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廣泰：從「『鴛鴦茶座』系列：收編文學」講座看香港文學「正典化」問題

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於2015年8月29日舉辦了一場名為「『鴛鴦茶座』系列：收編文學」的講座。「收編文學」不只是搬字過紙的作業，還需依靠編者的知識與耐力，在眾多作品中選出佳作。一本嚴謹的選集出版，可以反映出編者的個人品味和眼光。在這次講座上，馮偉才和曾卓然分別就他們編選的新作《香港短編小說選2010～2012》、《也斯的散文藝術》，就編選時所考量的種種問題作出了講解和分析，並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鄺可怡博士對兩位的選本作評講。

會上曾卓然談到一位編者或評論者看待作品的角度，和創作者本身，可以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文學創作與文學選本之間，似乎常陷於兩難局面，選本或可以看出編者對一位作家創作風格的詮釋，卻未能看見作家如何理解自己作品的價值。《也斯的散文藝術》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也斯在編選過程中一直參與其中。這部選集不僅可以看見他人如何評論也斯的散文，同時也透露出也斯如何理解自己作品的價值。曾卓然指出也斯散文創作量豐厚和其成就，相較於他的詩及小說，常遭到忽略。他在編選《也斯的散文藝術》，重視呈現也斯散文的多重面貌，也期望往後更多研究，從更多角度閱讀也斯散文的價值。

馮偉才不僅是《香港短篇小說選2010～2012》的編者，也曾編選多部短篇小說選以及最早的《香港短篇小說選1984～1985》。在過去，香港文學仍是新興課題，第一輯短篇小說選，必要先確立位置，定義何謂香港作家和香港作品，也要在收編最好的作品和展現各種面貌兩者間抉擇。馮偉才決定取後者為方針，因為他明白每個人所認定的最好，可能有所不同，身為編者該把最後的審美留予讀者。

馮偉才的編選策略是閱讀編選年份間所有的文學雜誌與副刊上的短篇作品，但他指出在2010～2012年間香港文學創作和出版的衰落及減少，使需閱讀的作品和發表園地亦相應地較少。他又認為讀者應注意和理解，不同編者的編選角度肯定存有出入，但正因為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角度，文學閱讀與評論才可以紛繁發展。創作方面，他認為香港作家出現斷層，在差不多三十年前被編選的作家，今次的選集仍然出現，而且亦為數不少，因此他希望可有更多新作家迎頭趕上，修補香港文學傳承的裂縫。

在兩位編者分享後，鄺可怡教授的評述和提問，把話題延伸至更深入的地方，討論到選本對文學史建構的作用，甚至其中擔當的歷史任務。講者論及文學編選或對於作品正典化起着重要影響，引導聽眾思考文學上所謂經典型塑過程和意義。鄺可怡教授提出的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她指出「香港文學」這個名詞是新近二、三十年才出現，加上學院派的努力推動，使「香港文學」這個詞語的意含不斷深化，才有今日可見的面貌。這表示「香港文學」還是一個「初生」的嬰兒，因此「正典化」是一個很重要動作。

大家可能會有疑問，甚麼才是香港文學的「正典」作品呢？文學批評家哈洛‧卜倫（Harold Bloom）認為，「正典」的文學有着令人着迷的吸引力，它們創造了一個時代，使後人無法突破它們，更被困於它們的影響中；哈洛‧卜倫又指出莎士比亞（Shakespeare, 1564～1616）和但丁（Dante, 1265～1321）的作品是西方正典，特別是莎士比亞作品的普遍性，使其他後世的作者都難以避免。從以上可見，「正典」的作品是具有開創性和代表性，亦有很深的影響力，即如談到西方文學，第一個想起的必然是莎士比亞，但放諸於香港文學，暫時未有一部作品或作家有着超前，甚或能夠完全代表香港的共識，因此香港文學是未有所謂的「正典」，但「正典化」是進行中，而「收編文學」便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法。一部選集的作品是編選者的品味，憑着編選者的才識，使這些作品更能保存於世；隨着這些作品不斷被選入（亦即表示這些作品很符合大部分編者的口味），漸漸的這些作品便可能成為某個時期的代表，而這些過程正是在「香港文學」中進行。這亦引申出另一個問題，這個「正典化」過程中所選取的作品又是否有「合法性」？被稱為「正典」的作品必須能通過時間的考驗，哈洛‧卜倫認為「有關正典地位的預言必須在一個作家去世之後，經過大約兩個世代的驗證。」而馮偉才和鄺可怡教授指出，「香港文學」中的選集往往是「即時性」，作品是在很短時間內被編選，往往是反映這作品在該段時間內的「特色」，然而這些作品未有經過時間的考驗，不可說是「正典」，但它們卻更能反映當時的情況。但這又衍生出第二個問題，這些作品所反映的當時情況，是指甚麼情況呢？由於是「即時性」，作品是反映當下，即最能代表這段時間的作品便會被選入，在當下會受很多，如意識形態、社會、政治或編選者的立場等非文學因素影響，而且「即時性」亦會缺乏「歷史感」；既然是編選集亦即是編者認為是有代表性的作品，但這亦意味着某些作品會被放棄，那又是否代表那些被放棄的作品「不值一提呢」？正如上文所述，選集會受不同因素影響，所以一定會有「遺珠」需廣大的讀者發掘。香港文學「正典化」過程是在進行中，但是艱難的，我們最缺乏的可能是時間的考驗；何為合適的作品亦是另一個難題；「正典化」問題同時亦是一個歷史身份建構的問題，甚麼作品才能代表「香港文學」？

在講座上，眾位講者亦提出了選集亦是建構「文學史」的其中一個方法。「文學史」這個詞語有不同的意涵：「文學史」既指文學在歷史軌迹上的發展過程，也指把這個過程記錄下來的文學史著作；而文學史最大影響便是成為廣大市民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awareness)，而能記載於「文學史」中的作品，可說是「正典」。眾所周知，書寫歷史是一種權力的再現，而文學史的書寫往往受外緣因素影響，「一個時代的宗教、社會、美學等方面意識，可能強烈地影響當時的文學品味──這主要反映在主題的要求上……」文學變成了文化史的研究。選集作品也是建構「文學史」的一個方法，這些選集為「文學史」提供了資源，得以留世的作品便是大家的集體記憶，憑着「文學史」建構了身份。但正如前文所述，文學史的書寫受很多因素影響，香港的文學史亦不例外，鄺可怡教授在講座上指出「香港文學史」曾在1997年前後大量出現，可能是與「香港回歸」有關；而這些「香港文學史」的編撰者基本上是中國大陸的學者。面對着這批「橫空出現」的「香港文學史」更有學者認為是「收編香港」，希望把「香港文學」寫入「中國文學史」之中，把「香港文學」添補在中國現代文學為主體的大綱上。面對着這種外力，選集可能便是突破「缺口」的方法，透過「正典化」的過程，正是製造「集體記憶」的另一種方法；某程度上，以這種方式展現「文學的發展」，即非敘事體形式表現的「文學史」，可能更有效存於社會群眾的意識中，因為能被編選的作品普遍認為是具代表性的。

「收編文學」其實是把文學「正典化」和書寫「文學史」，兩者皆是歷史身份建構的問題；而歷史正是由各種論述構築而成，編選者則掌握這種「話語權力」；事實上，他們正在編寫歷史，因此，「收編文學」對香港文學的發展有很重要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