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 論王潤華放逐詩學的三階段

毋庸諱言，王潤華教授（1941～）是東南亞華人文學中炙手可熱的作家之一。他筆耕不輟、著述等身。學術上，他橫跨多個領域：比較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司空圖、王維等）、中國現代文學（尤擅魯迅、沈從文、老舍研究）、文學理論、新馬華文文學等，並在上述領域皆有專著出版。創作上，他既是詩人，又是散文家，兼擅多種流派／風格、視野開闊、內容駁雜，如人所論：「在當代華人詩界中，能將中國文人多雅致的傳統，包括詩、文同時做最徹底精粹的推展者並不多；而王潤華可謂是一個異數。詩往往可以表達到某種社會或時代的反影及詩人的思維，其內在的真誠性，才是藝術創作之源。王潤華是位感情綿密又富思索、愛鄉土的詩人；他也是用生命為詩的歌者。」（1）

王潤華在新馬、台灣長期擔任教職，在亞洲相關學界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而且加上其桃李滿天下，相關研究亦是相當繁茂，甚至有專門的博士論文進行研究，比如王愛金〈王潤華現代華文文學觀的論述與實踐〉（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粗略說來，相關研究主要可分為：1綜合和宏觀性研究，比如南治國〈本真的詩人情懷宏闊的學術視野――王潤華教授與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2001年第2期）、林明理〈王潤華和他的新詩創作研究〉（台灣《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161期）等；2關涉其創作和本土性關係，如南治國〈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建構――以王潤華的相關論述為中心〉（《華文文學》2005年第2期），朱崇科〈後殖民本土：去殖民化和回歸本土――論王潤華的熱帶叢林和南洋水果〉，收入拙著《考古文學「南洋」――新馬華文文學與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3利用較新理論研究其詩學，如戴淑樺〈解構與建構：論王潤華《地球村神話》的中國古典視角的異化書寫策略〉（台灣《台灣詩學學刊》第19號）、劉於慈〈後殖民的亞洲滋味：論也斯與王潤華飲食詩中的文化情境與地方想像〉（台灣《中國現代文學》第19期）等。不必多說，上述研究都對我們深入瞭解王潤華的複雜性、多元性打下了良好基礎。

耐人尋味的是，王潤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放逐者。他從馬來亞出發，到台灣政治大學留學，略作休整（回馬教書），又繼續負笈美國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獲得博士學位後，卻又轉身進入南洋大學（1955～1980）（2）教書，而後因為南洋大學被迫關閉，中文系被合併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而轉任，歷任講師、高級講師、副教授、教授等，2002年他退休並到台灣元智大學教書，十年後，2012年7月他返回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大學）擔任資深副校長。

毋庸諱言，王潤華對放逐詩學有其相當清晰而堅定的認知，從自身的經歷到學術研究都是如此，碩士期間他研究郁達夫就思考放逐的意義，而且終生不改。在他看來，「從留學日本到回到中國，他的小說散文很明顯地表現出郁達夫一直在自我流放。在中國他是圈外人（outsider）、零餘者、頹廢文人、自我放逐者。到了南洋，他的心態就更加如此。」（3）同時，在他的創作中這一主題和涵蓋亦不斷重複、強化、豐富和迴響，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一種放逐詩學。簡單說來，其放逐詩學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台灣美國留學時期，創作上以《內外集》（1978）作為分界；2新加坡時期，以《熱帶雨林和殖民地》（1999）作結；3返台至今，以《重返集》（2010）為代表。

1  提純中國性：一輪明月照古今

作為橫跨馬來亞到馬來西亞歷史階段的華裔少年，作為身居熱帶都市邊緣（分別在霹靂州地摩和金保讀小學、中學）的讀書人，王潤華活潑敏感、熱情好奇，從詩人的萌動期就葆有一顆赤子之心，而且他成年後選擇去另一個文化中心――台灣求學，後又去最發達的民主國家美國繼續攻讀，完成了其學術執照的獲取，也實現了其詩歌風格的三級跳，即從寫實到台灣型現代主義再到美國型現代主義。而第一個階段的代表性詩集主要是：《患病的太陽》（台北：藍星詩社，1966）、《高潮》（台北：星座詩社，1970）、《內外集》（台北：國家書店，1978）。

（一）從寫實到台灣型現代主義。作為一個出身邊緣的詩人，王潤華的詩歌風格是有其發展階段和轉型標誌的，他是一個從寫實風格轉向現代主義的詩人。

1‧寫實嘗試。某種意義上說，對於出身相對邊緣和底層的人來說，寫實主義可謂一種逃不脫的宿命，至少從生存語境的內容體驗上，這是一種必然。成長中的王潤華也不例外，但也有自己的經歷和別樣追求使然，如其自己所言，「我在1962到台灣進大學之前，是五四文學的崇拜者，寫了不少五四風格的詩歌，寫實又本土，頗得左派詩風。當時我在新加坡的《星洲日報》副刊或香港的《文藝世紀》發表的詩，都是模仿當時左派的詩風。」（4）

比如同情底層而呈現出強烈的人道主義關懷。〈旋轉的琉瑯〉書寫在馬來亞錫礦附近的婦女們在河邊辛辛苦苦用琉瑯淘洗沙石中的錫勉強維生，詩人寫道：

「你們的苦難，

像琉瑯激起的水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貧困糾纏你們，像沙石一樣難洗去。」（5）

但同時，詩人也讚揚她們的吃苦耐勞精神，並以文字向她們致敬。

當然，彼時年輕的王潤華也有延續「馬華文藝獨特性」傳統的詩作，如〈紅毛丹成熟時〉，把紅毛丹這樣的熱帶水果和熱帶人本身緊密結合，「紅毛丹成熟時――／無任殼外或內心／都一樣／像熱帶人」（頁7）。有意思的是，王潤華也有一些高亢的作品，如〈高崗上――題金保培元中學劉思聘天文台〉就寫道：

「我，時代的歌手，

站立在高崗上，

對着遼闊碧綠的近打平原，

振臂高唱 這是太空時代，

讓我們從荒漠裡追上去！」（頁10）

「振臂高唱」「追上去」類似的關鍵用詞還重複吟哦，樂觀積極，新舊對比、浪漫激進，頗有一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6）詩歌的風采。

弔詭的是，英殖民者統治時期或馬來西亞初期的社會，由於國家事務繁雜，諸多議題處於商榷討論階段，反倒讓華人社會的文化制度或文學生產場域相對寬鬆，簡單而言，更多是五四遺風，但這個時期由於是所謂的「中國『兩結合』文學與馬華愛國主義文學」（7）時期，也偶爾從港台傳過來一些左翼風格讀物（或右翼乃至「黃色」讀物）混雜期間，呈現出一種詭異的包容性。

2‧台灣型現代性。王潤華針對自己留學台灣時的文學狀況寫道：「1962至1966年我在台灣讀大學的四年，正好是現代派文學猛烈顛覆台灣的反共抗俄的文學時期。年輕的一代，沒有中國經驗的人，完全被現代派席捲而去。我馬上張開胸懷擁抱現代詩歌，因為個人的、青春的想像，最容易和大膽的、虛無的反抗制度的語言走（疑為「奏」筆誤，朱按）出和弦。」（8）1962年王潤華入讀台灣政治大學西語系，並與友人創辦了星座詩社，出版《星座詩刊》。某種意義上說，王潤華是台灣現代派的受益者：回望那個時代，1956年，紀弦與同好們合組「現代派」，接着，覃子豪以象徵主義等問題纏繞加入論辯；接下來是余光中、林亨泰分別扛着藍星、現代詩派的大纛粉墨登場，他們繼續台灣現代主義詩學的辯證（9）。同時，沐浴其中的王潤華又是台灣現代詩發展和充實的回饋者，其詩集《患病的太陽》、《高潮》中多有體現。

比如其〈守潭――我們總以為這飛泉下的潭是魚蝦的淵藪〉寫道：「仰望飛泉，遂忘卻永恆／飢渴的我們癱瘓在苔蘚石上／貪婪的凝視黑影和落紅／湧現自恆古神秘的漩渦／死守一潭的夢幻／悲嘆一個日落的午後／我們終於埋怨着揹上沉重的夕陽／失望的消隱於荒涼的潭邊」。這裡的潭無疑意象蘊含豐富，可以視之為一種文化傳統，又可以視之為一種可能的文學流派，甚至還可視為一種命運的限定，但無論如何，通過對潭的守望和失望，卻孕育着新變的可能性。

〈奔進花朝〉（1965）則呈現出另一種面貌，可以誇張，「蓓蕾怒放的聲浪，把我們撞擊／出風景線外／失落在泛濫着陽光的花神的家鄉」；難免徬徨，「吶喊，我怕驚醒億萬個繽紛的夢／掙扎，我怕更陷進百合／無底的花蕊」；同樣也可以在豐富隱喻外呈現出清新的氣息，「可是只要我一仰望，便吸着羞赧的太陽／因為一剎那，百花啊都爭妍地開在你的臉上」。

相較於〈患病的太陽〉的整體清新，〈高潮〉由於添加了不少創作主體的情緒波動、事件發展，而且往往會借古喻今、古今並存，在此類幻設後詩作更多了晦澀與濃郁。

〈北上〉（1968）一詩呈現出一種非常複雜的「北上」情結，現代社會的快節奏、資訊爆炸與事變頻仍，從大社會到詩人自己的小世界都呈現出一種焦灼感，「一個不慣投宿於歡呼與掌聲的難民／我多次翻越過叢林深處陡斜的公路／穿進又闖出陌生小鎮狹窄又擁擠的街道／打油站廣告的陰影下／捧着焦慮的頭額／伏在方向盤上作短暫的喘息」。據詩人附記所言，他是「站在往北的公路旁，等待一位學者兼詩人給我的消息。他的聲音是綠瑩瑩的光，面對着這綠燈，我停止徬徨，跨越十字路口。」但詩歌最後卻呈現出柳暗花明的結果，「煙火外，我耐心等待／北上的公路／張開腿，亮着綠燈／讓我像堤岸崩潰後的洪水／闖入桃花夾岸的古津盡頭／是喧鬧的廟宇」。但整首詩毋寧更呈現出情緒的複雜性，意義相對含混。

代表作〈高潮〉一詩寫得奇幻而又迷人。全詩共五節，（1）「只聽說有一湖深奧的艷麗／重陽節，眾多皇族的王孫便奔向／以花為主義的雲雨峰」；（2）「山神廟的守門人未醒／太陽與我們皆被那推不開／原始森林的黑暗／糾纏得落葉一般疲倦」；（3）「追溯水源，我走入飢渴中／望遠鏡的深處／古老的烏鴉仍然在尋找／放生池湧不出的另一瓣蓮花」；（4）「待眾人走出虛無的雲端／我又獨自迷失於深山的夜雨」；（5）「慾望墜落，而且毀滅／隱沒於胡姬花爭妍的山谷／向觸及天堂的頂峰呼叫一下／遂進入另一個美麗的高潮」。此詩迷人之處在於他對高潮的呈現美麗而曖昧，風景的高潮、動物（烏鴉）的尋覓，和人主觀的慾望高潮探索隱約互見，頗顯功力。

（二）提純或再造中國性：以《內外集》為中心。王潤華在接受訪談時對於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文學傳統與流變過程有着清晰的認知，「東南亞的華文文學，自然不能拋棄從先秦發展下來的那個傳統，沒有這一個文學傳統的根，東南亞甚至世界其他地區的華文文學都不能成長。王潤華說，若單靠這個根，是結不了果實的，因為海外華人多是生活在別的國家，自有當地的土地、人民、風俗、習慣、文化和歷史。當這些華人作家把各地區的生活經驗及文學傳統吸收進去時，與本身原有的文化傳統糅合，自然就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學傳承。」（10）易言之，和某些人喳喳呼呼地打打殺殺「中國性」不同，王潤華從未放棄過中國文學傳統給他的母乳和營養。主要寫於1970～1976年間的《內外集》卻又呈現出王潤華對中國性的巧妙而複雜處理。

1‧文字重釋與文化再造。人在美國，卻要研究中國的學問，尤其是王潤華的博士論文處理的還是司空圖。實際上，這或多或少對於第三代大馬華人身份的王從文化上有種再中華化（resinification）的感覺。

王潤華此一時期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不可踵武的「象外象」詩篇實驗，那是他跟隨周策縱教授修習「中國文字學」課程的副產品，由字形結合文化、現實的薈萃而重新加以處理。比如〈早〉：「太陽站在白茅上／飲着風／吃着露／將黑暗的影子／吐在落葉地下」則根據字形和含義形構出一首清新可人的解碼詩。再如〈暮〉：「寺院／金黃色的鐘聲／將夕陽擊落／野草叢中」。詩人巧妙編織了寺院暮鼓的場景，而且又是結合字形加以具體化。

更富文化含量的顯然是〈女〉 。（1）「你上身是夢／下體是謎／赤裸在遙遠的深閨裡」；（2）「讀完最後一頁／抄至最末一朝／你只有豐隆的乳／修長的腿／觸痛我的雙瞳」；（3）「也許／你還有／一隻手／一片唇／隱藏在昨天的夜裡」。其中自然有根據字形的描繪，但是更呈現出詩人的文化關懷，表明此一性別在歷史時空中被遮蔽和壓抑後的模糊存在。第三節可以有雙重讀法，一種是繼續批評歷史對女性的壓抑，無法書寫和口述自我，另一種則也有因愛而迷失自我的可能性。

王潤華的此類書寫可謂苦心孤詣、活潑豐厚，很符合他一貫的詩人品格，如人所論，「王潤華的『象外象』，以文字為具體物件，充分發揮了中國文字的具象特性與視覺的美感價值。這無異給某些徒以形式為目的，『東施效顰』的西式具體詩一記棒喝，使詩人猛醒回頭，重新在中國文字尋找詩的靈感，也許這才是我們的具體詩」。（11）

值得注意的還有王潤華的〈山水哲學〉。全詩如下：

上

遠山

崎嶇地睡着

而沒有石頭

古樹

　一片蒼翠

　而沒有枝椏

綠水

　悠悠流去

而沒有波浪

野人

　永恆的望雲

而沒有眼睛

中

路走盡在

樹叢

濁流消失在

煙霧中

岸斷絕成

古渡

水開闊處

有遠帆

下

兩座山

　把水壓成

澗

而湖水

　又將山逼成

崖

王潤華在論述王維的桃源行詩篇時指出，「他以道家的方式接受自然，與山水融合一體，這種『無心』或『無知』的旅程，也可以用來說明王維詩歌的語言的特點。分析性的、說明性的語言（有心之旅），反而捕捉不到人與大自然情景交融的經驗，因此，他採用多義性的暗喻與象徵性的語言。」（12）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王潤華的夫子自道。〈山水哲學〉一詩呈現出類似於見山是山、非山、又是山的三重境界，文字中佈滿否定與肯定的張力對抗與融合，表面無我，實則有我的精心佈局，但最終山水的善變、豐富與主體性佔據主角，同時又有詩畫互見的靈思，着實耐讀。當然，除此以外，還有模仿司空圖的《狂題》，以及《看畫記》、《門外集》等等都對唐代詩學進行禮敬和穿越性追摹。

2‧神話再造。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王潤華的神話書寫（重寫）系列。主要是有關《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以及古代中國神話的書寫。〈第幾回〉（之一、之二）都是對《紅樓夢》尤其是賈寶玉的集中刻畫。在「之一」裡，奇特的還有詩人的再現手法，詩中有詩，如「我們在龍門的陰影下擠來擠去／那樣多的人／追逐着一點聽說藏在城牆內的繁華／我們一次又一次，被人推倒／怎樣長的繩子也繫不住太陽」，這段話包含着非常豐富的哲理，或許是賈寶玉之前的歷史，或許是賈寶玉生存期間的現實，甚至也可能是王潤華當時的現實，又或者是追求名利的我們身處的現實，如人所論，「詩人應該在詩內進入第二層來表達他對生命的看法及情感，而不是詩本身發射出作者的情緒，這就是『第二身』（Persona）的運用。」（13）正是因為看穿的絕望與失望，所以賈寶玉最終才選擇出家。「之二」則是對這種選擇的確認。

〈天討〉則書寫古代神話中的神仙前輩對天命的討伐和悲壯對抗。如逐日的夸父、嚐百草中毒而死的神農、射日的後羿等等，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才讓人類得以延續。〈天譴〉中則繼續謳歌治水的大禹，包括他治水不成偷取息壤而被處死的父親鯀，大禹治水後，則地球一片生機勃勃，「九州又佈滿獸蹄鳥迹／草木像煙／在廚房茂盛／禽獸像夢――／在牀上繁殖」。〈天書〉則是書寫復仇後的林沖雪夜上梁山前的場景。〈天災〉則是書寫孫悟空的造反經歷，詩末孫悟空在等待師父，詩人寫道，「我還在等你／我的鬢邊少髮多青草／頜下都是綠莎／我答應天譴日／送他們一場大雨／讓不屬於這季節的花／剎那間開放」，毋庸諱言，詩作中呈現出強烈的反抗精神和浪漫情懷。〈磚〉一詩則是探究雷峰塔何以倒掉的原因。民婦盜磚（雷峰塔上的）和孫傳芳們爭奪地盤並置，呈現出詩人在大小歷史間的人道情懷和批判自私人性，尤其是國民劣根性的意識，如人所論，「詩人創造出偷磚的這麼一個神話來，他不止相信它，而且是用這麼一則神話來批評社會，來說教」。（14）

當然，《內外集》還涉及了其他主題，比如本土介入，比如〈裕廊外傳〉書寫的是新加坡的「飛禽公園」，如其中的「山雀」一節，「早晨十點／椰樹潮濕的影子／還懶散的躺在宿草叢中／野雀們便將陽光啄吃完了嘰嘰喳喳的／又搶着啄吃遊客們／偶爾吐在樹蔭下的一點點謠言」。除了本土植物以外，王潤華還把野雀們的嘰嘰喳喳和謠言掛鈎，可謂別有機趣。同樣需要提醒的還有〈溯流而上〉，是對康拉德《黑暗的心》主題的別樣重寫，這自然也部分開啟了以後王潤華後殖民視角重讀和重寫本土的另類天空。

2  南洋詩學創設：赤道驕陽炙人魂

毋庸諱言，王潤華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和國立大學執教的三十年是他創作和學術最具創造力和勃發的時間段，同時也是他孜孜不倦建構南洋詩學的鼎盛期。如其所言：「於是當我在這裡落地生根，開始了從南洋出發，在鄉土與現代的交媾中，孕育我的南洋詩學和後殖民詩歌理論的建構與書寫。」（15）在此時段，他完成了《橡膠樹》（新加坡泛亞文化出版社，1980）、《南洋鄉土集》（台灣時報文化出版社，1981，散文）、《山水詩》（吉隆坡蕉風月刊，1988）、《秋葉行》（台北：當代，1988，散文）、《把黑夜帶回家》（台北：爾雅，1995，散文）、《熱帶雨林與殖民地》（新加坡作家協會，2000）、《地球村神話》（新加坡作家協會，2000）、《榴槤滋味》（台北：二魚文化，2003，散文集）等，可謂創作豐碩。

（一）南洋詩學的正面建構。王潤華從多個層面正面建構他的南洋本土詩學，比如，熱帶動植物、人文山水等等，企圖打造出多元並存、物產豐饒、人文敦厚的南洋存在。

1‧南洋生物。毫無疑問，熱帶雨林既是王潤華生於斯、長於斯的實際空間，同時又是作家創作借助和形塑的一種「時空體」。在他的筆下，水果、植物、動物等等都呈現出本土而又獨特的特徵與表徵。

南洋水果。非常典型的是他對熱帶水果的隆重推出，榴槤、山竹、紅毛丹、菠蘿蜜、鳳梨、尖美娜、西瓜、楊桃、人心果等。王潤華對它們分別進行描述，傳說、歷史、誇張、擬人等等諸多手法一擁而上，呈現出詩人發自內心的對水果們的熱愛，比如描寫榴槤上市：「為了萬世流芳／每年有兩個季節／我巡幸全國的疆土／御駕所過，都架起牌樓／我的子民蹲在街邊或路邊向我禮拜／真是舉國歡騰／有些甘榜的村民／為了謁見君王／甚至當掉帽子和沙籠」。王潤華以他的機智和幽默把水果之王上市時喜歡榴槤的饕餮之徒拭目以待、蠢蠢欲動的景象盡收眼底，而且在一本正經中令人忍俊不住。當然，更深一層理解，這些水果也有自己的秩序，也呈現出詩人強烈而風趣的本土認知。（15）

除此以外，王潤華也寫到好吃的食物，比如〈還魂記――炸蝦餅〉其實是母親深受馬來飲食文化影響製作的美食，「我們小孩／都很驚訝／剛剛廚房那一盤乾癟的蝦的孤魂／端出餐廳／還魂後／一盤芬芳的蓮花／一盤潔白的白雲」，把食物寫活了，讓人嚮往。正如廖炳惠所述：「食物進到口中，遂成為一種挪用（appropriation）的活動，將異文化、異身體加以啜飲、吸收、消化。透過比較、距離化（distanciation）的方式，欣賞異國食譜的風味」。（17）

南洋植物。比如書寫奇特的〈豬籠草〉，這種植物生活在惡劣環境中，比如殖民者採礦後的地區，詩人寫道：「熱帶叢林潮濕苦悶／暴風雨天天來洗劫／躲藏在貧瘠的山坡上／我的根在沙土中找不到礦物質／我的葉子捕捉不到破碎的陽光／流浪到沼澤池塘邊緣／只有鱷魚，沒有泥土／因此我向彩虹學習／永遠把陷阱掛在天空」。作者借此隱喻本土華人強烈的適應性和吃苦耐勞精神。

借助本土植物，王潤華還呈現出獨特的認同軌迹。比如，對橡膠樹、雨樹的刻畫，這些原本移植自他方的植物已經實現了本土化歸，如〈雨樹〉就寫道：「我們雖然歸化成樹，換了國籍／不再是草木，不再回歸南美洲／不過，我們還保存祖宗的傳統風俗／傍晚，當大鐘樓敲了五響／我們便如鄉下的親人一樣／將門戶通通關上」。這首詩表面在寫植物，其實是為自己的認同南洋找尋安放位置。

〈綠色的誘惑――斑蘭葉寫真記〉則是一首呈現出詩人獨特身份表徵的詩作。斑蘭葉（馬來語Pandan）是南洋本土常用的香草植物，無論是土著民族，還是華人都經常使用它調味。耐人尋味的是王潤華在詩作中對它的態度，他採用外來者的眼光定位斑蘭葉：「自從英國殖民者／焚燒森林／種植從巴西移植的橡膠樹／斑蘭葉慘死在巴冷刀後／留下綠色的香魂／神秘的誘惑着／南洋各民族的慾望與幻想」，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喜愛的眼光為之辯護，「巴黎香水／塗在女人身上／只能喚醒一些邪念／熱帶雨林的斑蘭葉／一二片葉子的幽香／使到南洋的一切食物飲料／森林邊緣的苦悶生活／變成一種誘惑」，但在這種外來和本土的流動和轉換中，卻又可以呈現出本土華人的自我定位。其他如〈南洋野草誌〉等都有此類關懷和可能實踐。

2‧歷史人文。王潤華並沒有忘記挖掘他腳下土地的豐厚人文內涵。這當然就包括殖民地歷史、馬共歷史、新村等等。

殖民地苦難。除了對可愛、美味、豐饒的南洋特產進行表揚以外，王也不忘書寫殖民地的歷史，比如《熱帶雨林與殖民地》一書就是對殖民歷史的記錄。〈集中營的檢查站〉就是書寫軍警們對不同身份階層人的檢查，如割膠女工、小學生，同樣也有一些精神方面的白色恐怖，「刺死黑影」「餓死影子」等。同樣，也是懼怕馬共等人的對抗與騷擾，殖民者們卻也不得不把自己隔絕在高牆大院內加以保護，〈英國殖民者的吃風樓〉，就書寫他們要高築蔴包沙袋、要提防熱帶水果籃中的偽裝炸藥、要盡量遠離橡膠園等，當小孩疑惑的諮詢母親時得到的回答是：「這是殖民地耶誕節／奇異風俗的禮物」。

「新村」（18）的設置是英軍對付馬共的一種堅壁清野的作戰方式，英殖民政府為了阻止郊區的華人與森林中的馬共游擊隊接觸，便將原本散居在郊外的華人集中起來，這些集中點後來就變成了華人聚居的新村落。絕大部分華人新村都位於西馬，東馬也有三個專門為對付砂共而設的新村――「新生村」、「來拓村」和「大富村」。王潤華當時就居住在馬來西亞地摩埠新村、B～31號。他的〈新村印象――一個小孩記憶中的緊急法令〉就是對這段歷史的再現。他既寫到小朋友眼中的抵抗：「我家的貓狗／與河邊的紅毛丹樹／都拒絕乘軍車／移居鐵蒺藜包圍的新村／寧願野生在禁區裡」，同時又寫到自己的願望：「但願自己／是一間回教堂／或牛羊／宵禁時／不必回到鐵絲網中／的集中營／繼續住在熱帶雨林／像野胡姬花／還可爬上相思樹／好奇的／向曠野瞭望」，從正反兩方面表示反對。

〈逼遷以後的家園〉則從堅守日益破敗家園的動植物的視角加以控訴，同樣也是訴寫自己真實的新村經驗。〈新村保衛團――紀念父親被殖民政府強迫擔任新村保衛團的檢查與巡邏任務〉如標題所言，父親也要參與檢查、守夜、巡邏；〈山中歲月――記我小時候回憶中有關馬共的種種印象〉則是描寫記憶中馬共的幾個面向，如理想主義、告別親人進山、民眾的支援、槍傷、葬禮等等，「我們在爛泥中挖個洞／把他扔下／像農夫播下種子／他不是中彈腐臭的屍體／而是一粒種子／雨季過後／他又是一棵愛陽光的大樹」詩句中呈現出人道主義和對理想主義的同情。〈友情與埋伏――記一位馬共區委書記阿光之死〉則書寫阿光英勇作戰，身上槍傷纍纍，新傷舊傷合起來有十餘粒子彈在身，最後自殺身亡，令人敬佩而又欷歔。

地域標誌。地理位置的確認和本土意識有關，作為詩人的王潤華同樣也涉及到對本土人文的彰顯與譜寫。〈聖淘沙戰堡〉主要書寫當年英軍因為錯誤的戰略敗給日軍以後的戰爭遺迹，它書寫了遊客們（和當年的炮兵們一樣）的無聊疲憊、小孩子們的視線所及，以及「只有野生的胡姬花／似乎不願嗅聞彈藥的味道／從碉堡的裂縫／探出頭／迷惘張望中／看見遠遠山頭的受降館內／戰爭已經是一張張的照片和幾個蠟人／在免費供人欣賞」，詩作明顯呈現出本土植物的持久殺傷力以及人迹的容易被遺忘和沖淡。

同樣，王潤華還寫到了新加坡的〈寶塔街〉，其實通過聲色、職業等手段再現華人歷史，是一個有意味的片段印象連接，如「當榕樹的鬚根爬進屋裡／會聽見豬仔館內／麻將與牌九通宵碰擊的聲響／也會嗅過估俚間／汗臭味與鴉片煙的芬芳」和「在微弱的煤油燈下的老人／從臉色和掌紋／能說出番客過去與未來的道路」。當然還有對著名的「虎豹別墅」的刻畫，既寫到神話歷史傳說的濃縮式拼貼，但又寫到高科技的侵入：「自從五彩的巨龍盤踞在山頭／高科技的滑浪車／立體電影尖銳的聲響／把一千多個古老神話／嚇得躲藏在陰暗處……」

有趣的是，王潤華還有把植物、歷史結合起來的書寫，比如長得像問號的〈過溝菜〉，全家人愛吃它的原因居然是：「因為在英國殖民地或日軍佔領時期／南洋的市鎮和森林裡／有太多悲劇找不到答案」，同樣還把這種歷史穿越現實：「是遺傳還是仇恨／今天新加坡植物園裡的蕨菜／還是用像問號的手掌／捕捉陽光與月亮／逼它見證許多屠殺的秘密」。

（二）他山之石：借鑒與批判。如人所論，「馬華現代詩的『現代性』是西方／台港文學技巧和思潮混合的移植特性，交織着一些鄉野傳奇的本土特性，它有別於西方高度發達／腐敗的資本主義社會文化，也有異於中國性現代主義自我流放的現代感性。」（19）刨除此論過於簡化的弊端，類似的，王潤華的南洋詩學的確有其獨特性，他對於南洋詩學的建構也還有其他策略，那就是借助他山之石，一方面，來辨清自我，另一方面，也可以強化和壯大自我。

1‧自然與人心的雙重環保。毫無疑問，日益惡化的全球環境也讓詩人王潤華憂心忡忡，在《把黑夜帶回家》自序中，他呼籲道：「我開始為了地球的環境生態，撰寫一系列環保意識很強的散文。現在請您為了搶救地球而閱讀這本散文集，因為在這裡，你可以聽見我錄下來的地球向您呼救的聲音。」（頁2）

而在這本物質層面不太厚、精神關懷很深遠的散文集裡，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兩個層面的環保追求。一個層面就是對自然規律和品性的強調，批評地球上人類的亂砍亂伐亂殺，比如〈白鯨之死及其他〉、〈焚燒的樹林〉等。同樣也包含對於天人合一規律的強調，而自然和樹木也有自己的優長，如〈圖騰樹上的意義〉。而在〈樹木人生〉裡面，王潤華甚至把自己認同成為熱帶雨林的樹：「我就像一棵第三代的橡膠樹，當年雖然在台灣唸大學，到美國唸研究所，但我跟其他同學很不相同。他們不是跟台灣女子結婚定居下來，就是在美國永久生活下去。我不但選擇跟馬來西亞女子結婚，還回來教書。我是樹，只能生活在這樣的熱帶雨林裡，需要這樣的土壤和氣候，居住在沒有廣闊綠色如海的森林的大都市，我就有恐懼感，因為水泥建築不是我的種族，樹林才是我的同類。」（頁39～40）

除此以外，王潤華還強調人性和人心的環保。同名作〈把黑夜帶回家〉主要是寫加州柏克萊大學城附近的安全問題，為安全起見，要盡量在天黑前回到住家：「門外的夜晚既寒冷又危險」，以至於最後「在灣區住了一個半月後，現在我比女人更怕黑暗。我我我比她們先回家。」〈三藩市大地震之後〉作家也更關心地震之後的心理治療問題：「可是美國人的精神道德結構，與樓房剛好相反，老一代歷經開拓的艱苦奮鬥，心中有防震的系統結構，可是愈年輕就愈易受文化地震破壞其心靈，這是難以令人瞭解的。」（頁9）這樣的觀察和轉換自有其微妙之處，自然界的地震、人心的地震以及人性如何與地震共處的確更是一門學問。

2‧人文借鑒。同樣值得提醒的是，似乎為了更好地建構南洋詩學，王潤華其實也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自然人文裡汲取營養，這尤其體現在其《山水詩》和《地球村神話》裡面。

《山水詩》中寫到不少異國或異域文化現象，如泰國的佛家文化〈佛國出家記〉、泰國農人的出行習慣、買賣方式〈澤國日記〉；對於汶萊的觀感〈汶萊水鄉印象〉。其他還有日本〈箱根印象〉、〈銀閣寺詩抄〉，韓國〈韓國慶州尋古記〉，還包括美國、加拿大（〈山中詩抄〉可謂一絕）、中國等印象。不必多說，這些印象系列中間除了風景以外也寄託着詩人對於價值和人生的判斷，比如〈在內華達公路上〉「當車子駛出雷諾賭城／向內華達廣闊的天空飛馳／一群牛馬／默默低頭吃着／沙漠上／殘餘的白雪」，在人的急功近利、恣睢墮落和自然的怡然自得之間，詩人自然更指向美好的自然。

《地球村神話》則是另一種風格，詩人既描繪新加坡自己生活的現實〈搬家記〉，也書寫歷史古迹和文化存留〈寶塔街〉、〈虎豹別墅〉，同時也描寫他國風光，如加拿大〈冰河三題〉、中國〈中秋過洞庭〉、〈戈壁灘上的太陽〉等，而不容忽略的是，他也以神話的方式寫到一系列遠古的故事，如〈天梯〉寫天梯的傳遞民情作用；〈神木記〉、〈遠國異人記〉則是讀過《莊子》、《山海經》、《淮南子》等古書之後的有感而發，如人所論，「王潤華的《地球村神話》詩集裡的作品大多以互文性『超文』的方式，來鋪敘其作品。其主要是表達一種作者透過中國古典的敘述視角，結合古典神話文本與中國古典經典典籍，來再現一種古典遇見現代交織而成的『異化』文本。然而，這種『異化』後再現的文本的形成有着多元性的社會意涵。」（20）

3‧批評他者。當然，王潤華對南洋詩學的建構同時也有對自我的辯白，這些尤其呈現在有關的批評言論和論述中，比如借用後殖民理論彰顯其本土合法性、主體性等等，比如他重新讀出老舍《小坡的生日》中蘊含的「後殖民預言」意義，魚尾獅與橡膠樹作為新加坡後殖民文學的典型意象梳理，當然同樣也包括他不乏爭議的《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21）

毋庸諱言，王潤華對魯迅在馬來（西）亞文壇上角色的轉換的解讀有其偏頗之處，也即，無論是作為文化提升的汲取資源，還是作為新馬本土文學的遮蔽者和黑暗之光，魯迅其實都是新馬華界內部紛爭（無論是利用還是借鑒）甚至內部殖民化的情緒宣洩載體，和魯迅本人關係不大（22）。但王潤華通過這樣的矯枉過正的策略卻可以實現其強化本土認同、建構南洋詩學的理想和追求，這樣的批評本身就是應急和權宜策略，背後的核心還是要認準目標，繼續建構可能更強大而豐富的自我。

我們通過王潤華有關魯迅的詩作可以看出其追求。〈訪魯迅上海故居〉（1986）中詩人向魯迅呈現出高度的禮敬，同樣是在他去世五十週年後繼續延續其批判華人劣根性的傳統：「我沿街向每一棵法國梧桐查問／它們都說／常常看見阿Q、閏土、祥林嫂等人經過／短鬚撇在唇上的魯迅／五十年來卻未曾出現過」，同樣借鑒人／物的對比，詩人依舊緬懷這位偉大的前輩：「下午五點／在靜謐的虹口公園／我終於找到魯迅／他沉默的安坐在園中的石椅上／草木都枯黃了／只有他身上的綢袍還是那樣綠」。〈魯迅仙台留學詩抄〉（1994）則是為日本留學時期魯迅所受的污蔑鳴不平和記錄：「世界各國的學者／正低頭爭論魯迅的成績單／為甚麼有三種分數計算錯誤？／為甚麼誣告藤野先生在筆記裡留下暗號／而偏偏解剖學卻不及格？」毫無疑問，王潤華對於魯迅充滿敬意而且同樣以詩人學者的身份為其辯護和論證真相。（23）

3  多元的越界跨國：我以我血薦華人

2002年底王潤華到了台灣元智大學繼續執教，人在台灣的王潤華具有更開闊的視野，作為全球化的支持者和獲益者，他也更加全球化。其主要變化可以從《重返集》（台北：新地文化，2010）窺得，王在此書〈自序：重返邊緣的思考〉寫道：「書寫這本散文集裡的文章期間（2005～2008），我每年必須申請外僑證，以異鄉人的身份，自我放逐在台灣。作為知識分子，我原本就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正統文化之外，這樣知識分子／作家便可以誠實的捍衛與批評社會，擁有令人嘆為觀止的觀察力，遠在他人發現之前，他已覺察出潮流與問題。」（頁iii）

（一）堅守南洋立場。其實，早在《地球村神話》裡面，王潤華就已經實現了越界與堅守的辯證，一方面，他對本土歷史、現實、文化有着濃郁的凝結，另一方面，他也跨越到其他時空和文化世界裡遨遊，顯現出他南洋華人的本土視維，如人所論：「因此他的越界不只是一國界的跨越，更是一殖民者／被殖民者間，那定義者／被定義者身份界線的跨越，其中着實帶有深沉的解構批判性。也正是《地球村神話》對強勢文化系統的反看、解構，使得詩人能擁有一有意識的後殖民視角，也重新向內回看自身的鄉土馬來亞。擴充與填充過往的馬來亞鄉土書寫，一步步將南洋鄉土的邊緣地位消解而去，並在已充滿南洋在地經驗的馬華人心靈裡，在祖譜及想像的中國之外重新梳理歷史記憶。」（24）

《重返集》裡面最少有兩輯跟南洋有關，重返殖民地和熱帶雨林。非常耐人尋味的是，作家的立場因為重返而有了對照感，另外也因此呈現出雙重視野之後的南洋立場。同樣包含了本土生物，包含植物和水果，包含動物，當然也包含了有關的人文書寫。比如〈重回花園城市〉對新加坡保留大片綠化，尤其是東海岸公園的英明決策而歡欣鼓舞；〈重回麻六甲〉則是繼續強調麻六甲對於漢學研究和中國現實戰略的重要性；〈重回水果樹上〉則是強調親近低價乃至免費水果的自我傾向性，童年少年時甚至在果樹上準備功課，如此作者評論道：「我的夢是對後現代水果商業化、政治化的一種顛覆性反應吧。它說明我還有重返人類大自然原鄉的意識。」（頁111）

〈重回我家生猛的魚〉則是繼續書寫對生魚的深厚感情，包括對其性格和優點的表揚，也對部分外國報紙後殖民（東方主義）觀點加以批駁，2002年7月23日美國人把生魚當作怪物，而且禁止進口，「我們東南亞土生的人，對美國東方主義的想像，感到非常驚訝。由於生魚是原產地東南亞的本土淡水魚，除了是我們愛吃的味道鮮美的魚，又具有醫療與滋補的功效，新加坡的英文報《海峽時報》趕緊訪問當地養魚場的負責人，他們天天與生魚接觸，覺得美國人實在太誇張了。」（頁81）

需要提醒的是，王潤華會特別注意複數中國性（Chinesenesses）中新馬華人本土中國性（25）的表現特徵，比如以新年節日為例，他發現了「撈魚生」的獨特性。在〈重回撈魚生的農曆新年〉他寫道：「雖然撈魚生被稱作廣東菜餚，卻出自於新馬，並非大陸和香港。它具有多元性，不觸犯任何宗教、種族的忌諱，包括信仰回教的馬來人在內，都能接受。」（頁142）在〈全球化的華人新年：人類美麗的文化節慶〉中他繼續強調：「過年聚餐用各種宗教能接受的『撈魚生』，祝福愈撈愈好……在大陸、台灣、香港都沒有。這是新馬華人獨創的飲食文化，因此更容易被各民族、各種文化宗教背景的人們接受。」（頁144）

黃錦樹曾經批評王潤華說：「也因為曾久居膠林及對歷史的着迷，所以才對王潤華《南洋鄉土集》那種輕飄飄、歡樂童年、未識愁滋味的膠林書寫感到極端的不耐煩」（26）。其實，他這是對王潤華的簡單化和部分誤讀，因為王潤華對自己的定位是多元化華人，所以才不會過分和刻意強調大馬本土的傷痕和慘痛記憶，雖然他也不斷通過回歸加以強化和確認；同時，另一面，王潤華對傷痕纍纍的故土進行原鄉書寫時，他採用的風格毋寧更類似沈從文，對故鄉的認知添加了溫情脈脈和苦難過濾之後的抒情性，而不是把纍纍傷疤撕裂給外人看，這大概也是他身為作家和批評家相容互動、相得益彰的結果。（27）

（二）返觀台灣。在台灣擔任教授十年，王潤華對台灣的認知和感情都會更加深厚，毫不奇怪，他對台灣呈現出很複雜而微妙的情感：一方面，他是台灣外聘的國際專家，而且台灣也是他身份轉換的重要場域，從當年的僑生變成了僑居的外國人才，為此，他對台灣的諸多優點不吝讚揚；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對台灣感情真摯、深厚，而且由於台灣難得地擁有華人世界特別寬鬆的言論自由度，為此，王潤華對台灣的不足也敢於有建設性意見。

1‧褒揚台灣。台灣的人情味素來有名，但台南的去中國化意識和台獨傾向也非常強烈，二者可以並行不悖嗎？〈重回台南的異鄉人〉則是書寫他親身的經歷，以國語問路的「我」遇到只會閩南話的他，結果是離開很久的他又回來親自指路，這當然不是個案，為此作者不禁感嘆：「我突然領悟，本土文化意識為台南製造很多文學家，為台南生產很多善良、負責的普通老百姓。」（頁4）人情味和效率當然也有來自政府機關的改良，〈重回台灣政府機關辦事〉則說明台灣有關部門服務的提升，非常人性化、客氣、高效等。而在〈台灣文學的多元性〉裡作者也部分表揚了台灣文學對各色文學的涵容，有其世界性和開放性一面，但作者也提醒台灣要提防「政治的本土主義單面向的性格」（頁221）。

台灣也有很美麗的自然風景，〈重回台灣解嚴後風景區〉提及很多風景因為解嚴後從軍隊或官方徵用還給廣大民眾，令人驚喜不斷，比如基隆的和平島海灘、金門、龜嶼「藍色鯨喜」之旅、三峽大板根公園、鶯歌陶瓷老街等等。〈重回野柳〉就是對本土化之後的野柳自然風貌和附近的朱銘美術館人文風景雙峰並置的讚美。除此以外，一直提倡沒有圍牆的大學藩籬的王潤華似乎也在其母校政治大學身上找到確認，〈重回沒有圍牆的大學〉其實是回憶自己求學時候政治大學的知識整合與開放性，如作者所言：「今天重回台灣，所有大學都在建設校園文化、國際化、全球化，但是我在政大的讀書日子，它好像已是這樣的一所大學了。」（頁59）

2‧建議與批評。更令人感興趣的或許是王潤華對台灣的諫言。集中的幾個問題如下：

簡體字問題。王潤華對台灣的簡體字問題寫了幾篇文章，如〈回返查禁簡體字書的日子〉、〈重回簡體字的禁忌〉、〈重回正體字的困境〉、〈重回簡體正體字的對立問題〉等，可見他對此問題頗有意見。總結王潤華的建議，其實主要就是強調簡體字之於台灣的重要性：「因為簡體字已經成為一種國際語文」（頁22）；「不能閱讀簡體字平面與數位化資料，也同樣會失去許多中華文化」（頁177）；另外，他也淡化簡體字、正體字所謂的「對立」問題，二者同樣重要，但全球的一般民眾考量則來自現實層面。毋庸諱言，漢字簡化是個很複雜的問題（28），王潤華提出的問題其實對台灣相當重要，至少學會認讀簡體字的確是一個必須，至少大學文科學生應該可以實現。

多元化／國際化問題。雖然台灣是一個國際化的區域，但在王潤華看來，有些層面明顯做得不夠。〈重讀台灣新聞媒體〉則批評台灣媒體較少關注台灣以外的世界進展，這自然也是本土化的限制之一，作者指出：「台灣擁有最大的自由與文化空間，但很多文化人像我一樣，仍然期待台灣會有文化廣度與深度的新聞媒體的出現。」（頁26）相應的，他也注意到台灣大學的某些問題，〈重回台灣多元文化的校園〉則一方面批評台灣的校園國際化和多元化程度不夠，甚至比五十年前要差，另一方面，台灣學子出國留學的人數變少，這都是值得注意的傾向。

除此以外，他也在〈重回大學生抄襲的煩惱〉中提出要對學生的抄襲現象提出應對策略，加強規範教育；而〈重回台灣的人行道〉則對某些商家佔道經營而且污染環境表示不滿，作者寫道：「我不敢再步行逛街了，我不願再看見這種髒亂、不守法規的現象。」（頁33）言語中隱約可顯出作者對新加坡有秩序、乾淨的潛在認同。

有論者指出，王潤華的研究風格是「活潑而自由」（29），其實王潤華的創作和關注視野也是活潑、開放而自由的。《重返集》裡面自然也包含跨學科、跨國界的關注與書寫，多元雜陳、眾聲喧嘩，甚至也關注到自己遊移而永遠放逐的複雜身份，在〈我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名詞來稱呼自己――新加坡人？海外華人？〉一文中，作者總結道：「現在回顧過去的一生，處處為異鄉，但也四海為家，四處流浪，生活在政治文化的邊緣，世界各地的所謂中國、台灣、華僑、華裔、華人、離散華人的各種各類的文化屬性建構了我這樣一位的華人，我反而處處適應，處處認同，我已是一個多元化的華人。」（頁235）

毋庸諱言，王潤華的創作也有自己的局限，他的書寫和出版不乏重複和交叉之處，尤其是書寫熱帶雨林、殖民地，在不同出版物裡多處出現雷同語句、段落或相似手法，而且不少議題或物件寫得過濫而顯得苦口婆心，這當然也可反證出自我突破的難度不小。包括前面多家高度讚揚的「象外象」創作，詩人陳大為也指出其問題：「這種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第一次的創意，只能寫一次，之後就完全失去寫作價值，淪為不入流的模仿。所以它是一次性的創作……除了創意，這類型的創作缺乏思想深度，比較經不起分析，也無法突顯個人的語言風格。」（30）所論不乏可商榷之處，但對於問題的指出有其坦誠性。

王潤華書寫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他的新奇性遠勝於其深度。如果借用伯林（Isaiah Berlin）的說法，他更該是狐狸型（31）的學者和創作者，善於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開風氣不為師。這就意味着無論是其創作，還是其研究的厚重度和體系性偏弱，在某些時候，也會因此顯得原創性較弱。

結語

王潤華的創作自有其獨特性，他也不吝提攜後進和本土創作，對於放逐詩學的作用他相當清楚，如其所言：「這種流亡與邊緣的作家，就像漂泊不定的旅人或客人，愛感受新奇。當邊緣作家看世界，他以過去與目前互相參考比照，因此他不但不把問題孤立起來看，擁有雙重的透視力（double perspective）。」（32）作為一個跨國的多元化的華人，他孜孜不倦的汲取各種現代化的合理因素，柔韌含蓄，努力建構一種新的本土中國性，其重點則是南洋詩學建構，在此過程中，他既強調正面進攻，又借重他山之石加以強化、確認。當然，他從不固步自封，而是一直強調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融合，力圖實踐並彰顯他作為跨國華人的豐富文化屬性。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研究》

（批准號11&ZD111）系列成果］

【註】：

（1） 林明理：〈王潤華和他的新詩創作研究〉，台灣《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161期，2012年5月，頁65

（2） 有關南洋大學的研究可參胡興榮著《記憶南洋大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李元瑾主編《南大圖像：歷史長河中的審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2007）；利亮時著《陳六使與南洋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2012）；周兆呈著《語言、政治與國家化：南洋大學與新加坡政府關係1953～1968》（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2012）等

（3） 王潤華著《魚尾獅、榴槤、鐵船與橡膠樹》（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54～55

（4） 趙秀敏：〈行走中的堅守――訪南洋著名作家、學者王潤華教授〉，《中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3期，頁121

（5） 詩作出自《王潤華詩精選集》（台北：新地文化藝術，2010），頁9。下引只註頁碼

（6） 有關論述可參陳順馨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7） 有關論述可參謝詩堅著《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馬來西亞：韓江學院，2009）

（8） 趙秀敏：〈行走中的堅守――訪南洋著名作家、學者王潤華教授〉，頁121

（9） 具體可參陳義芝著《聲納――台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台北：九歌，2006）有關論述

（10） 古矞：〈越界跨國中的華文――王潤華教授看華文的今天與明天〉，台灣《師友月刊》2006年第4期，頁14

（11） 張漢良：〈論「象外象」的具體性及其美感價值〉，《內外集》，頁142～143

（12） 王潤華著《王維詩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9），頁7

（13） 引自翱翱：〈論王潤華詩中的神話原型〉，王潤華著《內外集》，頁154

（14） 陳慧樺：〈談王潤華詩中神話素材之運用〉，《內外集》，頁149

（15） 趙秀敏：〈行走中的堅守――訪南洋著名作家、學者王潤華教授〉，頁121

（16） 具體可參朱崇科著《考古文學「南洋」――新馬華文文學與本土性》，頁194～195

（17） 廖炳惠著《吃的後現代》（台北：二魚文化，2004），頁131

（18） 有關資料可參林廷輝、宋婉瑩著《馬來西亞華人新村50年》（吉隆坡：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2000）

（19） 張光達著《馬華現代詩的時代性質與文化屬性》（台北：秀威，2009），頁100

（20） 戴淑樺：〈解構與建構：論王潤華《地球村神話》的中國古典視角的異化書寫策略〉，台灣《台灣詩學學刊》第19號，2012年7月，頁165

（21） 上述篇章皆來自王潤華著《華文後殖民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

（22） 具體可參朱崇科：〈「去中國性」：警醒、迷思及其它〉，新加坡《亞洲文化》第27期，2003年6月

（23） 王潤華有兩篇論文涉及仙台魯迅，〈回到仙台醫專，重新解剖一個中國醫生的死亡〉、〈從周樹人仙台學醫經驗解讀魯迅的小說〉，收入王潤華著《越界跨國文學解讀》（台北：萬卷樓，2004），頁257～289

（24） 解昆樺：〈後殖民／本土詩學的馬來亞，1949──王潤華《熱帶雨林與殖民地》的拘禁與流動書寫〉，《「話語的流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2012），頁189

（25） 有關此概念，可參朱崇科著《「南洋」糾葛與本土中國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

（26） 黃錦樹著《烏暗暝》（九歌出版社，1997），頁11

（27） 王潤華本身也是沈從文研究專家，具體可參王潤華著《從司空圖到沈從文》（上海：學林出版社，1989）、《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台北：文史哲，1998）等

（28） 有些相對專業的討論可參史定國主編《簡化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29） 陳春梅：〈顯微鏡式的細讀與交錯式的比較——試論王潤華「三論」的學術個性〉，《常州工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頁34

（30） 陳大為著《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台灣（1963～2012）》（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頁62

（31） 具體可參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 1953）

（32） 王潤華：〈新加坡小說中本土化的魔幻現實現象〉，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學報》第3期，2007年，頁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