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 文：憶於梨華

2012年冬天，我在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訪學三四個月之後，有一天接到於梨華老師發來的一封郵件，告訴我半個月以後她會從寒冷的馬里蘭到舊金山來過冬，郵件中她給了我一個地址和一個電話，電話是她的個人電話，地址是斯坦福所在地帕拉奧托小城她一個朋友的家。在這封郵件之前，我與於老師大概通了三四封郵件，郵箱地址是她多年前回寧波時留給一位採訪過她的記者的，朋友知道我想尋訪於梨華，輾轉得來轉我。擔心錯過碰面機會，我在地圖搜索她告訴我的地址，發現就在離我的住地大約十五分鐘騎行的一個住宅區。那時我住在帕拉奧托城路易士街一位台灣老太太的房子裡，那一帶住了很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台灣到美國的各種身份的台灣人，每到週末常有年屆八旬的老太太到我寄居的住處，和房東一起在客廳裡聚會唱歌聊天。那一帶的路和房子都差不多模樣，幾橫幾豎井字形排列，但很容易迷路。提前三四天，去便利店買東西的路上我拐到那一條路上找到郵件裡告知的門牌號碼，熟悉了周邊的路標和大致環境，終於放心了。碰面那天，我敲門後，她的作家朋友給我開了門，隨後聽她這位作家朋友說了一些她自己的豐富精彩的故事，當時有點錯愕，後來回過神來其實她們和我的房東老太太一樣，都帶着不同的故事來美國。於老師在客廳笑着迎接我，對她朋友介紹說，這位是茹文，從我家鄉大學來的小朋友。那天我們隨意聊了個把小時，她們得知我剛好在四十門檻上下，八十歲上下的一對老朋友就互相幫助回憶對方四十歲的時候在做甚麼。「你現在是最好的年紀，一定要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於老師大聲對我反覆說了幾次的這句話，留下了那天上午最深刻的印象，也感覺到了她們八十回看四十的喜悅。我們一起去附近的中國餐館吃了中飯，午飯後她和朋友要出門去一個在家裡幫人燙頭髮的中國人那裡做頭髮，她說在東岸中國朋友不多，找到合適的人燙頭髮更不容易。於是於老師約定時間讓去她的住處玩，我們就分開了。

隔天我如約去她的住處，她的住處離我有一點距離，離舊金山城區比較近了，有位朋友開車載我去，記得是在一個有點坡度的小山坡上。我找了一圈，終於找到門牌號碼，敲了半天門，沒人應答，正發愁時，於老師在旁邊入戶院子的小木門邊喊我，原來是朋友幫她短租了一戶美國家庭在正屋旁另建的小院，不容易找。走進去倒滿屋陽光，屋前有個長滿各種果樹和果實的小院子，記得我順路買了一大罐花生帶去，是那種去了紅色外衣的純花生，她說她非常喜歡吃花生，就着茶和花生，我們坐在陽光下聊了一整天，直到夕陽西下才起身告別。那一次算是於老師與我的第一次碰面，卻彷彿早就熟悉和彼此喜歡，彷彿存在着無需說出來的默契心意，我們肯定還會再見面的。

2013年初夏，我已回國，我和於老師又見面了。這一次是八十二歲的她帶着兒子、外孫女、孫子和孫女一起回到寧波，兒子和四個混血孫輩都是第一次回國，有個中意混血的外孫女大一些，已經大學畢業等待工作，其餘兩位還在讀高中，最小的一個孫子還在讀小學。那次回來，她一是帶兒孫們回來看看從未到過的故鄉，另一件事是落實她在家鄉設立青年文學獎的計劃。在她住處的那次見面，我們天南海北隨意聊，八十多歲的老人了，灑脫快樂，天真可愛，一點心理負擔也沒有。說到八十年前出生在上海，十八歲上下突然離開大陸，戰亂年代的奔波、辛苦和失業離亂，在異國他鄉的奮鬥、飄零和孤獨邊緣，她突然哽咽落下淚，「我們這代人在美國只能落葉，不能歸根」。我當時嚇了一跳，一個走過天南海北經歷人生風霜雪雨的老人說哭就哭，感覺到她爽朗活潑的外表之下深藏着的柔情和真意，當時就有點被打動了。人與人之間就是這樣，可能幾十句聊天都是廢話，但只要有一句互相理解，就心意接通了。於是就聊到或許在離開了的故鄉做點甚麼留下來，聊到或許可以設立一個文學獎促進故鄉青年作家的寫作進步。

從美國回來後，我立刻着手聯繫，碰到熱心人，也碰到疑心人，雖有推進，總沒有着落，碰到具體經辦的幾個人，有的幫忙出力，有的讓人費力，事情在不同環節有所進展，中間擱了幾次淺，終究沒有確定下來，我感覺有點前路茫然了，也把這情況都跟於老師如實說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大概六月初，一連下了十來天潮濕霉敗的黃梅雨的季節，於老師帶着兒孫們回到了寧波，那一年她八十二歲了，但依舊很精神，走路飛快，思路清晰，一點沒有進入暮年的老人樣。她回來後，一切進展就很順利了，一位有魄力的文化部門主要領導和於老師碰了面，聚了餐，聊天中她對於老師的為人性格和設獎目的就比較放心了，另一位和於老師同畢業於鎮海中學的鄉賢朋友嚴國榮先生共同出資，遂共同確定於2014年啟動「於梨華青年文學獎」在寧波大市範圍內的評選。事情就這麼確定了，也同時約定了於老師2014年再回寧波給文學獎頒發首獎。

2013年夏那一次回來，於老師受到寧波大學邀請，帶着兒子和孫輩們去學校演講，受到學校的高規格接待，受到師生們的熱烈歡迎，在學校最高講壇作了「我的文學道路」的主題演講。她在美國長大的孫輩們似乎從另一個角度認識和理解了平時和他們說英文的祖母。送他們回酒店的路上，下着瓢潑大雨，汽車的雨刮器急速滑動奮力，經過一片湖，湖邊有片安靜美麗的住宅，看得到從牆頭伸出的嬌艷的薔薇花，她已四十多歲的優秀出色的醫生長子孫先生一直很沉默，突然輕輕地說了一句：這地方很漂亮，以前不知道我母親為甚麼要寫作，也不知道我母親為甚麼要回國。我微笑沒有答話，人世間精神層面的互相理解是這樣困難，即便是在有血緣關係的母子之間也非易事，好在理解終於部分地達成了，八十二歲的於老師以她的行動首先伸出了尋求理解的手，她帶着兒孫們回到她出生的地方。

和於老師最後一次碰面是2014年10月間了，她回來為首屆「於梨華青年文學獎」頒獎，那一次相處時間比較長，差不多前後一週時間朝夕相處。她是轉道台灣和他的弟弟於幼華一起回來的，作為家中長女，她一直護𧙗弟弟妹妹們長大。她給我看的小時候的一張照片中，大不了多少的於老師理着男孩子樣式的短頭髮，抱着一個小一點的弟弟，彷彿是一個人生寫照，多年來她在家庭中一直是照顧者和領跑人。去國離鄉五十載，再回故鄉，姐弟都已白頭，但都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幽默開朗的弟弟還不時開玩笑打趣老姐姐逗她開心。從寧波城區驅車一個小時，一起重回當年抗戰時坐在挑夫的竹籃子裡的漫漫回鄉黃沙路。北侖小港大契頭的老屋都已被拆除，於家姐弟只在鎮政府的櫥窗裡認出了作為鄉賢榮耀的自己的照片。那一次頒獎典禮留下了於老師神采飛揚的歷史瞬間，寧波各報刊都派出了採訪記者，她穿着帥氣的藍西裝，戴着白珍珠項鍊，眼睛裡閃耀着智慧和親切的亮光，完全不像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侃侃回答着記者和青年作者們的問題，和他們隨意輕鬆交流，很多家鄉人也是在這一次頒獎活動中深切認識了作為家鄉驕傲的於梨華。她回母校寧波鎮海中學和月湖畔的寧波二中都看了，母校的孩子們都很開心和校史館裡的名作家見了面。首獎得主是小說家張忌，他是唯一一位得到於老師親自頒獎的人。回頭來看，那次回鄉頒獎，是於老師餘生中最閃亮的高光時刻，也是她留給這個世界最美麗的文學動作。

數次碰面聊天，我對於老師告訴我的三件事印象深刻。第一件事，那時她剛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新聞系畢業不久，跟從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畢業的孫先生結了婚，搬到東岸的麻省理工學院所在地波士頓工作，年輕夫婦初創家業又要養育孩子，未來的科學家孫先生偶爾利用閒暇時間上門推銷一種新型的家庭清潔用品。「白人家庭打開門一看到中國人的臉，問都不問是甚麼事，立刻把門砰的一聲關上，門外敲門人的鼻子幾乎被門撞塌下去」。於老師說這段話時平靜而冷靜的聲音至今很清晰。第二件事，在舊金山附近她的臨時住處碰面時，她告訴我，我打給她電話的那個電話號碼，她已經有一陣子沒用了，這個手機裡儲存着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後很多朋友發來的慰問信息。她說我一打電話給她，這些信息就都跑出來喚醒回憶了。「我怕勾起傷心回憶，已經有很久沒動這個手機了。」她在五十歲時主動結束了第一段婚姻，這為她招來一些是非和非議，也引來羨慕和崇拜，很多五十歲的女人即便過得不幸福也就計劃在平淡的養老生活中打發餘生了。不管別人如何看待和評價，她後面的四十年過得很幸福，而這一切的主動終結者是於梨華，她改寫了男人拋棄女人挽留的老套模式，這種氣魄是屬於於梨華的。第二任丈夫曾擔任紐約大學奧本尼分校校長，是美國法律界數一數二的法學專家，於老師回憶和他在一起度過的時光嘴角都是上揚的。她自己是強者，要找到她可崇拜的人才愛得起來，也愛得很深很認真。第三件事，是她回國頒獎時，寧波電視台安排了記者全程跟拍，又安排了一上午的專訪，後來著名紀錄片撰稿人孫武軍老師組織製作成兩集紀錄片《又見於梨華》在《江南話語》播放。「那時我們在紐約，常常在週末舉行酒會，邀請一些朋友到家中來聚會，邀請來的朋友有在教育界和法律界已很有名的白人朋友，他們聚在一起聊天，我能融入他們一起玩，也會常常走到一邊，彷彿變成一個完全和他們無關的從中國來的人，冷眼觀察他們，也冷眼觀察我自己。」她對着攝影機鏡頭歪着頭模擬着冷眼旁觀的神色，很俏皮也很嚴肅。即便和校長結了婚，即便在紐約熱鬧的交際圈，她始終沒有丟掉她自己，她一直不忘確立她自己。

於梨華1949年從台中女中畢業後考入台灣大學外文系，隔年轉入歷史系，1953年畢業。畢業後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英文系就讀，後轉入新聞系，1956年獲新聞學碩士學位。大學就讀期間其創作於夏濟安《文學雜誌》《自由中國》《現代文學》等刊物發表。1968年起她執教於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教授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報刊雜誌選讀等課程直到退休。從求學時代到結束職業生涯，於梨華的大部分時間和人生經歷都是在校園裡度過的。作為一個作家，美國大學任教職業經歷一方面使她深入瞭解和介入在美華人知識分子的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她自己本身就是留美知識群體的一個部分，全情投入、錯綜複雜而又峰迴路轉的生活難以預料地成了創作素材的來源。大學教師的身份也使她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和將中國現代文學介紹給西方讀者的橋樑角色。約1970年左右，她曾邀請張愛玲到紐約州立大學作《西方之異域情調：從哈葛德講起》，她在州大開的課英譯中國現代小說中有《北地胭脂》等張愛玲的作品，七十年代現代作家的英譯本不好找，因為還沒有沉澱，未被寫進歷史，就是處於進行時中的同時代作家，最後張愛玲將通過經紀人到英國購買的《北地胭脂》轉贈給她用於課堂教學。張愛玲和於梨華的通信持續到1971年底，於梨華把這一段交往寫成了散文〈來也匆匆――憶張愛玲〉，「記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暗灰薄呢窄裙洋裝，長頸上繫了條紫紅絲巾。可不是胡亂搭在那裡，而是巧妙地協調衣服的色澤及頸子的細長。」獨一無二的模樣、講座到點就結束一分鐘都不拖、喝冰激淋蘇打時的那種如孩童獲得玩具時的開心和專注，為今日讀者留下了1971以後進入半隱居生活的張愛玲最後的文字影像。於梨華在教授英譯中國現代文學的職業生涯中，通過翻譯、講學、交遊和各種文化活動，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她和其他從台灣到美國留學的同時代知識者一起完成了將中國現代文學介紹給西方的歷史任務。這歷史一幕中有於梨華活躍而清晰的身影。

和那時一起從台灣出去的一般留學生唯洋是崇但求成功不同，於梨華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主見和判斷力，對客居他鄉輕視自我的傾向保持了足夠的警惕。

知世故而不世故、世事洞明又保持了稚童般的無邪、一生都保持求真的勇氣和俠氣是於梨華區別於一般女性、也區別於一般女作家的特別之處。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學生追隨留美熱潮、以能融入西方社會獲得優越物質生活的盲信中，於梨華從她的青年時代起就一直保持了對自我迷失的警惕、對保存自我的清醒、對精神和理想的獨立探索和持續追問。

1967年問世的代表作《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她的自身個性和時代問題共同作用的一個結果。小說中的人物牟天磊，去美國之前還朝氣蓬勃、倔強，甚至有點野，十年後卻變成了另一個人，獨打天下的留學生活使他心靈蒼老，帶着一顆空茫的心，回到台灣尋找安慰和寄託，看到深深紥根的棕櫚樹，他忽然醒悟，意識到自己是「無根的一代」。失去真正可依託的自我、個性、文化身份和人生理想，是寂寞和苦惱的總根源。2000年於梨華曾寫下另一篇散文〈三十五年後的牟天磊〉：「在向晚的夕陽裡，在遠離市區喧囂的郊區裡，在陽台上一片由他精心佈置而綠意盎然的竹影裡，他問自己，如果他有選擇，他是否願意晚來，十年，廿年，卅年，做個九十年代的留學生，甚至，千禧年的，不用為一個博士學位、一個永久教席，苦讀苦掙，用不着被無根的苦惱打擾，用不着被異鄉人的寂寞日夜包圍，用不着在無眠的夜裡，驚恐地問自己，我是誰？中國人？美國人？東南西北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被物質主義和功利精神包圍的世界裡，人們忙得根本沒有時間追問虛無縹緲的有根無根的問題，這是新一代留學生的新問題。2000年的於梨華已近七十，很多同時代的女作家多已擱筆，她依舊在思考新一代留學生新出現的精神症候。她從來就不是只關心和思考小我的人，「她在下筆之際常帶一股豪氣，和一種身在海外心存故國的充沛的民族感，在女作家中，她是少數能免於脂粉氣和閨怨腔中的一位」，她台大的老同學余光中是理解她理解她的作品的。

確實，她的身上有一股俠氣和真氣，夾槍帶棒，風風火火，偶有傷及無辜，細膩的人難免被她所傷，她自己卻常不察覺。沒有這股俠氣和真氣，於梨華就不是她自己，也就不能寫作，她的為人和為文是完全一致的。想起一件小事。那天她從寧波大學演講完成後，學校送給她一個水晶玻璃製作的演講者紀念品，紀念品很漂亮，也有一點重量，她的兒子孫先生一路幫她拿着，回到酒店後，孫先生大概覺得玻璃品重又易碎，所以就想帶回自己房間幫她保管。走過她房間時，於老師喊住他：麻煩幫我把那個獎盃拿過來。她兒子略愣一下，我也愣了一下，心想兒子說不定有點心理受傷了。他兒子回身就把獎盃拿過來給她了，這樣的事情大概他早已習慣，她母親一貫這樣獨立灑脫的個性，到老了還是完完整整真真切切一個人，不喜歡裝小女人，不喜歡示弱得到照顧和幫助。旅居美國七十餘載，見過不同人，做過不同事，她常自嘲自己五英尺不到一個小矮人，卻能做很多別人不能做的事，於美東美西間輾轉流徙，於太平洋兩岸奔忙交流，她的文化人格兼具東西方特點，一方面愛護親友，報效桑梓，重情重義；另一方面獨立自主，珍惜時間，盡最大可能發揮和實現自我價值，不加掩飾，毫不含糊。

2016年元旦前後，我曾給於老師寄去一份郵包，裡面有她為製作紀錄片寄給我的各時期照片，隨照片一同寄去的還有一條紅色的雙面羊絨圍巾。大概過了半年，她回郵件給我說只收到照片沒收到圍巾，心下甚遺憾，但也沒去查，有些遺憾是天注定。得知那一年她動了手術，以前喜愛的游泳和網球都不能繼續了，逐漸感覺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常，為不打擾她，聯絡就逐漸減少了，唯祝願她平安健康。我與於老師的最後一次聯絡是在2018年的10月至12月間，寧波文學週開幕式希望播放一段於老師對於「於梨華青年文學獎」的寄語，作協讓我聯繫錄一段視頻。為湊她的時間，我一般是在晚上十點至十一點打電話過去，大約是她吃過早餐的休息時間，我們過去通電話常常是這個時間，已經形成了默契。2018年這一次的電話打過去，我說很多遍她才聽明白我的名字，有時候電話打過去沒有人接，我估計她在家中但聽不到電話鈴音，她的聽力大大衰退了。有一次她的聽力發揮很好，聽清楚我的意思，並且告訴我她兒子將於12月1日從芝加哥到東岸來開會，會來看望她，可以為她錄製一段視頻發給我。最終孫先生傳來了這段錄影，這是於老師在文學週上對青年作家說話的最後一段錄影，於老師看起來頭髮都白了，人也衰老了很多，畢竟歲月不饒人，但眼睛依然很有神，聲音很清亮：就希望你們不服輸，一定寫下去，一直寫下去。

現在，於老師已經離開我們了。我一直不敢相信這個事實，在我心中，身體和精神都超強大的於老師是能活百歲的。人世無常，世事難料，是句俗套老話，卻是殘酷的真話，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於梨華的一生，對人們怎麼說她怎麼評她並不怎麼在乎，她為人清洌，了無心機，雖有時無心傷人，自己並不是存心，所以別人也不會在意。現在，於老師在人世間能做的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她在家鄉設立的文學獎是她存世時做的最後的最有力的一件事了，對此她應該無憾了。有一年她告訴我，她希望大陸有出版社能出一套她的全集，我也着手幫她聯繫了，她也對朋友說她自己已經在整理作品了，據說台灣出了十二本全集，但我沒有看到過，大陸版的全集尚無出版社接手做，我希望有機會能幫她完成這個未完的心願，了卻對她的這份抱憾和歉意。

人世的事情，只管去做，剩下的交給上帝去評判。現在於老師在睡夢中安詳地去見上帝了，上帝一定愛她，上帝愛每一個孩子，希望每一個孩子開心做自己的主角。不知道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美國的於老師有沒有瞭解過女性主義，有沒有參與過女權運動，我想，即便她甚麼都不知道甚麼都不瞭解，她天生就是個大女主，她一生都是她命運的大女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