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謝耶維奇•著：一場敗仗

（白俄羅斯）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著

            　　　　　　　　　         　楊振同．譯

2015年10月8日，瑞典文學院公佈了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白俄羅斯女記者、作家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毫無懸念獲此殊榮，瑞典學院稱讚「她多聲部的書寫，是一座我們這個時代苦難和勇氣的紀念碑。」

國內媒體把瑞典學院的讚辭譯為「她的複調書寫，是對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勇氣的紀念。」這裡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把「polyphonic」譯為「複調」，字面上不算錯，但這是一個音樂術語，而斯韋特蘭娜的作品往往是由許多個人的聲音組成，經過她精心「拼貼」而成，究竟有多少是她自己的東西，就很難說了。基於這種理解，譯者以為譯成「多聲部」比較合適，這樣既突出了其作品多種聲音的特點，同時也傳達出了其中的比喻義。另一個問題是原文中的「monument」一詞，明明是「紀念碑」，比喻義顯而易見，搞不懂為甚麼一定要翻譯成「紀念」。

她非常著名的一部作品是反映蘇軍入侵阿富汗的戰爭，蘇聯士兵死亡慘重的故事。我最早看到的是英譯本，叫「Zinky Boys」。剛讀了一個片段，就已經深深地被震撼了！蘇軍表面上「大獲全勝」，卻是以每年數萬士兵的生命為代價的，多少個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當年僅二十四歲的新寡費盡周折找到丈夫的屍體時，卻發現，這位為國捐軀的英雄滿臉是泥，隨意被扔到一旁，妻子連最後親吻丈夫一口都做不到。讀來感到一股寒氣襲上心頭。

後來見到國內的中譯本譯成了《鋅皮娃娃兵》，總覺得怪怪的。我看到這個名字後，腦子裡聯想到的是安徒生的童話《小錫兵》，而實際上這兩個作品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看了中文題目，我們極可能會把它理解為「鋅皮做的娃娃兵」，如果這樣理解，那就大錯特錯了。看了作品，我們知道（其實從這篇「諾貝爾講座」中也可以看到），這裡的「鋅皮」其實指的是裝阿富汗戰場上陣亡的士兵的棺材，棺材外面包有一層鋅皮。準確地說，這裡的「鋅皮」的確切含義應該是「鋅皮棺材」。這裡的「娃娃兵」乍一看也符合原意，不管在俄文原文，還是在英譯本中都能看得出來，問題是，「娃娃兵」指的是很小很小的孩子，還沒有達到法定入伍年齡的「兵」。但是，阿富汗戰爭中的蘇聯士兵至少也有十八九歲，再說他們是「娃娃兵」，是不是也不太合適？

關於這一點，請讀者關注講座中的這幾句話。「戰爭期間，一切東西轉瞬之間就會化為烏有。人，人的時間，二者都是如此。是的，他們十七八歲就自願上前線了，可是他們並不想殺人。然而——他們卻隨時準備去死。為祖國而死。為史達林而死……」「有人帶我看過飛機場的一個地方，數百口鋅皮棺材放在那裡，在太陽底下閃耀着神秘的光芒。陪同我的那個軍官情不自禁地說：『誰知道呢……我的棺材或許就會放在那裡……他們會把我塞進去……我在這兒到底是為甚麼打仗的呢？』……」「他已經是一個不同的人了，不再是那個我在死人堆兒裡遇到的那個年輕人，那時候他可不想才二十歲就沒了命……」「鋅皮棺材」、「十七八歲」、「才二十歲」：看到這裡，我們還會覺得這些蘇聯士兵是「鋅皮娃娃兵」嗎？

　　　　　　　　　　　　　　　　――譯者

我並不是孤立地站在這領獎台上……我的周圍都是聲音，成百個聲音。這些聲音從我童年時代起就一直伴隨我左右。我在農村長大。小時候，我們喜歡在外面瘋玩兒，但到了晚上，勞累了一天的村婦們就在她們的小屋旁邊放上長板櫈，聚在一起，她們的聲音就像磁鐵一樣把我們吸引了過去。她們這些人哪一個也沒有男人，沒有父親，沒有兄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不記得我們村子裡有男人：戰爭期間，白俄羅斯人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消亡，不是在前線陣亡就是在和游擊隊的戰鬥中死亡。戰後，我們這些孩子們生活在一個女人的世界裡。我最記得的，是那些女人們談到的是愛，而不是死亡。她們常常講到她們所愛的男人們上戰場的頭一天，她們和他們相互道別的情景，她們會談到等着他們歸來，談到她們依然在等着他們。許多年過去了，但她們依然在等着：「我不在乎他是不是沒有了胳膊，沒有了腿，我會揹着他。」沒有胳膊……沒有了腿……我覺得，從孩提時代起我就懂得了愛是甚麼……

下面是我所聽到的大合唱中幾段憂傷的旋律……

第一個聲音：

「你為甚麼要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呢？這件事是那麼的悲哀。我是在戰爭期間遇到我丈夫的。我當時在一個坦克組，我們一路開着坦克直奔柏林。我記得，我們當時站在德國國會大廈附近——他那時候還不是我的丈夫呢——他對我說：『我們結婚吧。我愛你。』我一聽就急壞了——整個戰爭期間我們一直都生活在骯髒的泥土裡和血泊之中。聽到的全是下流話，別的甚麼話都沒有聽到過。我回答說：『先把我變成一個女人再說：給我送鮮花，對我說甜言蜜語那些個廢話。等我退伍了，我要給自己做一件連衣裙。』我當時急得直想揍他。所有這一切他都感受到了。他臉頰的一邊原來給燒傷了，到處都是傷疤，我看見眼淚順着那一塊塊傷疤流淌了下來。『好吧，我嫁給你。』我說。就這麼回事……我都不敢相信我說了那樣的話……我們周圍全是炮灰和爛磚頭塊，一句話——戰爭啊。」

第二個聲音：

「我們住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附近。我當時在一家麵包店上班，在做肉餡餅。我丈夫是個消防隊員。我們剛剛結婚，我們哪怕去商店都會拉着手。反應堆爆炸那天，我丈夫恰好在消防站值班。他們只穿着襯衣，穿着普通的衣服就出警了——核電站發生了爆炸，可是，甚麼特殊的服裝都沒有給他們發。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您知道……他們奮戰一夜，把火撲滅了，卻吸收到大劑量和生命水火不容的核輻射。第二天早上他們就被送上飛機，徑直飛向莫斯科。嚴重的核輻射病……你活不過幾個星期……我丈夫身體很壯實，是個運動健將，他是最後一個死去的。我趕到莫斯科，他們對我說，他在一個特殊的隔離室裡，任何人都不許進去。『可是我愛他呀，』我哀求道，『有當兵的照顧他們。你以為你要去的是甚麼地方呀？』『我愛他。』他們和我爭了起來：『這已經不再是你愛的那個人啦，他是一個需要清除有害物質的物件。你明白了嗎？』我不斷地一遍又一遍對自己說着同樣的話：我愛……我愛……到了夜裡，我爬上防火梯去看他……我要麼就求看大門的人……我給他們錢，這樣他們就對我網開一面了……我沒有拋棄他，直到最後我都和他在一起……他死了幾個月以後，我生下一個小女孩兒，可是她只活了幾天。她……我們談到她就激動不已，是我害了她……是她救了我，她自己把所有的核輻射都吸收了過去。她那麼小……還是個小不點兒呢……可是我愛他們兩個人。愛怎麼能夠扼殺掉呢？愛和死為甚麼離得這麼近？愛和死總是一起到來。誰能說得清呢？在墳前，我雙膝跪了下來……」

第三個聲音：

「我頭一回殺德國人……我只有十歲，游擊隊員們就已經帶着我執行任務了。那時候這個德國兵躺在地上，受傷了……他們要我奪他的手槍。我跑過去，他兩隻手緊緊地攥着手槍，正對着我的臉瞄準。可是他沒能先開槍，我開了槍……

殺個人並沒有嚇着我……戰爭期間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他。很多人都被殺掉了，我們就生活在死人堆兒裡。很多年後我突然之間夢到了那個德國人，把我嚇了一跳。我毫無來由就夢見了他……這同樣的夢我做了一次又一次……我要飛起來，可是他拽着我就是不鬆手。飛到天上了……飛呀，飛呀……他會追上來，我就跟他一起掉下去。我掉進某一個萬丈深淵。或者是我想爬起來……站起來……可是他就是不讓我起來……因為這個傢伙，我就是飛不出去……

同樣的夢……魂牽夢繞鬧了我幾十年……

那樣的夢，我無法講給我的兒子。他那時候還小——我不能講。我給他讀童話故事。我兒子現在長大了——可我還是不能講……」

福樓拜稱自己是一杆人筆，我願意說我是一隻人耳。當我沿着大街走道兒，聽到那隻言片語，那一聲聲感慨的時候，我總是想——有多少部長篇小說都消失了，消失得無影無蹤！消失到黑暗之中。我們一直還沒有能夠捕捉到人的生活中對話的那一面，運用到文學當中去。那一面我們欣賞不到，也不會對它感到驚奇，感到興奮。可是那一面卻使我無比着迷，使我成了它的俘虜。我喜歡人說話的樣子……喜歡人類那孤獨的聲音。這種聲音是我最大的愛，最大的激情。

通向這座領獎台的道路是漫長的——差不多走了四十年，從一個人走到另一個人，從一個聲音走到另一個聲音。我不能說沿着這條道路一路走來我一直都能擔當此任。有很多次我都被各色人等搞得無比震驚，無比的害怕。我經歷過快樂和反感。我有時候很想忘記我聽到的話，返回到我生活在無知中的時候。然而，我不止一次看到了人類的崇高，也不止一次想大哭一場。

我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一個我們從小大人就教給我們死亡的國家。他們教給我們死亡。他們告訴我們，人活着就是為了把自己擁有的一切奉獻出來，燃燒自己，犧牲自己。他們教育我們熱愛拿槍的人。假如我在一個不同的國度長大，我走的就不會是這樣一條路。邪惡的勢力是殘忍的，一定要給您打個預防針，對它有所提防。我們在劊子手和受害者中間長大。即便是我們的父母生活在恐懼之中，沒有把一切都告訴我們——常常是他們甚麼都不給我們講——然而我們生活期間的空氣本身已經遭到毒化。邪惡的勢力對我們一直是虎視眈眈。

我已經寫了五部書，然而我感覺這五部書整個就是一部書。一部關於一個烏托邦歷史的書……

瓦爾拉姆．沙拉莫夫（1）曾經寫道：「我是那場大仗的一個參與者，一場沒有打贏的仗，那是一場為人性的真正復甦而打的大仗。」我重新構築了那場大仗的歷史，重寫了它的歷次勝利和失敗。人們怎樣想建立地球上的天國的歷史。人間天堂！太陽之城（2）啊！最後，所有剩下來的只是血海一片，數百萬人生靈塗炭。然而，有一個時期，二十世紀的甚麼政治思想都無法和共產主義相媲美（十月革命即為共產主義的象徵），有一段時間，沒有甚麼東西對西方的知識分子和全世界人民有更大的吸引力，更能激發起他們的情感。雷蒙．阿隆（3）將俄國革命稱為「知識分子的鴉片」。然而，共產主義的思想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了。我們在柏拉圖關於一個理想的、正確的國度的教義裡就能找到共產思想；在阿里斯托芬（4）的夢裡也能找到，他夢到有一個時間「一切東西都歸大家所有」……在湯瑪斯．莫爾（5）和托馬索．康帕內拉（6）的著作中也能找到。後來在聖西門（7）、傅立葉（8）和羅伯特．歐文（9）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共產思想。俄羅斯人的精神裡有一些東西逼迫着它試圖把這些夢想變成現實。

二十年前，我們告別了蘇聯的「紅色帝國」，當時有人咒駡，有人滿含着淚水。我們現在能夠更加平靜地回首那段往事，把它看成是一個歷史實驗了。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關於社會主義的各種爭論至今尚未平息。新的一代已經長大成人，對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很多年輕人又在閱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了。俄羅斯的許多城鎮，都新建了史達林博物館，新建了史達林的紀念碑。

「紅色帝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是，「紅色的人」，即蘇聯人，依然存在。蘇聯人依然綿延不絕。

我父親最近去世了。他一直到最後都信仰共產主義。他保存着他的黨員證。我無法讓自己使用「工具」這個詞，這是對蘇聯思維模式的蔑稱，因為這樣一來，我就把這個詞用在了我父親和我的其他親人身上了，就用在我的很多朋友身上了。他們全都來自同一個地方——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當中有許許多多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如今他們有時候被稱作奴隸浪漫主義者。烏托邦的奴隸。我相信，他們所有的人本來都可以過一種不同的生活，但是他們過的卻是蘇維埃的生活。為甚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尋找了很長時間——我曾走遍那個曾經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幅員遼闊的國家，錄下來數千盤錄音帶。那就是社會主義，那就是我們的生活。我一點一滴地搜集到了那部「家裡邊的」、「門裡邊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那部社會主義如何在人們的靈魂裡漸次展開的歷史。我被吸引到那個叫做一個人的小天地裡……一個生命個體的那片小天地裡。實際上，那才是一切事物真真切切發生的地方。

就在戰後，特奧多爾．阿多諾（10）即發出驚人之語：「在經歷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生活之後再寫詩就是野蠻的。」我的恩師阿列斯·阿達莫維奇（11），我今天提到他的名字滿懷感激之情，他認為，寫二十世紀的那一場場噩夢的散文就是褻瀆神靈。甚麼都不許虛構。你必須照原樣描摹真相。這就要求有一個「超級文學」。親歷者必須說話。我這就想起了尼采的話——沒有一個藝術家能承受得起現實的重量。他舉不起來的。

使我煩惱的一件事是，真相並不是裝進一個人的心裡，並不是裝進一個人的腦海裡的，說不清為甚麼，真相總是給打成了碎片。真相總是有很多，千變萬化，散落於世界的各個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人性對自己的瞭解，要比文學作品裡已經記錄下來的要多得多得多。所以，我所做的是甚麼呢？我搜集種種感受、思想和話語這些日常生活。我搜集我這個時代的生活。我對靈魂的歷史很感興趣。靈魂的日常生活，宏大的歷史畫面通常忽略掉，或者是貶損的東西。我書寫的是行將湮沒的歷史。人們經常對我說，甚至現在還這麼說，我寫的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一種文獻。如今甚麼是文學呢？誰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比以前任何時候的生活節奏都要快。內容破壞了形式。打碎了形式，改變了形式。一切都衝出了自身的堤岸：音樂、繪畫——甚至連檔裡的詞語也都逃出了文件的界限。事實和虛構之間已經沒有了邊界，你流到我這邊，我也流到你那邊。親歷者也並非沒有偏見。在講一個故事當中，人類會創作，他們就像是一個雕刻家在大理石上雕刻那樣，和時光較着力。他們都是演員，都是創作者。

我對小人物感興趣。了不起的小人物，我常常這樣說，因為痛苦能使人擴張起來。在我的書裡，這些人物講述他們自己的小歷史，而大歷史順帶也就講了出來。我們還沒有時間理解在我們身上已經發生或者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只是需要把它說出來。一開始，我們至少必須把發生過的事情講清楚。我們害怕這樣做，我們往往沒有能力講述我們的過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魔鬼》裡，沙托夫在和斯塔夫羅金的談話中一開始就說：「我們是兩個生靈，在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空間裡相遇……在這個世界上最後一次相遇。所以呢，丟掉那種腔調，像一個人那樣說話吧。起碼說一回，用人的聲音說一回吧。」

我和我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交談或多或少也是這樣子開始的。人們從他們自己的時代講起，當然了，他們總不能空穴來風毫無來由地亂說一通吧。然而要深入到人的靈魂是很困難的，這條道路上佈滿了電視、報紙、本世紀形形色色的迷信、偏見、和騙局。

我願意從我的日記裡選取幾頁給大家讀一讀，說明時代是如何變遷的……思想是如何死掉的……我又是如何沿着思想的路線前進的……

1980年～1985年

我在寫一本關於那場戰爭的書……為甚麼要寫那場戰爭？因為我們是戰爭之人——我們一直都在戰爭中，或者一直都在準備着戰爭。假如仔細觀察一下，我們大家都是以戰爭的角度進行思維的。在家裡，在大街上，均如是。這就是為甚麼在這個國家人的命是如此的低賤。一切都是戰時狀態。

我一開始就滿腹狐疑。再寫一本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幹甚麼用呢？

有一次出差我遇到一個婦女，她在戰爭期間是一個醫護兵。她給我講了一個故事：寒冬季節，他們穿過拉多加湖（12）的時候，敵人注意到有些動靜，就開始朝他們開槍。馬匹和人紛紛倒在冰的下面。所有這一切都是夜裡發生的。她抓住一個她以為受傷了的人，就開始拽着他往岸上拖。「我拉着他，他渾身透濕，赤身裸體，我以為他的衣服是給撕破了。」剛一到岸上，她就發現她原來一直拖拽着的是一條受了傷的巨大的鱘龍魚。她脫口就罵出一連串可怕的髒話：人們在受罪，可是動物呢，鳥呢，魚呢——牠們做了甚麼？另一次出差，我聽到一個騎兵中隊的醫護兵的故事。一次戰鬥中，她拖着一個傷兵進了一個炮彈坑。直到這時她才注意到他是個德國兵。他的腿斷了，鮮血直流。他是敵人！怎麼辦？她自己的人可是正在上面死去的呀！然而她還是給那德國兵用繃帶包紥好，又爬了出來。她拽進去一個失去知覺的蘇聯士兵。他一甦醒，就想殺了那德國兵。那德國兵剛一醒過來，抓過一挺機關槍就想殺那個蘇聯兵。「我扇了這個人一耳光，又扇了那個人一耳光。我們的腿都泡在血泊之中。」她回憶道，「我們的鮮血都混合到了一塊兒。」

這樣的一場戰爭我是聞所未聞的。一個女人的戰爭。講的並不是英雄的故事。講的並不是一群人英勇地殺死另一群人的故事。我記得女人們常常哀嘆：「戰鬥結束以後，你徜徉在田野裡。他們仰面朝天躺在那兒……都是那麼的風華正茂，那麼的英姿勃發。他們躺在那裡，兩眼凝望着天空。你會為他們所有的人感到惋惜，為雙方所有的人感到惋惜。」正是這種態度，「他們所有的人，雙方所有的人」，使我有了我的書要寫甚麼的想法：戰爭甚麼都不是，只不過是殺戮而已。這種思想就是這樣深深地印入了女人們的腦海裡。這個人剛剛還一直在微笑，在抽煙——倏忽之間他就沒了。消失是女人們談得最多的詞語，戰爭期間，一切東西轉瞬之間就會化為烏有。人，人的時間，二者都是如此。是的，他們十七八歲就自願上前線了，可是他們並不想殺人。然而——他們卻隨時準備去死。為祖國而死。為史達林而死——這些話語你是不能從歷史上抹殺掉的。

那本書有兩年都出版不了，在蘇聯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和戈巴契夫上台之前都出版不了。「看了你的書以後誰都不願意打仗了，」審查官教訓我。「你的戰爭是很嚇人的。你為甚麼不寫寫英雄人物呢？」我在尋找的並不是英雄人物。我是在通過不為人注意的戰爭親歷者和參與者講述一個個故事，書寫歷史。從來沒有人問過他們甚麼問題。人們想的是甚麼？我們真的不知道人們對那些偉大的思想是甚麼想法。一場戰爭剛剛結束，一個人會講一個戰爭的故事，而幾十年以後，當然它就是一場不同的戰爭了。他身上有些東西會發生變化，他已經把他整整一生都疊吧疊吧，塞進了他的記憶之中。他整個的自己。那些年他是怎麼生活的，他讀到過甚麼，看到過甚麼，他遇到過甚麼人。他現在信仰甚麼。最後，他是不是幸福。檔是活着的生靈——我們變，檔也變。

我絕對相信，永遠也不會再有1941年戰爭時期的姑娘們那樣的年輕女性了。這是「紅色」思想的制高點，甚至比十月革命和列寧的地位還要高。她們的勝利使得古拉格勞改營（13）黯然失色。我親密地愛着這些女性。然而，你不能跟她們談史達林，談戰後那些膽大包天而又直言敢說的勝利者一火車一貨車直接遣送到西伯利亞這樣的事實。剩餘的人回到家，再也不直言敢諫了。有一次我聽說：「我們唯一有自由的時間就是在戰爭期間。在前線。」受苦受難是我們的資本，是我們的自然資源。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氣——而是受苦受難。受苦受難是我們唯一能持續不斷生產的東西。我一直在尋求答案：我們受苦受難為甚麼帶不來自由？難道真的是我們就應該白白地受苦受難嗎？恰阿達耶夫（14）說得對：俄羅斯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國家，是一片集體失憶的天地，批評和反思的意識是一片處女地。

然而，一部部偉大的作品卻在我們腳下堆積起來，越堆越高。

1989年

我在喀布爾。我再也不想寫戰爭了。可是我就在這裡，處在一場真正的戰爭之中。《真理報》上說：「我們在幫助兄弟般的阿富汗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戰爭的人和戰爭的物無處不在。戰爭時期。

昨天他們不願意帶我去戰場。「年輕的姑娘，就在旅館裡待着吧。以後我們會給你回答問題的。」現在，我坐在旅館裡，想着：只是看着別人的勇氣，看他們冒險，總有些不道德的地方。我到這兒都兩個星期了，卻擺脫不掉這樣的感覺，那就是：戰爭是男人的產物，而這種感覺之於我大得無法估量。可是，戰爭的日常裝飾品卻是富麗堂皇的。我親眼發現，武器是漂亮的：機關槍、地雷、坦克。人類為了如何最好地殺戮別的人，投入了那麼多的心思。真與美經久不息的爭論。他們給我看一種新型的意大利地雷，我「女性」的反應是：「它是漂亮的。它為甚麼要這麼漂亮呢？」他們給我的解釋很精確，用的是精準的軍事術語：如果有人這樣子，就這樣子……開着車軋到或者是走路踩到這個地雷上……以一定的角度……那就甚麼東西都不會留下了，只會留下半桶的血肉。在這裡，人們談不正常的事情，就像這些事情都是正常的一樣，都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唉，你知道，這是戰爭……這些畫面沒有把哪個人弄得精神失常——比如說，有個男的躺在地上，被殺死了，他不是被惡劣天氣殺死的，不是被命運殺死的，而是被另一個人殺死的。

我看過給一架「黑鬱金香」（把陣亡士兵的屍體裝進鋅皮棺材裡運回國內的飛機）裝機的場面。常常給死者穿上四十年代的舊軍裝，穿上馬褲馬靴；有時候連舊軍裝都弄不夠。那些當兵的在竊竊私語：「他們剛剛把一些新送過來的放進了冰櫃裡。那氣味兒，就像是發臭了的野豬肉。」我要把這件事寫下來。恐怕國內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我的話。我們的報紙上只寫蘇聯士兵在小道兩旁栽種友誼之樹的事情。

我跟那些當兵的交談。很多人都是自願來當兵的。他們要求到這裡來的。我注意到，大多數人都來自書香門第，知識分子家庭——教師啦，醫生啦，圖書管理員啦——一句話，都是些書卷氣很濃的人家。他們真誠地夢想着援助阿富汗人民建設社會主義。而今他們都嘲笑自己。有人帶我看過飛機場的一個地方，數百口鋅皮棺材放在那裡，在太陽底下閃耀着神秘的光芒。陪同我的那個軍官情不自禁地說：「誰知道呢……我的棺材或許就會放在那裡……他們會把我塞進去……我在這兒到底是為甚麼打仗的呢？」他自己的話把自己給嚇壞了，他趕忙說：「可別把這句話寫下來啊。」

夜裡我夢見了那些死者，他們都是一臉驚奇的表情：甚麼，你是說我被殺死了？我真的已經被殺死了嗎？

我開車和一群護士去一個阿富汗平民醫院——我們給孩子們帶了禮物。玩具、糖果、餅乾之類。我有大約五個玩具熊。我們來到了醫院，是長長的一溜營房。每個人的鋪蓋只不過是一條毛氈而已。一個年輕的阿富汗婦女向我走來，懷裡抱着一個孩子。她想說些甚麼——在這過去的十多年間這裡的幾乎每一個人都學會了說上幾句俄國話——我遞給那孩子一個玩具，他用牙咬着接了過去。「他為甚麼用牙咬呢？」我吃驚地問。她把毛氈從他身上掀開——那小男孩兒兩條胳膊都沒有了。「這是你們俄國人用炸彈炸的。」我立馬要倒下了，有人扶住了我。

我看見我們的火箭炮把一個個村落變成一片片耕作過的農田。我參觀過一個阿富汗公墓，其長度大約相當於他們一個村落那麼長。在公墓中央的一個地方，一個阿富汗老太婆在哭喊。我想起了，在明斯克附近一個村子裡，當他們把一口鋅皮棺材抬進那戶人家的屋子裡的時候，那個母親也是這麼哭嚎的。那哭聲不是人聲或動物的聲音……那哭聲和我在喀布爾那座公墓聽到的哭聲何其相似……

我不得不承認，我不是一下子變成自由人的。我真誠地對待我的採訪對象，而他們也信任我。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着各自通向自由的路徑。在來阿富汗之前，我憑一副人性化的面孔信仰社會主義。我從阿富汗回國後，所有的幻想都沒有了。「原諒我吧，爸爸，」我見到爸爸時對他說，「您把我養大成人，教育我信仰共產主義理想，可是看到那些年輕人，那些才剛剛從學校畢業的蘇聯學生們，就像是您和媽媽教的學生們（我父母親都是鄉村小學教師），在異國他鄉殺人，殺的都是和他們素昧平生的人，這就足以把您所有的教誨變成灰燼。我們是殺人犯，爸爸，您明白嗎？」我父親哭了。

許多人從阿富汗回來後變成了自由人。可是也有其他的例子。在阿富汗有一個年輕人曾沖我喊叫：「你是個女人，對於戰爭你懂得個甚麼？你以為人們都像書本兒和電影裡那樣，死得很美呀？昨天我的朋友給殺死了，他腦袋中了一槍，他一直又跑了十米，要想方設法追上自己的腦漿……」七年後，還是那個傢伙，成了一個富商，很喜歡講阿富汗的故事。他給我打電話說：「你寫那些個書是甚麼用意？那玩意兒也太嚇人了。」他已經是一個不同的人了，不再是那個我在死人堆兒裡遇到的那個年輕人，那時候他可不想才二十歲就沒了命……

我捫心自問，關於戰爭我想寫一本甚麼樣子的書。我很想寫這樣一本書，寫一個不開槍殺人的人，一個不沖着另一個人類的同類開火的人，一個一想到戰爭心裡就難受的人。他在哪兒呢？我還沒有遇見過他。

1990年～1997年

俄羅斯文學很有意思的一點在於，它是唯一講述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進行實驗的故事，這樣一種文學。經常有人問我：你為甚麼總是寫悲劇？因為我們就是這麼生活的。我們現在生活在不同的國家了，可是「紅色的」人卻到處都有。他們來自於那種相同的生活，有着相同的記憶。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抗拒寫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這件事我不知道該怎麼寫，使用甚麼手法，如何接近採訪對象。我那個小小的國家塞在歐洲一個偏僻的角落，世人幾乎從沒有聽到過有關這個國家的消息，可是現在這個國家的名字卻掛在每一個人的嘴上。我們，白俄羅斯人，已經變成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中的人。第一次遇到不熟悉的東西。而今卻一目瞭然了：除了共產主義的挑戰、種族的挑戰、以及新的宗教挑戰，還有更加全球化、更野蠻的挑戰等着我們，儘管這些挑戰目前我們還看不到。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之後有些東西開了一點點的小口子……

我記得一個老計程車司機在一隻鳥撞到擋風玻璃上的時候，絕望地罵：「每天都有兩三隻鳥撞到汽車上。可是報紙上還是說，局面在控制之下。」

人們把城市公園裡的樹葉用耙子耬成堆，運到城外，埋掉。把受污染地區的土挖出來，也埋起來——把土埋在土裡。木柴給埋了起來，草也埋了。每一個人看上去都有點兒瘋瘋癲癲。一個養蜂的老者告訴我：「我那天早上出去，到了花園裡，有一些東西沒有了，一種熟悉的聲音。啥蜜蜂都沒有了。我連一隻蜜蜂的叫聲都聽不到。一隻蜜蜂都沒有！出甚麼事了？蜜蜂第二天沒有飛出來，第三天還是沒有飛出來……這時候我們才得到消息說，核電站出事兒了——核電站倒是不遠哪。可是有很長時間我們是甚麼情況都不知道。蜜蜂知道，我們卻不知道。」報紙上關於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的所有消息用的都是軍事語言：爆炸、英雄輩出、士兵、疏散……克格勃就在核電站工作。他們在尋找間諜和破壞分子。一時間謠言四起，說是這次事故是西方諜報機構策劃的，目的是要破壞社會主義陣營。軍事設備已經在運往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途中，軍隊很快就要來了。像往常一樣，整個體系的運作就像是戰爭時期，然而在這個新世界，一個扛着閃閃發光的新機關槍的士兵是一個悲劇形象。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劑量吸收核輻射，回到家就死掉。

就在我眼前，前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人們變成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中的人。

核輻射你看不見，摸不着，聞不到……周圍的世界既熟悉又陌生。我到那個地區，立即就有人告訴我：不要採摘花朵，不要坐在草地上，不要喝井裡的水……死神藏在每一個地方，可是現在卻是一種不同的死神。戴着一個新的防毒面具。穿着一身不熟悉的防護服。經歷過戰爭的老年人又要被疏散走了。他們看着天空：「這太陽照得明晃晃的……沒有煙，也沒有毒氣。沒有人打槍。這怎麼能叫戰爭呢？可是我們卻不得不去當難民。」

每到早上，人們就一把抓過報紙，貪婪地找新聞，然後大失所望地放下。沒有發現間諜。沒有人寫到人民的敵人。一個沒有了間諜和人民的敵人的世界也是大家所不熟悉的。這是一個新事物的開始。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和阿富汗戰爭前腳挨後腳發生，這次事故使我們成了自由人。

在我看來，這個世界分裂開了：在這個地區以內，我感到自己既不是一個白俄羅斯人，不是俄羅斯人，也不是烏克蘭人，而是一種可能被摧毀的生物物種的代表。兩場災難十分巧合：在社會範圍內，社會主義的亞特蘭蒂斯島（15）其時正在沉沒，而從宏觀上——就發生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帝國大廈的傾覆使每個人都憂心忡忡。人們為日常生活而擔心。怎麼買東西呢？用甚麼買東西呢？怎麼活下去呢？要信仰甚麼呢？這一次要追隨甚麼旗幟？我們是不是需要學會沒有任何偉大的思想也能活下去呢？沒有偉大的思想這一點也是不熟悉的，因為還沒有人那樣子生活過。「紅色的」人面對着成百個問題，然而他卻是孤獨無助的。他從來都沒有像自由的最初那些日子裡那樣的形單影隻。我周圍全是感到震驚的人們。我傾聽着他們的聲音……

我合上日記本……

帝國大廈傾覆後我們發生了甚麼事呢？此前，世界一直是分裂的：有劊子手和受害者——那就是古拉格群島；兄弟姐妹們——那就是戰爭；全體選民——就是技術和當今世界的一部分。我們的世界也被分裂成兩部分人：被囚禁的人和囚禁這些人的人；如今有一個分別，分成了親斯拉夫人的人和教唆人西化的人，「法西斯叛徒」和愛國者。還分成了買得起東西的人和買不起東西的人。而我想說，買不起東西的人是追隨社會主義最殘忍的折磨，因為就在不久以前，人人都是平等的。「紅色的」人繞着他廚房裡的餐桌，無法進入他夢寐以求的自由王國。俄羅斯沒有了他就四分五裂了，而他呢，甚麼東西都沒有給他留下。遭到了羞辱，遭到了搶劫。咄咄逼人卻又身陷險境。

這些是我周遊俄羅斯時聽到的一些評論……

「現代化只會在這裡，在那些關押科學家的監獄集中營沙拉什卡（16）的辦公室和執行死刑的射擊隊裡發生。」

「俄羅斯人並不真的想致富，他們甚至害怕致富。一個俄羅斯人想要甚麼呢？只有一件事：別人誰也不要致富。誰也不要比他富。」

「這裡沒有任何誠實的人了，但卻有聖人。」

「我們永遠也不再會看到這樣的一代人，一代還沒有挨過鞭打的人；俄國人不懂得自由，他們只需要哥薩克騎兵和皮鞭。」

「俄語裡最重要的兩個單詞是『戰爭』和『監獄』。你偷了點兒東西，覺得很好玩兒，他們就把你關起來……你出來，到了最後又回到監獄裡去……」

「俄羅斯人的生活需要邪惡和卑劣。然後靈魂得到昇華，靈魂就認識到，它不屬於這個世界……事物越是骯髒，越是血腥，靈魂擁有的空間就越多……」

「誰也沒有精力弄一場新的革命，或是新的狂熱了。沒那個精神了。俄羅斯人需要這樣一種思想，一種能讓你周身寒徹，順着脊樑發抖的思想……」

「所以，我們的生活只是在瘋人院和軍營之間蕩來蕩去。共產主義並沒有死去，那具屍體還活着。」

我要斗膽說一句，我們錯失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機遇。當時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要哪一種國家？一個強大的國家呢，還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國家，人民能夠體面地生活的國家呢？我們選擇了前者——一個強大的國家。我們又一次生活在一個強權的時代。俄羅斯人在和烏克蘭人打仗。和他們的弟兄們打仗。我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我母親是烏克蘭人。許多人都是這樣子。俄國飛機在轟炸敘利亞……

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已經被一個恐怖的時代所取代。這個時代掉過頭，終於朝後面走去。我們現在所生活的時代是二手的，是我們生活過的時代……

有時候我不敢肯定我是不是已經寫完了「紅色的」人的歷史……

我有三個家：我的白俄羅斯國土，我父親的祖邦，我一生都生活於斯的地方；烏克蘭，我母親的故國，我就在那裡出生；還有俄羅斯那偉大的文化，沒有俄羅斯文化我自己就不會想像。它們之於我都很親切。然而在這一天，在這個時代，要談論愛卻是很困難的。

　　　　　　——譯自諾貝爾獎官方網站

宴會答謝詞

我要感謝瑞典學院頒發給我這一著名的獎項，這個大獎我是不敢把它當成是給我一個人的。相反，我把它看成是對許多代人的敬意，這許多代人就在不算很長的時間之前共同居住在一個有着光明未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實驗室——那個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龐大國家。這個獎是表彰他們所受的苦難，所受的痛苦的。他們無聲無息地消失在史達林主義的集中營裡，消失在馬加丹（17）和沃爾庫塔（18）的地雷爆炸中，他們在蘇聯內衛軍的刑訊室裡被子彈直穿過後腦勺，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那個帝國打過的其它戰爭中消失。偉大的思想毫不留情地吞噬掉它自己的孩子們。思想是不經歷痛苦的。我們為人民感到惋惜。

在蘇聯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之前，我們夢想着自由，然而我們卻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關頭。在蘇聯解體後的時代，人們沒有得到自由，相反卻有形形色色的獨裁極權主義甚囂塵上：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我們在那座「紅色帝國」大廈的廢墟下面在緩慢而試探性地尋找着出路。在我的新作《二手時代》（19）裡，有一個婦女，她全家人都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死在了那裡。我們坐在她的廚房裡，她眼裡滿含熱淚唱起了這首流行的蘇聯歌曲：

正當柔和的曙色染紅

克里姆林宮那層層高樓，古老的城牆，

我們寬廣的蘇聯大地

在黎明中醒來……

勃勃生機，

顯示出無窮神力，

屹立不倒，有着不可戰勝的力量，

我的祖國，

我的莫斯科，

你貼着我的心，最愛最親。（20）

往事並沒有把她從蘇聯帝國那嗜血成性的擁抱中釋放出來。她所受的教育使她堅信不疑。小時候史達林從她那裡奪走了一切，但當年的那個小姑娘還活在她心中，她依舊堅信不疑。她堅信不疑的是甚麼呢？

我想談談我的祖國——白俄羅斯。我在去華沙的途中，在明斯克機場，有兩個年輕的婦女朝我走過來。她們在哭。「謝謝您，」她們說，「您明白嗎？我們現在是真的存在了！現在每一個人都知道白俄羅斯在哪兒了！」我想把這句「謝謝您」轉達給你們所有的人。自從1991年8月政變，白俄羅斯獨立以來，已經有好幾代人成長起來了。他們每一個人都有過自己的革命，都曾走出過家門到廣場示威，每一個人都曾想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他們都挨過打，住過監獄，被大學開除過，被工作單位開除過。我們的革命並沒有勝利，但我們的的確確有我們自己的革命英雄。

自由並不像我們曾經夢想的那樣，是一蹴而就的假日。自由是一條道路。一條漫長的道路。這一點我們現在懂得了。

我們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這個世界叫做「地球」。我們的這個世界已經變得不舒服了。打開電視機，您就會聽到播音員激動之情溢於言表，描述着新型戰艦和飛機……在俄羅斯，在美國，在其它國家，用別的語言。一個野蠻的時代又一次沉甸甸地壓在了我們身上。一個強權的時代。民主在倒退。我回想起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我們所有的人看來，……在你們看來，在我們看來，我們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太平的世界。我記得戈巴契夫和達賴喇嘛會談，談到未來，談到歷史的終結……如今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像是一個美麗的童話。我們在親眼目睹善與惡的新的交鋒。我們既是親歷者，也是參與者。

藝術能成就甚麼呢？藝術的目的就是積聚人類內心的人性。然而，蘇聯侵阿戰爭期間我在阿富汗的時候，還有最近和烏克蘭的頓巴斯難民交談的時候，我聽到人會多麼快就拋棄掉文化，於是一個魔鬼就出現了。那隻野獸就被放出來了。然而我寫……我繼續寫……我按照我的恩師，白俄羅斯作家阿列斯．阿達莫維奇和瓦西里．貝科夫（21）的教誨寫作，我今天滿懷感激之情記起他們的名字……我照着我的烏克蘭姥姥兒時給我誦讀塔拉斯．謝甫琴科（22）的詩集《科布扎歌手》中的詩篇時，教育我的那樣進行寫作。我為甚麼寫作？我一直被稱作是一個災難作家，但這卻是不對的。我一直在尋找愛的語言。仇恨是拯救不了我們的。只有愛才能拯救我們。而且我有希望……

在我向你們道別的時刻，我想讓你們在這座金碧輝煌的大廳裡聽到白俄羅斯的語言；它是我的人民的語言。

（用白俄羅斯語：）

在白俄羅斯的一個村莊，一個老婦人說了下面這番話跟我道別：

「不久我們就要各走各的路了。謝謝您聽我說這一番話，謝謝您把我的痛苦傳達給其他的人。在您離開的時候，我求求您，看看我的小木屋吧，不是看一次，而是看兩次。當一個人再看一次的時候，就不是用一個陌生人的眼神，而是在用心看了……」

（用俄語：）

我要謝謝你們大家，謝謝你們的心意，謝謝你們傾聽了我們的痛苦。

　　　　　　　　——譯自諾貝爾獎官方網站

【註】：

（1）      瓦爾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1907～1982），前蘇聯作家、記者、詩人，也是古拉格群島的幸存者。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從1954年至1973年創作的反映其勞改營生活的六卷本短篇小說集《克雷馬故事集》

（2）      這裡指的是歐洲文藝復興後期意大利思想家托馬索•康帕內拉的烏托邦名著《太陽城》

（3）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 ），法國重要思想家。上世紀二十年代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攻讀哲學，和薩特是同學。讀書期間對康得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他的畢業論文《歷史哲學概論》就是以康得哲學作為研究重心。主要著作有《知識分子的鴉片》、《社會學主要思潮》、《國際和平與戰爭》、《論自由》等

（4）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450？～385？BC），古希臘詩人、戲劇作家，有「喜劇之父」之稱，相傳寫過四十四部喜劇，現存《阿卡奈人》、《騎士》、《蛙》等十一部

（5）      湯瑪斯•莫爾（Sir Thomas More，1477～1535），英國人文主義者，天主教聖徒，曾任下院議長、內閣大臣（1529～1532），《烏托邦》一書的作者，因對國王亨利八世離婚案和教會政策持異議，被誣陷處死，1935年被追諡為聖徒

（6）      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是意大利文藝復興後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哲學家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空想社會主義著作《太陽城》，其他作品還有《論最好的國家》、《感官哲學》、《論基督王國》、《神學》、《詩集》及《形而上學》等

（7）      聖西門（Comet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本名Claude Henri de Rouvroy，認為科學、道德和宗教的進步推動歷史發展，主張新社會保留私有制，由知識分子和實業家領導，著有《論實業制度》、《新基督教》等

（8）      傅立葉（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國空想主義者，批判資本主義制度，設想建立以工農業生產結合的「法郎吉」為基層組織的理想社會，主要著作有《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等

（9）      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合作社運動的先驅，早年在蘇格蘭經營紗廠，後提出社會改革方案，曾去美國試辦共產主義新村「新和諧」社區，結果失敗，著有《新社會觀》等

（10）    特奧多爾•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法蘭克福學派早期代表人物

（11）    阿列斯•阿達莫維奇（Ales Adamovich，1927～1994），前蘇聯時期白俄羅斯作家、評論家、教授和電影劇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反映二戰期間白俄羅斯村莊哈藤全村一百四十九口人（包括七十五個孩子）被德軍活活燒死的小說《哈藤故事》和《禁書》，主要電影劇本有《閱讀禁書》、《弗朗茲和波蓮娜》、《炎628》、《過來看看》等

（12）    在前蘇聯西北部，為歐洲最大湖

（13）    蘇聯內務部勞改局。後因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所著長篇小說《古拉格群島》而聞名，同時，「古拉格」也開始指蘇聯的勞改營和所有形式的蘇聯進行政治迫害

（14）    恰阿達耶夫（一譯恰達耶夫，Chaadayev，1794～1856），俄國哲學家和政論家，普希金在皇村中學讀書時就和他相識，十九歲時即寫出名詩《致恰阿達耶夫》

（15）    傳說是沉沒於大西洋的島嶼

（16）    沙拉什卡，正式名稱叫「實驗設計局」，古拉格監獄集中營的代名詞之一，是史達林驚人的發明。它是一個封閉的研究所，被捕的科學家在這裡工作

（17）    俄羅斯馬加丹州首府，克雷馬地區中心城市，位於鄂霍次克海沿岸

（18）    位於俄羅斯科米自治共和國東北角，南距北極圈一百六十公里，為伯朝拉煤礦行政中心和主要採煤中心，被稱為「北極的珍珠」。馬加丹和沃爾庫塔都是當年蘇聯流放犯人的邊遠地帶

（19）    據報道，這是本書英譯本的暫用名，將於2016年出版

（20）    譯者諮詢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汪劍釗教授，他答覆說，這首歌名字叫《我的祖國，我的莫斯科》，是蘇聯時期非常流行的一首愛國歌曲。

（21）    瓦西里•貝科夫（Vasil Bykov，1924～2003），白俄羅斯作家，是白俄羅斯文學紀念碑式的人物，以一大批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長篇小說而聞名海內外，著名作品包括《阿爾卑斯謠曲》、《索特尼科夫》、《方尖碑》、《狼群》等，獲得過包括蘇聯國家文學獎、白俄羅斯雅庫布•柯拉斯國家文學獎、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等多種獎項和榮譽。備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和米洛什的推崇，這兩位諾獎得主曾多次提名其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22）    塔拉斯•謝甫琴科（Taras Hryhorovych Shevchenko，1814～1861）烏克蘭偉大的詩人和畫家。農奴出身。1838年在畫家勃柳洛夫幫助下得以贖身成為自由人，後在彼得堡入美術學院，1845年畢業並獲自由藝術家稱號。1840年出版第一部詩集《科布扎歌手》，1841年創作長詩《海達馬克》，以十八世紀烏克蘭農民反波鬥爭為題材。另以當代烏克蘭農民生活為題材寫有詩集《三年》（1843～1845）。曾因參加反沙皇的秘密政治團體被捕，度過十年流放的士兵生活，寫下一百多首詩和俄文自傳體小說《藝術家》（1856）。1857年獲釋，返彼得堡後寫下一些政治性詩歌。他的詩歌對烏克蘭文學具有重大影響，被認為是烏克蘭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和烏克蘭文學語言的建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