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迅：錦書誰寄來

父親曾給我寫過許多封信。

那些信，寄自北京密雲，貴州某縣，烏魯木齊，或者別的甚麼地方。我據此知道父親正在哪裡謀生。每每有他的信被郵差送來，我都會懷着隱秘的喜悅，躲到一個無人打擾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拆開信封，抽出兩三頁疊在一起的信紙――多半是從筆記簿或練習冊上裁下的內頁――展平摺痕，逐字逐句讀。

父親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了十分陌生的一面。這個父親，就像是換了一副嗓子，換了一個性格，換了一副面孔，和顏悅色地對我說了許多平日裡見不到的話，甚至還有點嚕蘇――在他噓寒問暖的時候。而且每封信的開頭，他總是模仿古人的筆調：吾兒向迅，近來可好？讀着這樣的句子，總覺得怪怪的，令我忍俊不禁。

實際上，父親識字不多，好多生僻字不會寫，信中因此時不時地蹦出一個錯字、別字，乃至他自己造出來的字。但我都會毫無障礙地認出它們，並準確領會他要表達的意思。只是那時，我從未設身處地地想過一個問題：他提筆給遠方的兒子寫信之前，是否有過片刻的猶疑？

我想像過父親給我寫信時的樣子：夏日慵懶無聊的午後，或是春雨霏霏的涼夜，父親在外省臨時的寄居之所左顧右盼，確定房間再無他人，於是鼓起勇氣，快速地從枕頭下翻找出頁面邊緣捲曲的筆記簿和圓珠筆，然後正襟危坐於牀沿，把筆記簿攤開在沾着泥漿的雙膝上，深吸一口氣，開始捉筆寫信。

這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對父親而言，要把那些散落於記憶深處、已經爬滿青苔的漢字搬到信紙上，就跟在沒有門窗的羊圈裡摸黑逮羊一樣困難。他需要憑藉頑強的毅力，才能把那些奔跑跳躍在無盡黑暗中的漢字一個個捕捉到，再使用一根無形的繩子把它們串連在一起，費力地趕上坑坑窪窪的道路。

終於寫完了，父親抬起頭舒了一口氣，望着窗外出了一會兒神，再俯下身子，把信從頭至尾默讀一遍，在某個地方添加了一句話，又在另外一個地方修改了一個別字，最後莊重落款――「父親  某年某月某日」。

擱下筆，他在信紙裡側摺出一道痕迹，把它們小心翼翼地從筆記簿上裁下，舉到胸前，攏起嘴唇吹了吹，然後按照一貫的嚴謹作風，把它們工整地對摺成兩摺或三摺，揣進上衣衣兜，並用手輕輕地壓了壓。

當天下午或次日早晨，父親搭乘摩托車或卡車從喧囂的工地出發，翻越一座座山崗和綿延不絕的山丘、莊稼地，最終到達鎮上的郵局，購買信封和郵票，裝好信，寫下收件地址，鄭重地投進郵筒。――收到信時，我彷彿還能觸摸到父親的雙手留在信封上的餘溫，他落在信紙上的目光，還有他火燄般明亮的寂寞。

我自然也會給父親回信。但很多時候，他都會特地在信末囑咐，不必回信。因為他所從事的工作流動性強，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收件地址。「你寄給我了，我也收不到。」父親說。但不管怎樣，幾年下來，我攢下了一摞父親寫給我的信。

這是我比哥哥和妹妹幸運的地方。那時妹妹還在鎮上的寄宿學校唸書，有母親照拂，而哥哥已經跟隨父親到外省謀生了；當妹妹到縣城乃至遙遠的平原地區唸書時，電話已經成為了我們最主要的通訊工具。他們都不可能收到父親的信；即使收到過，肯定也不會比我收到的還要多。

正是因為這一點，我自覺比家人中的任何一位都要理解父親。我們所熟悉的那位父親，是一個出了名的直性子和暴脾氣，不會花言巧語，更不會虛與委蛇，與人理論，八成會擦槍走火。在母親面前，他極少表現出作為丈夫的溫柔；在我們兄妹面前，他也極少表現出一位父親應該具備的耐心。

而在信中，父親真的就跟變了一個人似的。在他樸實無華的措辭中，我不僅充分感受到了他發自肺腑的關心與愛意，還感受到了他作為一位父親的無奈與悲哀，我甚至還隱約感受到了他試圖敞開心扉與我溝通而做出的巨大努力。

信中的父親與現實生活中的父親，恰如地球的南北兩極，也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合起來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父親，立體的父親。這個父親，有幸被我看見了，讀到了，感受到了。而哥哥和妹妹，只看見父親的一個側面；母親或許也是如此。

這大約是天意。因為我將在日後一次次嘗試書寫父親。更有意味的是，我識字的啟蒙老師，不是別人，正是父親。在我未滿七週歲之前，是他手把手教我讀完了一年級語文教材上的課文。下雨天，他躬身二樓的窗前教我朗誦課文的畫面，如今仍能在我的腦海裡浮現出模糊的輪廓。

我曾把父親寫給我的那一摞信件視為珍稀之物。我把它們放在隨身攜帶的行李箱裡。它們跟着我擠公交，搭乘長途巴士，乘坐綠皮火車。我把它們從江漢平原帶到珠江三角洲，又從珠江三角洲帶到湘江之濱。

正是在湘江之濱，我開始書寫父親。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男人。同時也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某一日，我懷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把父親寫給我的那些信件和其他一些比較私密的信件，悉數銷毀。我把它們撕成碎片，扔進了垃圾桶。

2015年春天，我雄心勃勃地計劃為父親寫一本書，我第一時間就想到那摞信件正是最佳的創作素材，可任我翻箱倒櫃，也沒有找到父親寫給我的隻言片語。冷靜下來，我才想起前幾年做過的蠢事，後悔莫及。

一年之後，那摞信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那年夏天，父親因病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如果那些信件還被我完好無損地保存着，那麼我們就可以在閱讀每一封信的時候感受到一個真實的父親。否則，我們就只能通過回憶了。

而回憶是多麼的不可靠。我當年銷毀那些信件時，極有可能在心底給自己列出了一條減輕負罪感的理由：我已記住信件的內容，銷毀也無妨。事實如何呢？我已不能回憶起一個完整的句子。

而這，也是我這幾年不停書寫父親的原因。我擔心隨着時間的流逝，我對父親的記憶會越來越模糊。我要通過書寫的方式，讓父親活着，讓他逐漸模糊的形象重新變得清晰起來。這既是我理解父親的方式，也是我懷念父親的方式。

自從父親離開我們以後，每天總有那麼幾個時刻，「父親」這兩個字眼和他的身影會在我的腦海裡一閃而逝。他的離開，在我的生命裡製造了一道永遠也無法彌合的傷口。即使我身在地球的另一端。

兩年前，我隨團去智利訪問。在聖地牙哥辛普森街7號，智利作家協會為我們安排了一場特別的文學活動。他們邀請我們在小禮堂朗誦自己的一首詩歌或文章節選。輪到我時，我不假思索地朗誦了我寫給父親的一首小詩。

朗誦時，禮堂裡安靜得就像是父親曾經帶我經過的雨後的馬尾松叢林；朗誦完畢，過了好一會兒，掌聲才從安靜的聽眾席上爆發出來。

我相信這些說西班牙語的聽眾，聽懂了一個中國人寫給父親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