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漢傑：猶豫就是答案——談曾瑞明詩集《上有天堂的地方》

1  引言

曾瑞明是哲學出身，更出版過哲學專著《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詩作自然難免比時下的詩人多一份思辨。具體融化在作品之中，就是那份頗為突出的心理描寫。說它突出，是因為詩人顯露的自我心聲，總是比較多轉折，並非一路直線到底。而這又靠詩作的大量否定詞（negative word）與內容經常表達對名實觀念的懷疑所造就。如果說前者屬於文法部分，後者則屬於義理部分，相輔相成。

2  否定詞與內心轉折

按否定詞基本上屬「虛詞」一類，自身獨立存在不能構成意義，但用在詩作之中則有變化、流轉之功。常見的虛詞有「不」、「無」、「非」、「莫」、「未」、「勿」等（1）。《上有天堂的地方》頁數僅有一百頁，但否定詞出現的頻率卻非常高。例如「不」字出現了一百二十三次、「無」十六次、「未」九次、「非」和「莫」各一次。雖然這種統計不一定完全準確，但也足以反映如此多的否定詞，正構成了詩人心理鋪陳轉折多變的關鍵。

看開篇第一首詩作，寫在詩人大學時期的〈那年我們儲下的一瓶陽光〉其中一段：

我們不願

無知消逝的結局  會是

躲在螞蟻的殼內  交頭接耳

我們執著年青

年青總喜歡蝴蝶

年青總有一個蝴蝶結

我們可以看到，年輕時的曾瑞明已經對理想有所堅持。那份堅持讓他有所選擇。「不」字在此下接「願」字，構成表態句，為整段表達理想的寓意定調。至於之後出現兩次的「總」字，無非是緊接之前對依循現實態度的否定，一再強調自己對擇善固執的信念。那份信念正如「蝴蝶」，縱使有點夢幻、甚至虛幻，但始終是美麗的。當然，進入社會之後，詩人難免會碰到各種各樣的難題，這可說是促使曾瑞明為何一直寫下去的原因。書寫，成為一種對他人、對自己的辯論。

這份辯論，有時體現在與家人有關的課題。例如全首詩作都是每句三字，彷彿孩童語調的〈666〉，就描述詩人對紅白藍膠袋的感情就經歷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小時候／不喜歡／666／因為我／很討厭／紅白藍／尼龍袋」由開首的表態句聯想至尼龍袋，想像力豐富，為整首孩童語調的詩作創造了一個好的開端。後來，到詩人長大了，明白了父母「一定要／將所有／給祖母」背後那份對親人的愛，開始「我也想／將所有／帶回去」。當然詩作對於這份感情的轉折處，用了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的《紅白藍》作為具體的意象來交待：「只記得／紅白藍／是象徵／紅博愛／白平等／藍自由」，避免了過多的感情宣洩。如果說這首寫對祖母等內地家人的感情比較片斷而抽象，則〈祖母〉就因比較多細節的鋪敘而顯得比較具體可親。詩作說居住內地的祖母等親人來港，詩人一家當然要盡地主之誼招待。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樊善標在詩集序文所言：「緊密的接觸讓他體會到真實的親屬相處比孝慈這抽象概念複雜得多。」（2）詩人與內地親人對彼此的瞭解顯然不多：

我帶他們乘一條又一條扶手電梯

像海洋公園的那種，後來

我才從我堂弟口中知道，

海洋公園已是一個俗套的旅遊點。

……

半山的公屋和居屋沒有分別

晚家燈火哪裡也是一樣

我沒法佯裝導遊介紹，只能胡扯說︰

這兒的樓宇很高

我們可以想像詩人面對上述兩段的困境時一定尷尬得很。這種尷尬，反映的正是那種看似親密但又疏離的親戚關係。至於詩作最後的段落，仔細閱讀，其實頗富歧義性：

五點鐘便吃飯，因為他們要今晚回去。

臨別祖母說︰「阿嫲不知還會不會來香港了」

我們說︰「嫲嫲長命百歲」——

連着道別，

握着祖母的手。

「阿不知還會不會來香港了」這一句有兩個「不」字，可見是雙重否定句（double negative sentence），表示肯定之意（當然此句可能是所謂「委婉型雙重否定句」（euphemistic double negative sentence），表示「幾乎不會再來香港」）。在祖母這番欷歔之後，身為後輩的當然得立刻好言安慰。然而，詩人如此這般的言談與動作時，究竟是怎想？詩人的想法，在這裡並沒有清楚明確交代。因此，讀者實則可以為詩人對祖母的情感作如下兩種截然不同的詮釋：一，是詩人真切對祖母不捨，雖然她們來港期間並沒有多少時間相處，但始終血脈相連，情意自然於不自覺間流露；二，詩人故意不寫對祖母這番欷歔的心理感受，正由於確實沒有非常深的感情可以呈現。如此一說，並非指詩人對祖母不孝。恰恰相反，正因他有孝的觀念，所以才會對祖母說長命百歲，緊握祖母的手。但孝的根源，即人對人的情感，仍然缺乏，因此才有這種不寫之寫的情況出現。當然以上兩種看法，就詩論詩，其實都成立。

3  名實觀念與現實世相

至於社會層面的議題，曾瑞明很喜歡在詩作中反思所涉及的「名實觀念」。所謂「名實觀念」，是指兩個觀念之間有直接關係（即名與實），它們之間不需要第三個觀念作為中介。當然名可以符實，也可以不符實，視具體語境而定。（3）

這一點，其實早在詩人在大學時期的作品中已見端倪。例如在〈迎新營啊迎新營啊的第一百種相同聲音〉開首：「不懂說話的說話／懂得說話的叫人說話／懂得叫人說話的沒有說過甚麼話／辯證的人事運作」，首三句表達的正是名實不一的情況：不懂說話的卻在說話、懂得說話的卻在叫人說話、懂得叫人說話的卻沒有說過甚麼話。下文的詩句也是相近的思路：

有一群人充滿智慧

進行最快和最後的審判

詮釋加上過度詮釋

要為你掛上迷人標籤

有的被界定為禿頭

有的被誤讀為鬥雞

有的被理解為淫蕩

有的被判別為腳毛密佈

大審判官高高在上

似乎耳聰目明

被界定、被誤讀、被理解、被判別，全都是誤貼、亂來、惡搞所致。如此，則詩人對那班迎新營裡的主事者才有以下的一點諷刺：「有一群人充滿智慧」、「大審判官高高在上／似乎耳聰目明」，所謂「似乎」，正是一種委婉的否定。

後來詩人已身為老師，所寫的〈政治課〉依然延續這種「名與實」的思考。此首詩作旨在批評、議論老師授課時政治立場是否需要迴避。可是，詩作也同時呈現學生與老師對回歸這個議題的立場與反應。面對「回歸」這個命題，坊間的論述當然是一面倒地讚好稱譽。但是，實際上，「回歸」除了牽涉以前中英的歷史：「老師按着會考課程要求／教導學生《中英聯合聲明》的／箇中因由」，「回歸」前後香港人的具體感受、情緒、評價更是一般主流媒體不大談及：「回歸十年了／他們還是想着英國的好／誰叫老師說過文革的壞」。至於老師自身的立場呢？縱使是百般滋味，也不能透露：

一九八四年，他們在哪裡？

我四歲，懂一點廣東話

我是香港人

他們的父母其後的幾年買了四層樓

「負資產」、「八萬五」、「董建華」

他們琅琅上口

一本正經地告訴我新移民等於懶人

他們不知道

窮人不是地產經紀的獵物

他們也許不應該知道

老師的立場

可見，一般以為三言兩語就能交代的概念或者事件，其實細究起來，背後的故事、情感，絕對不是一個名字，就能輕易帶過。

〈女兒的名字〉則是從苦惱給女兒取名字起興，之後連用五次「不可以」以及相近的句子結構，即：

不可以是國強或者家富

他們都是賣藝人

要踩鋼線高蹺

腳不踏實

……

不可以是Peter和Danny

他們都是井裡蛙

不懂外語

只得一個心靈

……

不可以是清風和明月

她們都是文人的術語

郊外的小草

比較真摰

……

不可以是張三和李四

眼中只有iphone 4

而沒有你媽媽的大肚子

……

不可以是胡思杜

那是胡適兒子的名字

胡適愛自由

對子卻專制

除了表達父親對女兒的期許之外，更有對當下城市人的批判，例如：「腳不踏實」、「不懂外語」、不「真摰」、目中無人、專制。於是抒情與現實，恰巧透過這種對女兒名字與實際意義的思索，有了一番有機的結合。

如果說〈女兒的名字〉的名實觀念，是從女兒推展到現實的思考，即從特殊到普遍，那麽〈反叛〉則反其道而行，從普遍到特殊了。詩作一開始寫道：

不知道該被誰「尊重」

那是一個

很重的

詞語

雖然它已被強姦

很多，很多次

仍是那麼堅硬

那麼引人入勝

有點像青銅器

有些人被它

割傷

或者拿來和權力拔河

用語、情節都與一般的「哲理」詩類似。然而，從下一段開始，語調就變了：

我們有時會放開雙手

寫一點心裡的東西

說一些俏皮話

聽一些未聽過的音樂

看幾齣變態的電影

收藏不見得光的模型

還有讓下午不太沉悶的幾句

粗言

這是男孩的小小王國

這一段明顯有大量的具體細節鋪陳，敍述語調都變得比第一段溫柔。最後作者才揭開詩作的主旨：

自稱公主和王子的愛情最終死去

一個女孩漸漸變得親切

……

我們不如用嬰孩獻給女人

送它一個怪笑的模樣

標記另一個相對輕盈

輕盈的詞語

那就是「父親」

原來詩作題目〈反叛〉其實是指自己的人生歷程。第一段說以前不知道該被誰「尊重」，其實是指詩人還沒有一個明確的人生目標，一切都好像非常沉重。第二段說的正是詩人青年時的生活片段，與平常人無異。最後一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則是詩人的成長：雖然告別了「公主和王子的愛情」以及以前隨意瀟灑的生活，但女兒的來臨，成為了父親，生命似乎終於有了安頓。

4  結語

曾瑞明的詩，確實不以意象瑰麗見長。不過，詩藝永遠不止一途，詩人以他對語言以及現實的敏感，在文字以及思想安排恰如其分的轉折，這就使他的詩作比時下的許多作品多了一份可見的沉穩。

2015年10月6日

【註】：

（1）      張春榮：〈詩中否定詞的用法〉，《詩學析論》（台北：東大，1987），內文頁31

（2）      樊善標：〈為理所當然而寫的──曾瑞明詩集《上有天堂的地方》序〉，見曾瑞明：《上有天堂的地方》（香港：石磬，2015），頁8

（3）      錢新祖：《中國思想史講義》（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頁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