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俊：文武父子——白崇禧與白先勇

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中，有一對父子聲名顯赫，那就是國民政府一級陸軍上將白崇禧和他的五公子著名作家白先勇。這對父子以自己的「武功」和「文治」，分別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中，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白崇禧以自己的「武功」，「書寫」了二十世紀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篇章，白先勇則以自己的「文治」／文字，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樹立了一座文學的豐碑。白崇禧和白先勇這對父子雖然一「武」一「文」，他們活躍的身影，也分屬不同的時代社會，但他們父子在精神上，卻有着內在的聯繫和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堅守信念，勇於擔當。

白崇禧：中山信徒．北伐名將．抗日戰神．台灣福星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3月8日出生在桂林南鄉六塘三尾村一個回族家庭。1907年，十四歲的白崇禧考入廣西陸軍小學（桂林），後因病輟學，1909年復考入廣西省立初級師範（桂林）。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廣西回應，出兵北伐，廣西陸軍小學學生為此組織「廣西學生軍敢死隊」， 原本已離開軍校的白崇禧重新「歸隊」，報名參加，從此走上了投身辛亥革命、「書寫」民國歷史的道路。

白崇禧參與武昌起義，見證民國締造，使他「對民國始終持有一份牢不可破的『革命感情』」（1）。1915年6月，白崇禧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習稱「保定軍校」）第三期。軍校畢業，他原本想去新疆建功立業，屯田戍邊，不料入疆交通阻斷，未能成行，於是回到廣西，加入「廣西陸軍模範營」，開始了他在廣西起步的軍人生涯。

青年軍官白崇禧滿懷革命理想，不滿廣西陸榮廷、沈鴻英等舊軍閥糜爛鄉梓、爭權奪地的不斷混戰，起而響應孫中山宣導的「第二次護法運動」， 與同為青年軍官的李宗仁、黃紹竑一起，決定參加以三民主義建國為號召的廣東革命政府。1923年3月，白崇禧在廣州見到了他所敬仰的孫中山先生，「表達廣西請求加入革命行列，廣西統一對革命的重要性」（2），孫中山聽了白崇禧的建議和要求，非常高興，當即任命白崇禧為「廣西討賊軍第一軍參謀長」。其時孫中山自稱「無槍、無糧、無餉，只有三民主義」，而白崇禧則答以「廣西統一不須要孫公之物質支援，所須者僅是革命之主義信仰而已」（3）。這次見面，白崇禧對孫中山推崇備至，也從此奠定了他追隨中山先生、終身成為堅定的中山信徒的思想基礎！

在與李宗仁、黃紹竑等人一起剪滅了陸榮廷、沈鴻英勢力，統一廣西之後，白崇禧等人隨即率領八桂子弟參加北伐。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白崇禧被任命為行營參謀長代行總參謀長職權，1927年1月，他又被任命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揮師淞滬。1927年5月，白崇禧任第二路軍代理總指揮（總指揮為蔣介石），8月南京龍潭一戰，他臨危不懼，大敗孫傳芳，贏得了北伐戰爭的關鍵一役，從此底定江南，也聲名遠揚，「指揮能事回天地，學語小兒知姓名」（ 譚延闓撰聯稱頌），「小諸葛」之名從此不脛而走。

在隨後的北伐歲月裡，白崇禧任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代理總司令，率軍北上，滅孫傳芳、克直魯軍，下京津，戰灤河，從長江流域一直打到接近山海關，最終完成北伐。

北伐完成，國民黨內部紛爭遂起。因蔣介石迫害，白崇禧從唐山隻身逃離，歷經艱險回到廣西，與李宗仁、黃旭初一起經營廣西，其時李宗仁長駐廣州，廣西事務由白崇禧實際主持，他以自創的「三自」（自衛、自治、自給）、「三寓」（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徵於募）政策為核心，探索三民主義「廣西化」的道路。

白崇禧的「三自」、「三寓」政策，源自他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獨特理解：「總理的民族主義，要民族能獨立自衛，不受欺侮，使民族能自決，地位提高；民權主義是要行地方自治，使下層基礎組織穩固；民生主義要中國同胞生活所需能自給自足，不需依靠外人生存。『三自政策』就是根據三民主義規定出來；以為要能自衛，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權才能實行；要能自給，民生問題才能解決。所以三民主義可以說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可以說是三民主義的實行」，「『三自政策』的演進，是由自衛到自治，由自治到自給，同三民主義的演進由民族主義到民權主義，由民權主義到民生主義有一樣的程式」（4），而要為了「自衛」，就必須實行「三寓」政策——也就是說，「三寓」其實是為「三自」服務的，而「三自」則是「三民主義」在廣西的具體實踐。白崇禧在廣西實行的「三自」、「三寓」運動，得到了中山先生哲嗣孫科的高度讚賞，認為「總理手創三民主義，歿世未見有何處實行。本人走遍中國，亦未見有何處能夠實行。今至廣西，已見有實行三民主義的省份」（5）可見白崇禧以「三民主義」為宗旨，結合廣西實際，用「三自」、「三寓」踐行「三民主義」，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正當白崇禧用自己的理念和智慧，將廣西建設成公認的「模範省」之際，抗戰爆發。在民族危亡之際，白崇禧堅決主戰，並響應「中央」號召，在地方實力派中率先赴京與蔣介石共商抗日大計，受命擔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當1937年8月4日白崇禧抵達南京的時候，日本各大報紙頭條登出「戰神蒞臨南京，中日大戰不可避免」（6）。

抗戰期間，白崇禧除了擔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之外，還兼任軍訓部長，代理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1938年11月至1940年2月任桂林行營主任。抗戰八年，白崇禧贊襄、指揮了淞滬會戰、徐州（台兒莊）會戰、武漢會戰、桂南會戰；指導了南昌會戰、長沙會戰，取得了台兒莊大捷和崑崙關大捷，並在抗戰期間提出了他獨特的戰略、戰術思想，那就是：戰略上的「持久戰」和戰術上的「游擊戰」加「總體戰」。1937年10月，針對中、日兩國的國力差距以及中國軍隊的實際戰鬥力水準，白崇禧及時提出了「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戰略方針，1938年1月，他在軍委會會議上再次提出：「在戰略上，國軍應採取消耗持久戰；在戰術上，應採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游擊戰，擴大面的佔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局促於點線之佔領，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面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之效」（7）。相對於毛澤東在1938年5月發表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白崇禧將持久戰、游擊戰和總體戰結合起來的戰略、戰術思想，要來得更早一些。

抗戰勝利，國共內戰。就在國共激戰方酣之際，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身為抗戰勝利後的首任國防部長（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首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受命在事件發生後前往台灣宣慰，這次十六天的台灣之行，使白崇禧與台灣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台灣的各項舉措，使他成為「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民眾的福星。

當白崇禧於1947年3月17日來到台灣的時候，「二二八」事件剛剛過去兩週多，經歷了整編二十一師3月8日登陸後的軍事鎮壓，當時的台灣一片肅殺，籠罩在一種恐怖氛圍之中，以當時的台灣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的一班人主張大開殺戒，「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暴民）就可以」（8）。白崇禧在赴台前即通過各種途徑，瞭解情況，並基本確定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宣慰方針，到了台灣之後，當晚即發表廣播講話，宣佈「對『二二八』善後從寬處理的原則」（9），在短短的十六天裡，白崇禧發表廣播講話七次，針對不同聽眾對象訓話二十五次，這些廣播和訓話 ，對「穩定民情、約束軍警」產生了極大的效果（10），而他到台灣發佈的「宣字第一號」國防部佈告，也宣佈「參與此次事變，或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煽惑暴動分子外，一律從寬免究」，這些廣播、訓話和公告，以及隨後下達的「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有效地遏止了「寧可枉殺九十九個」的勢頭，挽救了許多台灣人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性命。據《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一書根據各種史料的綜合判斷，由於白崇禧宣慰台灣時秉持「從寬」原則，使得「關在牢裡的死刑犯」「免於死劫者，可能有數百人之多」（11）。

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無疑是個悲劇，但是對當時裹挾在這一歷史事件中的台灣民眾來說，白崇禧赴台宣慰的種種舉措，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這一事件對他們的傷害程度――就當時的歷史語境而言，說白崇禧是台灣福星，可謂名副其實。台灣著名作家吳濁流在自傳體小說《無花果》中這樣寫道：「為了處理這個事件，中央公佈說要派白崇禧將軍擔任特使來台灣，六百萬島民才吁了一口氣。大家都相信白部長一定像小孔明一般，能夠好好給我們處理」（12），果然，白崇禧到了台灣之後，「在廣播中發表處理方針。於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復了」（13）。吳濁流的親歷和感受，可以說代表了當時台灣民眾的普遍心聲。1966年，白崇禧仙逝，台灣著名文化人李建興（瀛社社長）和莊幼嶽（櫟社成員）在輓聯中表達了他們對白崇禧的感恩之情：「宣慰初來急定危疑處變救民千萬家一時生佛，哀矜不喜盡行切實歌功頌德士君子有口皆碑」；「憶當年蓬瀛事件微將軍及時趕到台民早已成冤鬼，痛此日禹甸淪胥正王師準備反攻天上漢河殞巨星」，而一位普通台灣民眾的輓聯，則以樸實的語言，道出了台灣人民對白崇禧的崇敬之情：「無病善終各界於今哀上將，有恩未報台胞此後必尊神」。（14）

夏志清在評論白先勇的《台北人》時，說「《台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15）。如果說《台北人》中的人物、故事是民國史的一種藝術寫照，那麼白崇禧的一生，則是民國史的真實「書寫」――白崇禧以自己的人生，參與了民國歷史的書寫，從辛亥革命肇始民國，到北伐抗戰取得勝利；從宣慰台灣安撫民心，到退守台灣北望中原，二十世紀前半葉民國歷史的重要篇章，白崇禧都參與「書寫」並留下了「濃墨重彩」。白崇禧終其一生，追隨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堅執自己的政治信仰，與民國、與國民黨相守始終，不離不棄，其人格，令人敬佩；其轟轟烈烈悲欣交集「仰不愧天」的一生，令人感動而又神傷。

白先勇：慈悲心懷．文學大師．崑曲義工．文化使者

白先勇在紀念三姐白先明的散文《第六隻手指》中，曾引用白先明的好友卓以玉的一首詩〈十隻指兒――懷先明〉，在那首詩中，卓以玉用迴環往複的詩句「你有那菩薩心腸，最善良　最善良」來指代白先明。其實，如果我們瞭解了白先勇的為人為文，我們也可以說，白先勇也是一個有着菩薩心腸的大善人！

白先勇的菩薩心腸，主要表現為一種慈悲心懷，它的核心主體是以文學創作表達對人類的同情和悲憫，它的連帶體現是以文化推廣喚醒中國人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它的社會表現則是對弱勢群體（同性戀者、愛滋病患者）予以充分的關懷並為他們發聲。白先勇是舉世聞名的華文作家，他的文學創作，從早期的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到後期的散文集《樹猶如此》，從舞台劇作品到影視劇作品，儘管題材千變萬化，體裁涵蓋不同文類，主題表達也各有側重，但白先勇文學世界的最終指向，卻大致可以概括為「同情」和「悲憫」這兩大維度。在白先勇的文學作品中，從將軍到士兵，從貴婦到妓女，從教授到愛滋病患者，在這些人物的身上，我們都能感受到白先勇對他們在情感、歷史、文化、命運、道德、政治、疾病等力量面前的那種無力感所寄予的無限同情與深切悲憫。這種「民胞物與」之同情心與「不忍人」之悲憫情懷，不但成了白先勇文學世界的內在特質，而且還貫穿了白先勇文學創作的全過程。

白先勇的家庭環境和教育背景，使他在成長過程中，受到過多種宗教思想和宗教文化的影響，這使得白先勇的文學世界，是個融合了多種宗教元素的結晶體。儒、釋、道、回、基督等宗教觀念和宗教元素，在白先勇的文學世界裡，都有着或隱或顯的體現，不過，就宗教對白先勇的影響而言，佛教的影響無疑最為強烈也最為深刻，佛教教理中的「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以及大乘佛教的「普渡」精神，在白先勇的筆下就化為了一種俗世化的「慈悲心懷」，這種「慈悲心懷」在白先勇文學世界中的具體表現，就是無論作品中的人物是甚麼階層甚麼地位甚麼身份，也無論作品中的人物有甚麼樣的遭遇有甚麼樣的命運有甚麼樣的結局，白先勇都對他們懷有一種深深的同情和痛惜的悲憫。這種將「慈悲心懷」「眾生平等」、「一視同仁」地無差別「佈施」於筆下的人物身上，昭示的其實是白先勇對人、對人類既憐又惜的大愛之情！白先勇能成為文學大師，原因當然有很多，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灌注進「慈悲心懷」和大愛之情，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白先勇的「慈悲心懷」和大愛之情，並不只限於體現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而也推廣到現實世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白先勇號召、團結同學一起，創辦了在台灣文學史乃至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文學刊物《現代文學》，辦這份刊物，白先勇心懷的是對文學宗教般的熱愛，他的初心和志願，是要給青年作者們提供一個展示自己文學才華的園地，為振興台灣文學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為此，他不惜付出金錢、時間、精力和心血，團結志同道合的師友們一起支撐這個刊物十幾年；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白先勇從未停止過對中華文化復興的呼籲，小到中、小學課程的設計（讓中國的傳統藝術如民族音樂、傳統戲曲和中國繪畫進入課堂），大到國家文化戰略的制定（重視自己的傳統文化並努力走向世界），他以寫作、演講、授課（在台灣大學講授《紅樓夢》課程）、接受訪談等各種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的華人社會，幾十年如一日，不斷地呼籲、號召我們應該尊重並珍惜自己悠久的傳統文化，應該讓我們足以自傲的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散發出眩目世界的光芒。他的這份為中華文化復興「鼓與呼」的熱切心情和急迫願望，情見乎辭，讓我們看到了白先勇的那份「慈悲心懷」，是如何在文化領域――重新振興中華文化並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持久而廣泛地發生着作用。

2003年開始，白先勇將自己的「慈悲心懷」，化為「崑曲義工」的行動，通過對中國文化後花園中最精緻美麗的花朵――崑曲――的澆灌、呵護和培植，實現自己的藝術追求和文化理想。這一年白先勇着手製作崑曲青春版《牡丹亭》，在製作青春版《牡丹亭》的過程中，白先勇的「慈悲心懷」以「崑曲義工」的形態在從幾個維度同時展開：（1）在尊重崑曲傳統（表演程式、唱腔）的前提下，用現代理念和方式（從劇本整理、舞台設計、燈光效果，到舞蹈編排、服裝設計、音樂編曲等各個方面）去製作這部崑曲大戲；（2）起用青年人擔綱主演這部三天二十七齣的大戲，為古老的崑曲表演藝術注入青春的活力；（3）請老一輩崑曲藝術家出山「傳、幫、帶」，讓他們訓練青年演員並為演出的藝術水準把關，並請他們將自己的「看家功夫」傳給下一代，以使崑曲表演的藝術精華能薪火相傳，崑曲表演藝術能可持續性發展；（4）在將崑曲推向社會的同時，以更大的規模將崑曲推向校園，在兩岸三地乃至北美進行崑曲的校園巡演，這一（戰略）舉措不但擴大了崑曲的影響力，而且為崑曲的可持續性發展，培養了觀眾（市場）；（5）將崑曲教育引入大學，在北京大學（2009）、蘇州大學（2010）、台灣大學（2011）、香港中文大學（2012）等兩岸三地著名學府設立「白先勇崑曲傳承計劃」。這個計劃由白先勇募款，給以上幾所大學的學生開設崑曲課程，與一般課程設置不同的是，這個課程不光是課堂講授，而是既請著名崑曲研究者講授崑曲歷史、理論方面的知識，也請著名崑曲表演藝術家在課堂上當場演唱、示範，讓學生從「案頭」到「場上」、從理論到實踐，都能對崑曲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和瞭解；（6）密集出版相關學術著作（十數種），召開崑曲研究的國際會議（美國、大陸、台灣），從學理上對傳統的崑曲藝術進行現代闡釋。（7）通過青春版《牡丹亭》的國際演出（美國、英國、希臘、新加坡），讓世界瞭解中華文化的瑰寶（崑曲），讓世界通過中華文化（崑曲）瞭解中國悠久燦爛的文明（愛情觀、生死觀、藝術觀、美學觀），將中華文化推向世界。

從2004年4月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至2007年5月在北京舉辦百場演出，再到2011年12月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辦二百場慶演。二百場演出中，在台灣演出十四場（其中大學演出七場），在港澳演出九場，在大陸演出一百五十三場（其中大學演出七十五場，佔了一半）。在國外演出二十四場。在二百場演出中，光是兩岸的大學巡演，就有八十二場，佔了百分之四十一，將近二百場演出的一半。這種將崑曲與青年人（演員和觀眾）並聯、與兩岸四地（中國大陸與台港澳地區）串聯、向國際（歐美、東南亞）延伸的做法，不但大振了崑曲的氣勢和影響力，而且將崑曲推向了國際，讓外國觀眾和學者張開眼睛，瞭解並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瑰麗和神奇――就此而言，白先勇不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定擁護者、戰略規劃者、藝術踐行者、熱心宣導者，他還是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推廣者。當我們面對一個在兩岸三地之間乃至在太平洋兩岸之間、大西洋兩岸之間來回奔走的白先勇的時候，說他是個在全世界推廣中華文化的文化使者，應該不算過分吧。

文武父子的共性：堅守信念．勇於擔當

白崇禧在國民黨大陸失敗以後，沒有接受中共的呼籲留在大陸，也沒有像李宗仁和黃旭初那樣流亡海外或滯留香港，而是去了蔣介石退守的台灣。以自己與蔣介石在歷史上的恩恩怨怨，特別是1948年之後，兩人關係屢起衝突，對於自己將來在台灣的處境，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不可能不意識到會十分艱難――以後的事實證明，白崇禧到台灣以後，鬱鬱不得志，且一直受到監視、跟蹤。那麼，「明知山有虎」，為何他還要「偏向虎山行」，堅持去台灣呢？

對於這一點，歷史學家們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因為按照「趨利避害」的常人行為準則，白崇禧去台灣似乎與此準則相違――多少國民黨的高官大吏（特別是與蔣介石關係不太和諧的高官大吏）最後都選擇不去台灣。對此，白崇禧自己的解釋是「對歷史負責」（15）。這一解釋，有些歷史學家並不認同，但在我看來，這個解釋，可以在邏輯上完整地說明白崇禧一生的作為。白崇禧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信仰三民主義，參與民國締造，完成北伐，打敗日本，宣慰台灣，對國民黨忠心耿耿，他的反共、反蔣，都可以在這個思想邏輯下找到依據――白崇禧反共，是因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衝突；白崇禧反蔣，是因為在白崇禧看來，蔣介石並不等同於國民黨。當黨的利益與蔣的行為發生衝突的時候，白崇禧就站在黨的利益上反蔣――要麼因為覺得蔣的當道妨礙黨的團結（16）；要麼因為覺得黨的一點本錢，都要給蔣介石敗光了（17），在白崇禧的觀念中，黨不是蔣介石的黨，黨的利益高於蔣的利益，在歷史的重要關頭，反蔣其實是為了維護黨的利益，是出於對黨的忠誠。同樣，白崇禧最終決定去台灣，也是出於對黨的忠誠――既然台灣是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的台灣，那他去台灣，就是追隨三民主義，就是追隨國民黨，就是追隨中華民國，而不是去追隨蔣介石。白崇禧所說的「對歷史負責」，應作如是觀：他是要對自己的政治信仰負責，是要對自己在中華民國有一份責任負責，是要對自己參與的民國歷史負責。

正是這樣的一種對信念的堅守，對歷史的擔當，成就了白崇禧，使他成為一個在歷史面前，對得起自己的信仰，對得起自己的人格，承當起應有的歷史擔當，「仰不愧天」的人。

同樣的，對於白先勇以一個作家的身份，耗費十餘年，花費巨大精力，「跨界」去製作青春版《牡丹亭》（後來還有《玉簪記》），許多人也覺得難以理解。認為白先勇不值得，如他將這些時間、精力用於自己的創作，豈不是比「累人」的崑曲製作，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而，如果瞭解到、意識到白先勇對人、對人類、對傳統文化的那份「慈悲心懷」，那麼就能理解白先勇為甚麼會在自己的作品中對人類中的弱勢群體（失敗者、同性戀者、愛滋病患者）給予那麼多的關注，對人類的共同命運寄予那麼強烈的同情與悲憫，對傳統文化的振興和未來投入如此巨大的心力，因為在白先勇看來，通過文學作品寫出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是他應有的責任；而通過自己的努力，拯救、復興傳統文化（崑曲）並將之推向世界，更是他該有的擔當。如果說用一支筆創作自己的文學作品（個人化行為），還是「小乘」，那麼投身製作崑曲大戲、推動中華文化的復興和走向世界（社會化行為），則是「大乘」。

正是這種為了中華文化的崛起、復興的願望和理想，正是這種自認對中華文化的崛起、復興有一份責任的擔當，使白先勇從「小乘」走向「大乘」，從書齋走向舞台，以十年工夫，為中華文化的瑰寶――崑曲――的精粹化、現代化、青春化、國際化，做出了別人難以完成也難以替代的貢獻！

從白崇禧的「對歷史負責」，到白先勇的「讓文化復興」，體現的是這對父子在堅守信念和勇於擔當上的驚人一致！白崇禧和白先勇這對父子，以相同的精神特點，從「文」、「武」兩個方面，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刻印下難以磨滅、永駐史冊的印記！

【註】：

（1）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4月出版，頁7

（2）      同上，頁19

（3）      白崇禧：《白崇禧先生訪問錄》（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1984年出版，頁22

（4）      白崇禧：《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論集》，轉引自《白崇禧大傳》（上冊），張學繼、徐凱封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頁236

（5）      白崇禧：《白崇禧先生演講•引言》，廣西日報社1937年編印，轉引自《白崇禧大傳》（上冊），張學繼、徐凱封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頁253

（6）      參見白先勇：《父親與民國》，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4月出版，頁108

（7）      張學繼、徐凱封著，《白崇禧大傳》（下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頁426

（8）      白先勇：《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版，頁4

（9）      參閱白先勇：《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版，頁3～5

（10）    同上，頁5

（11）    同上，頁13

（12）    吳濁流：《無花果：台灣七十年的迴響》，轉引自白先勇：《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版，頁52

（13）    同上，頁5

（14）    轉引自白先勇：《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版，頁380～381

（15）    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寂寞的十七歲》代序〉，收入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遠景出版社，1976年12月版，頁4

（15）    參見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及聶佐林〈憶念白崇禧上將〉，台北《廣西文獻》第60期，1993年4月。均轉引自張學繼、徐凱封著，《白崇禧大傳》（下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頁606

（16）    參見張學繼、徐凱封著，《白崇禧大傳》（上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頁120

（17）    參見張學繼、徐凱封著，《白崇禧大傳》（下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頁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