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虹：打通自我與世界的通道

我是第五次來香港。我最初對於香港的印象是兩首歌――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香港之夜》描繪了香港的浪漫和華麗；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東方之珠》嘆盡香港的繁華與雍容。走近香港會慢慢知道，香港不僅有中銀大廈以及繁華的商業，不僅有搞笑的《警察故事》和繁榮的影視業，不僅有光怪陸離的街景、令人眼花繚亂的時裝、維港的旖旎風光，不僅有商界超人李嘉誠、影視大亨邵逸夫、大哥成龍、文俠金庸、非常王菲……在這一切的背後，香港還作為最有代表性和說服力的城市之一，與北京、上海三足鼎立，勾畫出當代中國現代化都市的輪廓。

1  香港文學的一點印象

張愛玲與香港及香港文學有着不解之緣。

我認為，張愛玲最有特色的作品不僅是描述香港――上海之間的《傾城之戀》，也不是《紅玫瑰與白玫瑰》，甚至也不是《金鎖記》、《沉香屑》――那裡面固然有對女性命運的精妙體察，對世道人心的一語洞穿，加之與生俱來的骨子裡的高傲與冷，使讀者彷彿五臟六腑變換了一個全新格式。但它們似乎是過於華麗了，還保有年輕時代的色彩和底調。事實上，長篇小說《十八春》卓然超群。它完全地練達而老成，靠的全是內裡的實實在在的好。並且寫了人的命運由鮮亮變為黯淡之必然，之無可奈何的宿命感。人彷彿是上界手中的巨大玩偶中的紅綠骰子，在時空顛簸中顛倒一個個――其實這才是接近真相的。她的每一句話都像是在巔峰處說的。她寫《十八春》的時候是1951年，也不過才剛剛三十一歲。

《十八春》的故事中，沈世均回南京的家，只因顧曼貞在上海，他在南京的雨夜裡想起她，「故鄉就變成異鄉了。」於是他一大早下了火車來見她。他急道：「曼貞，我有話對你說。」她看他着急的樣子，一連串猜測在她腦裡閃過――他訂婚了，他家裡出了事，他辭職……他卻道：「我有好些好些話要對你說。」書中寫道：「他其實已經說了，而她其實也已經聽見了，這世界忽然照耀了一種光……」

她的筆彷彿是有神靈指使的。事情越是千鈞一髮，她卻越是漫不經意。這種千百年來世間男女所癡心的一樁事，若放在俗家筆下，不知要製造多少囉嗦、瑣屑而無聊的語言幻象，並且糾結於周邊，深入不到那一個層次內裡。而她三言兩語，全都着了精要，直抵人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部分，彷彿是在人心尖上雕刻。

對於張愛玲，人們似乎是只覺其雅，而不覺其痛。一個孩子的天目，必定是因為痛苦才被打開的，這使她看見了是個世人所不察覺的隱性世界。她是靠着靈性生長的，就只有把這苦痛儲存了。那些整塊吞嚥的痛苦慢慢結了痂，內裡的變異卻只能如腐水一般慢慢地流淌出來，毒素一般滲透在她的生活裡。或許那些情節，只是毒素作用的徵象。文學之筆下情節往往是寫作者心理經驗開放的瞬間。

2  處理自我與社會的關係

寫作會處理內部與外部的關係。即個人化與社會化之間的關係。就寫作者本身而言，有的偏於朝向內部世界，有的偏於朝向外部世界。兩者都是無限的。

一方面，自我永遠無法被自我所窮盡，僅僅是朝向內部的挖掘往往會呈現徒勞的結局。另一方面，這個世界的技術和藝術每天都在變化。作家的外部生活經驗會使他（她）的世界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貌。一個作家無法永遠不能刻舟求劍，水在流船在走世界在周轉。我們的內心，無法迴避地反射着世界的投影。即所謂再個人化的寫作也帶着社會的時代的基因。或許一個作家需要時刻尋找自己和外界的通道，要讓自己看見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聯。那些閉合的通道遲早要暢通起來。曾經處於暗處的盲區，需要被一盞盞自覺的燈泡逐次照亮。

在處理個人和世界的關係上，需要真實和自由和勇敢。

事實上，文學正是將每一個凡人的不同凡響的人生，在藝術化的通道中經過浸染、過濾與修裁之後呈現的精華與真相。它是對心靈由表及裡的深層觸動，也是靈魂深處曲折表意的長線傳達。最好的文學代表自己也代表他者，在自我發現中也可以發現他者。

3  中國故事

中國故事是無數普通個體故事的聚合。「偉大的藝術不是單個孤立的，它是茂密的植物叢林中一根最高的枝條。我們能夠聽見藝術家的聲音，背後還有群眾複雜多層的無窮無盡的合聲」。（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一個普通人的故事，它雖細緻入微，卻是可以知微見著的。

講述一個普通人的故事並非易事。

我們自身也存在着悖論。世界要快起來，我們卻要慢下去。世界的技術和藝術每天都在變化，我們卻對恒久的過去依依不捨；喧囂流行在時尚的表層，我們卻期望沉潛於生活的內裡；在被格式化的都市裡，野趣橫生的散漫的村落，被快速地規範化了。破壞，正以建立的名義進行……我們期待在時代速變中尋求愛的真諦。這如同在時代的激流中截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