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潔茹：周友記

赳赳

我忘了是我先去北京還是胡赳赳先來香港了，好多年前的事情，我又沒有寫日記的習慣。

但是香港的那次我是記得太清楚了。冰逸在唐人的個展，胡赳赳說有北島，我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去上環，北島還是我的男神。

我穿着牛仔褲和球鞋，找荷里活道找了一個鐘頭，走進唐人的那個瞬間，我還很茫，所有的人都太懂藝術了，除了我，我站在一個紀錄片作品前面，看了十分鐘完全不動的長江水，直到胡赳赳找到我。

胡赳赳好像給我解釋了冰逸的每一個作品，詩人和一半花朵一半精靈的愛人，如今我只記得馮唐的喜怒哀傷，還有擺在船頭的攝像機，滔滔江水，從重慶到南京。

冰逸之前，我們在深圳還見過，或者冰逸之後，那是我十年來第一次見人，而且是見一個比我還小的人。我們好像說了很多話，其實那是我狀態最差的一年，我從沒有那麼茫過，我在生活和寫作中間晃蕩，找不到平衡的點。那些話我也都忘了，但是我記得那間空空蕩蕩的壽司店，胡赳赳選擇的角落裡的背後要有牆的座位。

然後我就去北京了，或者胡赳赳又來了一下深圳。我們肯定一起去了誰的家，去的路上我肯定質問了他有沒有去過東莞，那個誰肯定喝大了，可是喝大了他也肯定沒有弄丟他的包包，還有還有，日料店的屏風肯定倒了下來，砸到了誰的頭。深圳的大房子，胡赳赳去了廚房，找到了最好的那支紅酒，每個人都喝到了好酒。回去的路上，月亮太圓了，我反覆地反覆地問他，我怎麼辦呢我該怎麼辦才好呢？他說沒事的沒事的，回家吧。

然後我就去了一下北京。2008年，只有胡赳赳和興安和我說話，興安說的，控制敘述，你太揮霍了。胡赳赳說的，你需要對美好的堅定的信念。

他帶我去了798，可是我一點興趣都沒有，在他錄一個訪問的時候，我溜了出去，外面是水泥地，很多樹，搖曳多姿的樹葉，我看樹葉看到他的訪問做完，再帶我離開那兒。

第二天我又去了798，我買了一張肯尼亞小孩畫的樹給張小跳做生日禮物。只有一棵樹的兒童畫，樹幹是棕色的，樹葉是綠色的，很多樹幹，很少樹葉。木林森計劃，所有賣畫的錢都用來恢復肯尼亞的森林，徐冰說了很多話，我只記得這一句，畫的樹變成了真的樹，小孩們就會意識到，創作就能為社會做點甚麼。

一直以來，所有的畫展我都是不去的，所有的畫我也都是看不懂的。我初中時候的美術代課老師說的，同學，你畫的全是平的。我問我的同桌他是甚麼意思？同桌說老師的意思是你是個完全不會透視的小孩，你看到的一切是平的，你畫的一切就是平的。我說我怎麼會透視呢？我是X光機嗎？

我的同桌後來專業繪畫，甚至傾盡所有去中央美院學習，在成為一個很美好的家庭主婦之後，繪畫成為了她更為美好的愛好。上個星期因為我決意回來寫作，她與我斷絕了關係。她說做回一個上竄下跳的你真是太可悲了。

然後我的一個還留在加州的女朋友給我看了她的老師Marc Trujillo的一幅畫，Costco的一個轉角。這個女朋友是生物化學學士數學碩士，又決意回去學藝術。她說她生出來的那一天就知道自己是要學藝術的。我就哭了。我當然也是生出來的那一天就知道自己是要寫作的。可是我哭不是因為這些那些出生時候的理想，我只是為了那一個轉角。

我幾乎忘記了的美國的瞬間，厭煩，疲憊的週末，巨大的手推車，無邊無際的食物和未來，不快樂的過去了的但是永遠不會遺忘的時光。

六月，我為了我的隨筆書《請把我留在這時光裡》去北京。真的是隔了七年，七年才去一次的北京，這一次是雲南菜和乾鍋，還有巫昂，讓我想起來七年前的烤魚和張小跳。我們肯定一起去了一個地方，視窗肯定可以看到最亮的橋，再也沒有人喝大，忘掉自己的包包，我肯定拍了好多張阿丁的畫，巫昂的畫，豎着的，橫着的，胡赳赳肯定給潘采夫煮了一包速食麵，還有酒，每個人也都喝到了好酒。回去的路上，月亮還是很圓，兆龍飯店老到再也不會讓我害怕了。

我睜着眼睛等天亮，天還沒有亮我就去了機場，集市一樣的機場，沒有空氣也沒有網，我想的全是我再也不去北京了再也不去了。飛機快要到香港，窗外是海面與島嶼，我頭一回覺得香港才是我的家，這種感覺太嚇人了太沒有辦法了。

唐棣

我也忘了我是怎麼認識唐棣的。

所以廖老師問我的時候，我眼睛望着天想了一會兒。廖老師說網上認識的吧？後來他倆坐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就突然問廖老師，你倆是怎麼認識的？廖老師眼睛望着天在想，我就說，網上認識的吧。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太好玩了。

我只記得我認得唐棣的時候，他是一個寫小說的。如果不是寫小說的，我為甚麼要認得他呢。我認得所有寫小說的。後來才知道他拍短片，不過我一個都沒有看過。

我們用短信聊天，我是說那種，按住說話，跟對講機一樣。

他的聲音總是少年的，急促的，跟我年輕的時候一樣，喘不過氣的那種。

說的話也和我年輕的時候一樣，無邊無際的，跳來跳去的。我一度懷疑過他和我一樣，有專注力失衡的問題，也就是注意力缺失障礙，就是多動症。我真的很討厭這些裝模作樣的詞語，就好像我有一個朋友，明明就是愛缺失，他們管他叫做示愛言語障礙症。

後來我發現他寫長篇小說，一個能夠寫長篇小說的人，就不會是多動症。

他擁有全世界最專注的專注力。

就讓我一個人留在我的多動症好了。我一直偏好於寫超短篇的小說，我也很擅長極短的敘述方式，我沒有迴避我在長篇小說上的無能和無力。誠實地說，寫長篇會殺了我。

唐棣是一個思維跳躍又寫長篇的年輕人。

我就是很喜歡和跳來跳去想事情的人說話，就好像跟我自己說話一樣。要找到跟你一個節奏的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寫到這兒，我發給唐棣看了一下。我說你要是不高興我就不寫了。

他說他高興。

好吧。我第一眼看到他，他就是很高興的樣子。他帶着他的電影《滿洲里來的人》過來香港參加電影節，我真是太吃驚了。一切都太突然了。他的獅子一樣的熱情和專心足夠他把他的事情都做得太快太好了。

我去太空館看了他的《滿洲里來的人》。

實際上我從來不去香港電影節，任何電影展，任何藝術展，任何書展，任何書店，大眾書局，商務印書館，旺角的二樓店，即使我已經站在銅鑼灣的蘋果店，我都不會往上一層，去到誠品。

已經是我住在香港的第七年，我跟香港以及文學藝術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太空館，最靠邊的位置，前面是一對學生情侶。

整場電影的節奏，就是我們說話的節奏，奇怪的，停不下來。

除了，血的顏色太番茄，我都要吐了。

我只問了旁邊的廖老師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甚麼劃成三級。男主角出場了三分鐘以後，廖老師說你看，就這三分鐘，已經三級了。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廖老師你睡着了沒有。因為我前面的姑娘睡着了，她還把頭枕到她男朋友的肩膀上。我只好把頭擰到另一邊的最邊，我都快要落枕了。姑娘醒了以後，她的男朋友給她蓋了一件衣服。是的是的，整場戲，我都在觀察我前面的姑娘，還有坐我左邊的老師，睡着了沒有。

我腦子裡想的是，溫暖的屍體到底是不是屍體呢。

如果導演唐棣能夠聽得到我這樣的觀眾腦子裡想的，他會不會瘋掉。他又不能選擇他的觀眾。可是這樣的全場爆滿，要是我，就顧不得觀眾們在想甚麼了，大家都來看我的戲，我很高興。還有掌聲和有趣的問題，沒有一個人提前走掉。一切都太好了。

等待下一個訪問的間隙，我們在太空館的外面站了一會兒，還有男主角。他還挺帥的。

電影節的工作人員安排他在這個間隙再接受另一個訪問。唐棣站到了五米外，半島酒店做背景，別人的攝影機對着他，他的很大的包放在他的腳下。我看了一眼他和他的包，他都沒有帶過來一個助理替他拎着他的包。可是他的腿那麼長，攝影機應該也拍不到他腳旁邊的包。這麼想着，我就遠遠地，給他和他的包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我把臉轉回來，對男主角說，你快被他折磨死了吧。

男主角穿了一件閃亮亮的皮外套，銀的長項鏈，他小心地看了一眼不遠處的唐棣，說，還好。

然後我們一起走去藝術中心的星巴克喝了一杯咖啡。我給唐棣和廖老師照了一張合影，溫和的光，從我的角度看過去，他們的臉都很溫和。他們也都是很溫和的好人。

可是，他們的作品那麼狠。血淋淋的。

我也曾經那麼狠過，如果有人侮辱我的語言。我旁邊的男主角，一句話都沒有說。

我有一個小時候的朋友，就是那個說我拆解生活，用情緒支撐小說以至於人物都沒有面目的朋友，那個說我內心荒涼，自己連微信頭像都沒有的傢伙。

那一個晚上他突然發了一條朋友圈。回家的路上有風吹過，「這是滿洲里來的風啊。」其實，我沒有去過滿洲里，也不知道風來自哪裡，我只是突然覺得，這時候有滿洲里的風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