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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 敏:流動的房子,自己的房子——葛亮採訪小記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6年3月號總第375期

子欄目:真情對話

作者名:顏敏

□:顏  敏 ○:葛 

 

題記:

作為世界華文文學創作領域的後起之秀,作家葛亮已取得了不菲的創作實績,顯現出了不凡的創作才情,引發了眾多研究者的關注。知名學者王德威先生在肯定其創作時,特別指出在不同空間流轉——出生南京,定居香港,首先在台灣嶄露頭角——構成了他與眾不同的創作背景。其實,我們知道,流動的空間背景正是諸多華文作家的共同創作境遇,那麼,空間的流轉如何在創作層面體現出來,給作家的創作又帶來怎樣的契機與創意呢?今年8月在哈爾濱學術會議偶遇葛亮,正好就跨域寫作的話題採訪他,期待能敞開葛亮的寫作與其對香港、南京等空間體驗的內在聯繫,並能為華文文學創作與研究提供一些啟迪。

 

香港是一個位置

□:葛亮,讀你香港題材的小說時,我得出的印象是,你對香港的感覺,好像是在遠遠的看,有點冷感,你能不能說說你自己的體驗?

 

○:書寫香港其實源於王德威老師的一句話的提醒。當時我來到香港已經十年,包括他在內的一些師長都覺得我應該為香港寫些甚麼,於是就有了《浣熊》。但我認為,以我和香港之間的狀況,我不可能像西西、李碧華、董啟章那樣去表達它,我也沒有必要那樣去表達它。但這並不表示我對這個城市的細節不瞭解。由我個人而言,對於一個城市過於熟悉,生長於斯,過於瞭解反而會迷失,比方我對南京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是缺乏好奇心的,不去想去追究細節。但對香港,我是有好奇心。我認為,我的小說提供了關於香港的一個特別的視角,或許也觸及了別的作家沒有注意到的細節。而且,因為居住在這裡已長達十餘年,我對香港的書寫內裡是有溫度的,不盡然是過客的視角。

 

□:從你所寫的方式和所關注的對象來看,你和張愛玲的香港書寫之間有無相似之處?

 

○:當時《浣熊》剛剛出來時,也有批評者把它和張愛玲的《傳奇》比,但我覺得我跟張愛玲的寫作立場還是有異的。張愛玲對香港是一種俯視的視角,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有關於此地的小說,是寫給上海人看的。個人經歷的原因,有段時間她並不喜歡香港。而我對香港不及她這麼有感情傾向性,我只是把我所看到的認知的香港寫出來,相當於紀錄片的形式。如果按所謂距離感來判斷,我離香港最近的一篇是〈阿德和史蒂夫〉,它寫的是香港的某個人群,而我是身在其中,但到《浣熊》就不一樣了,我的表述是有間離感的。

 

□:可是當有人把你和張愛玲比時,或是因為你們的香港敍事都是比較日常的方式吧,我覺得在這一點上,你們捕捉這個城市的思維和方式有些相似。

 

○:嗯,會有交集,畢竟南下到同一個城市,我和她又是校友。但我只能說是知識結構比較相近,大的觀念不一樣。香港這個城市這些年變化太大了,整個城市的規劃和人的心態都在急劇變化,有時候你會覺得你還來不及投入,它就已經變了。時代變了,我們書寫的對象和方式自然不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比較喜歡關注那些即將凋落或即將消逝的東西,比如說我寫的《殺魚》裡面的養蠔世家,祖孫兩個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價值觀,各自代表這個時代裡同一個城市不同層面的碰撞,包括他們之間那種既繼承又背叛的關係,我比較在意的是這個。反而對當下的熱烈的香港,特別在地的、充滿了各種各樣碰撞的香港我不是很刻意去書寫。

 

□:和你相比,當下很多香港作家比較熱,在寫作中會直接觸摸時事和重大歷史事件。

 

○:每個作家對香港的理解和寫作選擇都是不一樣的,這就像人與人之間的相遇一樣,如果有某些因素變化了,在不同的場景、不同的時間遇到同一個人,結果就完全不一樣,帶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因此,從比較的角度來看,個體與個體的比較真的很難,我覺得,比較文學提供的是思路而不是細節,比較細節是沒有意義的,一批人和一批人,一個人的不同階段相比是可以的。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隨意比較沒有意義,缺乏固定切實的坐標。

 

□:現在寫香港的時候是不是有些糾結?是不是以後不會花太多時間去書寫香港?

 

○:的確,我在寫香港時,往往不是源於強烈自發的寫作衝動,而是有點像對某個東西的認知沉澱到一定階段的表述,我也不會輕易把本人的香港經驗帶進去。但這樣的寫作也有意義,起碼讓我知道,我是否適合書寫這座城市。

 

□:可能需要時間,過了幾十年以後你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是的,我覺得需要沉澱。就像張愛玲後來六十年代再談到香港時,認為這是她深愛的一個城市之一。她已經忘記當年在《燼餘錄》裡怎麼評價香港了,觀點完全變了。

 

□:那麼,現在香港對你的寫作到底意味着甚麼呢?

○:我覺得,香港最大的意義是讓我在跟中國本土拉開了距離,獲得了一個獨特的觀看位置。

 

2 南北皆在往事中

□:作為南京人,你在寫作裡呈現了一個屬於你的南京,如果現在再寫這座城市,會不會碰到甚麼問題,還能怎麼寫?

 

○:不會碰到問題,還可以繼續寫下去。不過,現在我剛剛寫完的《北鳶》在空間上就有所拓展,它不關乎南京,而是北方的故事,它以我的母系外祖父那邊作為支點展開了一段以北方為中心的民國史敍述。當時的天津意租界是海納百川的地方,方寸之間,住着前清的朝臣、下野的民國大總統等等。我外公在天津長大,目睹過民國各色人等,他姨夫是一個軍閥,統領直魯聯軍,並任當時的直隸省省長。當時他在天津耀華中學就讀,班上有兩個姓金的同學,他們的本姓是愛新覺羅。在他們家經常出入的有曾經的俄國公使等沒落名流,在那個環境裡,每個他身邊的人都有一段來歷,值得書寫。因此,我這一小說從他的兒時記憶開始寫起,呈現相當複雜的民國歲月、寓公群落、五大道各色人之間的交遊……

 

□:那麼,當你在書寫這樣一段過去的時空時,你碰到了困難沒有?表達過往城市的經驗如何達到熟練自如的程度呢?

 

○:並沒有碰到甚麼困難,在這個過程中花時間找資料是必然的,但進入小說情境沒有問題。

 

□:你畢竟生活於斯,你不會把當下的故事,新聞、人事投射到遙遠的過去嗎,這種轉換不會使你的創作留下當下的烙印嗎?

 

○:不會,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說現在的價值觀念勢必會影響創作過程,作家最終是借助當下目光回看過去。但我不是,等到你看到我的新小說就知道,它和當下是沒有直接的關聯。

 

□:你如何把當下的東西沉澱掉,呈現真正的過去呢?

 

○:我覺得這是天然的,因為我對那個時代有感情,我自然能進入到那個情境中去。

 

□:能夠沉浸在過去的語境,是否跟你的閱讀與知識積纍有關呢?你平時的小說閱讀包括些甚麼?

 

○:我是看筆記小說長大的,我受到的滋養主要緣此。有人說我是海派風格,就好比說張愛玲小說也是海派一樣,是因為批評者並不瞭解中國小說的源流,在我的小說裡,有很多筆記小說的痕迹,而我本人並不是很喜歡所謂海派小說的某些特徵。

 

□:嗯,可能是你的閱讀影響了你,那麼,你的新小說從天津開始寫起,你去過天津嗎?

 

○:去過,但完全是為了查取資料,沒有其他目的,並不是為了體驗當下的天津。喔,其實就是這個意思,我認為,要寫一個地方的過往,要探尋它的歷史,其實並不需要去觀看它的現在。某種意義上,這可能是錯誤的路徑。因為現實的城市與我們在小說要想像和建構的空間完全不是一回事。像天津的日租界,現在完全面貌全非,為了保留我想像中城市的過往,我情願去看影像的東西,而不願去看在地的東西。同樣,當你想表達民國時期的南京時,看現在的南京也是沒有意義的,總之,如果要想表現一個純然的過去,現實反而會有干擾。

 

  □:可是,很多作家在敍述歷史時都遇到困難,回到歷史語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某些成熟的作家,在處理歷史敍事也處處可見隔閡。

 

○:我沒有碰到類似的困難,可能還沒有進入那種體驗生活尋找素材的特定階段,我現在寫的東西都是我能夠把握並順利進入其語境的東西。當然,如果要我寫當代一個都市化氛圍非常強烈的長篇小說,可能問題就會出現。

□:你是說如果要寫虛擬空間裡的愛情故事,比如說網戀你不可以嗎?

 

○:我完全不能寫,第一,它不符合我的審美方式,第二我進入不了那種狀態。

 

□:可能你的生活方式守舊一點,讓你比較擅長表達古舊一點的東西,那麼,如果你再寫過往的南京,你的寫法和《朱雀》會有甚麼不一樣?

  

○:不一樣,《朱雀》是我的第一個長篇,當時想寫的東西太多,也太想標示出南京。現在不一樣,如果我再次書寫南京,我會聚焦南京歷史的某一個方面,比如說雲錦。雲錦是南京非常獨特的一種文化符號,南京和幾代皇朝興衰的關聯盡在其中。因此,它背後的文化承載是非常豐厚的,比如由此催生了一種非常獨特的曲藝叫白局。我們可能不知道,雲錦工藝縝密,非常難織,耗時長,織工不能隨意走動,很多織工因不堪其苦,就創造了這種邊編邊唱的藝術形式加以宣洩。同時,圍繞雲錦,可談的還有南京一些很重要的世家。絨莊街附近甘家大院,就是甘熙故居,俗稱九十九間半的地方。甘家是一個非常低調但卻影響很大的一個大家庭,與很多歷史事件糾結在一切,江南的四大藏書樓有一座就在甘家大院裡。還有,著名演員嚴鳳英也曾下嫁到甘家。所以說雲錦幾乎可以和南京過往的很多歷史故事交織在一起,值得用文字來再現。

 

□:也許是因為我對南京不瞭解,在我對《朱雀》的閱讀裡,我總覺得,南京被你碎片化了。

 

○:嗯,我覺得《朱雀》可能會讓你產生這樣的感覺,因為裡面有太多作為南京文化名片的東西,當時我有一種使命感,太想表達一個完整的南京,我想讓大家知道,南京是甚麼樣,在當下這個現代化的語境裡,南京有甚麼樣的東西在凋零。某種意義上你說的是對的,我是嘗試用一些細節在建構這個城市,但現在不會了,因為這個工作已經完成了。如果說在《朱雀》裡南京是主角,以後它會變成一個故事的容器。

□:我覺得,城市的氛圍需要通過人來呈現,通過故事來呈現,而不需刻意符號化,這樣,城市給人的感覺才是整體化的。

 

○:那你看《北鳶》吧。寫《朱雀》時格物的東西不少,但現在我嘗試讓城市的氣質通過故事和人自身來傳遞,最終建構出某個城市獨特的精神氣質。當然,我並不想說這是一個進步。事實上,這是兩種處理空間想像的方式,難以兩全。如果《朱雀》捨棄這些細節,是難以呈現南京完整的城市面貌的。

 

3 邂逅的風景不顯

□:我想,你應該走過不少地方,你在小說中如何處理偶然走過的空間呢?這比熟悉的空間容易把握嗎?

 

○:看具體,要看那些人事是不是讓我心動,沒有甚麼難不難把握的,它只是一個空間而已。其實這些年我是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我覺得那些地方都缺乏讓我心動的故事,所以很少寫。

 

□:你為甚麼不寫遊記?你在旅行中不記日記嗎?

 

○:我不會。我對這種碎片化的東西好像沒有表達慾。對於我來說,旅行的基本宗旨就是放鬆。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想寫的話,那些地方的場景又忘記了,你該怎麼辦?

 

○:那就不用寫了,我經常忘記了自己旅行的行程,如果跟我同行的人沒有再提起的話,我就會忘掉。比如說前不久去過西西里的陶爾米那,我其實非常喜歡這個小鎮,但如果沒有人提起的話,我就差不多忘記了,我大概會記得一些場景,很抽象,很渺茫,好像教堂後面有一棵很大的花樹,希臘劇場的遺址,綿延的海灘。

 

□:這就可能涉及到你書寫場景時呈現的一種現象,我覺得你寫的場景有些飄的感覺。

○:你要說具體作品比較有說服力。在寫作上,我是非常重視場景的人。對於我要突顯的場景,我會做大量的格物的工作後再去呈現它。但是,在我看來,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所有經過的地方與人事都記得。有的地方我可以呆一個星期,而另一個地方有時不到一天就走了,不會刻意留下多少痕迹,因為那個地方並不屬於我,除非在那裡遇到了自己非常想去表達的人事。

 

□:如果你到了一個地方,你非常喜歡這個地方,你有沒有衝動把自己的故事搬到這個空間上演呢?比如有作家覺得威尼斯這個地方非常美,就以它為背景敷衍一段敍述啊!

 

  ○:我只寫過一篇小說〈威廉〉是以溫哥華做背景的,但那是真人真事。我不會因為看某個空間特別美,就為之特別設計一個故事,或許,有很多人都這樣做,但我不會。我覺得,那些偶然經歷的地方跟我沒有關係,是因為它不是我的寫作對象。如果是我的寫作對象,我就會非常在意地去瞭解。比如說我要寫一個戲院,我會深入瞭解,具體到整個戲院的格局,具體到不同時間上演的不同劇本,具體到它在場次上不同於其他戲院的規程,我都會去努力挖掘。作為過客匆匆經過的地方,我想,我沒有必要耗費太多精力。

 

  □:但大部分寫作者是不一樣的,他們會將浪漫的情緒投射到旅行和異域空間裡,這可能正是你與眾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他們那樣做也沒有錯,這對寫作者來說也是一種自我滿足,但作為一個專業作家,他對自己所寫的東西是要有所取捨的。

 

□:那你仍然會把某一空間作為格物的對象來寫嗎?

 

○:會,比如我寫《朱雀》會把魁光閣作為格物對象來寫,但現在我就會把它作為故事的容器來寫。當成對象來寫,和作為故事容器來寫,這是兩種不同的空間書寫方式。

 

□:那你覺得像巴爾扎克那樣對於空間的格物方式有沒有問題,現在還能這麼寫嗎?

 

○:沒有問題,但我不會這樣寫。因為如果在寫作中格物到一定程度,就體現一個作家過於渴望發言的慾望了。在《北鳶》裡我收集了那麼多資料,並沒有寫在小說裡,為甚麼呢?有時候你沒有必要讓別人知道你懂得那麼多吧。那種太過於顯現自我的格物方式,最嚴重的就是雨果了,我並不欣賞。我覺得小說家要節制,沒有必要顯擺知識,這大概也是我的寫作沒有遊者心態,觀者視野的原因。

 

4 重建中的圖騰中國

□:你有沒有想過,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建構屬於自己的精神空間,諸如沈從文的湘西,蘇童的香椿樹街?

 

○:如果說以前是南京,而現在,如果允許我逾越這樣的階段,想要表達一個精神的空間,或者容器的話,我想是要更大一些,可以是整個中國。

 

□:你想建構怎樣的中國?

 

○:那是圖騰式的,像一個烙印,與現實有距離,象徵的意味更加濃郁,這在我的新小說《北鳶》裡有所體現。《朱雀》重在格物,而《北鳶》抒情的意味更為濃郁,表達的是那個時代的精神氣質,從某種意義上,故事還是相當好看的,但故事的內核比《朱雀》更為清晰,它的精神氣質是屬於中國的。

 

□:是你心中想像的中國,還是重現一個曾經存在過的中國?

 

○:嗯,我想是在重現一個中國,一個讓讀到這一小說的人從不同角度認同的中國。而這個中國,在大家的認知裡,在相當長的時間它已經在現實中缺席了。

 

□:你覺得你是在重現?所以你不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有時並不矛盾,因為一個最浪漫的人,可能是在現實層面走得更遠的,而另一方面,最好的小說家內心也都是詩人。

 

□:我覺得你跟一般的作家相比,以你的經歷和年齡,你是顯得太老成了,太冷靜,不像我接觸過的很多作家那樣憤世嫉俗,你比較能夠克制自己,言行舉止非常符合社會規則。但另一方面,當你坐在那裡,孤獨的時候,你好像又不屬於這個世界,顯得跟這個時代有距離,這是否是你在小說裡努力重建過往精神空間的緣由呢?

 

○:從精神上來說,我不屬於當下的世界,但我和當下的環境是融洽的,這種融洽體現在我嘗試包容一切。我想,萬物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每一個憤世嫉俗的當下,可能就是一個正在改善的開始,你和整個環境應該有個和解的態度,如果憤世嫉俗不是自己很難受嗎?你會覺得,有時候不爭,反而讓你贏得更大的空間。

 

□:我想,這會不會構成某種張力,投射到你的小說創作裡呢?

 

○:沒有明顯的表現,但在小說中,我傾向把自己的精神寄託在一個過往的空間,呈現一個自己更能接受的精神世界。

 

2015823日草於家中

 

[此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華文文學的跨語境

     傳播研究暨史料整理」(13CZW080)成果]


顏敏,1977年生,女,惠州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博士後,在《外國文學評論》等刊物發表論文三十多篇,出版論著兩部,主要研究方向為跨文化與海外華人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