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明娳：論何國忠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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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國忠出版的散文集有《班苔谷燈影》（1989）《今我來思》（1993）《塔裡塔外》（1995）《文化人的感情世界》（2002），嚴格來說《今我來思》只有書名非常「感性」，但全書內容屬於有系統的單篇論文，不算散文創作，所以本文不討論它。

散文創作最重要的是真誠，其次才是文采與技巧。「開誠佈公」四字可說貫穿何國忠所有的散文書寫；在他來說，可告與不便告人之事全都可以寫進散文。是以，讀他的散文就像讀他的為人都是：心懷坦蕩蕩。

他的誠懇，乃至過分老實，隨處可見；例如〈年少紀事〉記錄小時候兩段很有趣的事情，一個在第九節，地理課堂小考，三個問答題，他只會答一題，於是他要坐在前面的同學把已做好的答案紙丟在地上，他趁老師沒看見，快速撿起抄寫。當他要同學給最後一題答案時，對方不願意，「我不斷踢他的椅子，他心不甘情不願地又丟下另外一張。」這就是老實。但文章接着寫道「我回到家後對着鏡子，突然覺得自己面目可憎。」又流露小孩天然的自省能力。

另一則敘述每逢假期，他大部分晚上都在打煎拉米牌，賭注不大，每次只準備六元，他靠小聰明總是贏錢，所以「回去時袋子往往有十多元」，最後是：「家裡雖從不管我，但我回到家的時候偶爾會覺得空虛，也有點犯罪感，如果當天不幸意外輸錢更有悔不當初的內疚。」

他寫自己從小就被母親極度溺愛，兄姐也都讓着他，〈傷逝〉是代表作，他承認自己「性格極為依賴」，這樣的孩子居然沒被寵壞。

不僅童年，1994年已在大學教書兩年的他，在〈書事〉中說：「大學講師的工作除了教書以外，就應該是讀書、寫書。我寫書的成績當然沒有，找了個入行不久的理由來原諒自己……」知道不努力，又找藉口自慰，這樣下去很容易墮落。

可是，在〈消逝了的似青山還在〉他說高中時就決定「將來要走學術的路」，為了專心讀書不浪費時間在交友上，主動「在四周築起了一道道的圍牆。」他要學胡適的老成持重，「我只好盡力壓抑自己的個性，不愛言笑……做個不像大人的大人。」居然如此「老成持重」地過完高中，直到畢業後到仁鑾教書時才「破功」，開始享受交友的情趣。

他時常反省自己，但反省的結果，或者作出的結論，是否能確實做到，則是另外一回事。1994年在〈動與靜〉中，他再三反省自己是否動得太多，靜得太少，此後，在動靜之間，他一直無法拿捏得恰到好處。

1993年在〈歲月的悸動〉中，他說自己二十一歲離家後就知道不太可能會回到家鄉居鑾長住。但「懷念之情已滲入血管，蔓延循環，是身體的一部分，這些記憶仍然讓我感覺自己仍然有着一些性靈，制衡一點我討厭卻不斷增加的世故。」承認自己越來越世故，也是不容易的事。

他明明喜歡朋友，也喜歡熱鬧，但性向測驗說他「內向」，足見他的內心也像林語堂說自己是「一綑矛盾」。

成年後，仍然誠實如故，在〈文章背後〉說他和張景雲同時在報紙寫專欄：「但張景雲既在，一比就高低分明了，那種滋味讓人頗不自在。」修辭立其誠，他也未免太誠實了。不僅誠實，他在作品中經常謙虛到自抑的地步。

諸如此類，作者從不隱諱自己的弱／缺點；也因此，很容易從散文看到他的人格本質。

散文的第二要素是文學性。目前收在書中寫作時間最早的是1985年1月當時大學一年級，可能是他第一篇發表的散文〈消逝了的似青山還在〉，充分證明他是一位極具潛力的創作者。

此篇題目借用並修改胡適詩句「毀滅了的似綠水長流，留住了的似青山長在。」比胡適原句含意更雋永；文章寫他高中剛畢業時，到小鎮學校教書時極愉快的生活，後來接到馬大錄取通知，不得不離開那所學校。這一段精彩的生活即將「消逝」變成「無」，可是這寶貴的經歷及珍貴的友情將永遠如長存的青山，留藏在他心底，是「有」；配合內文一起閱讀，立刻感到題目本身充滿歡愉的情意。

這篇文章是作者所有散文中，唯一的一篇：飽含積極／樂觀／愉悅／興奮／感性／外放與向上的抒情文。

事實上，寫悲苦容易，寫歡樂困難；壓抑的苦悶因為糾結眾多故容易抒發，坦然的胸襟及單純的快樂很難在文字中施展。〈消〉文就是用完全開放的直筆書寫全然的歡樂，讀來讓人無比愉悅／暢快。

整篇文章的章法也是可圈可點，第一段就以天時地利人和都湊巧來開場，「那樣的天氣令人心情平靜愉快」，收到教育部通知他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第二天一早就「奔往那兒去」。

第二段開頭第一句是：「那真是一個令人懷念的地方。」人才剛到就直筆宣佈這樣的「結論」，非常大膽，因為後文必須說服讀者同意這個結論。而這裡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小鎮裡的一所很小的學校。他在這一段再次說「我還是懷念那兒，懷念那兒的人和事。就好像到一個地方旅遊，事後會不會令人回憶，景色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是你和誰同往，那些人是不是你的知心好友。」重點來了：他在此結交到好朋友；同時作者的性格也出現了：他跟許多喜好旅遊的人不同，出門不在乎景色，只在乎結交好友。

「那真是一個令人懷念的地方。」一共出現四次（只有最後一次稍稍變動文字）並且都放在段落開頭第一句，成為整篇文章結構的四支骨架，撐起文章，也撐出高度。此外，文章內又多次提到「（就在那個）我懷念的地方」等等。讀完全文，讀者必然知道主角如此偏愛這裡，天時地利人和中，人和最重要。他在這裡跟所有同事相處得極為融洽，可以確定作者人格特質是重視友情的人。

這是一篇用心經營的美文，不是一般人認為散文只是隨意地我手寫我口就可以成章。本篇結構極為講究、情彩極為富麗。還有許多比較細緻的文學素質此處不及細說，筆者要說的是能寫出這麼好的抒情散文，創作前景可謂無限看好；令人驚訝的是，此後的散文風格竟改變了。

放棄抒情美文，很可能是當時社會包括作者自己對此次文類的輕視，1987年他大學畢業時，在〈焦點的失落〉批評大學生因種種因素寫作題材「往往局限在風花雪月的個人感情抒發上。」就可做為詮釋。

1992年在〈風起的時候〉說：「這幾年來，我已漸漸把分配給文學的時間轉讓給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我是自覺地不寫感性的文字……我相當擔心文學會干擾我的正業，被人譏為華而不實。」更證明上述原因。可是他第一年當講師時要講授一門文學課程，「不得已要正正經經讀一些散文、詩及小說。我重拾少年時代的樂趣，享受文學的歡怡，偶然之中還有一絲感動，最終覺得自己並不一定要有意識的離開文學。學術的路子充滿了理性，我默默地思索，隱約中覺得感性也是重要的。」這裡，再次呈現他性格的矛盾。

〈消〉文之後的散文，正如作者在《班苔谷燈影．後記》中說的：「大體上都和閱讀、觀察、思索有關」。

〈傷逝〉、〈年少紀事〉仍是精美之作，但風格和〈消〉文已經不同，同樣都敘述過往舊事，前者情感內斂，後者開放；前者文字逐漸走向中性，作者變成一位客觀的書寫者。

以〈年少紀事〉來說，是他比較少見的長文，分為十六節，第一節敘述他小學每天清晨五點四十分被鬧鐘叫醒，要搭六點多的巴士到二十多里外的學校上學，需要九十分鐘車程。

第二節，敘述小學六年級喜歡古龍武俠小說，開始他讀華文的歷程。讀着讀着，筆者發現本篇採用雙線進行並互相對照的結構：一條線敘述少年學校枯燥的課程與僵化的教育方式；一條線敘述在無人指導下，主角由武俠小說啟蒙，逐步喜歡中文書刊，尤其報紙副刊，到1979年底，他已經愛上文學。兩條線穿插進行，沒有任何批判文字；但仔細看，敘述學校教育的「線」其實暗暗嘲諷未曾給小孩想要且需要的基本學識與教養。但這不是重點，全篇重點是少年如何自我摸索走上文學之路。

在這兩條結構線中，敘述學校生活／教育是用來陪襯甚至反襯文學之路，最後一節是全文總結，開頭一句是「我在尋找文學的意義，我在尋找人生的意義。」少年完全在自我摸索中成長，至此已經達到一個文學人的階段。

這篇散文跟〈消〉文最大不同在於，全篇始終使用極度冷靜的文筆。試看全篇開頭：「鬧鐘響了，我不願意起牀。過了不久，傳來母親的敲門聲。我看了看時鐘，五點四十分，我實在不想起牀。我出門的時候是六點……」這樣的文字，只敘述事情本身，不帶任何情感，非常像小說使用的文字。老實說，感情經過抽離而走向中性的書寫，作者的情意思想其實隱藏在文字底下（例如此文敘述學校種種，表面完全不見批判，內在卻是刀刀見骨），讓讀者尋找並補充，文章就格外含蓄內斂而優美，擁有這種能力，也證明作者具有寫作小說的稟賦。

〈消〉文之後，作者雖然有意走着偏向知性的散文。顯然他天生的感性很難在散文書寫時抹除，尤其忠厚／老實／多情／猶豫乃至於柔弱的人格特質，或明或暗地經常流露出來。所以，要從其散文回頭來檢視其人生之路的酸甜苦辣實是有迹可尋。

2

當社會全都崇尚理工商科時，作者卻如宿命般走向文學。從中三開始「大量追讀文學著作」（〈歲月階梯〉），一心一意要走文學之路，他時常反省，這是來自血液因素，來自民族意識。他中四開始喜歡胡適，從此不斷搜集胡適資料，乃至大學畢業論文寫胡適與白話文運動，博士論文更深入研究胡適與實驗主義。

長期浸潤在胡適裡，不知不覺中，他的思想行為都受到胡適影響；甚至，個性也有相同之處；例如，他說胡適「一生不能擺脫別人的看法，一生都想做完人」，在〈理性和感性之間〉他說自己「最要命的還是太過在乎別人的看法……」

他中學時就立志要當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畢業後，同時申請到台灣大學及考上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人生遇到十字路口，他非常想到台灣讀書，〈只緣身在此山中〉說：「那段日子是夠難捱的。家人不瞭解我的思想，該從何說起呢？我是狠不起心瀟灑地漂洋過海。我是他們最疼愛的小兒子、小弟弟，他們捨不得我離開……」此事在〈傷逝〉再度提及，親情使他放棄台大，心中卻一直有着遺憾。在多篇散文裡，都表現出因情感的牽絆而趑趄不前，最後往往是外在力量推動他前進，是福是禍，則很難斷定。

1987年大學畢業，留在馬大中文系當助教，同年考上中文研究所，1990年2月獲碩士學位，次年任馬大中文系講師，同時唸博士班。環境使他回到最初預想的學者之路。

大學畢業後一年擔任助教時寫的〈只緣身在此山中〉，反省他一路走來的種種，這時的他，決定要走教學／研究之路，這種生活內容是：每天穿梭在校園間，下午喝一次茶，一星期看一場電影，兩個月回一次家……「就這樣平淡。去年如此，今年亦復如此，希望明年也如此……」最後一段是：「就這樣平淡，讓日子平淡而充實地流下去。」這種日子過了四年，他寫〈風起的時候〉說：「我從沒步出過校園生活，此生此世恐怕大半時間還要留在這裡，但我感到很充實，沒有一點後悔。」

在〈理性和感性之間〉他說：「學術行業並不一定讓人快樂，但不走這一條路我必然倍加空虛……」在《塔裡塔外．後記》說很慶幸可以在大學教書，除了日子過得自由，「可以從容地做研究……」他在多篇文章中計劃要好好讀書。

大學畢業前夕，他早已在電視台做兼任採訪／主播，導播認為他畢業後可直接來專任。再次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這次他果斷地選擇留在中文系，「放棄外頭的召喚。只有在中文系（準備做學者）才能掩埋我內心的波瀾和寂寞。」（〈只緣身在此山中〉）但是，在1989年〈校園書〉中說他不敢鼓勵／影響別人也走這條路，因為「我走得很累」，這不只表示學者需要苦拚，也再次表現矛盾的性格。

1988年的〈時代的眼睛〉敘述自己從大學到助教在馬大已是第四年，頭兩年參加許多活動，「後兩年就比較喜歡躲在圖書館裡進行思考和探索。」

次年在〈歲月階梯〉說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書本和思索上。「在接下去的最少的五年裡，我希望一直維持那樣的生活。」

1992年他已經決定從中國學術的「辭章」學中轉移到「義理」部門。1994年在《塔裡塔外．後記》裡他歸納那兩三年的寫作分三類：「第一是學術論文，這是我安身立命的寄託，也是工作……」，本文開頭就說自己可以在大學教書很幸福，可以從容做研究外，「它可以讓我維持性情，發揮自我，並且在探索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走到這裡，可見他確定找到學術研究成為他一生志業而非職業的豐沛能量與興味。

筆者深感馬來西亞的國情十分詭異：中文研究所的碩士論文竟然必須用英文寫作，甚至後來作者在東亞系教書並任系主任又到中國研究所擔任所長，不論上課／寫作，全得用馬來語文。這使得作者不論碩士或博士論文或者其他相關論文，都不像台灣一樣可以直接用中文寫作並發表／出版，在中文界直接成為學者的成績。

1995年4月，作者赴英國攻讀博士，證明他堅定的學者之路。在倫敦寒窗苦讀寫作博論期間，沒有閒情逸致寫作其他文章。1998年2月拿到博士學位回國，一心一意要繼續做中文學者，沒想到學校不讓他回中文系，把他調到東亞系，在此從講師到副教授，並兼系主任，2004年調到新成立的中國研究所擔任所長。在在證明他的行政能力受到學校重用，外人眼光中的他也許很風光。

可是，對於多年努力要做中文學者的人，這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對於眼前不斷發展並且加重的行政之路他完全沒有興趣，在《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後記》他以「提不起勁……若有所失的日子」概括這時的心情。

2001年初，報社邀請他再度撰寫專欄。這時的他：「我人將四十，企盼難得糊塗的名士風韻，心想意到筆隨，閒聊最為適合。」（〈《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後記》〉才回到書寫散文的文學世界，但只維持到次年6月，就因「行政工作量的增加」不得不終止。這時專欄所寫，結集為《文化人的感情世界》，是一本典型的學者散文。

3

學者散文不是人人能寫，老學究寫來硬梆梆、氣沉沉，只是流水賬。學者散文的作者首先要有赤子之心的文人性情，可以天真活絡甚至調皮，卻絕對不能呆板。此外，作者先天要有聰明智慧與文才，後天則在少、青、壯年，至少曾經拚讀過一陣子經典好書，記性夠好，腦力要融會貫通；還有，閱讀涉獵範圍不能局限在自己狹窄的研究領域，不但要博學，甚至要雜學，才有寫作的基本條件。

作者小學時唸的是華文學校。中學則在馬來學校度過。中學的華文課鐘點很少，且時有時廢，不知他如何學會華文且愛上華文作品。從他散文中可以知道，在那不利於華文生存的地方，他能找到的全是良莠不齊之作，當時都一概狼吞虎嚥。入讀大學後，辨識能力進步神速，〈文人心情〉說「我在中學的時候喜歡很多作家，這些作家一直都不斷在寫，默默耕耘，在我唸大學的時候，他們的作品就開始不能滿足我的要求，並且有時讓年少氣盛的我看不起……」除了平時有閱讀習慣，〈舉首忽驚明月冷〉中說「我看的書不少」，唸碩／博士時，拚讀更多書籍。

散文創作需要優雅閒適的心情，恰恰作者一向把創作當成生活的休閒活動，《塔裡塔外．後記》談到他寫作散文都是「感物吟志，隨興而寫，頗有調節心情的作用，這類文章都是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動筆，因此寫得最開心。」說來，散文是他精神完全放鬆時候的副產品。

至於他留學後回馬大，被派到非中文系教書，違背原來心願造成他「頗長時間不能適應」，卻使他「這幾年來引我讀興的都是文化性濃厚、恬靜平淡的文字。」（〈我懂得〉）這樣的心境與閱讀嗜好在在提供他創作學者散文的背景。

再從另外角度看，被安排在東亞系開設諸如「文明對話研究所」等等非文學性課程，大幅度擴展他的學識範疇，使他擁有更多的「雜學」。

不只是《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全部寫「人」，其實作者第一篇創作〈消〉的重點就是寫朋友之情給他珍貴的歡愉，此後絕大部分創作都在「人」（包括他自己）身上。

在寫作方式上，他書寫的人物時常不會在一篇散文中寫盡，往往在其他篇章出現關鍵性的互補作用，讀者因此可以得到人物更全面的信息。例如〈傷逝〉中敘述一位開雜貨店的老闆娘金土嫂，此人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再次出現，補充了「她是我媽媽的好朋友，曾經幫助我家裡渡過許多經濟難關，我童年有大半時間是消磨在她家裡。」這位善人，後來罹患絕症，為了不想「累人累己」而自盡。「在她出殯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也是自殺而死的王國維。」在兩篇前後敘述的瑣事中，突然由主角之死不自覺聯想到王國維之死。本來，鄉下小人物之死原是輕於鴻毛，主角卻聯想到重於泰山的王國維之死，暗藏着這位金土嫂在作者從小到大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啊！

在〈傷逝〉中，只知他從小極依賴母親，也特別得到溺愛，卻不明來由。在〈理性和感性之間〉才得到補白：「以前母親在的時候，遇到極為不順意的事，就想回家。她的逝去，讓我一下子感覺失去了一個重要的依靠。我從來沒向母親透露過甚麼，但我一見到她，就能忘記滄桑。」從這段文字，我們才窺見這對母子的情愫是超越一切語言行為，是深深潛藏在他們生命的底層。

有了以上的認知，再檢視〈傷逝〉中母親在極度病危後仍艱難地活了過來，文中寫道：「到現在我還是不能斷定是福是禍」、「每次回家看到她的情況，不免希望她盡早解脫」，這使筆者想起魯迅〈父親的病〉中在父親極度痛苦時，他寫道「我有時竟至於電光一閃似的想到：『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親情的糾葛是如此地撕裂着兒子的心靈。然而子女確然無法眼睜睜地見死不救，於是仍然拚命「作最後的努力」……直至於死亡，親情之慟莫過於此！

有幾位人物多次被書寫，顯然這些人時常徘徊在作者心中，例如胡適與周作人，早期就已經着墨，《文》書中再度書寫。學界評價此二人的作品很多，但他總是提出有別於人的見解，例如周作人的「晚節不保」死後仍然受到批罵，作者卻跟胡適一樣疼惜他，認定他是「與世無爭」（怎會做漢奸？）的散文大家。作者觀察人物的角度，不故意出奇，卻總有讓人驚喜的地方，例如談伍子胥時說「太史公的張冠李戴更有溫情」、「中國史書或小說的可愛之處在於出現許多視角出軌的敘述」、「歷史中不經意流出的血和淚才是真乾坤」諸如此類所在多有，讀來讓筆者再三流連。

《文化人的感情世界》書名「文化人」三字已經鎖定此書內容以文化界知識分子為寫作對象，所以裡面談到的人物，都是他敬仰的人。書名中又有「感情」二字，是廣義的感情，談得最多的是文化人對國家／社會的深情與責任以及犧牲奉獻；其次是家人情；再其次是朋友情，談得最少的是愛情。從書名就知道，作者在乎文化人的是「感情／性情」，不是功名事業。

作者平時讀書雖然隨性，但很容易在書中喜歡上某人，就繼續追蹤下去，變成選人而不單選書，例如他看上胡適，就搜集閱讀胡適所有作品／資料，他對余英時的文章「篇篇都讀」（〈昔我往矣〉、他不斷尋找薩依德的作品等等。這樣專一的精神，非常適合做研究工作，在散文創作上，則對筆下人物有透徹的理解，並用跳脫的筆法，暢談人物。

《文》書有兩篇談胡適，〈吹不散心頭的人影〉除了胡適書生報國的理念不被政治人物接受，雷震案更使胡適痛心疾首之外，文章末段說，這是他第四次到台灣，前兩次都抽空特地到胡適墓園，這一次恰恰住在中研院，距墓園僅一箭之遙，更該讓他流連於此，全文結語是「清明節剛過不久，我望着墓後石牆上『智德兼隆』四個大字，心情竟和我回家鄉掃墓時相似。」讀到這裡，我們發現作者對胡適的情感，不是歷史風雲人物、不是學術研究專題，而是家人般的喜愛、親近與懷念，這種情愫讓人感到溫馨無比。

緊接着〈醒來我自披衣開窗坐〉仍然是胡適，胡適寬弘的胸襟、偉大的人格、樂於助人的各種善行，我們都不陌生，但本文特別提到近代知識分子，被人用英文撰寫博士論文者，胡適必在前三名。此外，胡適待人全是一團和氣，許多人在他坦然的笑聲／眼光中，都看不出他的靈魂深處。而作者研讀不斷新出現的胡適日記，發現胡適有強烈的寂寞和痛苦，是一位「充斥許多滄桑和悲劇的人物。」這也是筆者對胡適的新認識，感到進一步接近胡適的靈魂而更加敬愛他。

作者所有的散文，從未貶抑過任何人――這也表現作者的人格特質。甚至可以說，全書所選都是他欣賞／喜愛／尊敬之人。稍為歸納，就可知這些人的共同特點，也同時印證作者對「人」的價值觀。

他最欣賞真性情的人，徐志摩最能代表：「在眾人為國事鬱鬱寡歡的時代，他提供了近代文人灑脫、飄逸的人生觀……誰不會為徐志摩的真性情的作風感動呢？」（34頁），他從梁啟超和劉再復的家書中看到並極為喜歡兩人的赤子之心，他最想讀張景雲「最見性情的小品文」（150頁）等等。

本書不能忽視的還有，後面書寫九位馬來西亞華人，佔全書三分之一，從某個角度看，幾乎在替他所敬佩的馬華文化人立傳。從第一位書寫的林連玉悲壯的大半生及淒涼的晚年開始，似乎就預言着馬華文化精英前仆後繼地為華社終身奮鬥犧牲的歷史，最後落得如傅承得般滿頭白髮，到最後一篇寫林水檺的〈老師累了〉幾乎象徵所有馬華精英走在這條路上都會累到如此疲倦如此衰老！

作者書寫人物不但能凸顯其人格特質，文章本身藝術經營也是可圈可點。以張景雲來說，1994年〈文章背後〉已經專文寫過。該文首段看起來是閒筆，其實是陪襯，用歷來文人相輕伏下後文主角（包括作者）不然；其次得天下佳文欣賞是樂事，主角的文章就是。接下來的二、三段，則是以閒談方式做出精彩的綜論式文評。接着表面上仍是信筆揮灑，談主角小品獨特難得，絕對可以登大雅之堂，接着說他其實是詩人，也就是一位文學創作者，這樣的文人卻一直在報社當總主筆寫社論，且做了很多為人作嫁的工作。在評點主角文章時，作者歸結起來，說他的文章只適合內行人看，暗寓其文的高處不勝寒。

第三節跳到主角的人實是一位老實的名士。由於性格內斂使他一生都與世無爭，甚至低調過頭。文章最後一段開頭：「他只讀到高一。」此段結尾說：「其實學問和學位並不一定是平行的，這種例子中國最多，像錢穆、像王雲五，還有馬來西亞的張景雲。」全文至此嘎然而止，把主角地位和學術大師並置，不再多言，讓讀者感到餘音繞樑。這種文章，若非真心佩服喜愛此人，不可能寫得這麼好。

照理，上文似乎已把張景雲的人格／文格的優點及學問／創作的價值都寫盡了。沒想到2001年寫〈我默不作聲地望向窗外〉補充主角「一生命運多舛」，他在事業上對報社、對文化界的貢獻極大皆有目共睹，後來卻不得不離開報館，轉到經費不足的華社研究中心……等等飽含許多不平之鳴。

然而，最刺骨的是職場上對文化人的踐踏，只因他「比預定的時間遲到了幾分鐘」就「被人吆喝」，主角面對這樣的待遇是「我默不作聲地望向窗外」，這句話成為這篇文章的題目，裡面充滿千里馬在職場不但沒有伯樂知遇、沒有空間讓他馳騁，甚至還憑白遭受侮辱，多麼滄桑入骨的內裡；讀完全文，回頭再看題目，感到力透紙背的悲涼！

《文》書中有很多此類巧妙的題目，看似大白話，其實非常技巧地扣住全文主題，例如〈把孩子全拉到一處玩〉、〈只要你身體結實我便放心了〉……等等。此外，本書有十二篇文章是以一段引文來開頭，跟前此他所有創作風格不同（之前僅〈春去也的思索〉以兩行引文開頭），用這種特別的掉書袋方式寫作學者散文，也是一絕。

讀完《文》書，發現裡面所寫絕大部分是悲劇人物，書名實在也可以用文化人的「悲情」世界，也許文化人的宿命一向如此，想起張景雲的話「如果不做文化人該有多好。」讓人掩卷嘆息！

4

《文》書出版後，作者一直被行政工作纏身，隔兩年又借調擔任新成立的中國研究所任所長。行政工作與日日講說馬來語文，使他感到生命枯竭。由於他高明的行政能力一直被看好，2008年在前輩游說下，毅然辭職，參加國會競選，勝選後，擔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至2013年，卸任後擔任上議員迄今。

在大學教書時，他一直期待回到中文系，在長期落空的情境下，再次面對十字路口，也是外在力量的催促，他走上儒家學而優則仕的經國之路。從他的散文中，這條路同樣有迹可尋。

也許是宿命，自他放棄到台大留學，選擇在馬來亞大學讀書，就已注定日後強烈的社會關懷以致最終走進政壇。如果當初堅持到台灣唸書，日後的他，應該會成為像他所尊敬／嚮往的前輩如鄭良樹／錢穆／余英時等專業學者；留在馬來西亞讀書的結果，使他完全躲不掉馬華知識分子對於華人在大馬社會的壓力、責任與包袱。〈聲音〉中他認為傳統中華文化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是「除了要有知識以外，還必須對國事有相當的關懷。」〈萬里長風〉中說胡適「七年的留美生涯裡，他不斷注意國內政治、社會、思想各方面的動態……」更加強他大一就投入比胡適時代更為複雜的馬華人在種族／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的糾葛中。在筆者看來，這是一頭栽進一個永遠無法靜止的大漩渦，從此難以脫身。

大一時，他就積極參加許多有關華人社群的活動，尤其特別着力爭取成立華文學會，弄得「逃課定會自責，上課卻又無心聽講，總是想着書籍以外的事情。那時候的使命感比甚麼都強……」（〈只緣身在此山中〉）。在〈殘存記憶中的騰躍〉敘述爭取這學會成立的艱辛過程，終於在1986年底校長宣佈可正式成立，三千名華裔學生都趕往會場，人人百感交集、興奮無比。這時候，離他大學畢業只有幾個月而已。1989年在〈歲月階梯〉中說：「我生性不喜歡太過奔波，可是在大學裡卻大肆的參加了許多和華籍學生權益有關的活動……」可見他寶貴的大學時光，並沒有用在學者之路上。

再看，從他大學畢業到擔任講師約五六年的時間，除了完成有關司馬遷的碩士論文，其他發表的文章結集成《今我來思》（各篇發表時間從1990至1992，恰恰是他唸研究所寫碩士論文的時間）全書都是嚴肅的社會評論，討論的內容除了延續大學時關心的議題，更擴大到對馬華人文化／社會／思想／政治等的分析／研究／批評。這種關懷，在1993之後的兩年並沒有中斷，1995出版的《塔裡塔外》散文集仍有着墨。2002年出版的《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一書，更是他長期以來「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深究的一個總結」這本厚重嚴謹的論文，已經具有博士論文的規模。

此外，這段時間，他還主編了《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中華文化之路》、《社會變遷與文化詮釋》、《承襲與抉擇：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文化篇》等書。

作者在馬大讀書時，從大一開始，就花費大批時間、大量精力與智慧在他所關心所深思所書寫所編撰的種種，固然是身為馬華精英知識分子對華人處境與前途的深刻思考與努力，自有重要意義與價值；然而，這些工作並不屬於他原來計劃要做中文學者的研究範疇。

1989年寫〈聲音〉時，他非常敬佩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一方面對學術有無條件的執著，一方面對政治又有不可遏止的獻身感。」他回頭看自己身處的環境：「這幾年來，我先是參與學生運動，後來又在電視台當時事訪問員，有機會對政壇做近距離的觀察，政客心態自然也瞭解不少……大部分的政客顯要都不曾做過思想準備的工夫……自然也有學人抱着理想從政的，只是一旦捲入『當道』，又失去了『清流』的資格，『感時憂國』往往變成『熱衷名利』……」不錯，留在馬來西亞，使他無法不日日關懷國家與華人的前途。在1994年寫的〈動與靜〉中，一位不很熟的朋友跟他見面時說：「我以為你會從政。」在那麼早的時候，別人就認為他可以／應該從政，至少認定他有行政能力，何況後來一路走來不斷加分的行政經歷呢。

縱觀作者全部創作，可知他的心底一直有兩股此起彼落的面向，在〈動與靜〉中他已經說出來：「我內心非常嚮往寧靜恬適的生活方式。我曾經羨慕可以長時間都躲在書齋的人，每天就徜徉在書齋中苦讀，努力工作，這樣的人不只要有這樣的機會，最重要的是他必須耐得住寂寞。」

可是，當他已經擁有這機會時，「我知道自己向來並不是一個能夠每天都可以靜，可以一直在書桌旁的人……但我心中始終有着一種對『寡慾』的嚮往。既然要『寡慾』，就要先知道如何走向虛靜。……我始終無法讓自己每天心平氣和，專心一致，處事從容不迫，內心難免有一絲苦惱。」

如果，當初他到台灣讀書，想要寡慾虛靜專心讀書的面向才有機會繼續得到開展；事實是，他一直留在馬來西亞，在《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自序》說：「從青少年時期開始，筆者一直困惑於族群與認同問題，類似這樣的思索完全來自外在環境的刺激。」環境使他不得不「動」起來，且一發不可收拾。事實上，他不知不覺重蹈前敘他書寫的九位馬華知識分子的覆轍，他們都「中」了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毒」，因而為延續華人文化香火不知不覺地赴湯蹈火。

觀察他所有的散文創作，他的性情其實並不適合政治生態。首先是，他太重感情。打從第一篇散文發表時，就為他一生的創作生命「定調」，流盪在他文章中總是脫離不了情感。他有不少帶有評介作者兼作品的散文，一面稱許作者可貴的性情，一面談其作品，兩相印證，都離不開情深意厚。

總結而言，他的散文裡，親情／友情／民族情，沒有一樣放得下，這是典型的文人性情，也適合做文人。

當然，他也非常適合做學者，除了學位論文，前敘他大量有關馬華社會／文化的著作，都足足證明他做為研究學者的能耐。如果把這些論著放在諸如馬華研究所裡，就是很可貴的研究成果。

筆者不懂政治，只能從文人／學者的角度觀察作者的著作。筆者最疼惜的是他放棄書寫抒情散文，以致於學者散文最見他的才情―─其實他非常適合創作，不只散文，還可以寫小說。凡是在政壇打滾過的人，必然曾經滄海難為水，閱歷、見識都不是我等純粹書呆子所能望其項背。希望有一天，作者自政壇退休，生活悠閒，可以重拾創作之筆，試探各種文類。而且，最值得期待的是：他所有優美的創作，都是在悠然自得的心境下完成的。

（本篇標題書寫：秦嶺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