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可怡：本土的異鄉聲音——論也斯、香港文學與世界文學

引言

二十世紀香港文學的外譯研究中，香港詩人兼學者梁秉鈞（也斯，1948～2013）一直佔有重要位置，其著作被翻譯成日、韓、英、法、德、荷、阿拉伯、斯洛伐克語、羅馬尼亞語以至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等十多種語言，構成龐大的跨地域文化版圖。也斯在世紀轉折之際出版的詩集《東西》（2000），也曾明言要探討「東西方種種相同與相異、以及相遇後的混雜與歧生。」（1）法國漢學家居里安（Annie Curien）翻譯《東西》詩集的法文書題 De ci de là des choses（各處東西），（2）便有意將重心從東方（l’est） 和西方（l’ouest）作為方位或處所名詞，轉移指向「東」「西」二字構成的詞組，強調東西文化相遇所產生的多重事物或東西（des choses）：

中文裡，「東」字意指「東方」，「西」字意指「西方」，但由二字合併構成的詞組「東西」則指「事物」。在他的詩集《東西》的〈後記〉裡，梁秉鈞寫道：「我發現沒有單一的『東方』和『西方』，而是有許多的『東方』和『西方』，正是它們不同相遇中產生的多重東西引起我的興趣。』」（3）

引文中居里安對法文詩題「東西」翻譯的解說，借用了也斯對詩集的闡述並加以發揮，（4）強調東西文化交匯所衍生的事物（東西）之上。相對而言，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在《東西》詩集出版的同年，發表了詩集內「東西」、「東與西：澳門」和「東西牆」三個專輯的德文翻譯。（5）他從詩集的創作和翻譯語境指出也斯1998年在柏林開始《東西》詩集的寫作以至2000年詩集率先通過德文翻譯面向世界，正體現中國（東方）與德國（西方）之間的聯繫，詩集可比擬為一部「東西集」（Dinge aus Ost und West）。（6）

詩人自身以至中外學者一系列有關《東西》及東西方關係的討論，均容易聯繫至東方學或後殖民理論的觀點。（7）事實上，也斯亦曾於《東西》詩集的〈後記〉直接提及薩義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論述：

我從對食物的興趣開始，逐漸沉迷在這些跨越文化的歷史人物傳奇中。僅僅是「東方學（Orientalism）」式的文化批判好像還說不盡其中的嚮往與慾望、那種充滿了誤解與瞭解的求索。是甚麼令一個人想離開自己的文化去擁抱另一種文化，一個人在另一類文化裡看見甚麼，盡心探求帶來多少的痛切與狂喜？……我們今天很難再只是簡化地說西方打量東方、用陳腔濫調把對方歪曲定型；東方同樣也在用既定的目光端詳西方，用自己的偏見為對方造像呢！我們只能在種種偏執的夾縫裡，感到荒謬之餘也試找一些空間，試去發見其他種種可能的看法與關係。（8）

也斯不僅批判薩義德的觀點，他更着意批判一眾論者對東方學無限延伸的運用及對各種簡化複雜處境的文化批判進行再批評。如今重新審視薩義德的論述，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文化觀念及強加於東方的想像和政治抑壓固然不能忽視，但在東方學的思考邏輯以外反思東方凝視西方的目光及其牽涉的意識型態，則同樣重要。更值得關注的是，也斯憑藉現實旅程在地理文化上不斷遷移的位置，以及歷史賦予的作為中西文化雙重「他者」的位置――歐洲和中國大陸的邊緣，獲得了審視距離，從而思考東西文化互為中介、互為對象的理念，甚至超越東方與西方的定位所限，深切探問「是甚麼令一個人想離開自己的文化去擁抱另一種文化，一個人在另一類文化裡看見甚麼，盡心探求帶來多少的痛切與狂喜？」下文將配合德、法學者作為香港文學研究「局外人」的獨特視野，探討也斯、香港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複雜對話。

本土與世界：香港文學的「世界聲音」

也斯的創作及對東西方文化的批判思考，引起不少歐洲學者的關注。不論是顧彬還是居里安，他們如何從歐洲中心文化的位置以及兩地固有的文學傳統，閱讀、理解以至進入香港詩人也斯的思路和文化觀點？如何通過也斯的創作重構香港文學以及它在現代中國文學的位置？又怎樣通過也斯雙重「他者」的位置，思考世界文學的可能性？相較於顧彬對中國大陸當代小說的苛刻批評，（9）他對中國現代詩的發展卻頗為肯定，當中反映的正是他對「世界文學」（Der Weltliteratur）的獨有觀念和價值標準：「根據我對現代詩的理解，只要它不是國際性的，它便不屬於世界文學」，（10） 「我認為不屬於全世界的文學不算文學」。他以為「梁秉鈞是為數不多擁有真正現代世界觀的中國作家之一」，「他的詩歌、散文和小說中，包含了某些東西，已經超出了純綷中文所包含的視野」。（11）顧彬視也斯為「世界詩人」（Der Dichter der Welt）的定位以及相關的論述，其實以德國自十八世紀歌德（Johann Wolfgan von Goethe, 1749～1832）以降提倡的「世界文學」以及二十世紀當代詩學的觀念作為參照。

顧彬選取二十世紀三部德國詩歌選集，說明有關「世界文學」及「世界詩歌」的理念：恩岑斯貝格爾的《現代詩博物館》（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Museum der modernen Poesie, 1960）、哈通的《貨物：國際詩歌，1940～1990》（Harald Hartung, Luftfracht: Internationale Poesie 1940 bis 1990, 1991），以及薩托略編選的《新詩地圖》（Joachim Sartorius, Atlas der neuen Poesie, 1995）。（12）顧彬指薩托略提出最具革命性的主張，認為世界的詩歌史其實是世界各地詩歌湧入個人原生地的歷史，因此詩選不僅要摒棄「一個世界」的觀念，高舉由世界語言建構的世界詩歌，還要擺脫過往「博物館」展示作品的形式，力求重繪詩歌「地圖」（Atlas），為世上所有不同語言和藝術傾向的詩歌作出定位。自此不再存在所謂的共同的詩歌學規律（common poetics）或連繫的詩學（binding poetics），只有展示差異的多重不同聲音，詩集則以各種語言的原文以及德文翻譯並置呈現。基於相關觀念，當代學者甚至發明一個合併的德語新詞彙「世界聲音」（Weltklang），以它命名的柏林詩歌節正是通過朗讀、表演以至演唱，在沒有翻譯的輔助之下展示世界各地多樣性的當代詩歌及其差異性的主題和形式。（13）顧彬也特別指出哈通對世界語言的獨有見解：世界語言是「人工的，卻非強迫的；國際的，卻由個人的地方和區域的特點所產生（artificial, but not forced ; international but grown from the specialites of one’s place and region）。」縱使顧彬認為這種以國際性和本土特質相合作為現當代詩歌起點的說法仍有不少需要深思的地方，但也斯通過創作和論述展現有關文學、文化翻譯的觀點，都與顧彬的看法形成深刻的思想對話。

也斯自六十年代開始寫作，一直思考在文學翻譯、文化經驗的跨越以至文藝思潮跨地域的流轉發展之中「世界」與「本土」之間的複雜議題。詩人對於自身創作所依據的語言及其蘊含的內在經驗和文化特點，如何進入另一種文化語境轉化成為「異鄉的聲音」而不被吞沒和抹煞，顯得非常自覺。有關思考從早年的《遊詩》（1985）、《遊離的詩》（1995）以至上文提及的《東西》等詩集裡，均有詩化的表述，例如〈蓮霧〉：

你說有人叫你響鈴

有人叫你蠟蘋果

東方名字翻成西方語言

到頭來變成別的東西

好奇往往維持不過一季

你叫我放棄執著

移往前面的新果子

我認識你不自今季

一再回來尋覓蹤迹

［……］

並沒有向你要求新奇

只望你繼續是你自己。（14）

當來自東方的蓮霧被翻譯成為英語的「響鈴」（bell fruit）或「蠟蘋果」（wax apple），似乎「變成別的東西」，但詩中的抒情主體「我」隨即表示當中所帶來的新鮮好奇其實轉瞬即逝，「維持不過一季」。帶着西方的文化經驗，「我」更願意「回來尋覓蹤迹」，追求的正是自身文化無法吞噬的內核。詩人當然明白「跨越文化是美麗而危險的」，並以目下食物「鰻」為喻，形象化地描述越界的文化旅程彷彿「沿着那些粉白的肌理進去」，可能發現「致命的細刺」。（15）可是，不同文化衝擊之中的接受與抵抗都能幫助深化個人的文化思考，正如「漂泊的異葉需要更堅毅去抗拒／歧異被收編，變成可接受的一葉浪漫傳奇」。（16）從地域的遷徙以至語言文化層面的翻譯，針對箇中錯綜複雜的過程，也斯有更直接的論述：

［……］現實的遷徙，在其他文化中安頓，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如果我覺得家園變成陌生地，那並不表示所有陌生的異鄉都可以變成家園。人的遠適異國，正如詩文之翻譯成另一種語文，都是一個複雜錯綜的過程，冒着喪失自己被吞沒的危險。［……］我們來回斟酌文字，我們反覆商量，如何才可以既不誇張又不抹煞？怎樣才可以保持原來我既有文化中的意思，但又不致對於另一文化的人顯得毫不可解？怎樣可以找一把異鄉的聲音，而又不致矯揉造作冒充他人？我可以在外面的文化裡找到一個家嗎？翻譯又變成是新的創作，困難重重，輕易碰上新的疏離。（17）

通過翻譯，也斯的作品得以隨着文學國際化、世界化的發展加以傳播，可與更多不同文化的讀者溝通往來，但顧彬認為這種現象之成為可能，亦有特定條件。考察也斯的詩歌多以城市作為書寫對象，且以抽象的形式描述本土文化，這些特點聯繫了其他現代城市的特徵。也斯筆下的香港亦同時成為現代世界的符號，在這基礎上他的詩作為本土文化以外的讀者提供了進入和理解的途徑。顧彬認為也斯以日常生活的目光注視世俗生活的細節，以國際化的文學形式將之呈現，其創作「已經超出了純綷中文所包含的視野，可通往更深廣的世界」。（18）

自我翻譯與文化再生

世界文學的觀念乃相對於國家文學（Nationalliteratur，又譯民族文學）而提出，德國文學巨擘歌德晚年宣稱「國家文學如今已無重大意義，世界文學的時代已近在眼前，每個人都應努力促使這個時代的來臨。」（19）世界文學的提倡旨在鼓勵德意志民族打破國界，投身世界性的思想文化交流運動，與其他民族文化互相借鑑，從而促使本國民族文化的發展。因此，歌德所指的世界文學並非簡單將不同國家的文學並列，乃強調各種國家文學以至不同國族之間的聯繫，重點在於思想的交流，翻譯亦因此成為不可或缺的工作。（20）正如專研德國浪漫主義時期文化和翻譯的研究者貝爾曼（Antoine Berman, 1942～1991）在其重要著作《異的考驗》（L’Épreuve de l’étranger, 1984）裡所指，「在德國理想主義的時代，沒有誰會像歌德那樣如此迫切地感覺到文化（Bildung）對於翻譯多重性的強烈要求，也沒有誰會像他那樣使他民族的文化顯得如此和諧、完善和富有朝氣。」（21）翻譯被歌德賦予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他除關注各國關係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以外，更強調個人從中成長的重要性，是以世界作為鏡子進行反省（reflection）並加深自我認知，個人甚至可以在另一種文化中再生（revival）。

顧彬曾多次借助歌德，說明翻譯對於創作的關鍵作用：「歌德時代，德國作家同時是譯者。這種態度持續至今，其中不乏偉大的作家。最初通過翻譯才找到自己的語言。」翻譯不僅讓世界文學成為可能，甚至被顧彬視為詩人自我更新的必要條件。在追求世界語言展現各種聲音差異性的前提下，詩人通過另一種語言的比較確認自身語言的特質，從而嘗試自我突破。也斯翻譯自身創作的實踐，正為學者提供具體個案作進一步的探討：

為甚麼我認為他翻譯自己作品（近期的行為）和別人作品的努力是如此卓爾不群？任何翻譯自己作品的人都能體會到翻譯的困難。此外，他被迫在一個限定的語言上反思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從而他會認識到「直譯」難如大海撈針，而且翻譯會將重點設置在不同點處，這即是說，打開自身封閉的文本邊界，並將其改編成煥然一新的東西。（22）

也斯與世界各地的譯者合作無間，積極與不同語言文化的譯者討論自身詩作的翻譯，及後更開始自行翻譯或與別人合譯自己的創作。（23）1989至1991年間，他與美國詩人兼學者奧城（Gordon T. Osing）合作，共同英譯自己四十首詩作並輯成雙語詩集《形象香港》（City at the End of Time, 1992）。（24）翻譯宛如交涉（negotiation）過程，也斯與譯者彼此提出疑問，詩人乃通過回應別人從特定角度對自己的觀察和詮釋，進而檢視和解說自身，其中不乏「發展」和「再創作」的部分。《東西》所載〈有關翻譯的通信〉一詩，表述了詩人考察翻譯過程中自身變化的感受：

各自經過了悠長的逆境，拒絕

輕易的字眼敘說身心的感變

在沒有解釋的地方，嘗試去體會

另一個人沒有說出來的那句話

獨自放棄纍積的部分，更換

自己，面對零再重新開始

一個新的生命永遠接着另一個

孤獨的人，原來在沉默中想說的話

保留面前未說完的，引向後來

不是結果，還有推論的過程

謝謝你與我一同走過這些彎彎曲曲的路

無言的彼此商量走出彎彎曲曲的句子。（25）

詩中的抒情主體「我」跟曾合作翻譯的第二稱敘述對象「你」，傾訴自譯和合譯過程中的領悟、自我成長和更新。正是這種「自譯」和「合譯」的經驗，迫使也斯重新審視東亞語境之下中文書寫的模式和語言之間的微妙關係，「整個中文書寫的系統，與個別社群（台灣、香港、廣州、北京）之間」，「既有較寬的制約與默契，亦容許發展與變異，到頭來亦有個人豐富整體的可能。」香港寫作的模式固然與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不盡相同，「但我們得小心的是香港裡面也是混雜的，有許多模式共存的。」（26）不過也斯借助外語和翻譯發展內在差異的創作張力，其實與香港的獨特處境密不可分。香港的殖民歷史為此地造就多語種文化：擁有自身辭彙、語法和語音的粵語、古漢語、普通話和英文的掌握。它不僅促進社會的開放性，還讓香港作家能通過外語從外部審視自身位置、文化和傳統。

多重「他者」位置下構想的文學「地層學」

居里安進一步以「地層學」（stratigraphy）的概念形容香港文學內部在地理、語言和文化上的多樣性，是以作家的出生、流徙、國外求學經驗以及特定時期歷史事件的經歷，均構成香港文學在時空關係上的複雜內容。她不僅從香港作為雙重「他者」的位置思考「中國文學」、「國家文學」以至「外國文學」的概念及相關議題，更嘗試立足歐亞不同城市，反思香港及其文學的特點。（27）相近地，也斯從兩岸三地以至整個東亞文學的視野，審視香港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關係，發掘各自的複雜性和內在差異性。

也斯在〈重畫地圖〉一詩之中，一方面記述乘坐飛機跨越地理邊界的現實情景，另一方面虛實交替地描述當時他隨身攜帶的論著資料所載有關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現代派著名詩人戴望舒：「幾十年前某個詩人飄零的句子／從未結集成書／永遠在人們畫定的地圖外流浪／我只能想像一所巨廈／讓所有的幽靈棲息／我以殘損的手掌／撫過明昧的中原／撿拾那些散落在外的線團／扯起來／拆開了人們努力捍衛的邊界」。詩中「我以殘損的手掌／撫過明昧的中原」一句，轉化自戴望舒在香港淪陷時期獄中所寫、感懷祖國苦難之作〈我用殘損的手掌〉（「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在此，詩人的手彷彿與戴望舒的手相重疊，期待跨越的是牢獄和人為的各種邊界：「我們懷念的人和詩／飄到各處／我們在心裡不斷重畫已有的地圖／移換不同的中心與邊緣／拆去舊界／自由遷徙來往／建立本來沒有的關聯／廣漠中偶然閃過／一些遊離的訊息／在浮泛的光幕底下／逐漸晃現陸地的影子」。  （28）

也斯寫作之初已曾接觸歐美文藝思潮，研究中國新詩與西方現代主義之關係便強調特定歷史語境下中國現代主義的特殊性，嘗試發展現代主義的寫作卻不忘香港自我認同的景觀。（29）從地理、歷史到文學文化，〈重畫地圖〉表述的正是詩人嘗試「把實在的地形翻成更寬敞的地圖」的努力和願望。（30）雖然也斯多次強調香港乃檢視中國當代文學一個重要據點，但他並沒落入二元對立的位置，又或固守「邊緣」對抗「中心」的思考模式。相反，也斯積極參考台灣甚至同為前殖民地的澳門歷史、文學與文化――例如《東西》一系列以來自歐洲及中國大陸卻移居澳門的歷史人物為題的詩作，包括描述移居澳門繪畫風土人物的英國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 1774～1852）、來自中國大陸而最終在澳門皈依西方天主教的畫家吳歷、終老澳門的葡萄牙詩人庇山耶（Camilo Pessanha, 1867～1926）以及隱居澳門潛心寫作介紹其遊歷西方所見教育和政治改革的清代學者鄭觀應（1842～1921），重新考量東亞不同地區與西方文化複雜交纏的關係，各城市與中國大陸不同面向的多種距離。（31）

香港文學的「局外人」：國家文學與外國文學之辯

八十年代末以降，居里安從法國接受史的角度討論中國當代文學，已極力指出相關範圍涵蓋的作品在地域上的多樣性――除中國大陸以外還包括台灣、香港、海外華人及少數民族著作，牽涉的核心議題亦不盡相同。儘管往後她並未主動參與由美國漢學界史書美、王德威、石靜遠等學者提出有關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的討論，但她建立多元中心的當代華文文學（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 de langue chinoise）的意圖卻甚為鮮明。有別於顧彬排除所有非華語著作於華文文學範疇的做法，居里安則有意將來自中國的獲得語作家（例如法籍華裔作家程抱一和高行健）以及母語為外語的華裔作家在漢語以外使用法語、英語的寫作，一併納入研究視野。她認為這些「不同的文學」其實源自「共同的、綿延千年的文學、哲學或美學文化」，其內在差異性迫使研究者重新審視「國家文學」或「民族文學」（littérature nationale）的原有概念：

中國大陸與台灣以外的寫作近幾年來有所豐富，作品趨向多樣化，有的緊貼故國（pays quitté）的現實，有的關注歸化國（pays d’adoption）的核心問題。不管這些作品是用漢語、英語或直接用法語寫的，它們迫使我們從新的角度考察「民族文學」和「外國文學」一類提法可能表達的意義。儘管存在地域上的多樣性，這些不同的文學繼承了同一個語言，而這個語言雖然在當代經歷若干特殊的變異，總是源自一個共同的、綿延千年的文學、哲學或美學文化。（32）

趙毅衡曾嘗試將華裔的獲得語作家以及母語為外語的華裔作家併合考察，指出他們的外語寫作正與日俱增，在「多元文化中產生了一系列新的樣式、新的流派」，成為關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者和讀者不能忽視的世界性現象。除地域和文化特點以外，這些作品的語言和思想意識均落在中、外兩種語境之中，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文學的邊限：「這批［獲得語］作家寫作用的語言是外語，思想意識卻是中國式的，我們可以從作品中追蹤他們『中文構思』的過程。甚至，他們寫的外語也是一種特殊的、落在兩個語境夾攻中的外語。這批作家把中國文學，或者說『文化中國』的文學，推出了漢語的邊界，對豐富中國當代文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作出了寶貴貢獻。應當說，他們寫的既是外國文學，又是中國文學。」（33）「文化中國」的文學、溢出漢語邊界等說法，正引導我們進入更具意義的思辯方向：國家文學和語言的關聯。國家文學是否只從書寫語言加以定義？國家文學和書寫者的母語（mother tongue）保持怎樣的關係？二者所引起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或藉此建立的本土意識，又是否不言自明？

居里安的思考建基於法國著名比較文學學者謝弗萊爾（Yves Chevrel）對「甚麼是外國作品？」（l’œuvre étrangère）的反詰：究竟如何定義「外國的」（étranger）？雖說它可以跟「本國的」（national）或「熟悉的」（familier）相對，但一部外國作品是否可簡單被定義為用讀者母語以外的語言寫作的文本？人們又能否據此提出，讀者不論以原文或譯文閱讀一個外國文本（texte étranger），都不如閱讀自己國家文學文本那樣熟悉？（34）石靜遠《中國離散境遇裡的聲音和書寫》（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2010）從中國離散社群的華文文學重新檢視語言作為一種媒介（medium），協商、綜理各種政治關係的可能性，論述中部分觀點與上述提問構成別具深意的思想對話。石靜遠指出說母語者（native speaker）對語言所產生的親和感並非與生俱來，他們需要在特定環境中學習、熟悉和掌握母語，眾多不同的歷史情景甚至說明母語面對體制化的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可能處於對立和受壓抑的位置。母語和土地、血緣之間的聯繫，其實是一種人為建構，語言所帶來的歸屬感（linguistic nativity）或從而建構國家文學的本土意識，本質上也是社會化的產物。由此反思國家文學僅從語言角度進行界定的做法，並非不言自明。（35）重新考察二十世紀華裔的雙語作家，石靜遠進一步指出其中文寫作固然未能促使他們通過語言建立對民族、文化的認同，但他們選擇母語以外的英語作為寫作的媒介又或在兩種語言之間不斷自我改寫和翻譯，正是利用多語的文化政治語境探索自身對個人、國家以至民族不同面向的距離。換言之，華裔作家的外語寫作同樣構成華文文學的重要部分。

通過以外語寫作的作家視野，居里安認為國家文學和外國文學從來不是單從語言選擇所決定。兩者絕非截然二分的概念，它們之間亦不存在明確的界線，或許「只是兩個運動的極點，具有眾多隸屬關係的作品在這兩個極點之間的定位」。（36）從此考察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接受情況：

由於其空前的多樣性（diversité inédite）及其探索手段（moyens d’exploration），這個來自遠方的文學確實大大接近了法國公眾。不過這也由於出版家和翻譯家的聯合努力，總的說來他們都把這個文學看作精神的產品而不是異國風物……這個接近顯然無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性；相反，它有助於凸現這些特殊性，從而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看待他們。這是因為，當一部作品的外國性存在時，當它證明了它的生命力和原創性時，這個外國性產生的原因不必非得歸結為作品的語言來源或遙遠的地理背景，而是更多地源於作家表達手法的獨特性：作家在他自己發明的、聽他支配的眾多層面上操作。（37）

正是因為國家文學（熟悉的）與外國文學（從奇怪 「étrange」到外國 「étranger」）並非截然相對的概念，檢視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接受過程將有助我們理解兩種文學對照和比較之中如何帶來互相啟發、補足的可能。法國讀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接納，將為後者提供文化審視的距離，讓中國當代作家更能借助他者的位置重新認識自身在語言、地理文化及異國風情以外形式和表達方法上的特點。相對而言，來自遠方的、由「不同的文學」（包括香港文學）所構成異常複雜的中國當代文學，當它接觸、靠近、進入另一個歐洲的文化群體，同樣能為法國文化帶來衝擊，豐富法國文學自身發展的獨特性（singularité）和奇異性（l’étrangeté）。

德、法學者通過翻譯和研究香港詩人也斯的著作，一方面重新審視香港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關係，遙遙呼應以「香港作為方法」的角度探討重構中國文學以至世界文學的可能；（38）另一方面，他們亦同時反思當代德國詩學與法國文學的發展，並對西方漢學家及香港文學研究者「局外人」的位置進行逆向的思考。正如顧彬所言，「梁秉鈞並不是一個傳播純粹中國性的民族主義者，他也不是將西方文明妖魔化的後殖民主義者，他是一個越界者，並且他知道不同的文明的高點和低點，並在尋求中西方的交匯對話。在這方面來說，他不是一個人在冒險，他是香港有志於此的藝術家群中的一員。這就說明了為甚麼我們對香港這個港口城市的文化和文學值得進一步深入瞭解。」（39）

研究者和詩人縱使並非走在相同的思考軌迹上，但他們互有差異、針鋒相對卻又互相補足的觀點，正構成跨文化對話之中獨有的「東西集」。

【註】：

（1）      梁秉鈞：〈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東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頁170

（2）      《東西》法譯詩集的出版配合了2006年夏天也斯在法國南部沙河慈修道院（Monastère de Saorge）舉辦詩與攝影展覽。作品則選自《食事地域誌》（1997）、《東西》（2000）、《亞洲的滋味》（2004）和〈蓮葉〉組詩（1985～2005）

（3）      Leung Ping-kwan, De ci de là des choses, trans. Annie Curien, images of  Lee Ka-sing（Paris: You-Feng, 2006）, Quatrième de couverture: “En chinois, le caractère « dong »（東）signifie « est », et le caractère « xi » （西） « ouest », mais l’expression « dongxi »（東西）qui les réunit signifie « choses ». Dans la postface de son recueil Dongxi, Leung Ping-kwan écrit : « J’ai découvert qu’il n’existe pas seulement un « est » et un « ouest », mais nombre d’« est » et d’« ouest », et les multiples choses qui se créent dans ces rencontres diverses m’intéressent. » ”本文內外文引文若未註明中譯出處，即為筆者自譯

（4）      居里安所引也斯文章的原文為：「我逐漸發覺不是有一個西方與東方，而是有許許多多互相混雜產生的東西。」梁秉鈞：〈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東西》，頁170。比較中可見法文翻譯包括了譯者個人闡述的部分

（5）      Leung Ping-kwan, Von Politik und den Früchten des Feldes, Gedichte, trans. Wolfgang Kubin, Berlin: DAAD, Berliner Künstlerprogramm, 2000.

（6）      Wolfgang Kubin, “Der Dichter der Welt. Nachwort,” in Leung Ping-kwan, Von Politik und den Früchten des Feldes, Gedichte, p. 71.

（7）      論者曾經從不同角度闡述「東西」一題：「東西」歧義裡，人與物往復循環的情感積累和自我調整（奚密：〈「鴻飛那復計東西」：讀梁秉鈞的《東西》〉，《香港文學》，207（2002），頁43～47）；東西文化交滙中食物和人物的文化互用、互相鑑照、自況與自我審視等「若干種讀法」（葉輝：〈《東西》若干種讀法〉，《文學世紀》，6（2000），頁23～27）；東西方從地理引發生活經驗和思想觀念的遷徙、移民與放逐（陳智德：〈遷徙、移民與放逐――梁秉鈞《東西》選讀 〉，《信報》，2000年9月9日，頁24）；又或配合翻譯解說「東西」詠物詠人，探討東西歐、東西柏林以至東西方「因距離與隔閡產生的交往過程」（江濤：〈《東西》之辯――讀梁秉鈞詩集《東西》〉，《百家文學雜誌》，11（2010），頁49～56）

（8）      梁秉鈞：〈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東西》，頁169、171

（9）      參考“Wolfgang Kubin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Deutsche Welle Interview （http://zonaeuropa.com/culture/c20061214_1.htm）, downloaded on 9 August 2020;〈德國漢學家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重慶晨報》（重慶），2006年12月11日，第14版

（10）    Wolfgang Kubin, “The Language of Poetry,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World Poetry and World Language,”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1.2 (2011), p. 32.

（11）    Wolfgang Kubin, “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Leung Ping-kwan, Amanda Hsu and Lee Hoi-lam (eds.), Hong Kong Urban Culture & Urban Litera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Story Association, 2009), pp. 37, 39, 41, 48, 50-51.

（12）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ed.), Museum der modernen Poes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0；Harald Hartung (ed.), Luftfracht: Internationale Poesie 1940 bis 1990, Frankfurt am Main: Eichborn, 1991；Joachim Sartorius (ed.), Atlas der neuen Poesie,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96.

（13）    參考第十七屆柏林詩歌節（17. Poesiefestival Berlin）開幕活動「世界聲音：詩歌之夜」的介紹。“Weltklang – Nacht der poesie,” in Haus für poesie (http://www.haus-fuer-poesie.org/en/literaturwerkstatt-berlin/events/current-events/weltklang-nacht-der-poesie4), downloaded on 9 August 2020.

（14）    梁秉鈞：〈蓮霧〉，《東西》，頁2～3

（15）    詩中強調作為外國人的「他」在日本無法分辨「鰻魚和穴子」。「鰻」（Unagi）是淡水生的，跟「穴子」（Anago）不同，不過在香港一般統稱做「鰻魚」。見梁秉鈞：〈都怪那東京的酒保〉，《東西》，頁17

（16）    梁秉鈞：〈柏林的地址〉，《東西》，頁58～59

（17）    也斯：〈無家的詩與攝影〉，《娜移》2.2期「公眾Vs. 影像」專號（香港：1993），頁3

（18）    Wolfgang Kubin, “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 pp. 39-41, 50-52.

（19）    Johann Peter Eckermann, Gespräche mit Goethe, 1835; recited in Fritz Strich, Goethe and World Literature, trans. C. A. M. SY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49), p. 349.

（20）    Charles Eliot Norton (trans. and ed.), “Dedication and Introduction by Goethe to the Translation of Carlyle’s Life of Schiller” (1830),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oethe and Carlyl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887), p. 301. 中譯參考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著，陳宗顯譯：〈世界文學〉，《歌德散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307

（21）    Antoine Berman,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p. 87.

（22）    Wolfgang Kubin, “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 pp. 38, 49.

（23）    也斯主要以英語翻譯自身創作，除下文提及的《形象香港》詩集以外，還包括小說（如〈超越與傳真機〉）和散文（如〈蘭桂坊的憂鬱〉）的翻譯。詳見許旭筠主編：《香港文學外譯書目》（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中心，2011），頁76～86

（24）    梁秉鈞著，歌頓．奧城、梁秉鈞譯：《形象香港――梁秉鈞詩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2初版，2012年再版

（25）    梁秉鈞：〈有關翻譯的通信〉，《東西》，頁152～153

（26）    《文化評論》編輯組整理：〈座談跨文化――形象香港：與梁秉鈞對談〉，《文化評論》，1（香港：1993），頁54、57～58

（27）    Annie Curien, “Approache de la littérature de Hong Kong,” in Annie Curien and Francis Mizio (eds.), Hong Kong, approches littéraires, pp. 16-20; Annie Curien, “Intersections: A Translator’s Thought on Hong Kong Literature,”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Special Issue on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in a Global Context,” 6.2 & 7.1 (2005), pp. 44. 值得注意的是，居里安對香港文學的研究，並未包括香港作家的英語或其他外語著作

（28）    梁秉鈞：〈重畫地圖〉，《遊離的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125～126

（29）    1978年也斯遠赴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攻讀比較文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為《抗衡的美學：中國新詩中的現代主義（1936～1949）》（Aesthetics of Opposition: A Study of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ets, 1936-1949），專研中國新詩與西方現代主義之關係，其中包括戴望舒、穆旦、馮至、卞之琳、鄭敏、陳敬容、辛笛等詩人的作品

（30）    梁秉鈞：〈重畫地圖〉，《遊離的詩》，頁125

（31）    梁秉鈞：〈錢納利繪畫濠江漁女〉、〈鄭觀應在大屋寫作《盛世危言》〉、〈詩人庇山耶蜷睡在一張澳門的牀上〉、〈吳歷在灣畔寫畫〉，《東西》，頁28～36；〈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頁168～169

（32）    Annie Curien, “Connaissance et re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in Muriel Détrie (ed.), France-Asie, 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 (Paris: You Feng, 2001), p. 57；安妮．居里安著，施康強譯：〈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收入《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263。文章作者自註說明論文初稿於1988年3月28日巴黎第三大學和第八大學聯合舉辦之「遠東文學：翻譯、傳播、接受」研討會上宣讀，1998年再加以修訂。文章先於1999年發表了中譯本，法文原文則於2001年出版

（33）    趙毅衡：〈一個迫使我們注視的世界現象――中國血統作家用外語寫作〉，《文藝報》（北京），2008年2月26日，第3版

（34）    Yves Chevrel, “Que sais-je?,”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Paris: PUF, 1989), p. 11; Annie Curien, “Connaissance et re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pp. 67-68.

（35）    石靜遠以新加坡為例說明離散語境下華人學習母語的特殊情況，也提及作為前英國殖民地、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在2010年曾發生捍衛粵語的遊行抗議。參考Tsu Jing,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3.

（36）    居里安引用捷克裔法國學者華森—耶霍華的說法，參考Hana Voisine-Jechova, “Peut-on choisir sa langu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Le choix d’une autre langue, 69.1 (1995), pp. 6-7；安妮．居里安，〈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頁276

（37）    Annie Curien, “Connaissance et re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pp. 67-68；安妮．居里安，〈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認同〉，頁276

（38）    近年香港文化研究者參考竹內好的「作為方法的亞細亞」（《亞洲主義》，1963）、陳光興的「亞洲作為方法」（《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2006）、溝口雄三的「作為方法的中國」（《作為方法的中國》，2011）等論述，嘗試提出「香港作為方法」的說法。有關論述仍在建構過程之中，當中強調以香港自身的多元中心、本土性和全球化並行不悖等觀點。參考陳冠中：〈香港作為方法――都市神韻〉，《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頁47；朱耀偉：〈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關於「香港論述」的可能性〉，《二十一世紀》，147（香港：2015），頁48～63

（39）    Wolfgang Kubin, “Why Deal with Hong Kong Literature?,”

p. 44；中譯參考頁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