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嵐：誰願乘風破浪

「乘風破浪的姐姐」這個短語，豁然是近日網文的熱詞。有位文友，看過不少我的文章，知道我大學一畢業便背井離鄉，如今已在異邦安家。以他的人生閱歷，並不難推想從「離鄉背井」到「異邦安家」的歲月裡，我若不曾被人生的風浪拍打過，不可能走到今天。於是他給我留言，建議我寫一寫，鼓勵我說，這樣的主題，你一定能寫好。

他的留言，讓我有些感動，當時便答應了。等到真的坐下來要寫，看着「乘風破浪的姐姐」這幾個字，默然良久。的確，我的青春早已小鳥兒一樣飛去無影蹤，我是這個短語中如假包換的主詞，老「姐姐」。而那個定語，「乘風破浪」，隨即讓我格外欷歔――人生的最高境界，乃是不勞而獲，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一個人若能夠一輩子風平浪靜，波瀾不驚，為甚麼要去乘風破浪？

可惜，人生的最大無奈，恰恰在於一旦命運以特定的方式選擇了我們，我們無權選擇逃避。當風吹來浪打來，無論願意與否，都得想方設法去應付。

1      打工

經過二十三小時的長途飛行，飛機降落在美國大西北的小鎮機場。我，一個離開校園才半年的日語專業畢業生，變成了一個留美博士的陪讀妻子。丈夫背負的債務，和我兜裡帶來的一百美金，讓我很快明白，「打工」和「工作」這兩個詞之間有着實質性的區別，前者是非法的，後者是合法的。留學生家屬不得合法「工作」，我若要去掙錢，便只能去「打工」。而打工的機會，只在大城市裡，不在小鎮上。

於是，買張票坐上灰狗大巴，離開來不及熟悉的小鎮，離開新婚的丈夫，八小時之後，我來到了離小鎮最近的大城市，芝加哥。

坐落在芝加哥東北郊外，頗具規模的中餐館附設有酒吧，用的是老闆娘的芳名：「費雯．李」。中法混血兒老闆娘生得個頭高大，滿頭棕紅色的鬈髮，一句中文不會講。我完全沒有經驗，連英文也磕磕巴巴，她還是把我留下了。她不付一分錢底薪，我邊做邊學，每天能否掙到小費，能掙多少，全憑我自己。

當時的我，連炒菜必須先放油都不懂，要給客人上菜送酒，首先得先學會認菜。用餐高峰時分，大廚把客人點的菜炒出來，廚房的流理檯上呼啦啦排滿一溜，「宮保雞丁」、「辣子肉丁」、「陳皮牛柳」……我哪裡分得清楚甚麼是甚麼？別人都忙得腳不沾地，想幫我都騰不出工夫，我只好站在那裡乾着急。

幸虧越南裔的大廚是好人。留意到我的窘迫，他不僅特意把我的單子上的菜排放在一起，得空了還照着菜單給我講每道菜的特徵，教我去識別。

比各種菜更難搞的是那些雞尾酒。不要講客人滿嘴跑的是英文，就是說漢語，我也搞不懂那些稀奇古怪的名稱。可人家點了，你必須得記下來啊！於是，客人嘴裡嘰哩咕嚕冒出一大串，我就死死記住那一串一串的音節，到調酒師面前再一串一串地背出來，硬生生的「鸚鵡學舌」，其實根本不知道人家說的是甚麼。這個過程裡，最怕有人打岔。一旦被岔開，那些音節記不全了，我便立刻抓瞎。

還有，老闆娘對我們送菜上酒的程式和方式有嚴格的規定，事實上，後來我很少再見到服務標準如此嚴格的中餐館了。比如，她要求出菜一定要用那種碩大的橢圓形盤子，單手托起，另一隻手拿支架。到了客人的桌前，打開支架，放下盤子，再把每道菜逐一用雙手送上。如果客人點了烤鴨一類要用餅包着吃的菜，還必須當着客人的面，在這個大盤子裡用筷子和湯匙包好，才能送上桌。

用筷子和湯匙包烤鴨，難為了每一個男服務生，我倒還好，怕的只是那個大托盤。托盤的直徑幾乎有我身高的一半，即便是空的，單手托着也晃晃悠悠，何況再排滿四五碟菜？！

說不得，只好練。餐館的空檔時間，從對付空托盤開始，漸漸往上加碟子。練了兩天慢慢悟出來，要像男人們那樣，完全靠一隻手臂的力氣把盤子托起來，走進走出，再好好放上支架，我根本不可能做到。不過，用手托起來以後，把大托盤擱一端在肩膀上，借助腰部的力量起落，就成了。

每天下了工，已是深夜。和工友們一起，回到在芝加哥市區的一棟老房子。我們每人每月付一百五十元的租金，共同租用了二樓，包括四間臥室，一個公用的洗手間和小廚房。我的房間大約七、八平米大小，把報紙鋪在地板上，睡袋鋪在報紙上，就是全部家當。起初每天夜裡還要背菜單、酒水單，後來就不用了，可以洗個澡倒頭就睡。

一週六天，每天十二個小時，我迅速成為「費雯．李」的熟練服務生。也曾因力氣不夠，打翻過大托盤，把一盤子菜全糊到女客人身上；也曾因累到頭昏眼花，算錯過好幾張賬單；更曾因為英文太爛，出過各種奇葩的洋相……江湖真不是那麼容易闖蕩的。不是沒有過又累又委屈，自己躲起來哭的夜晚，只是心裡還存着一點夢想，夢想着只要自己肯努力，眼下的狀態終將成為過去。

英文口語好歹練到差強人意，我也攢夠了足以還清債務的錢，便離開了芝加哥，返回小鎮。又過了幾個月，隨着我先生學業的變動，我們夫婦橫穿大半個美國，來到了賓州的伯利恆小城。抵達的第二天，偶然因朋友介紹認識一位美國老太太，三言兩語交談過後，我便成了她女兒家裡的清潔工。

還是因為要掙錢。要想將來能在此地謀一份像樣的工作，不唸書肯定是不行的，我還得給自己掙學費。

那棟殖民式紅磚房很小巧，我每週去她家裡兩次，週二縫補漿洗，週四吸塵掃除，每次六個小時，每小時掙四塊五毛錢。她家裡只有三口人，更換牀單被褥，洗熨衣服甚麼的還好說，要收拾這房子裡的一應擺設就不那麼簡單，因為女主人是專業的室內裝潢設計師。客廳沙發和茶几的腿是純銅鑲嵌；地板有的是硬木，有的是大理石；客廳的家具是頂級核桃木；還有餐廳裡那盞由三個同心圓環組成，每個圓環平面上的一個個小洞裡插滿精緻水晶棒的大吊燈……這些都得用不同的專用清潔劑一點點擦拭。勞動強度不大，可實在是費時間。

藝術家們通常都追求完美，這個女主人也不例外。如果我在六個小時之內做不完這些事，如果她回到家打開裝飾櫃裡的燈，看見那些林林總總的昂貴小擺設上有灰塵，我就必須加班。加班的時間是不作數的，長短和她都沒有關係。所以我只有在六個小時裡馬不停蹄地幹活兒。為了動作快一點，膠皮手套也不敢戴，有一陣子手指尖上佈滿了芝蔴大小的紅印子，斑斑點點，因為皮膚表層被清潔劑腐蝕掉了。

女主人對我還算滿意，一個月之後把我介紹給了她的朋友。也是一週兩次，每次六小時，工錢一樣。這一家有五口人，三個孩子年紀還小，房子也比較大。在他們家主要是縫補漿洗，掃除相對簡單得多，常常六個小時不到就能夠把活兒幹完了。這一家的男女主人也都很隨和，與幫忙做家務相比，他們更願意看到我領着那三個小娃兒玩一會兒。

可當清潔工的工錢太低，周圍的朋友們說。橫豎是辛苦，不如去餐館打工。他們介紹我去了一家上海人開的中餐館，離伯利恆有近兩個小時的車程，老闆管吃管住，我只需要每週往返一次就好了。餐館坐落在賓夕法尼亞州和新澤西州的交界處的一個小鎮上，叫做「New Hope」，譯成中文，就是「新希望」。

小鎮有德拉瓦河蜿蜒而過，兩岸風景如畫，沿河開闢的自行車道綿延十幾英里，夏秋兩季吸引來無數喜歡戶外活動的人們。此地定期舉辦的古董和手工藝品跳蚤市場也很有名，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手工藝人在周邊安家。

路易絲．漢肯不是此地的居民，她那天只是偶然路過，偶然在午餐和晚餐的空檔時間推開了這家餐館的門，成了我的客人。世界上還真是有「緣份」這檔子事兒的，我和她一見面就聊得很開心。路易絲．漢肯迅速成為我端菜送酒的生涯裡結交的唯一的一個朋友，更成為我「打工」狀態的終結者。

一年半以後，路易絲．漢肯為我申請到工作簽證，我進入她名下的進出口公司，有了一份合法的「工作」。

2      讀書

路易絲是猶太裔的漢肯家族移民美國的第四代。祖上以來一直居住在大費城地區，以從事商用房地產開發起家，家境相當富裕。漢肯家族成員大多和她一樣，除了繼續投資房地產開發，還各自經營其他方面的生意。路易絲名下這一家公司，專營歐洲汽車進口代理，主要由她唯一的兒子小漢肯負責日常運作。

我加入之後，公司開始增加了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的業務。那時國際長途電話費貴得要死，其他的聯絡方式基本沒有，連電子郵件都還沒普及，隔着一個太平洋和半天的時差，雙方聯繫最重要的工具是傳真機。傳真機「唰唰唰」地列印，一疊疊紙，要聯通的不僅是信息，更有許許多多原先根本想不到會成問題的問題。打樣、改版、訂貨、運輸、清關、銷售……每一個環節上都有無數細節，每一個細節都有可能成為下一步的障礙，每一張訂單都是一場煎熬。我也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缺乏在「生意場」上舞刀弄槍的天分，必須及早退步抽身。

決定了重打鑼鼓另開張，那就還是得重返校園去讀書。我搜羅來一大堆託福模擬題，整整三個星期不捨晝夜的死嗑之後，上了考場。憑着一份剛剛好壓在學校要求的最低分數線上的託福成績，我進入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教育學院，攻讀教育技術學的碩士學位。

我沒有按部就班地去考GRE，美國高校研究生院的入學考試。沒有GRE成績而能夠被錄取，是我和系主任Cates教授聊了兩個多小時，「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爭取來的。這種錄取，附帶着一個條件：入學之後的頭三門必修課，我的成績必須達到A-（95分）以上，否則他便將我逐出校門。同時還意味着在入學之前，我沒有申請任何獎學金或助學金的資格。

我這個人，實在缺乏甚麼事情想明白了，理清楚了，再付諸行動的智慧和定力。當時根本就不懂得，這個附帶的錄取條件，會如何接二連三，狠狠剝掉我身上數層皮。

1998年春季，開學的第一天。截至我走進「多媒體程式設計」這門課的教室那一刻為止，我連用電腦打字都不會。

課堂是系裡的多媒體實驗室。這門課沒有教材，只有人手一台電腦，老師在上面實例演示，學生在下面跟着做。一大堆術語，是成序列的生詞，我一個文科生，要學電腦程式設計談何容易！每次上完課，三小時下來一頭霧水。可這是頭一門必修課啊，每每想起系主任開出的條件，連做夢都要被驚出一身冷汗。只有天天泡在實驗室裡，哪怕熬到吐血三升也顧不得了，到此地步，只能拚盡全力去熬。

到期末，我這門課的成績拿了個A-，又剛剛好壓在系主任要求的線上。

我們系裡的這個多媒體實驗室和理海大學裡其他的普通電腦房不同，裡面的每一台電腦都聯結着音響、錄影機、唱片機等等高檔電器設備，必須經過秘書值班室才能進入，也只有在秘書南茜小姐上班的時間才開放。也就是說，我如何拿到這個A-的過程，每一點滴都落在了南茜小姐的眼睛裡，又通過她，斷斷續續進入了我的指導教授，Hennings教授的耳朵裡。

Hennings教授因此大筆一揮，作主免掉了我下一學期的學費，同時主動為我向系主任陳情，建議他免除我的入學限制條件。教育學院研究生的助學金名額少之又少，他便大力推薦我進入商學院開設的國際學生暑期培訓班去教書，每個課時的報酬二百美金，讓我暑期裡能有一大筆收入。隨後，他又連續兩個學期幫我申請到了學院的優秀學生獎學金。

理海大學的學費之昂貴，聞名於美國高等教育界。二十幾年前的學費已高達一千一百美金／學分。研究生每學期必須修滿十二個學分，一年的學費總計就超過兩萬六千美金。這種數額的錢，根本不是課餘偷跑到校外去打打工就能夠掙得來。倚仗着Hennings教授的鼎力相助，從入學起，我得以安心讀書，而不為學費操心。

1999年暑假裡，在專業上卓有建樹的Hennings教授，被另外一所大學聘為教育學院的院長，離開了理海。他所指導的尚未畢業的研究生，被系裡統一分派到其他教授名下。而我，只顧着埋頭按照他早已為我規劃好的選課安排和研究方向，高歌猛進，沒想到要去正式拜見後來那位名義上的指導教授。

過了很多年以後，我自己也進了高校教書，才意識到那不是一個簡單的禮節上的疏忽，而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由於這個錯誤，滑鐵盧已在前方不遠處等着我。

秋季學期開學前夕，我收到學院敦促我去繳納學費的通知，三門課總計一萬餘美金。這一驚非同小可，我立刻衝到院裡去問究竟。秘書們用十分平靜坦然的目光看着我，說，你的獎學金申請被拒絕，必須自己交學費。

獎學金申請被拒絕，不是我的成績沒達標，而是沒了教授推薦。Hennings教授離職了，新的指導教授根本不認識我；系主任Cates教授這一年學術休假，代理系主任也不認識我。對一個他們完全不瞭解的學生，要他們如何推薦？！事到如今再去求他們幫忙也無意義，我直接給分管獎學金事務的Pennington教授寫信，請求他重新考慮我的申請。

我得到的回信，當然，以對我的處境表示深切同情開頭。接着婉言堅拒：本學期的獎學金申請和審批早已截止，且已發放完畢，愛莫能助。結尾提供建議：下個學期請盡早提交申請，屆時學院會優先考慮。

這一封三段式的典型官樣文章把我徹底逼急了。沒有學費，我這學期註不了冊，連合法的學生身份都無法維持，哪裡還有甚麼「下個學期」！我把心一橫，決心把死馬當做活馬醫――我連夜給當時的院長原田教授寫了一封長長的信。也用標準的三段式，先點明主題，再陳述情況，最後問他：如果像我這樣一個熱愛所學專業，刻苦用功的學生因無法負擔學費而中途輟學，那麼學院設立所謂「獎學金」的意義何在？！

過了兩天，學院秘書打電話來，說Pennington教授約我下週四去他辦公室，面談獎學金之事。烏雲密佈的天空終於灑下一線曙光來了。結果還沒等見到Pennington教授，這一線曙光已燦爛成滿天陽光：學院的公函寄來，通知說，院長特批了我的申請，獎學金已劃撥到位，我只管去上課就好。

我在那個四面楚歌的夜晚，給原田院長寫的那封信，主題明確、措辭懇切、情感豐富，恐怕要算我生平寫得最好的英文信之一？卻沒有留下底稿，如今想來多少有點兒遺憾。

3      尾聲

拿到碩士學位之後，第一順位的要務自然是找工作。一輪輪的求職信履歷表發出去，一次次泥牛入海。好不容易得到面試機會，好不容易經過若干面試終於被某家公司相中，簡直比老姑娘待嫁還要誠惶誠恐。

那是一家大百貨公司的培訓部門。部門經理打電話通知我，讓我次日上午九點半，等待人事部的電話。人事部主管要代表公司確定我的職位、職務和薪資待遇，以便形成正式合同檔。

那個「次日」，不遲不早，不偏不倚，正是2001年9月11日。那個後來讓全世界大驚失色的上午，當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兩座大樓遭到攻擊後相繼倒塌，當曼哈頓下城一片黑煙火海，通訊網路迅速被切斷，我所等待的電話鈴聲，不可能響起。緊接着又有化學毒品投放的風波，遍及新澤西和紐約州。更糟糕的是，後續的調查發現若干名恐怖分子都是持學生簽證居留美國的，導致當時持學生簽證的人或多或少遭受池魚之災，我所等待的那個電話，再也沒有打進來過。

當生活裡突然出現這種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衝破的狂風巨浪，幸好還有文字，幸好還可以寫。寫寫寫，在文字的情境裡構築一個自我宣洩的空間，也算是一種自我救贖的過程吧。我一邊教養幼兒，一邊寫，倒也沒覺得那些日子特別絕望。

然後就到了2004年。中國迅速提升自身綜合實力的進程，拉動了全球經濟數次危機後復甦，祖國人民用自力更生的偉大成就向世界重新定義着「中國」形象，掀起了遍及全球的「漢語熱」。而我，憑着一張教育學院的碩士文憑，加上一疊文學作品獲獎的證書，接受了聖∙彼得大學的教職，負責設立該校「古典與現代語言文學系」的漢語課程。

又一輪從頭來過，重新做起。系主任不斷加油打氣之餘，又命我再去讀一個博士學位。當時我已是二子之母，年紀老大的了。帶着兩個小娃娃，一頭教書，一頭唸書，不折不扣的人仰馬翻，顧此失彼。那幾年最大的渴望，便是腳趾頭也能抬上書桌，和十指一起幹活兒。

好歹熬出來了。博士學位答辯通過五天以後，我的論文被出版社簽約，總算沒有辜負那幾年間，小小的兩個丫頭努力懂事，對我盡可能的體諒、理解與配合。後來，我基本上不需要苦口婆心監督她們的學業，也算得那幾年辛苦的另外一重意外收穫。

此後，我在數個不同的大學校園裡兜兜轉轉，也並不是總一帆風順。如今又轉回到聖．彼得大學，熟悉的校園，熟悉的人與事，讓我剛緩過一口氣，誰知就撞上了疫情。全美的高校陷入一片忐忑不安，大幅度預算危機，大面積裁員、減薪，有的甚至被迫永久關閉。眼下暑期過去大半，尚不知下學期如何，即便疫情全部過去，遍地遺留創痕的未來恐怕也不容樂觀。

大大小小的風浪，似乎從未打算輕易放過我們。所謂「乘風破浪」，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瀟灑，那麼意氣昂揚。如果可以，誰不希望自己可以在波平如鏡的水面上盪起雙槳，一輩子悠哉遊哉，搖啊搖，三兩下就搖到了外婆橋？奈何我們不過是芸芸眾生裡的普通一分子，沒有含着金湯匙出生，一根線一粒米都要自己赤手空拳去掙回來。命運加諸於我們人生裡的風再狂，浪再大，也還是要硬着頭皮去面對，乍起膽子去闖，只因為――即便沒有伸手扼住命運咽喉的力氣，也不能任由命運扼住了我們自己的咽喉。

而在這個過程裡，每一次風吹來浪打來，總有那麼一些人，相識或不相識，站在我們身邊身後。他們所傳遞的，對我們單純的信心，是一份又一份凡俗人間貴重的暖意，支撐起我們直面風浪的勇氣。

所以，無論如何，必須活下去，還要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