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玲瑤：追求有特色的寫作

在海外書寫，女作家特別多，因為這行業無法養家活口，煮字不能療飢，初到國外有些人要等經濟穩定後才寫，也因此許多人錯過了八十年代文壇上的Good Old Days。那時一篇文章出來，大家都讀都收藏，報上標明寄自美國，似乎遠方的事物更有令人長見識的吸引力，出書有版稅可拿，書也好賣，尤其是有特色的書，一般來說可以得到廣大迴響。

海外最大報刊《世界日報》在這方面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提供發表的園地。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從《世界日報》創刊起就寫，因為讀者的捧場，報社為我開闢一個個專欄。我體認寫作的藝術造詣除了求精，還要求妙，先深化自己的思考，才能在作品中放進有價值的內容。學着梁實秋說的寫作是一種紀律discipline，不只是靠靈感，還要有規範戒律，有點苦行僧的修行，在文學的路上「匍匐」前進四十多年，出版過五十幾本書。

早期海外書寫有其優勢，移民作家有更多國際視角，可以用雙語去閱讀，吸取豐富營養。在美國生活這麼多年，我深深愛上老美的幽默感，人間事，儘管坎坷不如意，以諧趣切入，顯得寬厚溫暖，成了我寫作的特色。尤其這個國家非常強調幽默的重要，不幽默無以為歡。認為幽默是一種正向能量，生活的必要，一種修養作為，厚積薄發知識纍積的機智，為人處事良方，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幽默快樂能讓人達到：「活得好，笑得開，愛得多的境界Live well，Laugh often，and Love much」。

學習幽默對我成為一個重要課題，要「樂觀一切，笑看人生」，要樂觀得像茶壺，屁股燒紅了嘴巴還要唱歌。《美國獨立宣言》宣稱人有追求快樂的權利。我們的先聖先賢不講快樂，而講倫理道德，講吃苦，我們失落了天真無邪，已經不知如何不帶負擔地快樂。我們一直被教：「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有人吃了一輩子苦，還是普通人。

王爾德說：「快樂是唯一值得活的事Pleasure is the only thing to live for。」人生中人人都有Trouble，一直去煩惱就Make it Double。一個人再有成就再有錢，如果不快樂不懂幽默，也是白活。太嚴肅是一種疾病，嚴肅所帶來的傷害就像輻射塵一樣，也許看不見，但是存在，時間久了災害就出現。心理學家巴夫洛夫說：「快樂是養生的唯一秘訣。」人生能有幾個秋，不樂不罷休，愁情煩事不放心頭。

憑着這個理念，我寫文章試着學習用幽默來表達，不斷在文字中製造驚奇亮點，苦心錘煉，為推廣正向健康的快樂人生努力，幽默是一種技巧，能為文學藝術帶來畫龍點睛的。在海外寫作，我這個華裔女作家有着東方的血脈和西方的營養，有着更自由的情懷，任意遨翔於幽默的表達，融會貫通而成一種富有全新特質的文本，更通過自身的移民體驗，多年的敏銳觀察，道出了全球化時代移民作家對故鄉和新國度的思維。

我的《女人的幽默》、《美國孩子中國娘》、《比佛利傳奇》、《明天會更老》、《笑裡藏道》就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來的，出版時屢屢開出紅盤銷售得特別好，粉絲們說我的文章有特色，能一眼認出。其中《美國孩子中國娘》上了《世界日報》暢銷排行榜第一名，寫的是在異國養大孩子過程中，以幽默的文筆寫代溝和文化差異，得到極大的迴響。

大家都傳頌着我孩子學中文的幽默，老師要他用「一直」來造句，他冒出：我一直是個人；發現發明的句子，他說我爸爸發現了我媽媽，發明了我。要孩子整理房間說是舉手之勞？他卻回說一舉手就疲勞，寧願做亂「室」英雄。送葬說成陪葬。口若懸河說成一面說話一面噴口水；言多必失以為是話說多了，噴濕一屋子的人；不茍言笑竟然被解釋成不和狗開玩笑。前功盡棄說是伊麗莎白泰勒，嫁了八次離婚八次，不就是前「公」盡棄了嗎？寡不敵眾說是一個監考老師面對三十個學生，應付不來就成了寡不敵眾。度日如年想成是日子非常好過，每天都像過年一樣。一言九鼎說是媽媽說一句話，他總頂回九句。問老師說開心是很快樂的意思對吧，那關和開是相反詞，關心就是不快樂的意思了？怕遲到很早就出門，說成早早就出家了。老說些美式中文：「我媽媽很短，穿着眼鏡，到飛機場把我撿起來」，「天黑了我爸爸陸陸續續的回來了」，被問有幾個爸爸？老師的頭髮很好看，說成老師的毛很美；「我前天去看電影」，因為搞不清出不出頭，寫成「我前夫去看電影」。

靈感就像出汗，要不停的寫才能寫得好，文字釋放了我，寫作是我對世界的感知與獨特詮釋，雖然文學市場在縮小的時代，讀者得來不易，我的書卻一直受到追捧與鼓勵。《明天會更老》被網路狂傳上億條，被盜用上萬次，寫的是進入高齡社會後的迴響，原文是我在台大校友會杜鵑花之夜演講的講稿，有人把我名字去掉，做成PPT，十多年來熱情不減一直被傳，現在又被改成某企業家在校友會的演講。

海明威談寫作時特別強調：「寫作的技巧，最重要的是要有同情心和幽默感。」許多偉大深刻的作品，不一定以幽默為主旋律，但都少不了以喜劇手法來表達其中的情節，作家哈金也說：「喜劇是作家成熟的標誌」，豁達幽默不僅是寫作方式，更是生活態度。王德威提及張愛玲的幽默說：「她最難學的一面是：庸俗人的喜劇，散文和短篇有自嘲嘲人的幽默。」嚴歌苓一直說自己多年來寫作中的「有趣」，是她寫作的最高指標，因此發現自己性格上有着幽默的潛能。琦君的文章，許多人都用抒情、懷舊、溫柔敦厚來形容，我則喜歡她童心未泯真性情的幽默，她的小說《橘子紅了》被拍成連續劇很受歡迎，她幽默地對我說：「橘子紅了，我沒有紅。」煎個荷包蛋時說：「大漠荒煙起，黃河落日圓。」

他們都是我喜歡的作家榜樣。

如今經歷了讀寫環境的變遷，網路文學顛覆了精英文學，人人都能當作家，文字的傳佈面和反應點越來越分化，見證了文學出版的式微，紙本書的世界日漸縮小，縮小再縮小。不像以前出書是要經過出版社的篩選，讀者的考驗，如今只要自己願意花點錢就能出書，出書的人越來越多，讀書的人越來越少，有些人雖宣稱自己是作家，但文章只停留在「誰寫誰看，寫誰誰看」的心虛。

其實只要有華人的漂泊，就一定還有海外華文寫作，對根的追尋，對母語的眷念，是不會枯竭的。對我而言寫作模糊了現實生活中的創傷，化解成幽默與自嘲，得到的是安慰與補償，所以樂此不疲，自尋桃花源，不卑不亢做自己。相信寫作是一種鍛煉，文字的鍛煉，觀察力、想像力的鍛煉。也相信文學人口是不會完全消失的，雖然在萎縮中，成為小眾，卻是幸運小眾。誠如鼎公所說的：「在外國用中文寫文章，漸漸成為個人的癖好，就像好酒好賭，票友唱戲，你有這個癮，你為她花錢，千金散盡不復返，你為它受苦，衣帶漸寬終不悔。」花開花謝，深深體認因為寫作，使我在異國的日子變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