匡出版部又要翻印,這就算是第四版了。我由法回國後,在廣東大學曾經講過易卜生社會哲學,印有單行本,今年又由上海泰東書局再,但始終沒有印完,因為關於易氏的著作要有詳細的批評,舊稿太長,無暇整理,所以至今未能把全書出版,將來如果有空,定然再出一本《易卜生平生和著作》。
更有興味的是,在一本被視為早期香港鴛鴦蝴蝶派代表的刊物《雙聲》第一集(1921),居然刊載了「新文化運動」象徵的易卜生《戀愛喜劇》(Love’s Comedy),翻譯者也就是袁振英。這種情況可以揭示早期香港文學「新」與「舊」混雜的意義。此外,1929年2月間香港《大光報》副刊《光華》連載袁振英介紹康德、黑格爾以至哲學方法的〈談談現代哲學〉,1930年7月到10月間香港《工商日報》副刊《文庫》中,又連篇刊載袁振英〈托爾斯泰主義〉、〈托爾斯泰小說〉、〈托爾斯泰底總評〉等文。1932年2月《工商日報.文庫》又連載袁振英的〈世界的女性主義〉,1932年4月連載袁振英的〈法蘭西之自然主義〉。諸如此類,可見袁振英與香港的文藝副刊有着密切的聯繫,繼續為香港的讀者引進西方思潮。因此說,香港文學史應該給予這位文藝思想家充分的敬意。
3 南國精華總集的《紅豆》
1933年12月,香港出現一份圖(攝影、插畫)文(散文小品、詩、短篇小說、評論)並茂、水平相當高的現代文學期刊──《紅豆》。這月刊的創辦人是香港梁國英藥局的少東梁晃與梁之盤兄弟;刊物維持了幾近四年,到1936年8月停刊。這個刊物也可以揭示香港文藝的一些特色:寄生於一個風土不宜文藝的商業環境,居然又開出了奇葩
異卉。
創刊號有筆名「風痕」撰寫的一首新詩〈紅豆〉「代創刊語」,歌詠「南國精華底總集呵/嬌小玲瓏的相思子」。同期風痕尚有寫得比〈紅豆〉好的另一首新詩〈印象〉,以及散文〈黃昏和黑夜〉。從所佔位置與分量看來,相信作者是本刊的骨幹分子。少東梁晃自創刊號起,為雜誌供應他的攝影作品;而列名「督印.編輯」的梁之盤,則在這一期發表了他的文學評論〈論蘇軾──宋代詞人論叢稿之一〉,以後也是曝光率甚高的作者之一。
這篇評論除了引用傳統的蘇軾論評如胡寅、李清照、陸游、王漁洋、王國維的說法以外,又借重胡適的評斷,作為討論的主要根據。光憑這些論據來看,本篇可謂無甚特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又徵引了伊可維支(Marc Ickowicz)《唯物史觀的文學論》(Le Littérature à la lumière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1929),這是戴望舒以「江思」之名所譯出的左翼文藝論著;用以評論中國傳統文學,又別具一種特色。類似的文學評論而更為耀目者,還有第1卷第5號風痕的〈王漁洋──中國的象徵主義者〉。文中以十七世紀的王漁洋「神韻說」,與十九世紀西方的「象徵主義運動」相類比,以為都是「情調底表現和感覺底描寫」,提倡「含蓄和微妙」的詩風。這種草創期的比較文學練習在香港這個文化環境產生並不稀奇;稍後我們才看到中國內地的同類論述,例如北平燕京大學《文學年報》刊載余煥棟〈王漁洋神韻說之分析〉(1938)、錢鍾書在1939至1948年間完成的《談藝錄》,也有同樣的類比。由此我們可以推想當時的文學研究正正有這種方法學上的需求。循此觀之,我們再讀到梁之盤〈詩人之告哀──司馬遷論〉(1934),一直與西方史學著作及史詩來對照並比,就不會覺訝異。
我們再檢視《紅豆》在文藝評論上之表現,會見到視野開闊的梁之盤,可說是其中的關鍵人物。他一面以現代的感覺去重探古代文學作品,如〈五代的詞人〉、〈讀詩偶記〉、〈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等篇,更特別組織專輯以承納世界文學思潮。他在《紅豆》第3卷第1期〈英國文壇的漫遊〉的編者按語說:
如果不以若谷的胸懷去接受先民底偉大的成就,便是自絕於春色豪華,紅綠芬芳的文學園地。是的,世界傑作的紹介與享受,乃我們這時代的人底任務與愉悅;尤其這中國新文學的發芽期,更需要豐富的養料,以培成葱蘢青翠的大森林。所以《紅豆》剏辦伊始,同人即願竭盡棉薄,努力於西洋文學紹介。除弍卷三期出版《世界史詩專號》,現更以能代表時代為標準,介紹古今英國作家十人,發刊為《英國文壇十傑專號》。
這裡提到《紅豆》兩個重要專號,《英國文壇十傑專號》除了由廣州中山大學英國文學教授張寶樹(Prof. J. D. Bush)撰寫導言〈英國文壇底漫遊〉之外,再有文章十篇,分別介紹喬叟、斯賓塞、莎士比亞、密爾頓、菲爾丁、華滋華斯、拜倫、狄更斯、白朗寧、喬也斯等十位英國作家。至於《世界史詩專號》,編者梁之盤先有〈「金色的田疇」──世界史詩談〉作為導言,以下分別譯介希臘、芬蘭、羅馬、法國、德國、俄國、西班牙、印度九個國度的史詩傳統或重要作品。整體而言,這個專號是近代以來文學期刊上最具規模的外國史詩介紹。梁之盤又解釋他編輯這個專號的用心:
說到國民性的表現,則俺們鐵蹄下的人,當這東北是「屐痕」處處,而中原是醉生夢死,粉飾太平之候,除了學陸放翁以傷心的語調唱出「雲外華山千仞,依舊無人問」而外,只有覺得今日是民氣銷沉。自從清騎度過了山海關而來,國人就懷有孜孜為利之心,徒以「愛好和平」為掩飾的護符;利令智昏,自信力澌然盡失,黃魂至今還在無何有之鄉,雖然太陽旂是使人傷心慘目的飄揚於白山黑水之間。這,可以說中國民族沒有強烈的中心信仰,可以說中國沒有民族沒有偉大的篇章──如史詩以維持其強烈的中心信仰吧。因此,為了要促人們注目這既倒的狂瀾,為了促人注目這將殘的火燄,使靡靡之音不致一轉而為哀思無極的亡國之音,我們,除卻介紹文學,竭力想國人認識世界最偉大的作品之外,毅然地不自量力,竭盡棉薄嘗試這艱巨的工作,(是一種冒險呀!)希望這偉大的國民詩之介紹,能有微益於中華民族精神之復興。所以,介紹的盡是最能表國民性的美輪美奐的作品。
梁之盤在兩個專號都表露出對時世與國度的關懷;這種迷情,即使在殖民地的土地上,尚似遊絲之裊裊不絕。或者正因為處於被殖與反殖之間,至能加力於中外的鑑照。
我們知道梁之盤曾往廣州中山大學當旁聽生,聽西洋文學課,結交了英籍教授張寶樹,由此得到更多的西洋文學知識,在《紅豆》的編輯方針上,亦多所顯現。各期中有關英美文學作家和思潮的介紹特別豐富,例如第2卷第6期又出現一個「英國小說特輯」,各卷中還有譯介Coleridge, Leigh Hunt, Matthew Arnold, Arthur Clutton-Brock, Edmund Gosse, Edwin Muir, I.A Richards, , G. K. Chesterton, Bernard Shaw等英國文藝論評;也翻譯過V. F. Calverton, George Santayana等美國文學評論家之言。除了張寶樹的影響之外,英國殖民統治的文化沾溉,也應該是重要成因。
就在這種英美文藝氣息之間,我們又可見到《紅豆》中有許多本土的文學創作出現,如李育中、侶倫、陳蘆荻、路易士、柳下木、陳江帆、侯汝華、林英強、黎學賢等的小說、散文和詩。上面提及的西方文藝評論對我們這些年輕作家的影響,可以供有心人作進一步研究。至於《紅豆》中出現的本土評論,除了上文提到的中西比觀的「比較文學」試驗之外,也有詩人創作而實感實悟的言論,如第4卷第2期就有林英強〈作詩雜話〉;路易士在居港期間,也在《紅豆》發表過〈詩論小輯〉和〈詩壇隨感〉;這都成為詩人創作生命的重
要證物。
4 結語
筆者在編選《香港文學大系》的《文學評論》卷之初,與不少人的假設一樣,以為可供選取的材料不多。但事實證明這個想法並不準確。從搜羅所得各種單行本、雜誌,以及報章見到,香港的文藝評論資料非常繁富,當然也相當龐雜。整理選汰的過程可謂艱辛,然而卻也每有驚喜。以上所摘選的兩個面向,大概可以點出香港這個文化空間在時間軌道上曾經造就了哪些「可能」。我們看到:香港「能夠」培育出一些政治和文藝思想都非常前衛勇進的文化人,也「能夠」搭建出讓不同文化思潮交匯碰撞的平台。當然這些歷史例證不一定可以簡單地重複,但各種「可能」既曾經存在,更多的「可能」也就有可能出現。這是我們編輯團隊對香港文學未來的期望,也是筆者對《香港文學》未來
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