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雯：斯人已去 青年已老

那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醒來，順手拿起放在牀頭桌上的手機，打開了微信。早起看一眼微信，已成為一種習慣。那天早晨一如往常，許多留言是群裡不必看的閒話，但有兩條簡短的信息，來自並不經常留言的兩位好友。留言裡寫的是同一件事：英培安先生去世了。

現在距離那猝不及防的悲傷的一天已經兩三週了，我終於能坐下來寫一點兒文字。最初幾天我無法平靜下來寫任何東西。我當然可以理性地去看待這件事：作為一個身患三種癌症、經歷了十三年病痛折磨的人來說，死亡這件事並不那麼可怕。我同意，我甚至也想到，對於英先生的家人，尤其對太太明珠來說，這同樣是種解脫，把他們從漫漫無際的牽掛、憂慮、操勞中解脫出來。可是，悲傷和眼淚本就是非理性的啊。那就像遭受一記重擊後的震驚、痛苦，多半是一種本能反應，不是邏輯、道理所能化解的……自然，相比他生前所承受的痛苦、他離去的解脫，我這些痛苦都是小而自私的。

在痛失師友的悲傷中，記憶卻異常活躍地在唱「反調」――記憶裡浮現的都是他和我們這些小輩聚在一起的情景，是他談起他喜愛的作家時那種認真、激動的神情，那種難以掩飾的天真的快樂。是的，我想到的都是他笑的樣子。聯想到他曾遭遇的生活困頓、政治打擊、病痛折磨，這笑容越發純淨，甚至帶有一種超乎生活的神性光芒。

新加坡失去了她最好的作家、一個對文學理解最深也愛得最深的人。這意味着多大的損失，他的書對新加坡具有怎樣的價值……這些話題不是我要寫的，相信也會有研究文學的人寫得比我更詳盡。我想寫的是作為我的師友的英培安，一個對文學有着朝聖者的靈魂的赤子，一個珍稀的好人！

在新加坡從事專業寫作，要承受多大的生活壓力可想而知。英先生雖聲名卓著，但文學從未給過他安逸、富足的生活。相反，為了寫作，他堅守了一生清貧。他開書店勉強維持生計，然後辦雜誌、寫專欄，創作了大量現代詩歌和小說，是文學上的全才，可他從不懂得把自己「包裝」成大藝術家去沽名謀利。因為，他是一個全心愛着文學的赤子，他是因為愛而去寫作。寫作雖未給他富裕，卻帶給他奇特的自由、快樂，還有從未衰竭的創作激情。當他談起小說，他臉上會出現一種神采。一簞食，一瓢飲，卻不改其樂，這樣的安貧樂道，這樣強大的精神定力，我只在英培安先生身上看到過。

在我的記憶裡，從沒有他愁苦、憤怒的模樣。就連談起他七十年代因寫批評新加坡政府的文章而被監禁的事，他也只是把它描繪成一個威權社會的荒誕劇。他給我們講到當年他被以「內安法令」抓捕後，當局找不到他參與任何組織的證據（因為他只是踐行作家批評政府的言論自由，根本沒有參與任何組織），所以三十天後必須將他釋放。於是，三十天後，他們讓他脫下囚衣。一個警察讓他坐到車上，開車載着他到外面兜轉一圈，再把他帶回監獄，這樣就相當於完成了釋放、重新抓捕的程序。如此反覆多次。講到這些，他會笑出聲，說這真是一個荒誕小說的好素材。他最終因缺乏指控證據而被釋放。抓捕、囚禁並沒有讓他屈服，倒讓他更加明白了自由對於一個人、一個國家的意義。他自始至終是一個體制外的、不與權力合作的人。2007年，英先生檢查出身患癌症。我去他的「草根書室」，有時碰到他剛做過治療回來。他看起來疲憊、虛弱、臉色蒼白。但談起他的病，他總是笑着叫別人不要擔心，說治療效果多麼好。他的態度讓我們時常忘了他是個身患重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兩個多月前，明珠發給我一張他出院回家後的照片。照片裡的先生已經形銷骨立，你能感覺到癌症如何吞噬了他的身體。但他枯瘦的臉上還是掛着那種想要寬慰別人、讓人相信他能撐得過去、他就要好起來的笑容。這樣一個陽光般至純至善的人，不願讓人為他憂慮、痛苦。

我永遠不會忘記2005年和英先生初次見面的情景。那是在「金筆獎」的頒獎晚宴上。記得正餐後有個小雞尾酒招待會。我是個羞怯於社交的人，當時只和我的兩個朋友在一起，沒有主動找其他獲獎者交談，更不好意思向評委致謝。後來，一位頭髮銀白但面色紅潤、精神健朗的長者主動走到我們這邊，自我介紹說他是小說評委英培安，說他非常喜歡我的小說，參賽的兩篇都非常好，應該是前兩名，但因為只能選一篇獲獎，他們選擇了〈水晶孩童〉。我很驚訝，作為新加坡鼎鼎大名的作家、金筆獎的評委，他沒有任何架子，看起來那麼真誠、友善。很快，他朝一位同樣滿頭銀髮、非常有氣質的女士招手，等她過來，他興奮地對她說，這位就是張惠雯，是〈水晶孩童〉的作者。這位氣質典雅的大眼睛女士就是他的太太明珠。在這個當地名流聚會的晚宴上，他們和我這個無名小作者聊了很久。我發現英先生談到我的小說沒有半點兒敷衍的稱讚，他熟悉其中的許多細節。他對我說很遺憾，另一位評委余華先生有事提前回中國了，沒能參加晚宴，但他倆談起過我的小說，余華先生也非常喜愛這篇小說。我一直沒見過余華先生，但十幾年以後，我們在微信上取得了聯繫。余華先生提到英先生，說英先生說起你、非常以你為驕傲啊。

認識以後，我常去英先生的「草根書室」看書。書店偶爾忙碌，我也會幫客人找找書、收款記賬。在新加坡，有兩個滋養我寫作的「圖書館」，一個是我大學時常去的國立大學中央圖書館，另一個就是英先生的書店。不久後，我把同樣喜愛文學的好朋友青松（他曾獲2009年新加坡金筆獎）介紹給英先生，他也成了先生的朋友、「草根」的常客。再後來，LH來到新加坡讀博士，我帶他去「草根」見英先生，他也那麼喜歡先生。誰會不喜歡他呢？他的善良、熱情都發自內心，沒有任何世故的成分，令人一見如故。令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他說起僱用的年輕店員，總說「他／她是來幫我的」。他處處流露出對店員的尊重和感激，說沒有他們來幫忙、自己會多辛苦，儘管他付了薪水。

「草根」顧客不多。為了節省租金成本，書店不臨街，在一個老式建築的三樓。而且，英先生很書生氣，他選書根據自己的喜好，都是嚴肅的文史哲書籍，既沒有熱賣的國學、成功學勵志書，也沒有流行的青春文學。文學書架上倒是有一套套的卡爾維諾、博爾赫斯、昆德拉文集……一套好多冊，台灣版的書又貴，往往是佔用了很多錢和書架空間，卻賣不出去。他還進了數不清的新譯好書，譬如土耳其的帕慕克，南非的庫切，英國的奈保爾、拉什迪……在草根，我讀了第一本帕慕克的書《我的名字叫紅》，第一本庫切的書《恥》，第一本拉什迪的書《撒旦詩篇》……這些都是英先生介紹給我的好書。當年的「草根書室」無疑是在新加坡能找到最多好書的地方，它的書目就是光燦燦的世界現當代文學史，可這些書對於本地市場來說卻過於「陽春白雪」了，因此草根只是慘澹經營，英先生基本是為了自己的興趣在苦苦支撐。記得英先生對我感慨說，新加坡讀中文書的年輕人都愛讀港台或馬華文學，那樣的話，文學眼界總難以超越這個區域，而中國作者非常注重閱讀西方經典，所以能從最好的文學裡汲取養料。這話裡有一絲憂慮，我知道他在為本地中文寫作的未來擔憂。他那麼希望新加坡愛中文的年輕人能熱愛閱讀、讀最好的書，但時代的趨勢卻使閱讀離普通人越來越遠。

除了本地的作家、報社記者偶爾造訪「草根」，書店裡最常聚集的是一群年輕人，買書的、不買書的，寫作的、打算寫作的……大家去到那裡，就像到了家裡，隨便找個地方看書。英先生不時放下手裡的工作（通常是打書單、填海關提貨單之類的瑣碎工作），來和我們交談。有時他談到某個作家，會起身去找一本他的小說，就那麼翻開給我們講起來，譬如，他會說「帕慕克的《雪》《黑書》都寫得非常好，但這本《純真博物館》我覺得有點兒過於沉溺在某種自我意趣中了」……和英先生交往越多，越發覺他是個極其有趣的人。英先生喜愛畫油畫、水彩畫，還演過話劇，還會唱粵劇和粵語老歌。有時候，他提到徐小鳳或許冠傑的某一首老歌，就給我們示範着唱幾句。

「草根」像是英先生主持的「文學沙龍」，年輕人聚在那裡，吸收新知、碰撞思想。書店每天七點關門，還未離去的人就會被英先生熱情地邀請一起去吃晚飯。吃飯的地方就是書店後面那條「海南二街」上的一些老招牌餐館。於是，「文學沙龍」就從書店再轉移到餐館，大家邊吃邊談。這些人或是像我這樣的年輕無業者，或是一些大學生，所以總是英先生請大家。我注意到英先生很會點菜，點的菜葷素搭配，風味特別。因為經常談得意猶未盡，飯後他還請大家喝杯香濃的海南咖啡。這反映出他的另一個特點：雖然生活不寬裕，但他絕不會過日子過出貧寒、苦楚相，因為他是那麼慷慨、那麼熱愛生活的一個人！這樣的人，總能用僅有的資源盡可能地給自己、給他人帶來舒適和快樂。

就是在這樣的聚餐時間，有一天，英先生給我們講《米格爾大街》。過後我找書來讀，真是一本出色的小說集；還有一次，他講現代詩的時候提到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能》，我後來讀到它，感覺對我是醍醐灌頂般的啟發；也是在這樣的聚會上，他給我們重複了〈夜，仰面朝天〉這篇小說裡的故事，於是我知道博爾赫斯還有這樣一個高徒科塔薩爾……那真是讓我懷念的文學聚會，一個摯愛文學的天真老人和一群憧憬文學的無畏青年，大家都那樣清貧，卻那樣赤誠，無拘束地用文學激盪着彼此的心靈。這些聚會都發生在英先生患癌之前 ……2007年，先生被診斷癌症以後，因為治療，他身體虛弱多了。我們去書店，他還是盡量陪我們聊天，給我們講他發現的新書，他正在構思的小說……但我們盡量都不逗留太久，怕他過度疲倦。書店幾乎不賺錢，卻要耗費很大心力。因體力不支，無法兼顧治療、寫作、經營，英先生不得不把書店賣了。

每個朋友都知道他對書店多麼不捨，那裡是他的精神家園，也有多年的回憶。但因為疾病，他反而下了決心，要把有限的時間用來做最重要的事――寫小說。英先生患癌後不久，開始寫作長篇小說《畫室》，他是帶着緊迫感和使命感的。他曾對我們說，如今新加坡的很多老地方都完全變了，隨着老一輩人離去，關於過去的記憶也會消失不見，所以他必須用小說來為這個國家的普通人立傳，用小說存留下這城市的歷史。在十三年的病痛中，他就是懷着對文學和這城市的雙重的愛，帶着即是對新加坡華文文學也是對新加坡的歷史記憶的雙重使命感，連續創作了《畫室》《戲服》《黃昏的顏色》三部長篇小說，其中《畫室》《戲服》都入選當年「亞洲週刊十大中文小說」。他以常人無法想像的頑強意志堅持寫作直到生命盡頭。

2010年，我離開新加坡到了美國。2013年，我回去了一次。我終於可以請英先生和明珠吃頓飯。英先生說他選了一家在「大坡」那兒的餐館。他對新加坡的地名仍喜歡沿用過去的稱呼，他說的「大坡」過去指的是新加坡河南邊包括牛車水一帶的地方。餐館在臨街的老式三層屋裡，古色古香，東西卻便宜而好吃。吃飯時，他說自己恢復得很好。提到不久前跌倒的一次事故，他竟然朗聲笑起來，還笑話明珠太緊張。在我印象中，英先生一直把明珠當小姑娘來愛護，他經常自嘲、逗明珠笑，為的是讓她不要為他過分擔憂。那天，他精神很好，不時朗聲地笑，以至於我竟有種錯覺，感覺他康復了，他會回到2007年以前那個狀態……

2018年，我再次回到新加坡見到英先生時，我知道我錯了。那時候，因為癌症擴散，他已經做了腸切除手術。那是一個黃昏，剛下過雨，我和青松一起到他在碧山住的組屋樓下。我遠遠就看到他坐在組屋樓下的一張小桌旁，他看見我們立即起身招手。他看起來非常單薄，身體有點兒傴了，拄着個枴杖樣的東西。走近看，我發現那是把雨傘。他見到我們笑得那麼開心。過後明珠下來，告訴我們說她囑咐他在樓上家裡等，怕他在樓下坐太久着涼，反正我們到了會打電話的，但他不聽。他收到我們說坐上地鐵的信息就下樓來等，差不多等了半個小時。

先生和明珠說要帶我們去附近一家白米粉店吃飯。去餐館的路上，英先生對我說，他不喜歡枴杖，因為枴杖不好看，他這樣拿把雨傘，既有枴杖的功能，看起來又不那麼顯老。雖然他開着玩笑，但我注意到他走路很慢、相當吃力了。有幾次我說話，他沒有聽到，對我說：「我現在有點兒耳聾了。」我想起第一次在藝術理事會晚宴上見到的他的樣子，感到時間已倏忽過去十幾年，改變了那麼多……明珠說，培安知道你回來要來看他，不知道多開心……我能看出先生很開心，吃飯時他說了不少話，我們都擔心他說了太多話會疲勞。不說話的時候，他笑着看我們說。他對我說，寫完最後一個長篇，他真的沒有體力再寫長篇了，他打算寫詩。他去世後，我得知在2020年，他真的出版了一個詩集。那天吃飯時，我用手機給他拍了張照片。他說拍得很好，讓我把照片發給他……那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面。

得知他離世的那天早晨，我從手機裡找出那張照片。照片裡，他一如既往地笑着，溫暖、率真，只有靈魂純淨的人才會那樣的笑……是的，我記憶裡都是先生笑的樣子、他興致很高地談論着甚麼的聲音。但他的笑容、聲音越清晰如昨，我的眼淚越是止不住往下流，我知道我失去了多麼珍貴的一位朋友。我總想起那些在「草根」讀書消磨光陰的美好日子，那些以文之名的歡聚……它恰巧也發生在我最快樂無憂的時代，我自認為的「黃金時代」。那時的我沒有家庭義務，沒有那麼多生活瑣事，沒有年紀，只有文學、友誼、愛情……如今，那個使我們聚在一起的主人永遠走了，當年書店裡的青年也都老了，被生活打得七零八散。這就是人生。

我想到，人漸漸老去，這本身也許並不是多令人悲傷的事。悲傷的是你曾經熟悉、喜愛的人會一個個離開你，而每一個人都與你的一部分過去緊密相連。首先是親戚裡的長輩，那些你童年時最熟悉的人，然後是比你年長些的朋友，最後輪到和你同齡甚至比你還要年輕的親友……你就像生長在一棵大樹上的葉子，看着其他葉子一片片飄落，而你孤獨留在枝頭，保留着夏天繁盛的回憶。而我也越來越厭倦這樣一種狀態，即我遠遠地、孤獨地在另一個大陸，和親人、過去的朋友隔得那麼遠，有的幾年見上一面，有的多年未見，然後，就在我「缺席」的這些年裡，他們中的一些永遠地離開了我，我沒有機會去看望病中的他們，也沒有機會告別，回想起來，連最後一面也是在那麼久以前……

經歷了最初的震驚、混亂和悲傷之後，當我回顧我和英先生的交往，記憶中的情景都是那麼明朗、歡暢。就像他總是由衷地笑一樣，他留給別人的都是好的。那天，我對明珠說，如果英先生能在天堂說話，他肯定會對我們說：這裡真好！我相信脫離了肉身的羈絆，結束了十三年的病痛折磨，真的很好。至於我自己那一點自私的悲傷和懷念，就把它存放在這凌亂的文字裡吧。對於一個「百無一用」的寫作者來說，當你遭受生活的重擊、不可彌補的損失，寫出來，這往往就是唯一的安慰。

2021年1月23日於波士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