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翎：第一次，走進外語的世界

十六歲那年我輟了學，到一所郊區小學任代課老師。半年之後，我進入一家工廠，成為一名車牀操作工。生活枯燥無味，我無所事事，開始把大量的空閒時間用來學習國畫。那時學畫的動機簡單而實際，就是想換一份輕鬆乾淨些的工作，可以坐在溫暖明亮的光線裡，用狼毫描繪出口工藝彩蛋。但是我很快就發現，青春的身體所積蓄的能量，是七個任伯年和四十九個彩蛋也不能完全消耗的。有一天，突如其來的，我想到了學習英文。還要在很多年後，我才會意識到，這個「突如其來」其實並不突然，那是我身體裡一條強壯的神經在經歷了持久的壓抑之後，發出的第一聲吶喊。這個突發的奇想與學習國畫的衝動有着本質的不同，因為其中完全沒有功利目的，我並未想通過它來改善我的生活境遇――上大學、出國留學還是很後來才冒出來的新鮮詞。那時我想學一門外語，僅僅是因為喜歡探索鄉音之外的那個奇異聲音世界，儘管幾年之後我的生活軌迹竟然因此而改道――那其實歸功於世道的突變，與我最初的動機全然無關。

我已經想不起來，我究竟是如何在那個信息極為閉塞的年代裡，弄到一本美國出品香港印製的《英語九百句》的。但我至今清晰地記得那本書的樣子：厚厚的開本，紙質薄如蟬翼，封面已經被無數雙手磨得起了毛邊，許多頁上都留有摺痕。每天夜裡我都會躲在被窩裡，用被子蒙着頭，把收音機調到最小的音量，悄悄地收聽「美國之音」，跟隨一個叫何麗達的女人，一課又一課地學習《英語九百句》。

每一次聽完何麗達，我都會小心翼翼地把收音機調回到大家都收聽的新聞台。有一天我實在太睏了，竟然忘了此事。第二天一位鄰居過來串門，隨意打開我放在桌子上的收音機。還沒聽完第一個句子，他已面色驟變。我和他同時去搶奪那個旋鈕，他比我快了一秒鐘。啪嗒一聲，世界陷入沉寂，我們幾乎可以聽得見彼此腦子中急遽地行走着的思緒。

後來他甚麼也沒說，毫無表情地起身離去。在那以後的幾個月裡，任何一聲尋常的叩門都可以讓我從櫈子或牀上驚跳起來。最終甚麼也沒有發生，只是我們在院子裡相遇時，再也無法坦然直視彼此的眼睛。

在我的好奇心綻開的第一條裂縫裡，何麗達第一個鑽了進來。在她之後，縫就大了，緊接着鑽進來各式各樣的人。之後的兩三年之中，我像一隻無頭蒼蠅，滿城嗡嗡亂飛，嗅聞找尋着任何一個可以面對面教授我英文的師長。我驚詫地發現，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城裡，竟然聚集着如此一群奇人，有曾在教會學校任教的教書先生，有前聯合國的退休職員，有因荒誕的原因被發配到小城的學究，有閒散於正式職業之外的私人授課老師……我拜在他們的門下，貪婪地如飢似渴地掏取着點點滴滴的英文知識。我很快發現了他們之間的共性：他們的英文長着一顆碩大的邏輯腦瓜子，可以無比清晰地解析一個句子的成分，挑出主語謂語直接賓語間接賓語狀語定語；或從一長段文字中準確無誤地演繹出有關動詞變位從句複句種類等等的句法語法結論。他們的英文不僅長着一顆邏輯腦袋，也長着一雙明慧的眼睛，可以一目十行地行走在書頁之中。可是他們的英文沒長耳朵和嘴巴，患了某種程度的聾啞症。

我跟在他們身邊，學到了全套後來大派用場的語法知識。當我在聾啞的英文巷道裡磕磕碰碰地行走了幾年之後，我遇上了一位奇異的上海女子。這位女子姓周，畢業於北大西語系英文專業──僅僅這個背景在我們那樣的小城裡就已經戴上了某種光環。她跟隨被劃為右派的丈夫，來到婆家落戶，靠私下教授學生自謀生路。我每週三次風雨無阻地騎着自行車到她家中聽課。在這裡我使用了「聽」這個字，並非隨意或跟從慣例，我是另有所指，因為她授課的重點在訓練口語。我們（我和她的其他學生）繞着她坐成黑壓壓的一圈，聽她給我們講述各種各樣在當時的英文教材中從未出現過的新奇故事。我們的聽力神經扯得很緊，緊得像一張滿弓，因為兩遍之後，我們就得按照她的要求挨個重述那個故事。她的評判標準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看我們是否聽懂並記住了諸如時間地點人物之類的關鍵信息，另一方面是看我們使用的詞句和語法是否正確合宜。就這樣，我們用自己漏洞百出的破英文句子糟踐着她的好故事，一個又一個，一次又一次，每重述完一個故事，常常已是一臉一身的汗水。漸漸的，那堵擋在我們跟前的黑牆裂開了口子，那些口子四周長着裂紋，裂縫如蘿藤一樣延伸交纏。終於有一天，所有的口子都竄通成一氣，牆轟然倒塌，我們走到了牆的那邊。我們發現我們的英文不再僅僅是腦袋和眼睛，它也成了耳朵和嘴巴。它還是腳，領着我們走入他人的世界。它甚至還是手，帶我們叩開靈魂和靈魂之間的那扇門。

周老師雖然靠私授學生維生，但她並不濫收學生。她衡量一個學生是否可教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看這個學生的中文功底如何。她認為中文底子厚實的學生，外語水平的提升只在時日。在她的信念裡，母語是一切語言賴以衍生的根基，而任何一門外語，都不過是母語根基之上抽出的一條枝椏，結出的一枚果實。根若厚實，枝必繁茂；而根若淺薄，枝必萎靡。很多年後，我在海外偶然看到了徐志摩張愛玲的英文日記和隨筆，不禁為他們在第二語言敘事中閃爍出的燦燦才華和機智幽默所折服，那時我才幡然醒悟：這兩位並未經受過系統英語文學訓練的大家，之所以能在非母語敘事中開出如此繁茂的花朵，着實得益於他們龐大精深的母語根系。我至此才真正理解了周老師當年如此關注我們語文功底的深邃用意。

1979年，我用這樣東鱗西爪地學來的英文，叩開了復旦大學外文系英美語言文學專業的大門。我把我的英文比喻成一件百衲衣，每一個在我求學過程裡與我相遇的老師，都在那件衣服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我早已分不清哪一塊布頭來自何麗達，哪一片針腳來自前聯合國職員或前教會學校教書先生，哪一條鎖邊來自周老師……我穿着這樣一件百衲衣行走在第二語言的大觀園裡，感覺自卑，也感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