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萬里：新春憶舊——投稿《香港文學》三十週年紀念

我斷斷續續從事業餘文學創作已經超過五十年了。給《香港文學》投稿已經三十年了。

1963年，那時我住在香港。忘了是七月或八月裡的某一天，我發現報攤上出售《南燕》雜誌，是剛創刊的文學月刊。買下來流覽之後，給我帶來平生第一次的寫作衝動。試寫了一篇隨筆給《南燕》寄去。結果被採用發表了。讓我高興了好幾天。這是我一生中的頭一篇出現在刊物裡的「作品」；2015年10月號第370期的《香港文學》上刊出我的三篇微型小說。屈指一算，我的寫作歷史有五十二年了。

塗塗寫寫已超過半個世紀，各種文體差不多都有涉及，唯有「歲暮感懷」、「元旦獻詞」、「春節感言」這一類專輯文章是例外沒有寫過。因為覺得這一類文章毫無創意，沒有意思。也許由於平時所看到的這一類文章，其內容多是老生常談，陳詞濫調，都離不開「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這些陳穀子爛芝蔴。

當頭一次接到「春節專輯」的邀稿，真讓人不知所措。沒辦法只好搜索枯腸破例遵囑趕寫2016年丙申年春節專輯的文字。這一年我很樂意寫，因為2016年這個年份對我來說是有特殊意義，是我投稿《香港文學》三十週年紀念。在「週年紀念」之際，囉嗦一下是情有可原。

話說從頭，三十年前1986年9月號第21期的《香港文學》第一次刊登我的譯稿〈一個來自中國的故事〉。刊出第一篇之後，馬不停蹄接着再刊出兩篇：

〈通俗馬來由文學的黃金時代〉和〈十九世紀中葉椰加達生活素描〉。到了年底12月號第24期，《香港文學》第一次刊登我的一篇短篇小說〈金龍魚〉。過了年以後，接着又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結婚季節〉和〈託你的福〉。這樣就開始了投稿聯繫。

那個時候劉以鬯先生對我的鼓勵和扶掖，使我也變得勤奮起來，投稿接連不斷。那時我與《香港文學》的關係，好似農民分得良田，年年豐收。

1990年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結婚季節》出版時，劉以鬯先生破例給我寫「序」。為甚麼說破例，因為劉先生很少替人寫序。「序」裡提到了我當時除了搞翻譯，也寫起小說：

「起先，我以為林萬里只是一位鑽研印尼華人文學發展史的學者；後來，他寄來了〈金龍魚〉、〈結婚季節〉、〈託你的福〉等，使我知道他不但是一位文學翻譯家，而且也是一位喜歡用短篇小說這種體裁進行創作的作家。他有一支兩頭利的筆。」 

《結婚季節》出版以後，我有一個新的想法，計劃把發表在《香港文學》上的譯著加上我的論文和訪問記合成一本集子出版。這個計劃最後也實現了。

回顧三十年來給《香港文學》投稿的歷史，有一件事讓我「引以為榮」。我是印尼第一個給《香港文學》投稿的人。而且能夠堅持三十個年頭。這叫做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這個「引以為榮」，口說無憑。必須引述劉以鬯先生在《結婚季節》序言裡的話為證：

「1 9 8 6 年， 林萬里將耶谷． 蘇瑪爾卓（JACOB SOMARDJO）談早期印尼華人文學的文章譯成中文，交給《香港文學》發表，使這些久埋土中的史實再一次在華文世界發芽。《香港文學》是我在1985年1月創刊的純文學雜誌，企圖發揮香港的橋樑作用，將華文文學當作有機的整體來推動。雜誌出版後，這一個構思很快得到各地華文文學工作者的認同。但在組稿時，印尼的反應與我的理想有很大的距離。在最初的一年半中，以推動華文文學為己任的《香港文學》沒有登過一篇研究印尼華文文學的文章。林萬里在「1986年寄來的幾篇譯文，填補了《香港文學》在這方面的空白。」 

上面談的是我已投稿《香港文學》的事。

下面摘錄《結婚季節》後記裡我的一段話，是記述投稿《香港文學》之前的情況：

「有關劉以鬯先生和璧華先生，我想多說幾句。

那時，1986年年初，璧華先生來印尼萬隆探親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們認識了。交談後他得知我在六十年代曾寫過一些東西登在報上，因政局變化，已停筆廿多年。他鼓勵我重新提筆再寫，可以拿去香港發表。事有湊巧，不久，我在印尼文報紙上讀到一篇印尼文學評論家耶谷．蘇瑪爾卓（JACOB SOMARDJO）先生所寫的有關印尼華人馬來由文學的論文。該文引起我極大的興趣。我便去找耶谷先生，告訴他，想把他的論文翻譯成華文寄去香港發表，是否同意（當時我還不知道有《香港文學》）他表示非常歡迎。這樣我就開始翻譯了。翻譯這一篇論文變成我停筆廿多年後，第一次又拿起筆來塗塗寫寫的開始。譯完了該論文，我又找了一篇印尼優秀短篇小說來翻譯。另外也寫了一篇報道，談有關萬隆最早的廟宇的現況。寫好了這三篇，全部寄給璧華先生，要求他介紹刊出去。沒多久有消息了。論文，《香港文學》可以用，就在第二個月刊出（第21期）。有關廟宇的報道，《華人》月刊拿去刊登，翻譯小說沒人要。我便叫璧華先生麻煩代投進廢紙簍裡。寫了這三篇以後，我的寫作興趣又死灰復燃了。過了不久，我收到劉以鬯先生的來信，要求我支持《香港文學》，希望繼續提供有關印尼華人馬來由文學的論文及反映印尼華人社會生活的小說。劉先生的來信，使我得到極大的鼓舞。這樣我又繼續寫下去。在商餘時間裡，三年來大約也寫了廿多篇。」

上面引文裡所說的「六十年代曾寫過一些東西登在報上」是指發表在《忠誠報》「火花版」上的文藝隨筆和文學評論；當年香港的《當代文藝》上也曾刊登我的兩篇小說〈妙選東牀〉和〈在醫院裡〉。1966年印尼政局突變，全面取締華文的風暴襲來，我就投筆從商離開文壇。

當年因已輟筆二十年，對當地和境外的文壇情況已經隔絕，根本不知道香港有一家《香港文學》的文學刊物。由璧華兄牽線而讓我有三十年《香港文學》投稿緣。現在說一說「如果」，當年如果沒有邂逅璧華兄；如果沒有璧華兄慫恿「重出江湖」；如果沒有璧華兄尋找刊登「園地」。我想我就沒有這三十年的寫稿故事。所以說，三十年來能在香港把書寫文字印成鉛字刊出，主要是璧華兄的功勞。謝謝璧華兄沒齒不忘。

給《香港文學》供稿十四年後，到了2000年7月，劉以鬯先生退休離開《香港文學》。陶然兄接班，當上《香港文學》總編輯。我當時還不認識陶然兄。劉以鬯先生離開了《香港文學》，那麼我這個劉先生的跟班就「失業」了。心裡想，這個新來的傢伙，可能不需要我的稿件了。懷着疑惑的心情先觀望再說。

2002年陶然兄應邀前往雅加達，出席「印華文聯」主辦的文學座談會。在會上發表〈期待印華文學的大手筆〉的講話。會後回到萬隆探親，他是在萬隆出生的華僑。這個時候我們初次見面認識。原來我們是萬隆同鄉。聊天時講萬隆地區方言順達話，談起來就感到親切了。談話中提到，要我繼續支持《香港文學》。通知我，7月號的211期將有一個《全球華文作家散文大展》專輯。我就趕寫一篇〈九個傻瓜加上一個笨蛋〉送去刊出來了。還有10月號第214期將搞一個《世界短篇小說展》。我也寄去〈狗眼看人低〉捧場。我就這樣繼續給《香港文學》投稿。2016年丙申年我也正在趕出《新春憶舊》來捧場。我給《香港文學》投稿已經持續三十年是真的，不是假的。這樣說絕對不是向陶然邀寵。

在香港搞一份純文學雜誌是很不容易。《香港文學》能夠堅持三十一年真不容易，還在繼續辦下去，也算是個奇蹟。先後兩位掌舵人劉以鬯先生和陶然兄很了不起。我在此向你們兩位敬禮！

《香港文學》，我陪你玩下去。

2015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