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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益懷:她把真相還給世界——淺說亞歷塞維奇《車諾比的悲鳴》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5年12月號總第372期

子欄目:域外視野

作者名:蔡益懷

我們這個世界不缺少謊言,但缺少真相。所幸,總是有一些人以揭示真相為職志,如記者、作家。在這個群體中,有一位女性以波瀾不驚的沉靜筆調,記錄時代的苦難,為世人留下二次大戰、阿富汗戰爭、切爾諾貝爾﹙台譯「車諾比」﹚核災難、蘇聯解體等歷史事件的個體聲音,集體記憶,進而揭示真相。她就是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內地譯名︰阿列克謝耶維奇),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這位記者出身的白俄羅斯作家,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戰爭沒有女人的臉》,之後陸續出版了關於阿富汗戰爭的《鋅男孩》、見證核災難的《車諾比的悲鳴》﹙又譯《我不知道該說甚麼,關於死亡還是愛情》﹚等著作。她的創作以「複調寫法為當代世人的苦難與英勇樹立了一座紀念碑」,一如瑞典學院常任秘書達尼烏斯所言:「過去三十至四十年來,她致力繪出蘇聯及後蘇聯時代的個人圖像,這並非真的關乎事件的歷史,而是情感的歷史――她給予我們的實際上是情感的世界……她訪問了數以千計兒童、女人和男人,藉此向我們展現出不太瞭解的人類歷史,與此同時,她向我們展現情感的歷史與靈魂的歷史。」由於她勇於秉筆直書,批評白俄羅斯的威權統治者,作品在白俄長期被禁,且一度遭受政治審訊,2000年更被迫流亡歐洲多國,2011年才返回明斯克。

 

個人的聲音見證時代苦難

在此,筆者僅就個人的閱讀所得,分享《車諾比的悲鳴》一書的內容,及說說其文體學意義。

1986年4月26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反應堆發生爆炸,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核子浩劫,鄰近的白俄羅斯深受其害,土地嚴重污染,千百萬居民被迫放棄家園,疏散撤離,成千上萬人因輻射感染各種疾病。十多年後,亞歷塞維奇利用三年時間採訪了大批倖存者,如首批到達災難現場的救援人員、撤離區的居民、現場攝影師、心理學家、教師、醫生、農夫、政府官員等等,透過他們的自述,讓世人聽到他們的心聲,特別是了解到他們的感受︰迷茫、困惑、悲憤、無奈……給世界一個不同於官方版本的說法。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她記錄的是大時代小人物個體的聲音,並將每個人的聲音組合成整體以掌握時代。

《車諾比的悲鳴》共分為三部分,「死亡之地」、「活人的土地」、「出人意料的哀傷」,書中的每一章每一節,都有觸目驚心的內容。人們通常不難想像核爆炸對生命財產的毁滅性摧殘,卻往往忽略乃至漠視更大的災難,那就是失去土地的人所受的流離之苦,以及輻射後遺症帶來的劫難。核爆炸不是戰爭,卻像戰爭一樣殘酷,看不見的輻射改變了一切。看看〈關於古老的預言〉,一個母親的自白︰「我的小女兒和其他人不一樣……她出生時不是嬰兒,而是一個小袋子,除了眼睛之外,沒有任何開口。病歷卡上寫着︰『女孩,多重先天異常。肛門發育不全、陰道發育不全、左腎發育不全。』那是醫學上的說法,簡單地說,就是沒有尿尿的地方,沒有屁股,只有一個腎……我看着她動手術,我以為她會哭,她卻睜開眼睛微笑。天啊,她笑了!」(p.114)

一場核災難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更讓千千萬萬的倖存者活在苦難之中。爆炸發生後,由於官方的掩飾、懈怠、失誤、因循,令許多不知真相的民眾和志願者,承受了不必要的犧牲。在〈關於我們不知道的事︰死亡能有多美〉中,記錄了核爆炸的「美麗」,反應爐附近的居民紛紛跑到陽台上觀看,「我還記得那耀眼的深紅色光芒……這景象看起來很美,就算是電影裡也看不到這樣的畫面」,「我們並不知道死亡能有多美」(P.198)。誰也沒想到,這「美麗」背後的恐怖與可怕事實。大批英勇的民眾自願加入到救援行列,「祖國需要我們,我們就挺身而出」(P.204)。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的殘酷,因為真正知道內情的人沒有把真相告訴災民,以及挺身而出的救援人員、志願者。老百姓不知道、救援者不知道,下層官員也不知道。人們都不相信這是一場戰爭,他們看不見的敵人,誰也不知道敵人在哪裡。「你說現在是戰爭時期?這是戰爭嗎?白雲在天空飄着,蘋果樹也開得茂盛。沒有人攻擊我們,也沒有人開槍。只有我們住在這裡。這是戰爭嗎?」(P.226)在這場戰爭中,沒有英雄,「只有瘋子」,如一個清理人所言,「都是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p.121)。最終,很多人還是醒悟了,一個環保稽查員這樣自白︰「我當時還不明白,但過了數年後我才終於知道,我們都是這項罪行的共犯,一同參與了這個陰謀」(P.220)。時間讓他們看清楚了那些被掩蓋的真相,一個清理「英雄」的妻子這樣說︰「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開心不起來了」(P.229)。

這就是本書所的大致內容,作者不是要告訴人們甚麼駭人聽聞的故事,而是記錄那些普普通通小人物的遭遇,以及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特別是他們的心聲、感受。透過這些零星的話語,讀者不難拼湊出整體的末日景象,就像我們看到空難飛機殘駭的重組、拼湊,不難想像恐怖的狀況一樣。

作者筆下記述的事情大都很平常、很瑣細,給人留下的卻是長久的震撼。這就是文字的力量,真實的力量。在作者的筆下,沒有聲嘶力竭的哀嚎或吶喊,只有平靜的聲音,娓娓的話語,然而這沉靜的敍述裡有巨大的張力,能讓人感受到無比的傷痛、無盡的悲哀。

 

文學筆法創非虛構寫作新風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亞歷塞維奇的創作特色。她像記者一樣收集資料,卻擺脫了新聞的筆調,以文學的手法進行寫作,其筆法開創出非虛構寫作的新風,具有不可輕視的文體學意義。具體來說,她是用心去觀察與感悟,然後以文學的方式呈現。在她的筆下,事情還是那些事情,如核災難、戰爭、死亡等等,都是新聞報道中常見的題材,但這些素材一出自她的手,就多了一層「思」與「詩」的內蘊,進入到文學的層面,具有直抵人心的穿透力。

如〈一生寫在門上的人〉,是一個父親的自白。這位生活在核電站附近小鎮的居民,在疏散時執意帶走公寓的大門,因為這是他們的護身符,也是家族的紀念物,他的父親去世時躺過這扇門。他冒着被警察開槍追緝的危險,「偷」出自家的大門。後來,七歲的女兒也因輻射而死,他們同樣把她放在這扇門上。整篇憶述就談這麼一件事,此中,作家以詩家的法眼透視苦主的經歷,省略了其他枝節,捉住一個中心意象,完全圍繞門這個象徵符號來展開敍述,這無疑是用了詩家的筆法。概而言之,她的創作法門是洞燭人的內心世界,理解他們的情感,掌握他們的節奏,透過人們的述說「聽見」一個世界,瞭解一種真相。

亞歷塞維奇在談自己的創作方式時透露,她在寫一本書之前,會先訪問好幾百個人,平均花五至十年的時間。她並不會像新聞報道那樣不吝筆墨,現炒現賣,而是反覆思考掂量,去粗取精,根據自己的思路與「詩路」加以表現,有時八十頁的資料只留下半頁,有時跟人談了一整天,最後只用一句話:「我很小上了戰場,經過戰爭我長大了一點兒」。可見其創作具有明確的文學性追求。

除了材料的篩選外,她十分注重細節。因為一個細節足以說明一切。確實,人的記憶容易出錯,經驗與思想也會影響我們對一些事物的認知與判斷,尤其是陳年舊事,經過時間的沖刷可能變得模糊、褪色、失真。在這種時候,當事人記得的細節最為珍貴,也最有說服力。

亞歷塞維奇的創作承繼了俄羅斯「見證文學」的傳統。她曾自言是個獨自行進的人,完全屬於另一個時代,她關注的焦點是人,始終站在受苦受難的民眾一邊,聽取他們的證言,探索他們的心靈。她相信每個人身上都有故事,都有自己的秘密,而她的做法就是盡力幫助人們把噩夢說出來。她以紀實的方法寫作,而不是虛構,因為她無法接受小說中的虛假聲音。她只願以採訪的方式集合眾人的聲音,重現時代的記憶。《車諾比的悲鳴》正是這樣一部時代的心靈史,紀錄了那個慘劇的史實,更承載了一代人的情感、記憶與心路歷程,讓世人看到他們的苦難、迷茫與哀傷。

最後,我想補充一句,這本書尤其值得香港人一讀,因為我們的城市離一座核電站並不遠。看看切爾諾貝爾的慘烈悲劇,想想福島,有助我們認識核災的恐怖教訓,時時保持警醒。

 

 



蔡益懷,文學博士,傳媒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近年致力於文學評論,著有小說集、文學論文集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