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15年8月號總第368期
子欄目：「新世紀香港小說的趨勢」研討會專輯
作者名：李嘉慧
在傳統的「文學」觀念，人們習以為常地認為文學作品的創作是「作者神話」。但對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來說，「藝術價值的生產者不是藝術家，而是作為信仰空間存在的生產場，信仰的空間通過生產對藝術家創造能力的信仰，來生產作為偶像的藝術品的價值。」（1）人們總是常識、自然地將文學作品與他們所信奉的作家聯繫起來，但很少質疑究竟何謂「文學」？是甚麼確立了「文學」的標準？布迪厄認為文學作品的價值，建立於一種視「文學」如信仰的「幻象」之中，墮入了形式特徵，掩蓋了「文學」傳統與歷史、社會的共生關係，是環境條件製造出「文學」這一真相。「文學」作品對某些人來說，是個人創作想像力的結晶。布迪厄卻認為在更抽象的意義上，「文學」作品是社會上多股力量交叉、集體經營的產物。而「文學」的界定，明顯是一個由「上」（精英知識分子、國家文化體制）而「下」（一般文學消費者）的過程。
一直以來，香港都不是一個重視文學藝術文化的地方。香港的文學研究和批評水準，因為社會缺乏濃厚的文化藝術氛圍，以及得不到政府在經濟上的支持，一直都未能建立良好的文學批評風氣。在香港比較認真的文學評論，亦不過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但基本上都是業餘性質。而且，香港本身在地緣和政治上的關係，批評界一直深受台灣文學界的思潮所影響，故可資借用的文學批評方法，又大多是對文本內部進行細讀的「新批評」理論。這種方法實際上將歷史與文本結構割裂開來，難以回復到作品被生產的發生空間和機制當中，更不可得知作品背後不為人知的創作動機，以及跟當時社會互動的糾纏關係。
也許，歷史上沒有任何有關「文學」的定義標準，並不涉及如經濟、政治等非藝術的因素影響。在香港「文學」作品的建構過程中，經濟現代化、社會改革和政治環境等外在原因，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對文字創作是否「文學」作品的判別界定，又因為不同人對「文學」的定義不同而變得極端詭譎複雜。布迪厄曾指出：「這樣就可以看到創作的作家是在生產場中被造就的，有一群人──批評家、作序者、商人，等等，促進了藝術家的『發現』並且封他為『著名』藝術家和公認藝術家。」（2）就因對「文學」的定義標準不同，在內地創作量龐大的網絡小說，這種新興的「通俗文學」作品，早已引起了批評界熱議之時，香港的文學批評者，仍對此類創作興趣不大。
內地作家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獲得國內外的獎項與好評，但在香港備受年輕讀者追捧的懸疑科幻網絡小說──Mr. Pizza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卻得不到香港文學批評界較大的關注。這部網絡小說充斥着大量本土方言和粗言穢語，雖然情節拖沓，結局難解，但男主角游子池在其中有極多內心獨白，牽涉到現今社會對法治、人性和人工智能等國際性議題的思考，確實能帶給讀者一些深刻的反省。其實，網絡小說的優點正在於網上連載，能夠吸納大量年輕讀者，又便於作者在創作時，跟讀者進行即時性的互動。但一般人都會以偏概全，認定只有單獨釘裝成書出版的創作，才是「文學」作品，其他就不是，而網絡小說更是香港文學或文化的庸俗化表現。
「通俗文學」雖然大多流於表面的消遣性娛樂，但作為香港「文學」的研究對象，也不一定是通俗而不及其他。因為當「通俗作品」發展到成熟的階段，也可以轉化成為較複雜和自省的文字創作，同時又能夠兼顧社會心理的寫實描寫。「文學」，不是居住在高處不勝寒的廣寒宮，而是建基於日常生活之中。形式美學只不過是人為性生成的產物，並非恆定、先驗的「文學」作品。那麼，對形式主義的文學「幻象」，進行徹底的「祛魅」，恢復文學和歷史、社會條件的聯繫，正是另一種理解「文學」作品的路徑。《我城》這部上世紀七十年代《快報》副刊的連載小說，王德威就認為是「以文學的方式，為香港主體性做出命名儀式」的「香港文學」經典（3）。從八十年代強調連載小說《我城》的「文學」性，並將注意力集中於作品的美學形式，發展到九十年代被刻意提升為「自我」身份的論述層次。大多數後來的評論者，都選取帶有強烈「香港」本地色彩的解讀傾向，認為《我城》不但呈現了當時香港人的社會生活狀況，而且凸顯了其中社會歷史的發展。由此看來，不僅是「文學」，甚至「文學經典」，都只是一種歷史建構的任意武斷性定義，根本不是甚麼文學理論意義上的恆定因素，而是一種人為性建構。
台灣文學評論家施淑曾指出，「我城」的歸屬感，既不排除中國，也不排除世界，在自我肯定之餘，又始終保持着開放態度。西西最近接受廖偉棠的訪問時曾提到，「《我城》的結尾，阿果接通了未來的電話，問了一句：世界會更好嗎？我最後也問西西這句話，問她我城到底有沒有變好。西西沒有正面回答，卻講了另一個近乎科幻的故事：『最近看到新聞，在我們的宇宙發現另一個地球，真是開心──《我城》最後不也想像有這麼一個星球我們可以去嗎？雖說六百光年外，但到時我們就有新的辦法前往，未來世界的人不像我們現在這樣了，可能只要送一個腦子、靈魂前往就可以，不需要這個臭皮囊。它令我覺得人類還有希望，這個地球已經無可救藥了。』」（4）西西的《我城》雖然有着強烈的本土意識，確立了居於香港的「城市身份」立場視點，成為了後來香港人對這城市自我身份肯定和宣稱的「經典」之作。但事實上，西西心目中的「我城」，從來就不是排外、拒中，也非自我膨脹的香港意識，而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這是一種萬物與共，能夠理解、寬容、接納他者，融入世界的香港都市空間和國際視野。而西西這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先鋒性「地球人」身份概念，在現今趨向「全球化」的廿一世紀香港社會，顯得特別合適和行之有效。
西西七十年代的《我城》，讓我們看到香港「城籍」走過怎樣的道路，來到現今本土與外來二元文化對峙的社會局面；而西西在副刊連載小說的創作經驗，發展至現今Mr. Pizza的網絡連載小說，又凸顯了在香港文學批評界長期存在，純文學與俗文學二元對立的文學創作觀念。無獨有偶，香港導演陳果最近為作家西西拍攝了紀錄片《我城》，又將《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改編成為電影上映。不單觀眾對陳果執導的影片褒貶不一、眾說紛紜，即使整個香港社會也正處於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的局面。最終的結果，也許就如熱愛香港，但可惜已離世的學者也斯所說：「香港的故事？每個人都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甚麼位置說話。」（5）
文字創作若是一個地方、一個時代、一個群體最佳的心靈縮影，那麼西西的《我城》，在香港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確實見證了「香港」或「文學」，從最封閉的狀態，朝向最開放多元的環境，完成了現今香港社會罕見的「多元」盛世。對立，是一種偏執；但容許對立，又是另一種開放。這是一事的兩面，可以互相指責，也可以相互包容。其實，香港社會獨特的歷史地理文化環境，本該多加珍視。也許，我們慣性地以為，只有本土主體意識的建構，才是「香港」，其他就不值一提。這種想法，明顯存有偏見。「香港」或「文學」的定義是不斷地被建構形塑而成，又不斷地處於建構生成的過程之中。「香港」或「文學」並不是某些虛幻的概念，能夠先驗地推斷出來。這些定義概念，只能通過歷史分析，將經驗研究和觀察後的結果，加以歸納和梳理出來。況且「香港」或「文學」這些概念，又是那麼容易陷入唯恆定解釋定義的中心主義誤區。
與此同時，要檢驗一個地方、一個時代、一個群體的文化特質，都不能避開文學藝術不談。西西的《我城》，作為香港文學的「經典」之作，強調的是互相溝通、聆聽、理解和尊重別人的重要性。小說中這種多元共存、兼容並包的開放態度，恰恰體現了西西對香港本土社會的共融文化，抱有信心的一個註腳。小說結局寫道：「當我提起電話的聽筒，我甚至可以撥一個電話給一個我並不相識的人，就說：你好嗎，不管你是誰。……電話聽筒對我說。那是一個陌生的聲音，聲音很模糊，非常遠。我聽見了聲音，有人和我說話了。聽筒那邊有聲音過來，我因此很高興。……人類將透過他們過往沉痛的經驗，在新的星球上建立美麗的新世界。電話聽筒那邊的聲音說。我不知道聽筒那邊的聲音是誰的聲音，陌生而且遙遠。但那聲音使我高興。電話有了聲音，電線已經駁通，我的工作已經完成。我看看錶，五點正。五點正是我下班的時間。那麼就再見了呵。再見白日再見，再見草地再見。」（6）
【註】：
（1）轉引自（法）布迪厄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頁276
（2）同（1），頁204
（3）轉引自王德威〈文學的香港史──十個關鍵時刻〉一文，《明報月刊》2011年2月號，頁26
（4）轉引自〈發明另一個地球 訪‧西西〉一文，廖偉棠《浮城述夢人：香港作家訪談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2年10月，頁37
（5）轉引自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1～12
（6）轉引自西西：《我城》，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37～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