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內在情懷

與香港文學界有過兩次間接的交集。第一次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的中篇小說《秋風醉了》被改編為電影《背靠背臉對臉》，有兩個出品方，一方是西安電影製片廠，另一方是香港森信出品公司，影片在內地和國際上獲得多項大獎，還獲得第十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十大華語片獎。第二次是2006年，那一年我的長篇小說《聖天門口》獲得香港浸會大學設立的首屆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紅樓夢獎的決審團獎。

在這些交集之外，還有其他更加間接的，2013年，出任第二十九屆中國電影金雞獎評委時，在評審過程中，我說《中國合夥人》是這些年內地電影表現當代都市人生最好的一部。評委們一致認同我的評價時，有同是導演的評委有些不服氣，按道理陳可欣是香港導演，不可能比內地導演更瞭解內地的城市，為甚麼內地導演就拍不了這樣的電影。我說，這就對了，因為香港早已完成都市化過程，都市文化已在香港人中傳承了好幾代。內地的都市化過程才剛剛開始，在感性上，人們普遍仍習慣地用鄉村經驗來想像都市的各色景象，在理性上則是刻板地套用歐美的都市理論。陳可欣的優勢就在於他已同香港這座城市一道完成了對鄉村文化的徹底區分，並且構造了具有東方氣質的城市文化。所以，陳可欣的電影想像從呼吸到奔跑都是屬於當代都市。

剛才陳崎嶸團長說在香港做一名作家不容易。在香港從事文學寫作實在太難了，沒有人支持，也沒有理解，一切全憑個人愛好。其實，內地作家也有內地作家的難處。文學這東西被社會過於關注，就會被強加一些本來不屬於文學的東西。還有一點，文學缺少社會的強烈關注時，寫作者會更加努力的潛入人的內心，找到人性中最複雜最撼動人心的那些隱秘的文學元素。所以說，在內地當作家更不容易，香港沒人罵作家，內地則以罵作家為樂事，讀書人罵，不讀書的人罵，作家自己也罵，儘管這樣，我們還是不能以為文學真的是無用的。

我喜歡「堅守」這個詞！福克納為甚麼說自己在寫「郵票大小的故鄉」，而不用其他方式表述？郵票雖然很小，卻是見過世面和向着世界開放的。因為瞭解了世界，才能懂得堅守為何物。那些對世界毫無所知，硬將自己裹在長袍馬褂裡的人才叫保守。

寫作如四季，也如穿衣，一年四季，風花雪月各樣景致不斷輪迴，山川大地卻變不了。春夏秋冬來了，就得按時令穿衣戴帽，無論衣物如何變，包裹在裡面的人卻變不了。寫作中的每個人、每篇作品，都會有所不同，這是正常的，一個人的寫作，從年輕到年邁除非他一輩子只寫一部作品，否則很難做到一成不變。改變是創造，創作就是要改變。

文學在很多時候就是對日常習慣表示異議。寫作中，外在的各種各樣的差異，都不是甚麼問題。影響作家的關鍵是內在情懷。作為現代化都市的香港，如何從人生世相的情懷中跳出來，用更大的包容性的情懷來面對今天的香港，這也算是我對香港文學的一點「異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