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麟：一根會思想的蘆葦——評《健民短語》

《健民短語》是著名學者、編輯家楊健民2013年至2015年兩年多微信寫作的集合。這既是一本新潮的書，也是一本傳統的書。說它新潮，是因為迄今為止，還未見有其它微信寫作的出版，說它傳統，是因為雖然寫作的載體新鮮，其所承載的內容卻還是緊緊地抓住人文主義、終極關懷這樣一些堅實而連貫的意義。它帶給我們的是數字時代寫作的新啟示與新信心。

1

任何一種寫作都邀請讀者閱讀並希望產生交流，而微信寫作提供了這種閱讀與交流的即時性與便捷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當代最敞開的寫作。楊健民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選擇並使用微信寫作。

楊健民浸淫於網路寫作久矣。從早期的博客到後來的微博再到當今的微信，他最終發現：「能夠真正溝通的應該是這樣的網路工具」（〈微信〉）。他認為微信寫作，「就像即時與朋友們聊天或對話，有一種『靜謐的激情』不斷地從心底悄然釋出」。（1）

確實，微信寫作兼具博客寫作與微博寫作之長，既可以像博客一樣不受字數限制之苦，又可以如微博一般隨時刷新面對讀者，進行「人與人之間最直接的感性衝擊」（〈微信〉）。事實上，《健民短語》中的一些篇章正是產生於與讀者的即時互動。例如短語〈小草〉就起因於朋友對其之前所寫關於家裡是花草世界短語的評論，〈關於雲〉是對朋友窮追不捨其微信所作同題之詩的回應，而〈圈子〉一篇則生動地呈現了微信寫作的讀者閱讀期待：「幾天沒寫短語，圈子裡的朋友問我『去了哪兒』？」楊健民曾自述「微信寫作不是一種密封式的寫作」（2），其實，微信寫作何止是一種不密封的寫作而已，它的敞開程度與籲請姿態都是至今其它寫作載體所不能比擬的。因此，雖然楊健民說他的這些短語是如劉再復、趙奇等人的「獨語」（〈獨語〉），但顯然楊健民要比他們幸運得多，劉再復只能「感到肉眼看不見的兄弟姐妹就在身邊」（3），楊健民則是真實地擁有了眾多「情深義重的『微』友」（〈微信〉），他隨時可以與他們展開「一次心事相通的精神遭遇」。（4）

《健民短語》說是短語，其實很多並不太短，大部分篇幅都在五百至八百字之間。作為一位出色的評論家，楊健民具有相當深刻的文體自覺，他並不需要我們對這些短語進行文體定義，他認為這些微信短語寫作屬於隨筆（〈炮製短語〉），而隨筆是他所喜愛的一種文體，也是他在當下這個時代很看好的一種文體。

楊健民曾在寫於九十年代末的〈論隨筆〉一文中討論過散文文體的變革與隨筆的寫作，他預言：「在當代文體變革的情形下，隨筆將是一種最為自由也最為活潑的文本形式。」（5）這不是一篇嚴謹的學術論文，自然無需對隨筆產生與延綿的語境做嚴格的考證與論斷，但楊健民卻抓住了隨筆最主要的文體特徵――「閒聊性」，並認為「在一個需要閒聊的時代，隨筆充當了讀者最出色最親近的閒聊對象」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6）

如果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已初顯時間的破碎症狀，那麼在如今的微信時代，移動數字媒體最終割裂了我們的生活，時間在握着這些移動數字媒體的手中碎成了一個一個的微小片段，除了有生存壓力的攻讀學位者與專業的文學讀者，長時間與大部頭的閱讀已變得不可能，而篇幅短小的隨筆卻正好用來填充這樣的時間碎片。隨筆與微信的遇合是時代使然。從這個層面上看，《健民短語》是一種因應時代的寫作，「活在當代，懂得當代的某些事理，實踐當代的一些工具理性」（〈微信〉）的確是必須的。

但另一個方面，我們必須意識到，隨筆的「閒聊」不等於無聊的閒話，而時間的碎片化也不意味著意義必須斷裂或喪失――雖然洶湧的後現代主義思潮一直在我們的耳邊叨嘮這就是當今時代的文化特徵。楊健民顯然也非常警惕這一點，在《健民短語》「後記」中他談到：「詞語也許可以變化甚至『破碎』，然而意義不能斷裂。意義一旦斷裂，母語就將陷入內傷。――這是我時時警告自己的。」他亦曾刻意對隨筆的「閒聊」進行過闡釋：「閒聊並不是庸常生活的一種簡單的呼吸，它表明了人們為掙脫心靈的纏繞所作出的一個努力。閒聊的全部意義在於編織精神的童話，化解思想，以最輕鬆的形式去證實人類性靈的存在。」（7）意義、思想、文化、精神這些宏大的題旨才是楊健民所最為關注的。短語自然無法進行宏大的敘事，但短語未必不能容下宏大的題旨。正是因為承載着眾多的意義與思想縱深，使得對這本題為「短語」的作品的閱讀並不因短而易，反而很多時候是艱澀的。而這也正是這些短語事實上並不太短的原因，若然太短，就難以讓思想厚重，讓意義豐盈。

2

閱讀《健民短語》，彷彿又讓人回到充滿熱切思考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雖然近二百篇的《健民短語》大都來源於作者的隨興起意，並沒有一個統一的主題，但我們還是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書中徘徊着的那顆勇敢而不安的靈魂。他的確處於不斷思考當中：「在每個語詞深處，我用微信參與了我的思想的誕生」（〈微信〉）。在物質主義的當下，「思想」是一個十分奢侈的詞語，然而楊健民卻用這個詞語堅定地顯示了他的人文知識分子本色。

讀書、行走、思考是楊健民基本的生活方式，而在其中他念茲在茲的是作為本體、作為維繫一切關係與意義的「人」，他的一切思想都繫於人的存在：「人是第一重要的，沒有了人，談何『人物』？」（〈人物〉）「人」，這似乎是一個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特別在物質豐盛的今天，我們擁有如此之多，難道還有生存的痛苦嗎？殊不知，人生的痛苦從來都不是因為物質的匱乏，而更主要來自於內在的空虛與恐慌。

《健民短語》一書再次提出人的生存困境、生命意義、生活方式、寂寞與孤獨、悲憫與寬恕等等這樣一些普遍性的命題。如果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關於這些命題的思考帶着剛剛遭逢的激情與天真，那麼在三十年後似乎已走過一片浮華的今天，楊健民對它們的再思考就顯得相對深刻而且意味深長。

生命在本質上是悲劇性的，人生毫無意義，楊健民十分無奈地體認到這一點。《健民短語》中多次對人類這一生存困境發出感慨：「生命本來無所謂意義」（〈放牛娃的嚮往〉）、「人來到這個世上是一種偶然」（〈園子〉）、「人生來就具有悲劇性」（〈背影〉）、「荒謬是人與世界之間的唯一紐帶」（〈命若琴弦〉）……〈薩特的《死無葬身之地》〉這則短語可以說最集中地體現了楊健民對生命的這一認識：「人之生也柔弱，也許命運就是無常的，存在就是荒唐的，死亡就是孤獨的。雖然這些都是人們不願意觸碰的，但我們最終會明白：人終歸是孤獨的，因為每個人都不屬於彼此，都不過是個過客。」

不難看出，楊健民深受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健民短語》中也多次顯露出他對存在主義哲學閱讀與思考的蛛絲馬迹。而楊健民對待生命與把握生命的基調也正如存在主義哲學所指出的，雖然生命充滿了虛無與荒謬，但人不可以悲觀，反而應該更勇敢地擔負起生命的重任：「把整個世界的重量擔在肩上：他對作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責任的」。（8）

像魯迅、史鐵生這樣一些勇於擔負生命重擔的人，是楊健民最為欽佩的。魯迅最為虛無卻也最為勇敢，雖然他的作品總是一片荒涼，然而楊健民卻說閱讀魯迅一直是他汲取思想資源的重要方式，因為魯迅的文章中總有一根不肯屈服命運的硬骨頭（〈一根骨頭〉）。史鐵生的一生是一張被宿命吞噬的輪椅，但是他總是「企圖在生之焦慮與死之絕望中獲得精神的平衡，掙扎出一條心靈和肉體的活路」（〈命若琴弦），因此，楊健民說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像史鐵生一樣把生命當作琴弦，彈奏出最華美的樂章，他並將史鐵生與〈我的地壇〉鄭重推薦給女兒（〈園子〉）。他認為人無論活多久無論走多遠，內心深處都必須保留有一種「靜謐的激情」的陽光（〈斜陽繫纜〉）。

楊健民對生命悲劇性的體認或許正如〈鎖〉這則短語所談到的「否定之否定的哲學」――正是因為看到了生命最陰暗的底色：「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在這破敗空虛的城牆上」（〈孤意在眉〉），他才可以反過來更加熱愛生命。而正是出於對生命的熱愛，他可以細心呵護一條小生命到眼睛「兩個小時須臾不曾離開」（〈愛煞〉）；他可以切身體會到兩億日夜流亡於自己祖國卻骨肉無斤両的農民工龐大的生之孤獨（〈草根詩人〉）；他可以感動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對槍擊案殺人者的寬恕，他反問：「一個不愛人類的人，能夠愛自己嗎」（〈寬恕〉）；甚至於妖士、流氓與乞丐，都引起他深深的悲憫：「他們的靈魂其實是『雖存猶歿』的，他們甚至只有『行動的生命』而沒有『沉思的生命』。」（〈江湖〉）這些，都是楊健民否定之否定之後所秉持的人道主義情懷。

因此，從根本上來說，《健民短語》的寫作是朗健的，雖然生命無奈，但我們在書中卻讀不出太多的憂傷，反而滿眼所見堅忍與感動。他甚至於認為苦痛是人生的淬煉，正如他在〈人憑甚麼活着〉這則短語所談到的：人活着就「憑着痛苦，憑着真實，憑着對人生絕唱的那一種堅忍而虔誠的守候」。所以，他會去品味咖啡的苦與澀，認為「咖啡真正的濃香正是從這苦澀中溢發出來的」（〈閱讀咖啡〉），而他也堅持人必須品嚐孤獨，必須在「在寂寞中審視內心」（〈人心念語〉）。他多次談到「靜氣」（〈水仙〉、〈靜氣〉），談到「沉默是風景的語言」（〈命〉），談到「超脫需要靜默」（〈超脫與缺憾〉）。必須指出的是，在這一方面，楊健民深受中國老莊哲學與佛教的影響。不過我以為，他接受的是其中相當積極的部分。他這裡的「靜」與「默」並非看空放空一切，反而是要在「靜默」當中積蓄力量。正如他在評論夫人劉敏畫作〈藍色〉一文中所指出的，雖然藍色是寂寞的、憂鬱的、孤獨的，但是卻有「一種異質精神在畫面上跳躍，繼而在這塊土地上激烈地燃燒」。

考察《健民短語》中的所呈現的閱讀與思想軌迹，可以發現，他更多地回溯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的歐洲哲學與文學。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現代與後現代斷裂的時間點，楊健民的回溯是因為他發現，在當代／後現代「人與自然、人與歷史正在發生一種巨大的斷裂」（〈再說鄉愁〉），因此，「回返」就成為了一個必須的姿勢，而這是他在書中多次談到「慢生活」與「鄉愁」的原因。當然，「回返」不是倒退，而是為了更好地前行，楊健民不是本雅明筆下「背對未來的天使」，而是那個「戴着草帽追趕太陽的人」（〈長假之思〉），他永遠充滿着啟蒙的激情。

3

作為一個出版過《藝術感覺論》專著的理論家，楊健民自然比一般的作家對藝術的發生與完成過程有更深刻的內省。因此，當看到他在《健民短語》中能夠如此嫺熟地運用各種筆墨，並不令人感到特別驚訝：〈鬥茶〉一篇可算是非常出色的小品文，而〈陳章漢先生〉寫得十分詼諧風趣，頗有「世說」的味道，〈鎖〉是小巧精緻的哲理散文，〈「倒油漆」功夫〉是標準的詩評，〈叫你說英文〉則頗得香港框框雜文的神韻。然而，要論《健民短語》最鮮明的藝術特色，還在於書中瀰漫着的那股詩氣。

楊健民具有十分濃郁的詩人情懷，他不僅讀詩、寫詩，他更將詩句散落在《健民短語》各個篇章當中。比如他形容莫札特的音樂「像風的手指劃過我的記憶」（〈莫札特的《魔笛》〉），他寫吉娃娃「跑進光裡喊我，我覺得我的所有的語詞一下子都彎了」（〈和自己說話〉），他描繪藍色「也許是這一個秋天的全部真實，帶着夢的溫度和聲響，帶着無法逃離的救贖」（〈藍色〉），而城市「其實是一堆碎片，無論是流動的還是流不動的，一切的生活經驗都銷蝕盡了，最後只留下沉靜」（〈秋雨〉），其中的風「嘶啞了，像玻璃杯中的水，歸於沉靜」（〈小巷〉），而詩人「以一個守夜人的姿勢，讓詩的潮汛漫過她的每一重白色的孤獨」（〈「倒油漆」功夫〉），並讓「那些飽脹的詩的生命一句一句被攪活，被沉浮在『在咖啡』的咖啡裡」（〈閱讀咖啡〉）……

楊健民的詩思確實相當敏銳，若借用其短語〈名字〉中的「擦亮」這一意象，那麼，可以這麼形容，這些詩句甫一出現就瞬間「擦亮」了整個篇章，使得它們頓時熠熠生輝起來。

不過，如果僅僅將楊健民的詩句當成書寫技藝的鍛鑄那就錯了，詩或者說語言對楊健民來說不只是客體，更是本體，那是他的存在方式。他不是要用語言來建築一座詩歌的宮殿，而是要用語言去抵達生命的本真。他曾經一再重複：「詩若安好，便是存在」（〈詩若安好，便是存在〉）。

因此，楊健民特別欣賞那些將詩／語言當做存在的詩人。他在《健民短語》中多次提到德語詩人保羅．策蘭和自殺於春暖花開時節的八十年代詩人海子。他認為海子是中國詩歌的「未完成者」，他用詩歌守護了人類最純真的夢想，卻把自己陷入咬噬靈魂的陰暗之中無法自拔。而流亡於法國的德語詩人保羅．策蘭無所皈依，只能用有指甲、有棱角、有花蕊、有刺、有手上的風的陰性詩歌去溫暖自身。不過，令人悲傷的是，無論是策蘭還是海子，他們都未能抵達存在，因為詩歌是無止境的，語言也是無止境的，而他們所觸碰的那個詩歌的「傷口」――存在更是無止境的（〈傷口〉）。

而他亦總是從詩／語言是存在的角度去品評當代的詩歌創作。在《健民短語》中他讚賞蕭然的詩歌「確實有着某種宗教，有一種他自己『最初的良心』與他的『最終的世界』的契合」（〈再度蕭然〉）。他認為小衣的詩歌之所以質感凌厲，色彩明朗，想像力充滿純真而稍具痛感，是因為「她關注的是生命的形態」（〈「倒油漆」的功夫〉）。而陳超則是以他的詩句，「宿命般驗證了不可躲避的悲劇意味，以及讖語一樣不可思議的先驗性」（〈寂寞而偉大〉）。

在《詩化哲學》一書中劉小楓曾借伏爾泰的話語指出，詩／語言的問題就是生活的問題，詩／語言的哲學就是生命的哲學。因此，軟語呢喃未必是詩，哲學之思則必定滿溢着詩氣，而這樣的思考在《健民短語》中俯拾即是。他既能夠在私奔這一行為中領悟到人類捉弄自己的悖論（〈私奔〉），又可以從顏色中讀出神性的光輝（〈紅色〉），開會這種平常之事竟引起他對尼采、佛洛德、蘇格拉底等人本能說的思考（〈本能〉），而堇花槐中隱藏的是物象審美與心智審美（〈一抹綠色〉），鴨腸竟然與魯迅和佛陀的虛無有關係（〈進藏〉）……

是的，海德格爾說過：「思就是詩，儘管並不就是詩歌意義的一種詩。存在之思是詩的源初方式。……廣義和狹義上的所有詩，從其根基來看就是思。思的詩化的本質維護着存在的真理的統轄，因為真理思地詩化。」（9）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解讀，《健民短語》這部「借助語言，給予思想一個恰當的表達方式」（10）的作品何嘗不是一部廣義上的詩歌？而他這種帶着手機與母語流浪、用語詞四處搏殺的短語寫作行為又何嘗不是詩意十足？因此，可以說，楊健民本質上是一個詩人，一個戴着草帽追趕太陽的詩人。

【註】：

（1）（2）（4）（10）楊健民：《健民短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頁348、頁349、頁349、頁349

（3）      劉再復：《獨語天涯：一千零一夜不連貫的思索》，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頁2

（5）      （6）（7）楊健民：《健民讀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頁109、頁100、頁100

（8）      薩特著，陳宣良譯：《存在與虛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頁671

（9）      轉引自劉小楓：《詩化哲學》，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頁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