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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國:「貴族作家」宋春舫的歐洲遊記

主欄目:《香港文學》2021年5月號總第437期

子欄目:文藝漫談

作者名:史建國

宋春舫,浙江吳興人,1892年出生,1938年去世,終年四十六歲。或許是因為英年早逝,再加上作品數量本身也不多,時至今日,他已很少被人提起了。正像當代著名戲劇學家胡星亮先生所言,在當下,宋春舫已經成了「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名字。然而在中國話劇運動的開創時期,他卻以其振興話劇的吶喊呼號,以其豐富淵博的戲劇修養而馳名劇壇。」(1)事實上,除去戲劇之外,宋春舫在現代遊記創作領域也用力甚多,他兩度歐遊,基於不同的目標讀者,用中、法文寫作了大量遊記,其作品也成了中國現代散文史上一個獨特的存在。


1      遭警佐調查的「貴族作家」

1934年9月26日,天津《益世報》發表一篇短文,內中敘及一位「完全貴族化的資產作家」――宋春舫。文中說:「如果要找幾位『普羅』的文學家,那真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但假使要舉出一位完全貴族化的資產作家,那我們不得不推崇這位宋先生坐第一把交椅了。」文中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斷,一是因為宋春舫十分有錢:「邵洵美、胡適之,以及死去了的徐志摩,都可以比較地算為有錢的人,但究不如宋春舫那樣有錢。」二則是因為宋的作品所涉主題也是貴族化的:「我們說宋先生是貴族化,並不是挖苦他。在〈蒙德卡羅〉遊記中,他講的都是些『醇酒』、『美人』;至於〈一幅喜神〉裡面,所討論的也無非是明清古董、宋元字畫以及梅蘭芳程硯秋等而已。」(2)這篇文字另外發表在1934年的《十日談》第32期「文壇畫虎錄」,署名「不辰」。

從《十日談》記者的態度來看,顯然對「不辰」送給宋春舫的「貴族作家」這頂帽子不以為然,認為父輩有錢並不意味着作家本人有錢,而且也肯定了宋春舫的博學多才與提倡戲劇方面的努力,同時還以「西人」的稱道來表達對宋的正面評價。記者所提及的「西人」指的應該是英國小說家、劇作家毛姆。1919~1920年冬,毛姆在中國長途旅行,寫下了《在中國屏風上》一組五十八篇關於中國之行的敘事作品。內中有一篇〈戲劇學者〉,記述了一位「戲劇學者」對自己的造訪。這位「戲劇學者」是「現代比較文學教授」,在日內瓦、巴黎、柏林以及維也納等地都讀過書,能夠流利地使用英語、法語和德語交談,所有這些信息都指向當時正任教北大的宋春舫。而宋春舫之子宋淇也曾寫過〈毛姆和我的父親〉一文對此予以確認。但正像宋淇所說,毛姆實際上在文中對宋春舫挖苦得很厲害(3)。比如寫到宋春舫對莊子一竅不通,對戲劇外的其他文學作品也不甚瞭然等等。關於這一節,《在中國屏風上》分別有陳壽庚和唐建清譯本,此不贅言。不過單從毛姆文中述及的能夠流利使用英語、法語和德語交談,就可見宋春舫絕非常人了。

近年來,隨着宋春舫之孫宋以朗在《南方都市報》連載口述家族史,宋春舫再次引發學界關注,不過即便在宋以朗的口述中,對宋春舫生平的敘述也相當模糊。至於其他關於宋春舫的一些紀念或研究文章,生平史實錯訛之處則更多。相對而言,倒是1921年7月4日,《申報》「本埠新聞」刊出的〈查明宋春舫素來安分之呈覆》中對其個人情況的介紹較為翔實可靠,這裡照錄如下:

 

⋯⋯宋春舫浙江吳興縣人,前清附生自費遊學,畢業於瑞士日內瓦大學經濟科,得有碩士學位。曾任上海約翰大學教員,現充北京國立大學教授。其父宋季生,在上海中和洋行充當華總理。梅白格路三德里為宋季生住宅,宋春舫眷屬即寓於此。去年四月,由北京大學派赴歐洲調查文學戲曲,繼經駐歐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推為代表。去年五月三日由歐回滬,即居於三德里住宅。平日潛心著作,擇友頗慎,律身極嚴,向遵法軌。上海體面紳商及杭嘉湖旅滬同鄉為宋氏之親戚故舊者頗多,僉稱素來安分。至回滬後亦經隨時密察其舉動,往返均係正當之人,談論無非文學戲曲,無形迹可疑之處,亦未潛入內地,謀為越軌行為。現養疴於靜安寺西家園,聞病瘥即須北上,理合據實陳覆云云。

 

同日的《民國日報》也發表〈警佐查覆宋春舫履歷  原來是偵探造謠誣陷〉,內容大致相同。這份上海警察所奉命對宋春舫進行調查的呈報公文詳細地勾勒出了其求學、工作的基本軌迹,同時對其家世,甚至住宅地址等私人信息也做了說明。有助於從一個側面瞭解關於宋春舫「有錢」以及「貴族化」等方面的一些背景資料。

 

2      「非典型遊記」《蒙德卡羅》

曾兩度歐遊的宋春舫寫下過大量的遊記作品,因而遊記在其存世作品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中結集出版的遊記就有兩種:1917年出版的以法文創作的《海外劫灰記》和1933年用中文出版的《蒙德卡羅》。法文版〈海外劫灰記――一個天朝子民在旅途上的鉛筆速寫〉經羅仕龍先生譯成漢語,《書城》雜誌2015年3~6月分4期連載發表。而〈蒙德卡羅〉後來也曾收入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歐遊三記》中重新問世。除此之外。他在歐遊期間和回國之後,還在當時的國內報刊上發表了數量眾多的遊記作品。

宋春舫對遊記寫作有着很高的自覺意識,同時遊記也是其最早涉足並持續耕耘的文體之一。早在1912年8月8日,離開祖國剛剛兩個多月的宋春舫就開始在《時報》「滑稽餘談」欄目發表〈歐遊漫錄〉,記述自己去國歐遊的旅途所見。此文後來又發表於《民權素》1914年第1期,文末寫道:「吾國人來遊歐者絕少記錄,惟薛福耘曾著出使六國日記,及康有為所作意大利及法國遊記二種耳。余意記錄一事,不僅留志鴻爪已也。公諸國人則於彼邦大勢風俗政體可知一二,獲益良多也。」可見,宋春舫一開始主要還是將域外遊記的目標讀者定位為國內讀者,同時也將域外遊記作為增進國人對西方認識和瞭解的重要文體來看的,而不僅僅是作者的一種用於個人存念的私人化記錄。這一時期他的主要遊記作品都發表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約翰聲》,如1914年《約翰聲》第25卷第7期的〈歐洲今日之戰禍論〉,1916年第27卷第7期的〈歐遊隨筆〉、〈秋感隨筆〉,第27卷第9期的〈遊羅城堡記〉以及1917年第28卷第4期的〈極乃武遊記〉等等。對照內容來看,這些中文遊記作品中所涉及的遊覽地與《海外劫灰記》或有重合,但內容卻極少重複。也就是說,《海外劫灰記》並非上述遊記的法文譯本。而早期遊記中也確實貫徹了幫助國人瞭解「彼邦大勢風俗政體」的意旨。以〈極乃武遊記〉為例,內中不僅細緻描繪了極乃武(今譯日內瓦)秀麗的自然風光和豐厚的人文底蘊,同時也對其教育的發達、劇院的盛況、時計(鐘錶)工藝的精巧、旅館的奢華以及報業的發展狀況等等作了精煉的介紹。這樣的遊記不僅完全照應了開篇所言「瑞士,遊客之樂土也」的判斷,對國內的普通讀者而言能夠起到一種「旅行指南」的作用,而且讀完之後也能對日內瓦這座城市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一個初步的瞭解。當然,作者更為關注也更希望引起讀者探究興趣的還是瑞士以一小國而能在列強環伺、戰雲密佈中保持自己一片世外桃源、遊客樂土的這一讓人驚異的現象。這樣一種觀察視點顯然與他來自積貧積弱的老大帝國,以及因之賦予他的那種備受列強踐踏凌辱的弱國子民的民族身份有關,這種身份使他在遊記中尤為關注那些被列強環伺但卻能夠在夾縫中奮力求生、獨立自治的小國,以期其「風俗政體」能夠為國人提供某種鏡鑒。

1920年4月,宋春舫由上海啟程赴美,他的遊記寫作也隨之再次掀起一次高潮。

1920~1921年那次歐遊期間,宋春舫的遊記作品主要發表於《申報》、《時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上。比如1920年10月2日,《申報.自由談》「遊記」欄開始刊登「宋春舫遊記」,至10月7日,共刊出七篇。

《時報》1921年4月20、22、23、27,以及5月20、21日,6月1日、28日,7月6日,9月1日、8日,10月10日共刊出《宋春舫遊記》十二篇。

另外,此行還有部分遊記發表於《東方雜誌》的「海外通訊」欄,如1920年的《東方雜誌》17卷第20期刊出〈奧國的生活程度(附表)〉和〈愁城消夏錄〉。1921年《東方雜誌》第18卷第9期還發表了宋春舫的〈密興十日記〉(密興,今譯慕尼黑),但後來未收集。其餘未收集的也還有不少,不再一一列舉。所以這一時期毫無疑問可以算作是宋春舫遊記創作的一個高峰時期,而1932~1933年在《海光》集中發表系列遊記作品倒確是以「以實篇幅」為目的,難以算作他的另一個遊記創作高峰。

從宋春舫的這些中文遊記作品來看,其創作主要不是為了滿足國人對於異邦的獵奇心理或陌生化想像,而是為了增進讀者對西方的認識。1934年,在為趙君豪《遊塵瑣記》所作的序言中,宋春舫在稱讚趙的遊記乃「有為而作,蓋非尋常紀遊之詞」以及「君豪之作,激昂慷慨,是為後人觀感之資」之餘,也談到了自己的遊記相比之下格局狹小:「若予者流連光景,惟飲食男女是紀而已,不賢識小,相去又何其遠歟!」(4)這當然是他的謙辭。其實宋的遊記其「紀遊」的色彩也並不濃重,而是常常以帶有趣味性的飲食男女平凡瑣事為導引,着眼點卻落於社會政治問題的分析或是中西文明的比較。宋春舫的遊記別具一格,趣味性與知識性兼具,同時也特別耐讀。

 

3      以「洋人」為擬想讀者的《海外劫 塵記》

與中文遊記作品相比,宋春舫1917年以法文出版的《海外劫灰記》呈現出明顯的差異。而導致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則是讀者定位的不同。在《海外劫灰記》的「前言」中宋春舫寫道:「這一頁頁文字,時而嚴肅,時而說笑……原先並非為了我的同胞而言,也不是為了寫給旅居中國的歐洲人。在中國的歐洲人讀了,大概會把自己當成惡棍,因為我這些文字足以給予他們豐富的反省材料。中國人讀了,則絕對不會諒解我對政治的看法,因為有時太過大膽狂妄,有時又或許太食古不化。」(5)用法文寫作,擬想讀者既非國內同胞,也非旅居中國的歐洲人,那麼就只能是身在歐洲的歐洲人了。這種讀者定位使得《海外劫灰記》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遊記,從而成為在中國現代旅歐遊記乃至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的一個獨特存在。

《海外劫灰記》當然也不是沒有「紀遊」的意味,隨着作者行迹所至,印度、埃及、法國、德國、意大利、馬賽、日內瓦、羅馬、翡冷翠、巴黎、蒙地卡羅……一一出現於筆端。然而構成一般遊記主體性要素的諸如風景描繪、民情風俗、人文地理、歷史文化、社會現狀等內容卻一概闕如,或者只用寥寥幾筆帶過。這也很好理解,因為既然擬想讀者就是歐洲人,所以也就根本不用向歐洲讀者介紹這些他們原本就非常熟悉的東西。宋春舫在書中寫的都是自己結合所到之處的歷史與現實所做的觀察與思考,而這種觀察和思考又往往是傳承流淌在他身上的中華文明真正近距離接觸歐洲文明後發生的那種激烈碰撞所激發出來的。因此,中西文化碰撞和基於比較視閾的對中國現實處境的關注與反思就成了《海外劫灰記》寫作的內在動力源。

「文明」問題是《海外劫灰記》中所討論的帶有貫穿意味的核心問題。基於自己半殖民地子民的這種被壓迫民族身份,宋春舫在《海外劫灰記》中犀利地揭開了覆蓋在西方「文明」表面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暴露出其背後真正起作用的利己主義與強權邏輯。這種基於中國語境和世界眼光對「文明」進行的反思和嘲諷是貫穿於《海外劫灰記》全書之中的。〈水都〉裡由蒙地卡羅的賭博業談到中國的博弈遊戲:「中國的博弈遊戲五花八門,其中『麻將』是我在世上見過最有意思的了。但是撲克牌已經鋪天蓋地席捲中國,橋牌出現也是指日可待。這又是一個走向文明的結果!」字裡行間同樣諷刺了西方對中國的這種強制性「文明輸出」。〈正義〉裡說:「因為正義不能決定政治,而是政治決定正義,不然的話,文明世界不是應該要嚴斥日本對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嗎?不然的話,何以眾人對日本梏梧下的韓國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呢……」這樣一些文字用法文發表在當時就等於直接向歐洲發聲,對列強打着文明的旗號所推行的霸權行徑進行了有力的解構和嘲諷。

當然,宋春舫對文明問題的思索並沒有止步於此。在〈文明人〉中,他談到了盧梭對現代文明的批判與反思:「盧梭怎麼辦到的?十八世紀的社會組織架構還不太複雜,工業革命也根本沒起步,他為甚麼會挺身反對當時的社會與各種人類文明機制,並且鼓吹回到自然狀態?要是盧梭生在今天,親眼目睹人類文明催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會作如何感想?」在當時整個中國尚處於前現代狀態,而近代以來開眼看過世界的有識之士還在不遺餘力地爭取通過洋務運動來實現中國的工業化變革和中華帝國的脫胎換骨、義無反顧擁抱現代文明的時候,年輕的宋春舫已經透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文明帶來的這場前所未有的劫難,開始對現代性進行反思了。這在當時不能不說作者已經具有了一種相當超前的、超越民族主義立場的世界性眼光。也因此,《海外劫灰記》所達到的思想深度是值得被珍視的。

宋春舫在《海外劫灰記》中常常借由看戲等帶有煙火氣的生活瑣事而上升到中西文化比較的層面。在〈戲劇〉中,他由日內瓦劇院的火爆談到易卜生作品中的對抗主旨:「個人必須對抗社會,且應該要戰勝社會」。進而反思中國文化中這種基於個性解放的反抗精神的匱乏:「在中國一切都要恪遵祖訓。個人的事情家庭說了算,故鄉的事情社會說了算。我們只能一個字都不吭聲,靜靜看着奴隸的脖子上裝上枷鎖,有一天,等到中國人民起來反抗千年來的各種體制,那麼中國的未來才有希望!」另外,在《海外劫灰記》中,宋春舫還隨興所至,探討了古蹟保護問題、人口問題等等,其中不乏深刻的洞見。〈意大利萬歲!〉中他有感於龐貝古城的震撼,想到中國也應該在保存古蹟方面做出努力:「一個國家不是只生活在當下,同時更是活在過去啊!」

值得注意的是,宋春舫的遊記中始終保持着一種幽默的筆調。〈馬賽〉中,寫在馬賽火車站你目睹一對老夫婦送別的場景:「火車在鳴笛了,緊緊擁抱的老夫老妻頸項交纏,開始互吻。他們用盡氣力,使勁兒摟得更緊,好像要互相勒死對方一樣。」宋春舫遊記中的幽默筆調,以及從一些具體而微的事務談開去、輕而易舉上升到中西文化比較層面的寫法,確實都跟林語堂「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以及「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散文有着諸多相似之處。而他作品的寫作時間,卻遠在林語堂提倡幽默、閒適、獨抒性靈之前。

 

在歐洲學習和遊歷期間,經濟富足而又熟諳多國語言的宋春舫得以對西方的人情地理、民俗文化、社會現狀有了近距離的觀察,而大量的閱讀和沉浸式思考又使得他的歐遊絕不止於走馬觀花、浮光掠影,而是能夠站在中西文明比較的立場上,以一種世界性的眼光對眼前所見加以審視。同時,經濟的富足又使得他在歐遊期間沒有其他官派留學生在面對西方文化時的那種源自經濟地位低下因而時常被窘迫壓抑所包圍的自卑感。可以說,即便在西方,他所過的也是一種「貴族式」的生活。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看戲、遊玩,參加跳舞會、在薩雷夫山上乘小雪橇滑雪,住豪華旅館、購買幾千冊圖書……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他歐遊期間的生活水準遠高於一般歐洲人。所以面對西方社會他也能採取一種平視、甚至是俯視的態度,從容不迫。而通常歐遊華人在面對西方文明時所採取的則往往是一種謙卑、仰望的姿態。這是宋春舫與他們的顯著區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宋春舫的遊記在眾多的中國現代歐遊作品中之所以顯現出那麼獨特的風姿,正與當年天茄(不辰)所批評的「貴族化」有關。或許這也是宋春舫在面對「貴族化」的批評而波瀾不驚、淡然處之的原因。

 

【註】:

(1)      胡星亮:〈宋春舫:中國現代戲劇理論先驅者〉,《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12年第10卷第3期

(2)      天茄:〈作家之群二十二 宋春舫〉,1934年9月26日《益世報》第4張

(3)      宋以朗:《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愛玲》(陳曉琴整理),廣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頁35

(4)      宋春舫:〈遊塵瑣記序〉,《遊塵瑣記》,上海:中國旅行社出版部,1934年

(5)      宋春舫:〈海外劫灰記(一)――一個天朝子民在旅途上的鉛筆速寫〉,羅仕龍譯,《書城》2015年3月號。〈海外劫塵記――一個天朝子民在旅途上個的鉛筆速寫〉,分四次連載於《書城》2015年3~6號。下引不再一一註明

 

 

 




史建國 1981年2月生,山東臨朐人。2009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其間於2007~2008年赴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系訪學一年,現為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已出版專著《從新文化公共空間到黨派「自己的園地」――〈民國日報.覺悟〉研究》《陳衡哲傳――「造命」人生的歌者》,譯著《在拿波里的胡同裡:中國現代文學論集》(馮鐵著,第2譯者)。另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七十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