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麟：甜蜜而又感傷的棉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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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是個美麗的國度，素有「千島之國」的盛譽，尤其是景色秀麗的巴厘島，對中國遊客來說，早就耳熟能詳。我一直期盼着有一天能造訪這個全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2013年曾接到印華作協蘇北分會第二屆蘇北文學節的邀請，可惜因瑣事纏身未克出席。此番赴印尼開會，起因是去年11月在廣州參加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期間，經陶然、朵拉介紹認識印華作協蘇北分會的孫國靜和林來榮兩位先生，我們談到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也是郁達夫在印尼遇難七十週年，文學界應該舉辦活動紀念這位偉大的作家。正如胡愈之所指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着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着郁達夫烈士的名字。」當時，我們的設想是重走郁達夫在印尼的文學之旅，於是便有了今年3月的棉蘭之行。

然而好事多磨，孟子彷彿很有預見性，「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在辦理申請出國手續時，遭遇「新政」，幾經反覆，我都想放棄了。尤其是舊曆除夕的前兩天，我準備回老家過年之際，突接通知由於行程變更需要重新辦理申請赴印尼手續，而此時學校早已放假，一大堆表格、簽字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完成。我索性不去想它，等節後初九相關部門上班後再提交新的材料，而此時離原定赴棉蘭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月。經過多方努力，總算在預定出行日期的前幾天取到護照，匆匆到旅遊公司票務中心出票。由於中國沒有直飛棉蘭的航班，我是途經新加坡轉機赴棉蘭，按照規定可以不必辦理新加坡簽證。沒想到3月23日在福州長樂國際機場又出狀況，在辦理登機手續時，機場工作人員一口咬定我購買的新加坡勝安航空是廉價航空，而據說，「自2012年9月25日起，新加坡廉價航站樓所有航班移至新加坡樟宜機場2號航站樓。所有乘坐廉航經新加坡樟宜機場轉機（包括轉乘同一廉價航空公司航班）的外國旅客，均需辦理入境手續、領取行李，然後再前往指定櫃檯辦理轉乘航班的登機手續。因此，中國旅客如擬乘廉航經新加坡樟宜機場轉機，務必提前辦好進入新加坡的簽證，以免入境受阻，耽誤旅程」。高度負責的機場工作人員剛開始堅決不肯為我辦理登機手續，只好緊急求助購買機票的旅遊公司，證實勝安航空是新加坡航空公司全資附屬的子公司，並非廉價航空，機場工作人員將信將疑給我辦了手續，同時告知如果到了新加坡機場出了問題需由我自己負全部責任。

第一次赴印尼的旅程便在萬般不確定中前行，我做好了原機從新加坡返回福州的打算。飛機稍微晚點半小時後順利起飛，中國飛機的航班延誤已經是家常便飯，沒有延誤或延誤時間不長反而讓人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早年只有一家中國航空（CAAC）的時候，就有老外調侃它的真正含義是China Airline Always Cancel。我在2012年8月14日第一次赴馬來西亞檳城時，就曾遭遇空中管制，在福州長樂機場推遲三個多小時才起飛，結果到廣州轉機時，原定飛檳城的航班已經起飛，只好望空興嘆，等第二天再走。在此後2013年和2014年夏天兩度前往檳城時，我吸取教訓，把轉機時間預留得很長。

由於在福州機場差點上不了飛機和擔心新加坡機場轉機不順，影響了出行的心緒，所以我坐在機上不像前幾次前往東南亞那麼興奮，也沒興趣從機窗眺望碧綠深邃的南海和星星點點的島礁，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

飛機降落樟宜機場，按照指示牌坐車到T2航站樓，不僅在E櫃檯順利辦理轉機手續，而且在候機室認識三個在印尼投資的中國企業員工，心想有他們做伴，應該不至於「睜眼瞎」。飛機抵達棉蘭瓜拉納姆機場，我事先沒做好出行攻略，不知落地簽證需要三十五美元，結果到了辦理視窗，詢問可否刷卡，答案是否定，由於聽不懂對方工作人員講甚麼，經過一番比劃，我只有帶人民幣，感謝這些年中國國力強大，人民幣雖不是國際流通貨幣，他居然同意接收，但不是按外匯牌價結算的二百二十元人民幣，而是在計算器上按了數字三百。我理虧在先，誰叫你沒有帶美元，乖乖掏出三張毛爺爺，心裡還一直覺得佔了人家便宜，要麻煩他自己去兌換美元，增加不少額外的工作，挺過意不去。

沒被拒簽心想萬幸，沒想到苦難的歷程剛剛開始，由於是持公務護照，過關所排的隊伍特別少人，心中暗自竊喜可以快速通關，不料前面寥寥幾個歐美人和日本人都順利通過，到了我遞上護照，可惜不會印尼語，否則我真想大聲提醒他老兄，「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公護照耶」，剛才人民幣的神通廣大，讓我對偉大祖國倍加自信。同時設想他一定會問來棉蘭做甚麼？因為候機時中國同胞告訴我，一般第一次都會順利過關，再來時往往會被懷疑前來「打工」，需要解釋。我是來參加「從郁達夫看一帶一路給印華文化與教育的動力」國際學術研討會，不要說印尼當地人不懂這位中國作家的名字，一般華裔我相信也未必知道。我想就不提甚麼「郁達夫」了，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純粹的觀光客，為了欣賞棉蘭美麗的風光，不遠萬里來到這裡。在排隊時，我在心裡天真地構想了幾句蹩腳的讚美詞「Medan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I love Medan」，搜腸刮肚娘胎裡的英語形容詞，準備對工作人員獻媚一番，禮多人不怪嘛，更何況是誇獎自己的家鄉，不是有一首歌這樣唱道「誰不說俺家鄉好……」哪知工作人員根本不看護照，直盯着我的面孔片刻，隨後轉過頭去與隔壁櫃檯的同事交談，言語間我只聽懂一句「CHINESE」，瞬間便圍上一群工作人員，真奇怪，難道我是「天外來客」？值得他們放下工作圍觀。只見原先略顯沉悶的環境有了變化，那些工作人員看到我這個中國人頓時興奮異常，我感覺空氣中瀰漫一種詭異的氣氛，後來推想是他們發現了「商機」，從我身上可以撈錢。

只見他們竊竊私語後，便招手讓我離開櫃檯跟一個工作人員到一個「黑屋」，說它黑屋，是因為裡面燈光昏黃，加上不知叫我到這裡做啥，心裡七上八下，便覺得一切都很暗淡。巧得很，原先在新加坡機場轉機時遇見的三個國內企業的員工，居然在這裡勝利大會師。他們見到我十分吃驚，一是我持的是公務護照，二是我第一次來棉蘭甚至印尼，不應該被當做「黑工」啊。既來之則安之，他們告訴我，由於工作需要，經常出入棉蘭機場，被帶到這個黑屋已經習慣了，破費一點錢就可走人。而且以往服務更周到，怕中國遊客不懂當地語言，無法交易，還專門配備一個華裔在現場翻譯。他們提醒我不要暴露自己身上帶有很多人民幣（這彷彿是赴外旅遊中國人的通病，往往容易成為搶匪的目標），那樣會被敲詐更多，先只拿出五十元，再慢慢往上加，最多不超過二百元人民幣。我趕緊把五十元面值的四張人民幣單獨抽出放在褲袋裡，準備到時察言觀色再分批上交。明白了被請進黑屋的目的，我緊張的心情頓時放鬆下來，不就是中國古話所說的破財消災，區區兩百塊大洋便可放行，比起遭原機遣返還是合算的。我這時才有空仔細觀察了一下黑屋，發現旁邊角落還坐着一個面色黝黑的中年男性，明顯非我族裔，相逢何必曾相識，便試着用英語溝通，「Bengalese」，原來是孟加拉的難兄難弟，同樣是一臉無奈。

正當百無聊賴地等着提審交錢時，突然門外走進來一個華人向我打招呼，原來是我在新加坡機場登機排隊時站在我前面的徐煜權先生，當時我曾向他詢問棉蘭的情況而得以結識，我告訴他自己是應印華作協蘇北分會孫國靜和林來榮兩位先生的邀請，前往當地參加學術研討會。沒想到徐先生與孫國靜先生是好朋友，他出機場時碰見在門口接我的孫國靜先生，發現我遲遲未出來，有經驗的徐先生知道我一定是被請到黑屋，立即返回撈人。他找了一個在機場工作的華裔疏通關係，還順便救出同是來自福建的一家晉江鞋企的員工。另兩位在亞齊省中資企業工作的中國同胞就沒那麼幸運，每人被勒索了二百元人民幣。徐煜權先生來去匆匆，還來不及感謝就又出去了。我來到轉盤取行李，卻不見任何蹤影，趕緊找那位華裔幫忙，在轉盤附近的一間屋子裡找到我的旅行箱，急忙拖着快步向外走去，遠離這個是非之地。大概不甘心放我出去，檢查人員又把我攔住，非得要打開箱子檢查不可。雖然我知道印尼已經放開對華文書籍的帶入，但我帶了幾本書，心裡還是有些不踏實。只好再次求助那位不知名的華裔好心人，由他出面解釋才得以脫身。出來見到焦急等在門外的孫國靜、吳祖橋兩位先生，我是百感交集，一時不知說甚麼好。在車上好不容易緩過勁來，才把剛才的苦難遭遇訴說了一遍，心想不僅會得到同情和安慰，而且一定會得到同聲譴責。沒想到永遠是慈眉善目而且說話慢悠悠的孫國靜先生居然毫不驚奇，原來有時連他們這些居住在棉蘭的華裔人士過關也要被刁難，通常都會給一點小費才讓通過，他把原因歸咎於這些機場工作人員的工資太低，只好打歪主意另謀創收之道。我開玩笑建議這些人學習中國古代的路霸，索性在出境處豎上一塊牌子，用各國文字書寫：「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過此路，留下買路財。」同時明碼標價，以免讓遊客擔驚受怕，影響了興致。後來才瞭解到我的過關經歷不是個案，2013年我的博士後向憶秋赴棉蘭出席第二屆「蘇北文學節」時，也遇到類似的經歷。在棉蘭機場出關檯前，始終有一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感覺。

進棉蘭難，沒想到出棉蘭也難，雖不至難於蜀道，但差點不能上青天我與李白同命運。在幾天後離開棉蘭時，又遭遇類似一幕。這次我比較坦然，一則上次已領教過，實在不行只好犧牲人民幣；二則同行四人，人多力量大，不再孤掌難鳴，更何況陶然先生出生於印尼萬隆，會說一口流利的印尼語，與出入境工作人員溝通應該沒有問題。來到櫃檯前，果不其然，工作人員又對我產生了興趣，扣住我的護照，朵拉上前交涉，他索性把我們一行四人（加上汕頭大學張衛東教授）的護照全部收走，並要求我們到旁邊的屋子等候審查。不知是因為心情不一樣的緣故，還是確實比較明亮，我沒有感覺到這個黑屋的可怕。裡面已有一些人在等待交涉，我們見狀索性退出來站在櫃檯附近耐心等候。朵拉忍不住上前大聲質問他們為甚麼不放行，工作人員支支吾吾說不出具體原因，只讓我們耐心等待。我很納悶，朵拉持馬來西亞護照，陶然是香港護照，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護照，張衛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私護照，互不相同且毫無交集的四種護照難道都出了問題？時間一分一秒地緩慢流逝，半小時後，看我們態度堅決且決不妥協的樣子，加上實在找不出任何問題才放行。有了上次我入關的教訓，送行的孫國靜先生遲遲不肯離去，始終隔着玻璃牆站在樓上關注我們的一舉一動，直到看到我們順利通關，他才揮手道別。不知何故，我那一刻湧上心頭的不是對那些工作人員的不滿，而是感念孫國靜先生的深情厚意，內心油然而生李白的詩句：「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無獨有偶，類似的出關經歷我在馬尼拉機場曾經也碰到過。幾年前，應菲華作家柯清淡先生的邀請，我和廈門大學、華僑大學幾位學者一起赴菲律賓訪問。等到離境出關時，我們幾個中國學者都被攔住開箱檢查，沒有發現任何違禁品後卻遲遲不肯放行，我們知道是要小費，可是當時大家身上都沒有菲律賓比索，於是工作人員居然把我的錢包拿走，從中抽取了一張百元美鈔，我一看不行，立即奪回來。工作人員看我態度堅決，也就罷了，讓我過關。現在回想還有些後怕，要是他們也把我帶到一間黑屋審訊，甚至在我的箱子裡動了手腳，偷偷塞進一小包類似毒品的白粉，我不就觸犯刑律？如果這樣，一定會妥協投降，乖乖呈上一張本傑明‧佛蘭克林。回國後有次跟同校的孫紹振老師提及此事，他說得更好玩，他從馬尼拉機場回國出境檢查時，工作人員把別在胸前的身份卡轉過來給他看，上面赫然用漢字寫着「小費」二字，於是他便把身上剩下的比索全部送出。

正在寫作此文時，看到中國媒體報道《印尼正式對中國遊客實行免簽》。消息稱印尼各界一直期盼新的免簽政策將能幫助印尼吸引更多中國遊客，因為中國已是繼新加坡、馬來西亞、澳大利亞之後的第四大赴印尼旅遊重要客源國。印尼官員、學者、旅遊業者已經意識到中國對印尼旅遊業的重要拉動作用。印尼旅遊部部長阿里夫表示，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出境遊客客源市場，每年近一億人次出境旅遊，「來印尼旅遊的人數還不到總量的百分之一，上升潛力十分可觀」。阿里夫稱，2005年韓國宣佈對華遊客實施過境免簽後，五年內遊客總數增長百分之六十四點五，近期在中國市場火爆的泰國遊也是借了免簽證費的光，印尼實施免簽必定能吸引更多遊客。消息引用雅加達一家旅行社經理辛蒂的話：「赴印尼簽證需要準備各種文件、手續繁瑣，落地簽政策實施後情況有所改善，但排隊等待時間較長，個別簽證官以語言不通、材料不齊為由索賄，都影響中國遊客的熱情。免簽政策一旦落實，中國遊客就能『說走就走』，這對我們來說，是再好不過的消息。」以後去印尼旅遊的中國遊客有福了，他們將不再被「特殊關照」，而且免於被帶進「黑屋」的恐懼。我也期待自己下一次到印尼，能是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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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進出棉蘭碰到種種不愉快的經歷，不過比起當地華僑文友的熱情接待和令人陶醉的美麗風景，這些實在算不了甚麼，俱往矣。特別是因為郁達夫，而使我有緣來到棉蘭，不僅得以住在多巴湖上的夏夢詩島，而且環島領略了如詩如夢的多巴湖，參觀了獨具特色的馬達族博物館，隔着圍牆眺望荷蘭殖民當局軟禁蘇加諾的寓所……尤其是多巴湖，孫國靜先生曾經在他的散文中介紹過：「經過許多轉彎山路後地陪突喊了一大聲：『請看！』原來景色迷人的多巴湖一角，呈現在右側窗外遠處。巴士在高山邊蜿蜒而行，由高處俯瞰，蔚藍色的湖面，橫着三列長形像許多木箱連成的淡水魚養殖場。遠眺風景如畫的多巴湖，四周高山阻隔着，在陽光照耀下，與藍天白雲構成一幅迷人的風景畫。若與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相比，各有千秋，不見得遜色呢！」是的，毫不遜色！當今的桂林陽朔景區再也沒有絲毫淳樸靜謐的鄉村氣息，到處充斥着濃郁的商業化氛圍。我流連在這恍若世外桃源的人間仙境多巴湖，忘卻了世間諸多煩惱事。清晨伴隨着第一縷陽光，漫步在碧波盪漾的湖邊，耳畔不時迴盪着《星星索》這首生活在多巴湖邊巴達克人的船歌：

星星索啊，星星索啊，星星索啊，星星索啊，

嗚喂，風兒呀吹動我的船帆，

船兒呀隨着微風盪漾，

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嗚。

嗚喂，風兒呀吹動我的船帆，

姑娘啊我要和你見面，

向你訴說心裡的思念。

當我還沒來到你的面前，

你千萬要把我要記在心間，

要等待着我呀，

要耐心等着我呀，

姑娘，我心像東方初升的紅太陽。

嗚喂，風兒呀吹動我的船帆，

姑娘呀我要和你見面，

永遠也不再和你分離。

我沒聽說郁達夫到過多巴湖，所以找不到他讚美的文字。我在這次研討會的演講主題是「郁達夫與福州」，郁達夫在赴南洋之前，曾到過福建三次。1936年2月他應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邀請，來到我今天生活的城市福州擔任省政府參議兼秘書處公報室主任，山明水秀、風光旖旎的榕城，使他流連忘返。登鼓山，遊西湖，賞閩劇，品美食，泡溫泉，議美女，郁達夫留下了一批精彩的記遊之作，除了〈閩遊滴瀝〉系列六篇遊記外，還有〈記閩中風雅〉、〈飲食男女在福州〉和〈福州的西湖〉三篇散文，以及一些日記和舊體詩詞。

郁達夫到福州後，寓居在南台青年會四樓。這個青年會與南洋著名僑領黃乃裳有密切關係，他在1910年接任福州基督教青年會會長，為了讓該會有個固定的活動會所，以便聯絡各界人士，於1912年決定籌建新會所，他親自捐款四萬五千銀元購置地皮。曾任美國總統的希歐多爾‧羅斯福把他1906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十二萬美金全部捐獻給福州青年會，用做修建費用。1916年福州青年會建成，曾是福州近代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座綜合大樓，大樓內設有福州當時唯一的室內燈光籃排球兩用球場，福州第一部無聲電影也在這裡放映。郁達夫在作品中多處提到青年會，在1936年2月28日所寫的〈閩遊滴瀝〉（之一）中，他這樣描述充滿詩意的福州夜色：「在南台的高樓上住下的第一晚，推窗一看，就看見了那一輪將次圓滿的元宵前的皓月，流照在碎銀子似的閩江細浪的高頭。天氣暖極，在夜空氣裡着實感到了一種春意，在這一個南國裡的春宵，想該是蟲聲新透綠窗紗的時候了。看不多時，果然銅銅盤銅銅盤地來了幾班踏高蹺、跳龍燈的慶祝元宵者的行列，從大橋上經過，在走向倉前山去；於是每逢佳節思親的感觸，自然也就從這幾列燈火的光芒上，傳染到我的心裡，又想起閨中的小兒女來了；沒有辦法，我只好撇下了窗前的美景，滅去了燈，關上了門，睡下去尋還鄉的美夢，雖然有沒有夢做，原也是說不定的。」

郁達夫自幼生長在風景如畫的富春江畔，然而，他卻十分讚賞閩中景色。他在1936年3月23日寫給王映霞的信中說道：「福州風景好極，遠勝富春江上。紀遊文字在《宇宙風》上陸續寄去發表了，你可曾看見？」這些紀遊文字就是〈閩遊滴瀝〉系列遊記，他在〈閩遊滴瀝〉（之二）中提到，曾經到過福州的一位朋友寫信來，說福建留在腦子裡的印象，依次序來排列，當為：第一山水，第二少女，第三飲食，第四氣候。郁達夫在文中更是對福建的母親河——閩江讚不絕口：「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灣處江面的寬，總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做一種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揚子江沒有她的綠，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靜。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國的萊茵，我想這譬喻總只有過之，決不會得不及。」在〈閩遊滴瀝〉（之六）和〈飲食男女在福州〉中，他特別提到福州女子的美，「因為福州人種的血統，有這種種的沿革，所以福建人的面貌，和一般中原的漢族，有點兩樣。大致廣顙深眼，鼻子與顴骨高突，兩頰深陷成窩，下額部也稍稍尖凸向前。這一種面相，生在男人的身上，倒也並不覺得特別；但一生在女人的身上，高突部為嫩白的皮肉所調和，看起來卻個個都線條刻畫分明，像是希臘古代的雕塑人形了。福州女人的另一特點，是在她們的皮色的細白。」「『天生麗質難自棄』，表露慾，裝飾慾，原是女性的特嗜；而福州女子所有的這一種顯示本能，似乎比甚麼地方的人還要強一點。因而天晴氣爽，或歲時伏臘，有迎神賽會的關頭，南大街，倉前山一帶，完全是美婦人披露的畫廊。眼睛個個是靈敏深黑的，鼻樑個個是細長高突的，皮膚個個是柔嫩雪白的；此外還要加上以最摩登的衣飾，與來自巴黎紐約的化裝品的香霧與紅霞，你說這幅福州晴天午後的全景，美麗不美麗？迷人不迷人？」現代著名作家冰心、林徽因就是其中才貌雙全最傑出的代表，或者可以作為郁達夫這一觀點的佐證。

郁達夫在福州生活了兩年多，1938年3月，他應郭沫若電邀，赴武漢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工作，擔任少將設計委員。7月中，因武漢戰局緊張，軍委政治部人員疏散，郁達夫輾轉到了湖南漢壽。9月底，郁達夫再次接受陳儀的邀請，重回福州共商抗日大計。

1938年12月18日，郁達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社之邀擔任該報編輯。1942年初，郁達夫與胡愈之、王任叔等一批抗日文化人在新加坡淪陷前夕，乘一艘摩托舢板撤離到印尼蘇門答臘島的巴雅公務鎮。他們在當地華僑的幫助下，開辦了趙豫記酒廠，郁達夫任老闆，化名趙廉，自稱「原籍福建」。在當地華僑許乃昌的幫助下，嗜酒的郁達夫釀造出兩種白酒，即「雙清」和「初戀」兩個品牌，據說在市場上銷售得很好。

在現代文人中，郁達夫酒量不小。在他的日記中，經常提到喝酒大醉。史料記載，郁達夫和他的浙江老鄉魯迅喝酒的次數不少。魯迅酒量不大，經常喝得酩酊爛醉，而且在喝酒的過程中煙不離手。郁達夫在1933年曾作詩贈予魯迅，其中兩句寫道：「醉眼朦朧上酒樓，彷徨吶喊兩悠悠。」作為創造社的一員，郁達夫的縱情詩酒、放浪形骸是有名的，梁實秋在〈清華八年〉一文中記載，「我有一次暑中送母親回杭州，路過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見到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幾位，我驚訝的不是他們生活的清苦，而是他們生活的頹廢，尤以郁為最。他們引我從四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黃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雞，在堂子裡打茶圍，這一切對於一個清華學生是夠恐怖的。」據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在福建省政府公報室上班期間，郁達夫也常常拎兩瓶黃酒置於案頭，一邊辦公一邊小酌，好不瀟灑。

在棉蘭期間，除了「賓當」（Bintang）啤酒外，我喝不慣當地新鮮的椰花酒，總感覺有一股餿水的味道。讓我吃驚的是，時間過去幾十年，林來榮先生說，郁達夫當年酒廠的遺址還在。可惜愛酒的我這次沒能親眼目睹這一勝迹，便不時鼓動林來榮先生買下來，以重振郁達夫當年的雄風，不僅可以繼續生產「雙清」和「初戀」，而且可以像中國一些酒用名人命名如「劉伶醉」、「李白酒」等，直接推出「郁達夫酒」。我甚至想好酒的外包裝，中間是郁達夫清秀的頭像，旁邊印上他的手迹：「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如前所述，印尼對中國遊客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旅遊部門目前已推出中文版「奇幻印尼」網站解決中國遊客語言不通的問題，並陸續邀請中國團隊前往印尼名勝拍攝宣傳片，更計劃推出「鄭和旅遊線」，以明朝鄭和船隊在印尼留下的民風民俗、宗教遺址和文化遺迹作為亮點，吸引更多中國遊客。隨着大批中國遊客來到蘇門答臘島，每人購買兩瓶「郁達夫酒」當做伴手禮，該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我不禁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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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蘭原名日里，位於蘇門答臘島東北部日里河畔，十九世紀初期只是一個一兩百人的小村莊。種植園興起後，成為煙草、橡膠、椰子、茶、油棕等農產品集散地和加工中心。而今，它是北蘇門答臘省首府，也是蘇門答臘島第一大城市。棉蘭居民由瓜哇人、馬來人、華人等民族組成，其中華人約佔五分之一，大多數從事工商貿易。歷史上，華人在開發棉蘭的過程中功勳卓著，而且藏龍臥虎，出過不少名人，張榕軒、張耀軒兄弟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他們與南洋巨富張弼士一道並稱南洋客家張氏三傑。我到過馬來西亞檳城多次，也參觀過張弼士鼎鼎有名的藍屋，卻非常慚愧來棉蘭之前對張榕軒、張耀軒兄弟一無所知。聽了介紹，才知道張榕軒原先在張弼士手下打工，因為勤奮工作深得賞識，逐漸被委以重任。1878年開始，張榕軒與張弼士在日里合作開辦笠旺墾殖公司、日里銀行、裕昌遠洋航運公司等。不久，張氏兄弟自己又創建了萬永昌商號，業務包括橡膠、金融、航運、房產、建築、礦產、養殖、蔬菜果木，財力雄厚，一躍成為棉蘭華僑首富，並且被譽為「棉蘭開埠之功臣」。荷蘭殖民當局有感於張氏兄弟開發棉蘭的突出貢獻，封授他們為「雷珍蘭」、「甲必丹」、「瑪腰」等官職（按照荷蘭文的意思，雷珍蘭為中尉，甲必丹為上尉，瑪腰為少校，它們是荷蘭陸軍中不同的官階），還專門把一條繁華馬路命名為張榕軒街。據印尼歸僑朱天華先生回憶，他在1950年曾就讀於張榕軒街上的棉蘭華僑中學，當年這條街是著名的餐飲一條街，與商舖林立的廣東街橫豎相交，「每當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張榕軒街和廣東街上人聲沸騰、熙熙攘攘，熱鬧非凡。遊人在廣東街購物、娛樂；在張榕軒街的餐飲店裡大快朵頤或者宵夜，一直到深夜，天天如此，構成一幅美麗的畫面。」其實，棉蘭華僑中學就坐落在張氏兄弟創辦的敦本學校原校址上。創辦於1907年的敦本學校是蘇門答臘島上第一所華文學堂，張氏兄弟念及僑民子弟多屬貧困，學生上學一律免費，以期普及，開闢了當地華文教育的新紀元。

當林來榮先生聯繫張氏後代，帶我們前往張榕軒紀念館參觀時，我就驚訝於裡面陳列大量清代以來珍貴的文獻史料和歷史照片，於是忙不迭地抓緊時間拍照，生怕漏過一些重要的細節。親自擔任解說的張榕軒曾孫張洪鈞先生的夫人林素琴女士，看我忙上忙下不停拍照，連忙告知這些展出的文物大多為複製品，真正的原件在她家裡。林女士剛從中國回來，風塵僕僕，本來已約好牙醫，看我們一行渴望更多瞭解張榕軒，臨時決定帶我們到她家參觀。在她家裡，不僅看到一幅珍貴的唐代畫作長卷、劉墉的書法、光緒二十九年十月慈禧太后為張榕軒五十大壽題贈的「壽」字書法條幅和一幅「牡丹富貴圖」國畫，以及眾多古玩，還有一套民國版的《古今圖書集成》。

印尼曾經是禁止華文最嚴厲的國家，1965年「九三〇事件」後，蘇哈托政府頒佈了數十項排華反華的法令法規，不僅下令關閉全印尼的六百六十七所華文中小學，而且相繼關閉了全國所有的華文報紙和華人社團，導致當地華人華僑資料幾乎蕩然無存。林來榮先生說：「一直以來，印華文學、文化、歷史都沒有很好的文字存檔，早年的著作，隨着政治風雨的變幻，人事境遷的漂浮、燒毀、蛀化，僅存無幾。」「1965年尾的那一場動亂，把我們的生活都攪亂了，沒書讀，沒歌唱，沒戲看，一切都只能在家裡偷偷地做。」而張洪鈞、林素琴伉儷在險惡的排華環境中，保存下來這些珍貴的文物史料，令人萬分感佩。臨走時，張洪鈞先生贈送了《梅水詩傳》、《海國公餘輯錄》、《海國公餘雜著》等圖書影印本，讓我滿載而歸，不虛此行。

《梅水詩傳》全套分為《初集》十卷、《續集》三卷、《再續集》二卷，共七冊十五卷。全書收入六百四十位作者的四千一百四十三首詩詞，作者來自宋末至清末嘉應州五屬程鄉、平遠、鎮平、興寧、長樂。《初集》、《續集》由張榕軒、張耀軒兄弟出資，分別於1901年和1911年刊印，其中《初集》由黃遵憲、張榕軒作序。《再續集》由梅州籍雅加達僑賢張直端資助，1978年在台北印刷。2005年3月，張洪鈞、林素琴夫婦回梅州市出席紀念黃遵憲逝世一百週年活動時，從印尼帶回《梅水詩傳》、《海國公餘輯錄》、《海國公餘雜著》，在當地出資翻印了一千套，廣泛贈送圖書館、華僑博物館以及專家學者。

《梅水詩傳》中的詩作，內容非常豐富。有論者指出，「《詩傳》的作者，不論赴京趕考、旅京做官、奔赴任職住所，甚至在戰火紛飛的軍旅生涯中，呼朋結類、遊逛山水，參觀寺廟古剎、名勝古蹟。他們都會感慨萬千、詩興大發，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和題匾詞聯」，「同時，作者對各地的風俗人情，也留下了許多民俗風情和物產介紹的詩篇」，還有「對於晚清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自由平等人權，發出了讚許或反對的聲音」。

果不其然，我首先關心的是書中描寫福建的有關詩篇，上述內容也一一呈現。史載，1884年，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率艦隊侵入福州馬尾港，停泊於羅星塔附近，伺機攻擊福建水師。當時朝廷下令「彼若不動，我亦不發」，於是張佩綸（李鴻章的女婿、張愛玲的祖父）等下令「無旨不得先行開炮，必待敵船開火，始准還擊，違者雖勝尤斬」。結果法艦首先發起進攻，清軍主要將領畏戰，棄艦而逃，福建水師各艦群龍無首，倉惶應戰，有的還沒來得及起錨就被法艦的炮彈擊沉。福建水師隨後展開反擊，但是由於未作任何軍事準備，加上裝備落後、火力處於劣勢。海戰不到三十分鐘，福建水師兵艦十一艘以及運輸船多艘沉沒，官兵殉國七百六十人，幾乎全軍覆沒，法軍還摧毀了馬尾造船廠和兩岸炮台。《梅水詩傳》（再續集）收有詩人孫國儀相關作品，他親眼目睹1884年中法馬江海戰福建水師慘敗的情形，「甲申秋，法人因爭越南事，突以戰艦數十艘駛入馬江，守閩鐵艦、炮台暨船廠咸被其轟裂。時餘適就館馬尾，事定後重返故房，牆屋待修，登樓觸感，偶成一律」，詩云：「一抹斜陽觸目愁，江山無恙怕登樓。燼餘炮壘留殘瓦，破後官衙失故侯。逸馬漸隨征鳥返，晚風猶夾怒潮流。金甌偶缺民膏補，只恐和戎乏令謀。」看透晚清腐敗無能的政府和黑暗的官場，「長於案牘」的孫國儀於1893年「由閩捨硯歸里」，他在詩中感嘆：「豢身名利誤人多，傲骨棱棱肯盡磨。嬾與侯門說交誼，白頭人已厭風波。」

另一詩人楊長盛著有《劍心閣詩鈔四卷詞鈔一卷》，他還是《梅水詩傳》（初集）的主要校對者，在第一、四、九卷最後，都印有「楊長盛校」的字樣，可見他與張榕軒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寫有一首〈寄贈張榕軒觀察煜南時在南洋辛丑九月〉，其中提到張榕軒不僅善於經商，而且誇獎張榕軒的著述：「經濟才兼著作才，公餘海國錄淹該。誌編日裡推良史，詩採風謠具別裁。」在詩中夾註裡，楊長盛讚揚張榕軒「觀察着《海國公餘輯錄》，搜羅宏富，考訂詳明，於洋務大有裨益」，「觀察近日與仙根明經選刻《梅水詩傳》，洋洋大觀，為我州二百餘年之創舉」。楊長盛曾應邀入閩，「佐理獄訟」，最後死於閩北的松溪縣。他到過福建不少地方，寫過一組〈遊閩途中雜紀六首〉，其中寫到福建漳平縣婦女髮髻高懸，我感覺特別親切：「宛如玉樹在風前，拄杖行來亦可憐。古語昔聞今始見，居然一尺髻高懸。」我懷疑這不是寫漢族女性的裝扮，應該是佘族女性盤的髮髻。我小時候生活在閩東福安外婆家，那裡是中國主要的佘族聚居區，外出常常可以見到佘族婦女引人注目的髮髻。據長輩介紹，「特別是已婚佘族婦女，她們將頭髮從後面梳成長筒式髮髻，像一個雞冠形的帽子扣在後腦勺上，髮間用紅絨線環束。有的是在頭頂上放一個五六厘米長的小竹筒，把頭髮繞在竹筒上梳成螺形，顯得很別致。梳頭時，不僅要用茶油和水抹，還要摻以假髮，所以顯得高大、蓬鬆而且光亮。結婚時，小竹筒要用紅布包裹，上飾以銀釵、銀牌，盤繞着石珠串。有的前頂還用銀質頭花圍成環狀，頭花下沿有無數銀球、銀片之類的裝飾品垂落在眼前。未婚少女的髮式比較簡單，只將頭髮梳平繞在頭的周圍，用紅線束緊即可。」佘族女性的髮髻隨地域不同略有差異，流行於閩侯、福州、古田、連江、羅源和寧德南路飛鸞一帶的髮式稱為「鳳頭髻」，流行於福安和寧德大部分區域的髮式稱為「鳳身髻」，流行於福鼎和霞浦西路髮式稱為「鳳尾式」；閩南、閩西佘族婦女的髮式也不同於當地漢人，如漳平、華安、漳浦、長泰等縣佘族婦女髮式為「龍船髻」；閩北佘族婦女以百根銀簪並配以紅繩、料珠，裝成「扇形髻」；浙西南佘族婦女髮飾稱為「笄」。大概從來沒有見過佘族婦女高盤的髮髻，所以楊長盛在詩後還自註：「漢謠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今龍岩漳平婦女之髻實高如此，不論老少皆手持一杖，搖搖擺擺，大有欲倒之勢。」

當然，我也好奇一些近代詩人對新事物的描繪，就像他們當年對新事物的好奇。《梅水詩傳》（續集）卷二收有黎景鸞吟詠新事物的詩作，描繪火車「日月輪互馳，晝夜不停駛」，揣摩「想見天上人，驚嘆齊俯視」（〈火車〉）；感慨電燈「人間別有天，夜夜團圓月」，甚至「借問彼吳剛，三五何盈缺」（〈電燈〉）；驚奇電線「千里萬里遙，儘可通爾汝，有如漢神君，形隱聞其語」（〈電線〉）。

鐵路、電燈等是當時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張榕軒「在外洋多年，身雖在外，心長繫念」故國，早就有「實業報國」的抱負，認為振興實業宜創辦鐵路，而創辦鐵路必自近海之地開始。因此，在故鄉潮汕修造鐵路是他的一個夢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張榕軒上奏清朝商部，請求修建潮汕鐵路。他在稟文中指出，「方今國家舉行新政，首以鐵路為大宗，……然我中國地廣人稠，應開之鐵路正屬不少，即如廣東之汕頭，自各國通商以來，商務蒸蒸日上，查該埠為潮州一帶咽喉要隘，由該處至潮州，計九十餘里，歷來有水路可通，但河道淤淺，春夏之間，舟船無阻，一交秋冬，水涸舟滯，凡有載船人客來往，無不視為畏途」，「每次自洋回籍，目擊其情，深嘆行役之艱」。隨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兩次召見張榕軒，商談國是。尤其是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召見時，張榕軒再次提到修建潮汕鐵路的原因：「非為一己之私，實為地方起見。因潮州所屬九縣、嘉應州所屬四縣，向來山多田少，一年所出米糧不敷民食，全靠安徽之蕪湖並暹羅國販米進口接濟。但是，汕頭以上河道太淺，春夏之間船尚可行，一到秋冬河水乾涸船隻難行；兩邊又是山路，肩挑負販均多不便，因此往往辦米接濟不及，人心由此搖動，地方因之不甚安靖，所以這段鐵路關係甚屬緊要。」慈禧太后聽後連聲稱好，說：「這才是利國便民的事，汝當趕緊認真辦。」清朝政府最終批准修建潮汕鐵路，並委任張榕軒為總經理，約期五十年後鐵路權收歸國有。潮汕鐵路股額總數定為三百萬銀元，其中張榕軒、張耀軒兄弟各認股一百萬銀元。它於 1906年11月正式通車，是中國第一條由華僑投資的商辦鐵路，開創了中國民辦鐵路的先河。

在《海國公餘輯錄》卷六所收錄的〈海國詠事詩〉中，張榕軒就選輯了一些描寫鐵路火車的詩篇。如比利時有河可通海，在出海通道被荷蘭遏封時，於是造鐵路以火車由陸轉運，詩云：「港口潛封路不通，貨由陸運仗人功。長途鐵路堅如砥，指日車輪到海東。」在非洲，當時除了燒煤的火車外，還出現了電力牽引的「電車」，詩人感嘆「電車清潔較勝於火車煤煙也」，寫道：「火車行後坦途開，每苦煙煤瞇眼來。不若電行尤迅速，片時飛度萬山隈。」《海國公餘雜著》卷三所收錄的〈續海國詠事詩〉，也有不少詩篇對鐵路火車特別關注。如寫瑞典，「鑿山開道上千盤，南郡新開鐵路難」；寫意大利，「三百山程數洞天，火車過處把燈燃」；寫比利時，「鐵軌修成萬里遐，比人夙昔擅名家。一朝延聘來中國，指日安排走火車」，詩後註曰：「中國近議修造鐵路，特請比人主持其事。」張榕軒在《海國公餘輯錄》卷四〈槎使遊歷詩歌〉中，稱讚駐外人員「乘一葉舟，行萬里路，奇情異景，歷歷在心，本入境問俗之例，結與國聯袂之歡，發為詩歌，不同凡響」，這移來評價這些詩歌，不也十分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