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 澄：魚缸

1

博爾赫斯寫過一個有着超強記憶力的男孩，有一次從馬背上摔下來之後，他失去了知覺，醒來以後他可以記得所有遙遠細小的事情。

這個男孩的名字叫做弗內斯，他能夠記得1882年4月30日黎明時南面朝霞的形狀，只見過一次的皮面精裝書的紋理，山上的每一片樹葉。

清晰的回憶讓他精神脆弱，無法入睡。每天晚上他在沒有蠟燭的房間裡朗誦拉丁文。

2

博爾赫斯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大概沒有想到有一天會有網路這個東西，無時不刻地製造出許許多多的聲音與記憶。

在美國大選前，這張網路的活力上升到了極緻。

媒體每時每刻都在追蹤着候選人製造出新聞言論。這些言論們彼此之間或許略有差異，縱觀起來又不過重複着兩黨互相攻擊的邏輯。看多了，就覺得它們就像天空上一片黑壓壓呱噪的鳥。

弗內斯要是活在這個時代一定會為記憶感到無以復加的疲憊。

3

這個故事的結尾很有詩意。它寫弗內斯最後渴望的是能夠像一塊大磐石一樣沉到一條大河的底部，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音。

她對那個場景很嚮往，有許多的想像。她想像着自己沉入水底，眼前的世界變成了一片遲緩的藍綠色，有魚從她身邊游過打量着她，她的頭髮像水草一樣地搖曳。

對這個場景的想像可能來自於對祖父的魚缸的觀察。祖父一直有一個大魚缸，隨着他從北影的老房子到昌平小河灣到最後去世的地方。

她九歲的時候第一次看到那些魚。她把臉貼在玻璃上看着水紋、亮光，和游動的魚：有兩條銀色的小鯊魚、一群有着鮮艷的熱帶顏色的魚，還有一條黑色的帶子一樣扭來扭去的魚，牠是專門吃垃圾的。

牠們並不讓人覺得親近。對她來說牠們只是些奇異的東西，同那個房子裡擠得滿滿的雕塑、面具和油畫一樣，在她平時生活的環境裡看不到這些。

後來她聽說有一次冬天的時候暖氣壞了，導致了牆壁裡的水管崩裂。所有的人都在手忙腳亂地搶救各種各樣的東西，只聽到祖父一個人大叫：魚，魚！那些熱帶來的嬌貴的魚需要在恆溫的環境裡才能活下去。牠們從冰冷的水裡跳了出來，在地上砰砰砰拍打着身體。

4

如果希臘神話裡有一個同時管理詩歌、愛情、美、享樂與自由的神，那麼這個神就應該是祖父的形象。

當然了，希臘神話裡甚至都沒有一個神可以同時掌管這麼多範疇。

她的祖父，到了老年的時候有稀薄的灰白色鬈髮、高顴骨、一口七扭八歪的牙，一雙變成了渾濁的淺褐色的眼睛。他的發音是她聽過的最奇特的，兼具上海話上下起伏的規則以及北京話誇張的翹舌音。

他的那些藝術與享樂讓他這一輩子與許多東西作過鬥爭：政治環境、官僚機構、倫理道德。他時不時被打得鼻青臉腫，暈暈乎乎，失去創作的權利、被惡言誹語所疏遠。

對於這一生絕大多數時候他是豪邁的，他甚至說過等我死了以後，你們把我的骨灰沖到馬桶裡就行了。

有那麼一次他在病牀上是苦澀的：你看，我的青春就在這個運動那個運動裡過去了。所以最終讓他痛苦的是時間的流逝。

他有許多許多的愛和慷慨。

可在其它許多事情上，特別是希臘神話裡的神所掌轄的那些，他也常帶了高高在上的眼光。對看不上眼的東西他會說：這是甚麼狗屁啊。

他們倆有一些相像的地方，講起話來的時候他們的手都喜歡不自覺地在空中翻動。倆人都喜歡冰可樂。他住院的時候悄悄在病房的小冰箱裡藏了幾瓶，每天下午等她從六環跑到在二環的醫院，拿出兩瓶來一起喝。第一口氣泡灌到喉嚨裡，他們倆辣得幸福地眨眨眼。

5

祖父人生裡最後一次大折騰，是把家從北京市區搬到了昌平小河灣。正值她上大學的時候，北京城房價飛漲。當然了，北京城的房價一直在飛漲。

在祖父腦海裡，昌平鄉間一定有某種愜意的東西。她順着祖父的眼光去尋找：從家裡走出來能看到白樺樹、小路，以及後面的高粱地，那都是些可愛的地方。可是除此以外，她也找不到更多，鄉間的詩情畫意似乎更多地是被祖父所想像出來的。

它是個城鄉結合部，一個土里土氣尷尬的地方。城市化的觸角還沒有完全伸到這裡，可是也能感受到它隱隱約約的鼓聲。通向城裡的高速正在大修之中，公車上常常能看到工人在路中間的大坑裡幹活兒，漫天的塵土。每天出門擠在車裡堵得完全無法動彈，進城要三四個小時。

回頭想想，她其實早就體驗過同這年頭住河北的京漂的滋味，到瞭望京都覺得是城裡。

每次她要進城的時候，祖父會騎着一輛藍色的三輪摩托車送她去公車站，周圍每個農民家都有一輛這樣的車。祖父把它叫做蹦蹦車，因為它總是上上下下蹦在華北平原的小路上。家裡的阿姨是昌平本地人，做不出甚麼特別精緻的菜，最拿手的是京東肉餅，晚上配了小米粥一起吃。房子前面有一個時常落了塵土的小院，祖父在裡面佈置了鞦韆、有軟墊的椅子與小燈。

有一天傍晚她躺在沙發上的時候，窗口突然落進來一條蛇。是一條小黑蛇，身上有橘色的環。她站在沙發上大叫大哭，因為這蛇落到地上的時候幾乎與她擦身而過。祖父拿了掃帚把牠掃進了簸箕裡面。多好看，他說，家裡來了這樣的訪客是吉兆。他甚至還想要把牠給養起來。

他的平靜與喜愛顯示出她城裡人鬧騰的矯情。

許多年後她非常懷念這段經歷，在她看來這是一段荒唐的受難。可它提出了每個人似乎都無法迴避的問題：一個人是否只能毫無選擇地加入城市化這場狂熱的集體運動，是否有可能背離房價對個人命運的捆綁。最終的問題是，一個人怎樣才能自由地生活。

祖父後來又回到了城裡的水泥籠子裡，房子更小了，一度甚至沒有了魚缸。

6

昌平的房子她其實已經記不得甚麼模樣了，可是她記得六七歲時居住的南京新模範馬路的老房子。她有許多的夢都是圍繞着那個房子而做的。

她記得那個房子的每一寸，走廊上有紗窗，紗窗上面轉動着的排氣扇。祖母在紗窗後面做菜，她穿了綠色的毛衣外套。走過廚房是她和祖母的房間，靠牆的地方有一張核桃木做的櫃子，那是祖母最講究的家具。櫃子對面的衣櫥上有一面鏡子，祖母洗完澡之後會在那裡擦乾身體打量自己。沒有木地板，地上鋪的是一層九十年代常見的印了木頭紋路的橡膠塑膠地皮。家具和鞋跟劃動的時候很輕易地就戳破了它的偽裝，在上面留下一圈圈黑色的印記。窗外有高高的水杉樹，夏天的時候一片蟬鳴。

這間狹小又簡陋的公寓對她而言帶有某種母體的記憶，讓她有深深的安全感。

夢裡面沒有祖父。

事實上在她生命中前十五年的回憶裡，祖父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他只存在於祖母的回憶裡。

祖父在中年的時候離開家庭選擇了婚外的愛情。這件事情對祖母是很大的打擊。她對他的凝視裡充滿了被遺棄的痛苦。「荒唐」是祖母常用的一個詞：荒唐的才情，荒唐的風流。

她從小就明白過於清晰的記憶實在是一件懲罰人的事情。

其實生活在祖母身邊的時候，她並不感到祖母有甚麼特別的不幸。祖母在她看來是個對生活充滿了熱情的女人，每個星期為學書法可以從南京城北騎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到城南，風雪無阻。祖母的那些回憶她是以一個無知的孩童的方式去對待的，它像是與生俱來喋喋不休的一部分。

見到祖父以後，祖母的傷痛一下子變得真實了，讓她意識到它有多麼沉甸甸地綁架了她。事實上她有多麼地喜歡他那滿是藝術品的房子，就多麼地感受到它的陌生。那房子有多麼地美，就多麼不可避免地讓她看到家庭的斷裂，人與人之間命運的懸殊。

連她自己也是一個破裂的歷史的產物，象徵着被他遺棄在了身後的世界。他或許也是內疚的。他迫不及待地對她進行教化，從世界觀到審美觀的全面改造，勇敢地扛起了同她身上小城市應試教育體制帶來的印記的鬥爭。

她已經到了叛逆的年紀。對於這一切，她隱隱地帶了抵抗的心理。

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次他發現她在聽流行歌曲。他諷刺她，在他眼裡這不是音樂，只是些搔首弄姿的輕浮的東西。你就聽這個啊，他張開嘴反問她。

她滿臉通紅。

在這樣的時刻她能感到他的凝視，大河一樣把他們分開了。她的品味與思想是不合格的。可是她應該為此而負責任麼？她的不合格難道不是因為她不曾在他身邊成長，因為他選擇了離開他們麼？

斷斷續續的詞彙在她心裡七衝八撞。她只想逃離，噗嗵一下跳進一條河裡。

7

關於過去，祖父從來沒有辯解過為自己開脫。從來沒有。這裡面有一個回憶的權力問題：他對祖母的回憶也是尊重的。

在醫院病牀上的時候，他有一次問她：「回南京看到你媽的墳了麼？」她說： 「是奶奶。」他點點頭，再沒多說。

在這以前，祖母去世的時候，他曾寫了一首詩傳真過來，請他們給祖母燒紙的時候一起燒掉。

她只記得詩裡面有「小樓聽雨」四個字，現在再詢問，這首詩具體是怎麼寫的誰都不記得了。

最終它成了無從追蹤的回憶。

8

他們彼此之間重新獲得親密是在她從國外留學回來以後。

那個時候他已經不大能走動了。他腿骨脆弱，常常摔跤，在家裡都要人攙扶。所以最後是衰老奪取了希臘神話裡的神對美的狩獵，偶爾上一趟潘家園都成了叫他心裡有期盼的事情。

她扶他去了一趟潘家園，遍地是假古董販子和稀奇的東西。在那兒他淘了一副國際象棋，裡面的兵的形象是清朝戴了帽子的士兵。她離開的那些年，他開始收集錶。許多許多錶，很便宜，大多是地攤上來的。他把它們對在一起看錶面的設計，哪個走得快一點，哪根針走得慢一點，很高興。

你有沒有拋博士帽的照片，給我看看，他說。

有一年夏天我去了芝加哥，那個湖真漂亮啊，像海一樣。你回美國以後去芝加哥的湖裡游泳麼？

他其實也聽不見她回答甚麼，他的耳朵幾乎已經完全聾了。助聽器掛在他的脖子上只是裝裝樣子，他並不想戴，因為從寂靜無聲到滿是聲響之間的對比太強烈了。他只是望着她自問自答。

他說完，拉拉她的手，眨眨眼，眼睛又重新向上望着天花板。

9

他們之間重新獲得的這份親近很純粹，像顆奶糖一樣。

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這些年來家裡的衝突與爭奪，靠近一個人就意味着疏遠另一個，來回的拉扯讓他疲憊不堪。

還有就是他們祖孫二人之間彼此或許曾經有過的矛盾在時間裡都變輕了，她已經屬於外面的世界了，是又輕又白的一張紙。

有一天早晨她醒得特別早，看見祖父坐在魚缸前面，臉龐沉浸在藍色的光線裡。

她坐下來一起看魚。當你不把魚缸簡單當做一個牆上的背景時，它有種叫人嚮往的東西。它同外界的世界隔開了，能讓一個人的大腦成為一台純粹的攝像機。盯住魚兩三分鐘，所有的聲音與記憶就漸漸被抹去了，只有眼前的魚不知疲憊地穿梭在水草和氣泡裡。

在她看來這份重得的親密很寶貴。在某種程度上她心甘情願地做一個祖父對青春回憶的導體，一個對美好渴望的投影。

可是這裡面也有讓她不安的東西，因為她並不僅僅是個空白的熒幕。

這些年發生了許多事情，它們改變了她。它們不同於所有人看到的一個博士頭銜。她在美國經歷了很多的忙碌、焦慮，最終還有平淡。她掌握了很多理論與大詞彙，可是她依舊覺得自己只是在生命裡搖搖擺擺。她想說的並不是芝加哥夏天有多美，而是冬天有多冷，那裡的人有多粗魯。下面應該追求甚麼，告訴我，該如何生活。

她希望這些話能變成一條大河，在陽光下竊竊私語，他能踏入這條河看到流淌過她身體裡的那些詞彙。

所以在他們的親密裡，也還是存在着對彼此理解的失之交臂。

10

她一直記得在醫院裡的感受。

在他的病牀前她看到了離別與死亡，每個人最終的歸屬。她並不害怕。可是她甚麼也做不了，無法幫助他來面對心裡的各種噪音。她只能陪伴着他。

每天她在醫院裡等到傍晚，陪他吃完晚飯，在走廊裡走兩圈，再離開。

一走出醫院的門，六點鐘下班的車流人流立刻吞沒了她，將她置身於一個無比龐大滯緩的北京城裡。

她感到了片刻的不情願。在醫院裡心裡隱隱約約有甚麼還沒想清楚的沉重的東西馬上就被回家的人們的輕浮與生動所吞沒了，毫無喘息的機會。

這令她有一種強烈的西西弗斯的感受。每天從醫院裡出來就像西西弗斯站在山頂看着石頭滾下山去：一天又結束了，明天周而復始。

他猜到自己患了癌症，試探身邊的人，但是沒有人願意回應。那種感受一定很難受，要在所有人善意而懦弱的眼光下一起假裝不知道，內心裡應該很孤獨。

他的耳朵從年輕的時候就不大好用，據他說是因為曾經在朝鮮戰場上做戰地記者，一片流彈擦過了耳朵。甚麼都聽不見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他有了自由，誰的話他想聽就聽，不想就不聽。

可這也意味着他同正在發生的世界之間隔了一層模模糊糊的玻璃。在病牀上他只剩了回憶。有時候他會背王維的詩。有一次他問：你告訴我《郵遞員》那部電影為甚麼好啊？她完全不明白他說甚麼。

太陽快落下去的時候，她又走出醫院的門，病房裡的一切又變得荒謬，回家的人們的腳步包圍住了她，潮水般推着她一起向前。

11

法國電影《情人》裡是這樣拍攝婚禮的場景的。它從一個在法屬越南生活的法國少女的角度看去，她的中國戀人，一個闊綽的公子少爺，要娶一個父親安排的女子為妻。

婚禮在湄公河旁，河上來了許多許多艘船。平時他挺着背穿了白西裝坐在黑色的轎車裡。在婚禮上他穿了長馬褂綁了紅花，戲服一般的裝束讓人意識到他身份的轉換與他的表演。婚禮和她平時看到的那些廣角鏡頭拍出來的場面不一樣，這裡的拍攝久久地注視他的臉，不放過他每個時刻裡的空白、忍耐與懦弱。

紅色的鞭炮屑不斷地從空中落下來。他的父親在這以前是個穿了黑衣服躺在鴉片牀上毫無表情的形象。現在他站在船上穿了深藍色的晚清官服，向人們作揖做笑。

新娘子的臉則是隱去的，藏在紅蓋頭下面。

那是她第一次深刻地意識到中國人的婚禮多麼是個為了讓權力與等級制度滿足的儀式，它裡面有太多太多對個人的埋葬。

這感受在她參加祖父的葬禮的時候也出現過。

場面上充滿了等級感：誰該說話，誰不該說，誰送了花圈，葬禮完之後誰應該和誰一起吃飯。

這些場面上的東西讓祖父本身反而變成了無足輕重的存在，多荒唐啊。

應該放一把椅子在海邊，她想，想像着祖父坐在那兒，凝視着海。每個人靜靜地繞着椅子轉一圈，然後將祖父的骨灰撒進海裡。

祖父是個浪漫的人，應該這樣。

12

這一年在疫情裡她多出了很多的時間，常常被回憶的碎片擊中。

她沒有成為同祖父一樣的人，至少表面上沒有。

同祖父比起來她像一隻被矯正了走得很準時的鐘錶。她能承受許多紀律與孤獨。對這個社會她有更多的服從，一篇一篇地撰寫發表學術八股文。很多選擇回頭看看都出於現實裡的不安全感。

這又讓她難過。

回頭讀讀她寫的，他在她生命裡的分量似乎也沒能寫出來，可能還是有甚麼她沒有想清楚的地方。最終祖父是一個她離開了又不斷去尋找的東西。

他像一枚閃閃發亮的硬幣落入了草叢裡。

今天她看着客廳裡空白的牆壁，突然想在那裡放一個魚缸，能坐在那兒靜靜地看魚在裡面游動，變成弗內斯沉在一條大河裡。

爺爺去世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