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季：1964年初夏及其他——兼賀聶阿姨92誕辰

去年11月9日凌晨兩點多，藍藍（聶華苓之女）從紐約傳來一信，其中幾句提到母親近況： 

「她今年記憶力的退化速度很快，體力也在衰退。我常來愛荷華。現在顧了人每天來兩個小時，她喜歡一個人自在的在這個屋子裡。…… 」 

過了十小時，深夜十二點多，聶華苓也從愛荷華來了信。 

季季：

我很高興詩人陳克華在2016年來愛荷華。

現代詩興起於台灣。怎麼現在台灣詩人很少。作家多寫小說。

　　　　　　　　　　　　　　　　　　華苓   

簡短幾句，重點清晰，依然是我1964年初識她時的明快爽利。 

回看最初的歷史現場

聶華苓與我母親同齡，我尊稱她「聶阿姨」已逾五十二年。我母親因血管型失智，十年前住進安養院請專人照顧；和七個子女的對話唯有凝望與微笑。聶阿姨則至今還能自在的享受獨居之樂，並能上網熟知世界大事，和各國文友通信，瞭解文壇與作家動態。——如果我母親能像她這樣，該有多好。

聶阿姨出生於1925年2月3日（農曆一月十一），這個月就要迎接九十二歲誕辰。她的作品，她與保羅•安格爾的愛情，他倆合創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貢獻，五十年來在世界各地文學界流傳。她在回憶錄《三生三世》裡也詳盡的書寫了大半生艱辛、奮發、遷徙的歷程。圍繞着她的那些曲折、激昂、溫暖、震撼人心的故事，毋庸我再贅述。1964年初夏在台北結識聶阿姨後，我們又在宜蘭、愛荷華、雲南、台北等地，在她家客廳、文友客廳及山林田野之間與文學界友人聚會無數次，暢談各種正經的文學話題或不很正經的八卦笑話；也曾與李歐梵、黃春明、尉天驄、陳映真等十人，坐在往高山迴旋而上的小巴裡，一路唱歌七八小時到達香格里拉……在這些我們同處的歷史現場裡，於我最為珍貴的是1964年初夏的初識。

走入松江路《自由中國》員工宿舍

1964年3月，我從雲林農村到台北開始職業寫作生涯。六月，《皇冠》發行人平鑫濤簽約第一批「皇冠基本作家」，十九歲的我有幸與聶華苓、朱西甯、琦君、高陽、司馬中原等十三位前輩同時並列。6月18日，平先生與夫人林婉珍（那時尚未離婚）在台北松江路「新台北大飯店」設宴歡慶。我這個鄉下人首次走入燈火輝煌的大飯店吃江浙菜，見識了平先生上海人的排場及美麗優雅如英格麗寶曼的平太太。最讓我驚艷的則是聶華苓，白高跟鞋配深藍旗袍，身材苗條五官嫵媚且笑聲朗亮，是整場晚宴的焦點。甜點與水果上桌時，她說飯店離她家不遠，邀我們吃完走幾分鐘去她家喝茶聊天。

走出飯店已九點一刻，多位前輩說要趕公車回家，明天還得上班呢（那天是星期二）。只有我這個鄉下人，滿心好奇的跟着琦君（1917～2006）、司馬桑敦（1918～1981）、高陽（1922～1992）去了她家。那時，我讀過一些同席前輩的作品，瞭解他們是1949年來台的外省人，但對他們的身世背景並不清楚。譬如聶華苓，只知她在台大教書，出過一本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隨着她走入松江路124巷3號的日本房子時，還以為那是台大宿舍呢。

然而在她家坐了半小時，我知道我錯了。過了一個多小時告辭，聶華苓留給我的影像，已不僅僅是「苗條嫵媚」與「笑聲朗亮」。――原來，她也會嘆息，也會皺眉，也會罵人……

那年她女兒曉薇已上中學，曉藍也將小學畢業，出來見了客人又回房間做功課。

「本來我母親跟我住的，我是大女兒嘛，」她指着牆上的兩幅照片，「唉，先是我弟弟開飛機失事，兩年多前我母親也癌症走了。唉，反正《自由中國》出事後，我家也出事了……」

她沒提到先生，倒是約略說了些我從不知道的《自由中國》停刊事，還特別提到臺靜農對她的知遇之恩：「要不是臺先生請我去台大教書，我們母女的生活就更慘了！……」

在鋪着榻榻米的客廳喝着香片茶，聽着她與三位前輩聊來聊去之間，我才知道這日本房子是《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向省政府租來做員工宿舍的；1949年她到台灣不久就住進這房子與殷海光、傅正等人為鄰，同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班。殷海光結婚育女後，1956年搬去溫州街台大宿舍，傅正則一直住到1960年9月4日，與雷震、馬之驌等四人因「涉嫌叛亂」被捕，《自由中國》停刊……

「聽說雷震，有――有，側室，」司馬桑敦頓了一頓，委婉的問道：「是，是真的嗎？」――他是《聯合報》駐日特派員，剛從東京回來。

「嗨――，」聶華苓嘆了一口氣，「聽說生了四個呢，好在雷太太有氣量，雷先生被捕後，都靠她一份監察委員的薪水養兩房孩子，琦君，妳來我們編輯部的時候見過雷太太的嘛——」

「是啊，是啊，我們給《自由中國》寫稿的人都很尊敬雷先生，也尊敬雷太太，」琦君笑着對我們說，「我去《自由中國》辦公室送稿給華苓，和雷太太見過幾次，現在聽華苓這麼說，才知道她不但氣質好，氣度也很讓人佩服。」

「雷太太可不是普通女子，她年輕時曾到東京帝大留學，應該是很識大體的。」司馬桑敦是東北人，身材高大，言行則一派斯文。

那個初夏的夜晚，我睜着天真的眼睛，聽着一堂從沒上過的歷史課。原來，聶阿姨到台灣第一年就住進這座《自由中國》員工宿舍。原來，在我們走入那日本房子之前的幾年裡，她的生命周遭已經圍繞着那麼多複雜而奇異的故事。

只是，那個晚上，我們誰也不知道，再過幾個月她就要離台赴美，她的生命又將發生許多曲折感人的事……當然，我們也沒料到，那座日本宿舍在未來的城市現代化中面臨的悲慘命運。

《自由中國》宿舍成了地鐵站

（聶阿姨赴美後，曾因翻譯毛詩列入海外黑名單，二十餘年不得返台。1987解嚴之後，《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特別邀請他的中央大學學妹聶華苓

首次返台，安格爾陪同前來。那是1988年5月，我任「人間」副刊主編，負責接待他們的行程。除了參加IWP在台同學會，去溫州街台大宿舍拜訪臺靜農，在外雙溪朱銘家欣賞木雕，在八里蔣勳、林懷民家夜談，還去了新店空軍公墓祭拜她母親及弟弟。最重要的是去木柵溝子口拜訪雷震夫人宋英，她站在庭院指給我們看特務在四周安裝的探照燈，並去南港「自由墓園」為生前死後長相比肩的雷震、傅正獻花行禮……

意外的是，過了一個多月，老友康芸薇來電，說她中學同學雷美琳有一批與父親通信的「獄中家書」，希望能在「人間」副刊發表。「雷美琳住在美國，」康芸薇解釋道：「她父親就是雷震。」

啊，雷震的女兒！我心裡震了一下。

1970年雷震出獄時，四百多萬字回憶錄被新店軍人監獄扣留。後來要求返還，獄方卻說已予焚毀。那年宋英向監察院提案重啟調查，新聞正鬧得沸沸揚揚，「雷震獄中家書」在「人間」副刊陸續發表，霎時轟動海內外。入秋後雷美琳自美返台，來電話約我去看當年舊家，希望以後能做「雷震故居」……我以為要去木柵，就說五月已去過，她卻說不是木柵，「是在松江路124巷。」

我不好意思拒絕，趁黃昏上班前坐計程車趕去，雷美琳在巷口等我。

「就在三號，很近的。」她說。

往前走去一看，咦，那日本房子有點眼熟啊？對了，不就是我十九歲來過的，聶阿姨、殷海光、傅正住過的《自由中國》員工宿舍嗎？

「1964年6月我來過這裡。」

「是來聶華苓家嗎？」

我點點頭。

「聶華苓去美國後，我們才搬進來。」

那日本宿舍的屋簷有點坍塌傾斜，天空夕照緋紅，幾隻粉鳥在屋頂漫步，偶爾探頭凝望我們兩個陌生女子，細小的眼睛不停閃着問號。

「我爸出獄後，常來這裡見一些黨外朋友，」雷美琳說，「我媽和我弟還住在這房子裡。」……

――原來，她是司馬桑敦所說的，「側室」的女兒。後來還有些她要我代為轉介雷震作品出版的事，在此不便細表。

2011年台大舉辦「聶華苓學術研討會」，香港導演陳安琪正在拍《三生三世聶華苓》紀錄片，有天聶阿姨來電說，要帶陳安琪去拍她住過的松江路《自由中國》宿舍，「妳剛來台北的時候不是去過我家嗎？妳記不記得那地方？」

――我很少去松江路那一帶，隱約記起宋英2001年百歲辭世後，新聞報道那日本宿舍附近將設捷運站，可能會被拆除，「側室」子女要求政府保留

為「雷震故居」，但審議委員認為雷震出獄後與「正室」宋英所居且被長期監視的木柵家才是名符其實的「雷震故居」；而宋英1992年隨其子雷德寧移民美國後，故居已拆除改建……總之，「側室」子女的請願未成。但我不想對聶阿姨說這些「正室」與「側室」的舊事，只簡單對她說：我記得那地方，去看看吧。

陪聶阿姨回到松江路124巷，只見周邊不是工地就是高樓；在巷內走來走去找不到3號，也看不到一幢日式平房。聶阿姨四下張望，神色茫然的呢喃着：

不對不對，不是這裡，季季，妳是不是記錯了？這裡沒有3號啊……

我去巷口問旁邊的店家，年輕店員都搖頭說不知3號在哪裡，後來問到一個年長的大樓管理員，他出來指着巷口的大樓說，3號已經拆掉了，在那棟大樓底下變成捷運站了……我向聶阿姨解釋捷運就是地鐵，她有點嘲弄的輕笑了一聲：「嗨，《自由中國》宿舍變成地鐵站了。」――那一站如今是「南京松江站」。）

太平山隱形眼鏡失蹤記

回頭再看1964年初夏。平先生請我們吃飯那晚，特別提到「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朱橋，說他這人很熱心，有意為「皇冠基本作家」安排三天兩夜的太平山旅遊：台北到羅東的交通等雜費由平先生招待，羅東到太平山則由林務局負責。有些作家事忙，只有我和聶華苓、司馬中原、司馬桑敦、段彩華、瓊瑤參加。瓊瑤夫婿馬森慶（筆名松青，當時尚未離婚）也同行。

6月23日我們在羅東參觀貯木場，午餐後去土場坐蹦蹦車上山，抵達太平山已近黃昏。下車後先經過一排日本時代留下來的，低矮的林務局員工宿舍，再上到「太平山招待所」。那是兩層木造樓，鋪着榻榻米，二樓通鋪旁還隔了個寬敞的房間，靠牆放一張有彈簧墊的大牀，說是副總統陳誠來考察時睡的。朱橋說：那間「副總統套房」給你們三個女生睡，我們五個男生睡外面榻榻米保護你們。―—也因那晚的同牀之誼，睡前聊天時知悉聶華苓與我母親同年，此後即尊稱她「聶阿姨」。

第二天早上，聶阿姨起得最早，去隔壁盥洗間不久卻傳來一聲高亢的「唉喲――，怎麼搞的――」，我趕緊跑出去一探究竟。

「季季，我右邊的隱形眼鏡不見了，」聶阿姨神色有些慌張，「現在我看不清楚啦，妳幫我找找看好不好？」

呃， 眼鏡還有「隱形」的？我這鄉下人第一次聽到，傻傻的不知從何找起，跑去大通鋪向平先生和朱橋報告，請他們幫忙。

盥洗間在外面走廊旁，洗手檯上方貼着化妝鏡，地板則鋪着長形木條，每條間隔兩公分，架高離地約五公分。聶阿姨說，她洗完臉要裝鏡片時突然失手滑落了一片，也許掉入木條縫隙裡了。招待所人員拿來手電筒，朱橋彎下腰，立起木地板，聶阿姨緊張的說：「你小心吶，可別踩碎啦。」朱橋說：「聶老師，我沒看過隱形眼鏡耶，不過您放心，我會慢慢找。」聶阿姨說：「隱形眼鏡就是比指甲還小的，透明的，圓圓的，有點像玻璃的，一片小小的東西嘛。」司馬中原在一旁笑道：「我們聶大姐最先進啦，美人嘛，就是愛美。」聶阿姨拍他手背道：「小司馬你真調皮，我都緊張死了你還開我玩笑，你該學學大司馬，你看人家多斯文。」――從土場坐蹦蹦車上山途中，段彩華就建議說，為了稱呼方便，司馬桑敦簡稱「大司馬」，司馬中原則稱「小司馬」。

朱橋戴着重度近視眼鏡，拿着手電筒轉來轉去搜尋，一束微光上下左右閃爍，過了大約兩分鐘，從微光中竄出一聲「啊――，在這裡，找到了，找到了。」他拈起鏡片，放在掌心站起來，恭敬的捧着走出來：「聶老師，這是您的鏡片嗎？」她接過鏡片高聲道：「謝謝你啦，朱橋，你真是個好人！」然後對掌中的鏡片嬌嗔道：「你這個壞東西，想逃走啊，害我虛驚一場。」說完呵呵呵大笑，我們也笑着為她鼓掌伴奏。

「那棵樹活了一千年，我們人能活多少年？」

結束「鏡片驚魂記」，輕鬆的吃過早餐，林務局人員陪我們坐蹦蹦車上山參觀伐木。太平山有多條輕便鐵道，便利蹦蹦車載運員工上山伐木，並把木材載下山轉運到基隆港，出口賺外匯。林務局人員說，人工砍伐太慢了，他們伐木已經現代化，伐倒一棵千年檜木，「用電鋸只要五分鐘！」為了證明所言不虛，電鋸霎時啟動，木屑與檜香齊出，果真五分鐘就見千年木「碰」一聲倒地，我們也震驚得「啊――」了一大聲，一個個冰着臉無言以對……

林務局的人一路陪着我們，回到招待所進入「副總統套房」後，聶阿姨發飆了：「莫名其妙，一千年的樹呀，請我們來參觀這樣的殺樹活動是甚麼意思？有甚麼意義呀？」

瓊瑤也生氣的說：「就是嘛，還說只要五分鐘，好神氣啊！」

我則傻乎乎的說：「千年樹五分鐘才倒地，如果是我們人啊，大概兩秒鐘就倒了。」

聶阿姨又呵呵呵的大笑起來。

「季季，妳這個野丫頭也是好調皮，可是妳想想，那棵樹活了一千年，我們人能活多少年？」

聶阿姨那年三十九，瓊瑤二十六，我十九，三人年齡加起來還不足百歲；她的話真是一針見血，直入重點。人之至壽者僅百餘年，哪能跟那棵根系廣佈，枝幹粗壯，飽汲了天地精華的千年樹相比？

爬過深谷上的蹦蹦車軌道

那天晚餐時，林務局的人說，下午一場大雨，有些蹦蹦車軌道被山坡沖下來的土石淹沒或斷裂了，也許一時無法修復完畢，「明天我們早點下山，因為有些地方必須走路，只能分段搭車……」如此，次日下山途中，我們這小小旅遊團又出現了驚魂記。這次主角不是聶阿姨，是一路上話最少的段彩華（1933～2015）。

經過三日相處，旁聽長輩聊天，偶爾段彩華也悠然穿插幾句，我已知道他是河南人，前兩年少尉退役，5月剛出版短篇小說集《神井》。朱橋說，「彩華的小說確實別具一格，軍中作家那麼多，最受讚賞的還是松、竹、梅，我們這一團就有兩位呢。」大司馬又溫雅的問道：「對不起啊朱橋兄，我多年在外，不瞭解軍中作家的情形，您說的松、竹、梅，是哪三位啊？」朱橋說，「松」是朱西甯（1927～1998），「竹」是司馬中原（1933～），「梅」就是段彩華（1933～2015）。小司馬介面說，「大司馬，你別聽朱橋瞎說，那都是文藝圈一些閒着沒事的傢伙亂起鬨的，還有人說我們是三劍客呢，真是無聊！我們寫作的人埋頭寫就是了，哪管甚麼松、竹、梅，三劍客，這種譬喻哪有甚麼意義？彩華你說是不是？」段彩華平靜的說，「是這樣沒錯，我們只管寫就好，何況我們都退役了，怎麼還算軍中作家？」朱橋靦腆的笑了，「這麼說我對兩位不起了，掌嘴，掌嘴。」邊說邊往自己臉頰拍兩下，聶阿姨說，「哎呀，你這個好人還打自己呀，說笑的嘛，別當真。」……

這些話都是在蹦蹦車軌道行走途中聊出來的，長了我不少見識。林務局的人叫我們把行李放車上，等軌道搶修好再運到土場給我們。大家無物一身輕，軌道雖還有些潮濕，慢慢的邊走邊聊天倒是蠻愉快的。然而第三次下車走沒多久，前方出現一段約莫三十公尺的懸空軌道，往前走近細看，哎呀，底下是河水湍急的深谷。林務局的人說，不要怕，保持冷靜，身體平衡，一步一條枕木，很快就走過去了。他先示範，果然平安走到對岸。小司馬搶先跟在後面走過去。聶阿姨也很勇敢，緊隨小司馬之後平安抵達。於是我也不怕了，其他人也都成功達陣；只餘段彩華還在猶豫觀望，不敢舉步。大夥兒面面相覷，氣氛有點緊張。小司馬說：「彩華，我們當過兵的，這點陣仗算甚麼，大家都在這兒等你呀，快過來。」聶阿姨說，「小司馬，你不要催他，你一催他反而越害怕了。來，換我來跟他說。」

聶阿姨於是趴下去，伸出雙手扶住枕木：「彩華，你別急，也別怕，像我這樣，緊緊扶着枕木，慢慢的爬過來。」

段彩華霎時獲得了勇氣，瞪着我們大聲道：「好，我就照聶大姐說的，慢慢爬過去，你們別笑我啊。」

我們緊張的沉住氣，看着他一手一腳的小心往前爬。終於，他爬過來了。朱橋彎下腰，拉起他的手，緊緊抱住他：「好了，好了，你成功了。」聶阿姨說：「朱橋啊，謝謝你這麼周到，你真是好人啊！」

這就是聶阿姨：在關鍵的時刻，做出關鍵的決定，說出關鍵的話。――如果沒有她，段彩華是否能爬過那深谷之上的軌道呢？

走下太平山之後

（朱橋比聶阿姨小五歲，那時尚未婚。他不止是聶阿姨稱讚的好人，也是文藝界朋友公認的好人。1965年兼任《幼獅文藝》主編後，更是文友們公認的好編輯；有時來我家聊他的新點子，滔滔不絕兩三小時。他說一些年輕作家常去找他，為了登稿子和他攀交情；其中包括女文青。也許他近視過深，也許好人的心太弱，下了太平山四年之後竟被「妖靈」所惑：據說某「清秀佳人」與他喝了咖啡吃了飯看了電影，還款款深情送他一支派克鋼筆，讓他喜不自勝……然而，三十八歲的朱橋到底一關難破，1968年11月10日選擇悄然遠去。――接任《幼獅文藝》主編的，就是他在太平山雙手拉起緊緊抱住的段彩華。）

2016年1日12日黃昏初定；

1月14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