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太初：也斯的東西，梁秉鈞的文化敘事

由於身處西方回看東方，中間又有機會往返東京的詩會和香港的會議，特別敏感地覺着了東西方種種相同與相異、以及相遇後的混雜與歧生。我逐漸發覺不是有一個西方與東方，而是有許許多多互相混雜產生的東西。

――梁秉鈞〈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

有一個畫面是這樣的：開着門的暗室裡，小桌子上放了酒與送酒的菜，後方是書櫃，其上掛了一件長大褸，懸於餐桌之上。畫面裡沒有人，那大褸卻提示着或許剛外遊歸來的人，掛好了大衣，正稍事整埋，不久將坐到小桌子上喝酒進食，想起旅途上的種種，是否與盤中餐有些甚麼隱隱然的聯繫……

有一句詩是這樣的：「我好似知道了事物隱秘的聯繫」，物真有趣，有時改變一下擺放的角度、位置，甚或改個名稱，故事就不一樣了。比如說又叫作響鈴與蠟蘋果的蓮霧，叫人忍不住追問名字的意思；又比如被帶着乘坐飛機的苦瓜能否跨越兩地不同的氣候與人情；而柔和了又仍是夏日酸澀的人面謎底是哪種食物呢；又或一碟印尼飯吃出了香料之路的濃烈與纏綿……

說自己知道了事物隱秘聯繫的人是也斯；餐桌與大褸的畫面亦有關也斯，那是出自黃勁輝的也斯紀錄片《東西》第二段分輯的一幕，黃勁輝以諸物作這電影的分輯，一幕一幕看下來，竟叫人如也斯般「好似知道了事物隱秘的聯繫」：比如最初的「也斯的皮鞋」，從他遠赴蘇黎世大學接受榮譽博士說起，講述也斯「遊」的一面；第二段是上述也斯的大衣，帶出「食事」一節；而「也斯的眼鏡」則看越界的物事；還有他的電話，那是他最後的寫詩工具，亦是他與內在、外界的對話工具；最後是他的手錶，恍若為電影一開始的遊歷，地理上與文化上的東與西，再交織進東西的時與史、個人的人生時光，始見出也斯的「人間滋味」。

這五個分輯，大抵說出了也斯的文化人生：跨越東西方、內在外界、不同時間的藩籬，容納萬物於胸襟。

地方與物

既然電影叫《東西》，又以東西作貫串，不如就由「東西」說起。也斯――也許該說梁秉鈞――有本詩集叫《東西》（大家都快忘了他寫詩時叫梁秉鈞了）。東西是East and West，東方與西方的地理觀念，亦是兩端形成了一個空間，許是街道的東與西，河岸的東於西。而在中國文字裡，東西亦有物件之意。那就叫人想得太遠：作為物件的東西與作為空間概念的東西或許意義重疊。

梁秉鈞的詩，常利用地方名，如樓梯街、鴨寮街、花布街，透過這些地方的名稱，去談地方裡的物件。比如〈樓梯街〉裡一級級的樓梯盛載了地方裡的傳說與典故；〈鴨寮街〉裡羅列沿路所遇的物事，將在這地方生活之人的場景展現出來，可見物件亦有地方感（sense of place）。

談梁秉鈞詩裡的物件若忽略了地方感與當中的人，那就不得其精粹了。《東西》詩集裡的第二輯「東與西：澳門」，寫到錢納利、寫到吳歷、寫到鄭觀應，這些人從各處而來，留了在澳門，由中國古老的信仰到西方的現代文明，呈現了澳門這小島包容了各種各樣。

一個新秩序的宇宙

梁秉鈞的詠物與敍事是一趟文化旅程。〈越南的木瓜樹〉、〈辣泡菜〉與被帶去旅行的苦瓜都在不同的觀看裡，穿越東與西，穿越不同的解讀目光。〈葡萄牙皇皇送給中國皇帝的一幅掛氈〉中，梁秉鈞寫這塊記載了各種偉大帝國英雄事蹟的掛氈從西往東航行的一年二個月裡，葡萄牙皇帝唐．若昂五世「捕捉了許多平民／去建築許多宏偉的建築物／去慶祝他的許多個誕辰／派遣許多艦隊／去登陸各種各樣的島嶼」，而雍正皇帝則「把一些人處決／把一些人關入大牢／推行文字獄／把他不喜歡的人／從墳墓裡挖出來／叫他們再死一次／他發動軍隊到處征伐／又殺死了不少人」…… 〈鄭觀應在大屋作《盛世危言》〉，不知算不算梁秉鈞也談了一點自己在東西兩種文化中怎樣在邊島的空間「以新語描繪他人未見的空間」。鄭觀應（1842～1922）是近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和實業家，深明西方政治和經濟，認為國弱民窮根源在於專制政治。四十二歲時，他因身心俱疲退居澳門，在祖家大屋中寫《盛世危言》，提出的革新觀念和「以商立國」的商戰理論。

梁秉鈞這樣寫鄭觀應隱居的日子：「你越過四壁望向自身以外的世界／憤怒於人的殘酷如何傷害天地的祥和」、「古雅窗花竹上聯語總盡力對抗平庸的想像／西窗上留月的橫披留不住月亮如何能留住／日月光華斑爛你想像的一個新秩序的宇宙」。就此想到梁秉鈞寫一回苦瓜的文化旅行、寫一回鄭觀應躲回父家的大屋寫《盛世危言》、寫一回聊齋裡的眾鬼怪到來了現代、再寫他自己東西走，走出了新邊界……那全是他別有懷抱，歷史、掌故，詠物都容納在東西方的路程裡，也可算是以文字構建了「一個新秩序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