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復興：父親（上）

1

我對父親最初的印象，是母親去世之後第二年的清明節。那時，我六歲。一清早，父親便催促我和弟弟趕緊起牀，跟着他走到前門大街。那時，我家住在西打磨廠老街，出街口就是前門樓子，路很近，很快就在前門火車站前的小廣場上，坐上5路公共汽車，一直做到廣安門終點站。

廣安門外，那時是一片田野。我不知道前面是沒有公共汽車了，還是有，父親為了省錢沒再坐。沿着田間的小路，父親領着我和弟弟往前走。不知走了多遠的路，反正記得我和弟弟已經累得不行了。那時，弟弟才三歲，實在走不動了。父親抱起了弟弟，繼續往前走。我只好咬着牙，跟在父親的屁股後面走。開春的田地在翻漿，泥土鬆軟，腳底上黏了一鞋底子的泥。記憶中的童年，清明節從來沒下過雨，天總是湛藍湛藍的。在這樣開闊的藍天和返青發綠的田野背景下，父親抱着弟弟，像一幀剪影，留給我童年難忘的印象。

一直走到了田野包圍的一片墳地裡，父親放下弟弟，走到了一座墳前，從衣袋裡掏出兩張紙，然後，撲通一下跪在墳前。突然矮下半截的父親的這個舉動，把我嚇了一跳。

墳前立着一塊不大的青石碑，那時我已經認識了幾個字，一眼看見了碑的左下側有一個「肖」字，一下子猜想到那上面刻的是父親的名字，而碑的中間三個大字，我不認識，一直過了好幾年，我才認識上面刻着我母親的名字「宋輔泉」。又過了好幾年，我才明白母親名字的含義，我父親的名字叫肖子泉，母親的這個名字是父親起的，是要母親輔助父親支撐這個家的。可是，母親三十七歲就去世了。父親比母親大整整十歲，母親去世的那一年，父親四十七歲。

這個埋葬着我生身母親的墳地，除了這塊墓碑，再有就是旁邊不遠有一條小溪，之外，我沒有別的印象了。之所以記住了這條小溪，是因為給母親上完墳後，父親要帶着我和弟弟到這條小溪邊來捉蝌蚪。小溪裡，有很多搖着小尾巴的蝌蚪，黑亮黑亮的，映着春天的陽光，小精靈一樣，晃人的眼睛。我和弟弟都盼望着趕緊上完墳，去小溪邊捉蝌蚪。

那時候，我還不懂事。父親每年清明都要到母親的墳前來祭祀，還能理解；讓我不可理解的是，父親每一次來都要跪在母親的墳前，掏出他事先寫好的那兩頁紙，對着母親的墳磨磨叨叨地唸上老半天，就像老和尚唸經一樣，我聽不清他都唸的是甚麼，只見他一邊唸一邊已經是淚水縱橫了。唸完了這兩頁紙後，父親掏出火柴盒，點着一支火柴，把這兩頁紙點燃，很快，紙就變成了一股黑煙，在母親的墳前繚繞，然後在母親的墳前落下一團白灰，像父親一樣匍匐在碑前。

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太不懂事，只盼望着父親趕快把那兩張紙唸完，把紙燒完，就可以帶我和弟弟去小溪邊捉蝌蚪了。

讓我更不理解的是，除了清明節來為母親上墳，到了中秋節前，父親還要來為母親再上一次墳。而且，父親照樣是跪在墳前，掏出兩頁寫滿密密麻麻小字的紙，唸完後燒掉。我當時常想，那兩頁紙寫的都是甚麼內容呢？每一次寫的內容是一樣的嗎？卻像是慣性動作一樣，每一次來給母親上墳，父親都要寫這樣長的信，唸給母親聽，母親聽得到嗎？父親怎麼有這麼多的話要對母親說呢？

這樣做，打破了常人的習慣。因為一般人都是一年一次在清明節給親人上墳，不會在中秋節再上第二次墳的。當然，長大以後，我明白了，這說明父親對母親的感情很深。但是，在當時，中秋前後，青蛙都已經絕迹，小溪邊沒有蝌蚪可以捉，又要走那麼遠的路，我和弟弟對母親的思念，常常被對父親的抱怨所替代。特別讓我不能理解的是，為了省錢，給母親上墳回來的時候，父親常常是帶着我們從廣安門上車坐到牛街這一站就提前下車，然後，對我和弟弟說：你們是想繼續坐車呢，還是走着回家？現在，咱們要是坐車做到珠市口，一張車票是五分錢，要是不坐車，就用這五分的車票錢，到前面的菜市口，給你們買一包栗子吃。那時候，滿街都在賣糖炒栗子，香味四散，勾我和弟弟的饞蟲。我和弟弟抵擋不住栗子的誘惑，選擇不坐車，用省下的這五分錢買栗子。

那時候，五分錢能買一包栗子，可是，常常是吃不到珠市口，栗子就吃完了。我和弟弟還想吃栗子。父親說：從珠市口坐車，坐到前門，一張車票也是五分錢，你們要是不坐車，就可以用這五分錢再買一包栗子。我和弟弟當然又選擇了栗子。就這樣跟着父親走回了家，天不知甚麼時候已經不知不覺黑了。父親沒有吃一口栗子。下一年中秋節前，父親帶我們去為母親上墳，儘管知道要走那麼遠的路，一想到栗子，我和弟弟還是很願意去。

現在想想，那時我和弟弟畢竟小，對母親的印象是很模糊的，對母親的感情，遠沒有父親對母親的感情那樣的深。父親之所以用這種方法帶我們去為母親上墳，是為讓母親的在天之靈看看我和弟弟。這其實是父親對母親的一份感情。只是，我不懂。我更不清楚，父親和母親是怎麼相愛的，又是怎麼結婚的，在那些個戰火紛飛的日子裡，又是怎麼樣一路顛簸從信陽到張家口最後來到北京的。清明的蝌蚪，中秋的栗子，小孩子的玩和饞，和大人的之間的感情拉開了距離。一直到父親去世之後，我也並不瞭解父親，更談不上理解。似乎命中注定，我和父親一直很隔膜，像是處於兩個世界的人。童年母親墳前對母親那種迷迷糊糊又似是而非的感情，和父親在墳前對母親毫無掩飾而且是無法遏制的感情，只不過是我和父親隔膜與距離的一種象徵。

我只知道，母親是河南信陽人，長得個子很高，看過我家唯一存下來的她的照片，長的膚色白皙，應該屬於漂亮的女人。父親是在那裡工作時，和母親結的婚。那時，父親在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局受訓之後，來到信陽工作。1947年，我出生後，父親先到張家口，又緊接着到北京工作。父親在北京安定下來，母親抱着剛剛滿月的我，帶着我的姐姐隨後投奔父親。因為正是戰亂時，張家口站人特別擁擠，母親帶着我們沒有擠上火車，只好坐下一班的火車，火車開到南苑時停了下來，停了很久也沒有開。一打聽，原來上一班火車被炸藥爆炸了。而正在前門火車站接站的父親，以為母親和我們都在這列火車上，心急如焚。

很多年後，當姐姐對我講起這件往事的時候，想像着當初的情景，我才多少理解了父親對母親的一份感情。戰亂動盪的時局中，普通人之間的感情，便顯得那樣揪人心肺，而容易相濡以沫，彌足情深，所謂聚散兩依依。

母親突然的離世，對父親的打擊，顯然很大。那時，北京剛解放三年，日子剛安定下來不久。只是，那時，我太小，難以理解一個人到中年父親的心情罷了。母親去世不久，父親就回老家一趟，為我和弟弟娶回一個繼母。繼母比父親大兩歲，比母親大十二歲。還有和身材高挑和清秀的母親不同的是，繼母纏足。

那時，我不懂得父親為甚麼要娶回我的繼母。我不懂得父親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幼小的我和弟弟。

1994年，孫犁先生讀完我的《母親》一文，知道我小時候生母去世後父親回老家又為我和弟弟娶回一個繼母的這段經歷，來信說「您的童年，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幸福的，使我傷感。」然後，又馳書一封特別說：「關於繼母，我只聽說過『後娘不好當』這句老話，以及『有了後娘就有了後爹』這句不全面的話。您的生母逝世後，您父親就『回了一趟老家』。這完全是為了您和弟弟。到了老家經過和親友們商議，物色，才找到一個既生過兒女，年歲又大的女人，這都是為了你們。如果是一個年輕的，還能生育的女人，那情況就很可能相反了。所以，令尊當時的心情是痛苦的。」

孫犁先生的信，讓我沒有想到，因為在我寫文章的時候，一直到文章發表之後，都沒有曾經想到過一點點父親當年那樣做內心真實的感情，而只是一味地埋怨父親。孫犁先生的信提醒了我，也是委婉地批評了我。真的，對於父親，我一直都並未理解，一直都是埋怨，一直都是覺得自己的痛苦多於父親。也許，只有經歷過太多滄桑的孫犁先生，對於哪怕再簡單的生活才會湧出深刻的感喟吧，而我畢竟涉世未深。我不懂得一個人到中年的父親，選擇一個比他年紀大的女人，做為我和弟弟的新母親，是為了我和弟弟。我不懂得孫犁先生所說的父親「當時的心情是痛苦的。」

當時間和我一起變老的時候，回想童年時父親帶我和弟弟為母親上墳的那一幕，便越發凸顯。父親跪在母親的墳前為母親讀信的那一幕，才越發讓我心動。可惜，我從來不知道父親在那兩頁紙上密密麻麻寫的都是甚麼。但我可以想像得出來。想像得出來，又有甚麼用呢？人老了之後，才漸漸明白了一點人生，才和父親有了一點點的接近，付出的卻是幾乎一輩子的代價。我才明白，在這個世界上，親人之間，離得最近，卻也有可能離得最遠。

2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膽子很小，一直到他去世，都活得謹小慎微，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幹，樹上掉片樹葉都要躲着，生怕砸着自己的腦袋。長大以後，當我知道父親的這件事情之後，對父親的印象有所改變。

父親很年輕的時候，就獨自一人離開家鄉河北滄縣，跑到天津去學織地氈。我的爺爺當過鄉間的私塾先生，略有文化，他有兩個孩子，一個是父親，一個是父親的哥哥。和一輩子守在鄉下種田的哥哥不同，父親在鄉間讀完初小，就想離開家鄉。別人怎麼勸都不行，他還是來到了天津。天津距滄縣一百二十里地，是離滄縣最近的大城市。滄縣很多人都曾經到天津跑碼頭，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現在天津的街頭還能碰到不少打工者，操着滄縣的口音。想想，父親隻身一人跑到天津學織地氈的情景，很像如今那些北漂。儘管時代相隔了近百年，年輕人的躁動的夢想和盲目的行為方式，基本相似。那時候的父親，膽子並不小，性格裡有很不安分的成分。

我一直在想，父親為甚麼曾經會有這樣不安分的性格？後來，為甚麼又將這種性格磨平乃至變得如此謹小慎微呢？

受我爺爺當私塾先生的影響，父親讀書的時候，愛看一些雜書，特別是章回本的舊小說。我讀小學的時候，在晚上我和弟弟睡覺前，他常常講《三俠演義》、《施公案》、《水滸傳》、《聊齋誌異》裡的一些故事給我們聽，也不管我們聽懂聽不懂，愛聽不愛聽。他也喜歡滄縣地區有名的文人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他常講一些他小時候聽到的關於紀曉嵐的民間傳說。一直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聽他有聲有色地說起紀曉嵐小時候，有一位從南方來的大官，看見紀曉嵐在田裡放牛，大夏天的，還穿着一件破棉襖，搖着一個破芭蕉扇，覺得很可笑，就隨口說了句：穿冬衣，拿夏扇，胡鬧春秋。紀曉嵐回了一句：到北地，說南語，不識東西。講完這個故事，父親呵呵的笑，他故意將「識」說成「是」，然後又對我們講這裡一語雙關的意思，講這個對子裡的對仗，對得非常簡單，又非常有趣。我和弟弟也覺得特別的好玩。父親去世之後，整理他的極其簡單的幾件遺物，其中有一本舊書，就是《閱微草堂筆記》。

父親從來沒有對我講過這類文學的書對於他的影響，他只是說自己從小喜歡讀書，以此來教育我和弟弟要好好讀書。所以，只要是我買書，他從來都不反對，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他為我買的第一本雜誌，是上海出的《小朋友》，那是一種很薄的畫冊。以後， 我識字多了，他為我買《兒童時代》。再以後，他為我買《少年文藝》。這樣三種雜誌，成為我童年讀書的三個台階，應該說是父親領着我一步步走上來的。

那時候，我家住的大院斜對門有一家郵局，是座二層小樓，據說，前身是清末在北京成立的第一家郵電所。那裡賣這些雜誌。跟着父親到郵局裡買這些雜誌，成為了我童年和少年時代最快樂的事情。我想，以後我能寫一些東西，最初應該是父親在我的心裡埋下的種子。父子兩代人，總有一些相似的東西，影子一樣疊印在彼此的身上，是遺傳的基因，也是潛移默化的結果，是上一輩人未曾實現的夢想不由自主的延續。

偶爾一次，父親對我說，在部隊行軍的途中，要求輕裝，必須得丟掉一些東西，他還帶着這些舊書，捨不得扔掉。說這番的的時候，其實，父親只是為了教育我要珍惜讀書，沒小心說禿嚕了嘴，無形中透露出他的秘密。當時，我在想，部隊行軍，這麼說，他當過軍人，甚麼軍人？共產黨的？還是國民黨的？那時候，我也就剛讀小學四五年級，一下子心裡警惕了起來。如果是共產黨的軍人，那就是八路軍，或者是解放軍了，應該是那時的驕傲，他應該早就扯旗放炮地告訴我們了，絕對不會耗到現在才說。所以，我猜想，父親一定是國民黨的軍人了。

事實證明了我的猜想沒有錯。

我家那時有一個黃色的小牛皮箱，我知道，裡面放着糧票、油票、布票等各種票據，還有就是父親每月發來的工資，都是我家的「金銀細軟」。有一天，我打開這個小牛皮箱，翻到了箱子底，發現了一本厚厚的相冊，和一張委任狀的硬皮紙。委任狀上，寫着北京市政府任命父親為北京市財務局科員，下面有市政府大印，還有當時北京市市長聶榮臻手寫體簽名的藍色印章。這是北京和平解放之後，對於像我父親這樣的國民黨政府留下的人員接收時的證明。應該說，沒有任何問題，問題出現在那本相冊上。那是一本道林紙的厚厚的印刷品，當我打開相冊，看見裡面每一頁都印着一排排穿着國民黨軍服的軍官的藍色照片。這樣的國民黨軍服，只有在電影裡才見過，是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才穿的軍服。我一下子愣在了那裡，小小的心，被萬箭射穿。我幾乎忽略掉了這本相冊下面還壓着四塊袁大頭銀元。

讀中學之後，我才漸漸弄清楚了。父親在天津學織地氈，並沒有多長的時間，他是覺得這樣一天天織下去，沒有甚麼前途，就投奔了在馮玉祥部隊當軍需官的一位親戚（這位親戚後來官居國民黨少將，居於並逝世於上海）。父親不安分的心，再一次蠢蠢欲動。因為他多少有一些文化，在部隊裡很快得到了提拔，最後當了一個少校軍銜的軍需官。抗戰結束後的1945年，他從部隊轉業，集體到南京國民政府受訓，然後轉業到地方的財務局，一路輾轉，從信陽到張家口到北京。

國民黨，還是一個少校軍官。這樣的一個曾經擁有過的身份，對於我簡直像一枚炸彈，炸得我五雷轟頂。

而這樣的一個身份，如一塊沉重的石頭，一直壓在父親的檔案裡和父親的心裡。

我讀初一的時候，已經是1960年。新中國伊始的許多政治運動，如三反五反反右等，都已經轟轟烈烈的過去了。父親都相安無事，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後來，我才發現父親寫的那些交待材料一摞一摞的，不知有多少。父親對我也不隱瞞，就放在那裡，任我隨意看。那裡有他的歷史，有他的人生。有一段時間，我非常好奇，曾經翻看父親的這些交待材料，有很多都是重複的車軲轆話，在不厭其煩地反覆的講，又要發自肺腑地深刻地講。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一般，不怕交代的瑣碎，不怕檢查的絮叨。父親的字寫得很小，又擠在一起，像火車站擁擠的人群，生怕擠不上車，眼睜睜地看着火車開跑，自己被無情地甩下。那些密密麻麻的鋼筆字，有很多已經顏色變淺，甚至模糊，不知道為甚麼讓我想起父親帶我和弟弟給母親上墳時，他寫的那兩張紙的信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同樣也是不厭其煩的反覆講的車軲轆話，同樣也是發自肺腑深刻講的話，卻是那樣的不同。

讀初三的時候，我十五歲，退了少先隊之後，要申請加入共青團，首先一條，就是要和家庭劃清界限。於是，步父親後塵，如同父親寫交代材料一樣，我不知寫了多少對家庭出身對父親歷史認識的報告，交給團支部，接受組織一遍遍的審閱，一次次的考驗。我才知道，寫這些材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儘管那時我的作文寫得不錯，但是，這樣的材料，遠比作文難寫，總覺得寫得枯燥，筆重千斤，心很累。但是，我並沒有理解父親寫這些交待材料時候真正的心情。那時，我只顧自己的心情，覺得好多的委屈，埋怨自己為甚麼會攤上了這樣一個父親，卻難以理解父親的心情其實是更為複雜，更為疲憊不堪的。

想想，有時候，為了表現出來和家庭劃清界限，還要做出一些決絕的舉動，對父親的傷害，就更不知曉了。

記得有一次，我們大院裡住的一個在解放以前曾經當過舞女的女人，突然和我們大院的油鹽店的少掌櫃生下一個私生女。從不多言多語的父親，在家裡和我媽媽悄悄地議論這事，說了句：王嬸也不容易，一個女人帶着兩個孩子，日子怎麼過呀！沒有想到，他的話，被我聽到了，我當時就反駁他：你站在甚麼立場上說話？還王嬸王嬸的叫着？父親立刻甚麼話也不說了，像霜打的茄子，蔫蔫地呆在一旁。那時候，我不懂得上一輩人的歷史，也不懂得生活的艱難，只知道階級的立場，只知道要時時刻刻睜大眼睛，警惕着和父親劃清界限。

父親的棱角就是這樣漸漸被磨平。年輕時候的不安分，本來就是搖曳在風中的一株弱小的稗草，更禁不住一陣又一陣的風雨的洗禮了。而在這一番番的風雨中，父親所要經受的，不僅來自時代和社會，也來自家庭，而在家庭中，主要是為了追求自己前途的我。

年輕的時候，誰沒有過不安分的心思和性格呢？不安分，其實就是不安現狀，渴求一種新的生活。年輕的時候，誰不像一株迷途而不知返的蒲公英一樣盲目而莽撞呢？我長大了以後，要去北大荒插隊之前，曾經和父親當年一樣，沒有和他商量，就那樣毅然決然的離開了家，父親當時甚麼話也沒有說，他知道說甚麼也沒有用，眼瞅着我從小牛皮箱裡拿走戶口本，跑到派出所註銷。我離開家到東北的那天，父親只是走出了家門，便止住腳步，連大院都沒有走出來。他也沒有對我說任何送別囑咐的話，只是默默地看着我離開了家。

現在想想，我就像父親年輕時離開滄縣老家跑到滄縣學織地氈一樣，遠方，總是比家更充滿誘惑，以為人生的理想和前途在未知的前方。儘管成長的歷史背景完全不同，父子各自的性格以及一生的軌迹，總會有相同部分，命定一般在重合，就像父子的長相，總會有相像的那某一點或幾點。

以後，看北島的《城門開》，書中最後一篇文章是〈父親〉，文前有北島題詩：「你召喚我成為兒子，我追隨你成為父親。」文中寫道：「直到我成為父親……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讀完這篇文章，我想起了我的父親，眼淚禁不住打濕了眼睛。

3

父親不善交往，也不願意交往。每天是騎着自行車，上班去，下班回，兩點一線，連家門都不怎麼出。只有退休之後，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出家門，到天安門廣場南面的花園練太極拳，才在大院裡多了出出進進的次數。那時候，還沒有建毛澤東紀念堂，在那個位置一直往南到前門樓子，是一片花園。從我家出來，走十來分鐘就到。他到那裡練拳，獨自一人，面對花草樹木和天安門與前門樓子，可以甚麼話也不用說。不知那時他的心裡都想些甚麼，他從來沒有對我講過，我從來沒有問過。他像一個獨行俠，其實，他的身上沒有一點兒俠的氣質，倒像一個瘦弱的教書先生，儘管他練的拳腳很正規，而且，特意買了一雙練功鞋，並在鞋幫上縫上兩條帶子，繫在腳脖子上，以免使勁踢腿時把鞋踢飛。現在想想，自從退休後，那裡是父親唯一外出的地方，遠避塵世，有花草樹木相擁，那裡是他的樂園，一直到他去世。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這一輩子似乎只有一個朋友，便是崔大叔。

崔大叔和父親是一起在南京受訓時候認識的，然後，兩人一起到信陽、張家口和北京工作，一直都在一個稅務局工作。崔大叔和他的妻子都是河南信陽人，我的生母，就是崔大叔兩口子做的媒，和父親相識結的婚。崔大叔先到北京找到的工作，然後邀請父親前往北京。母親帶着我和姐姐從張家口來北京投奔父親，起初沒有住處，是先住在崔大叔家的。住了好長一段時間，父親才在前門外的西打磨廠的粵東會館找到了房子後搬的家。有意思的是，父親帶着我們全家從崔大叔家搬出，崔大叔到我家慶祝父親喬遷新居的那天晚上，兩個人都喝多了，一個小偷溜進我家外屋，偷走父親新買的一袋白麵，扛在肩上，大搖大擺的走出我們大院，一路上還和街坊們打着招呼，以至於街坊們都以為小偷是我家的甚麼親戚，成為對父親和崔大叔的笑談。

只有和崔大叔在一起，父親才會喝那麼多的酒。一種新生活開始的興奮，讓他們兩人都有些忘乎所以。

崔大叔是父親唯一一個可以無話不談的朋友。在我漸漸長大以後，父親的話變得越來越少，幾乎成了一個紥嘴的葫蘆。因為，在那個階級鬥爭的弦緊繃的時代裡，他知道像他這樣歷史有「痄兒」的人，要謹防禍從口出。而且，因為和我越來越隔膜，父親更是很少對旁人說起對我的評點。但是，我知道，他一定對我有他的看法，甚至意見和不滿。只有一次，春節在崔大叔家，父親和崔大叔喝酒時，說到了我，我聽見一句：復興呀，我看他將來當老師！這讓我有些奇怪，因為那時我還很小，剛上小學幾年級，父親怎麼就一眼看穿斷定我以後一定得當一名老師呢？

每年過年的時候，父親都要帶着我和弟弟去崔大叔家去拜年。除此之外，父親沒有帶我們到任何一家去拜年，足見崔大叔對於父親的特別重要。記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去崔大叔家的路上，父親都要教我見到崔大叔和崔大嬸以及他家老奶奶的時候問候拜年的話。那時候，我的臉皮薄，特別害怕叫人，在路上一遍遍地重複着父親教給我說的話，讓這一路顯得特別的長。

其實，從我家到崔大叔家很近，過前門，從東南角到西北角，一個對角線，穿過天安門廣場，走幾步就到了。崔大叔家就住在那裡一個叫做花園大院的胡同裡。這個名字很好聽，讓我一下就記住，怎麼也忘不了。崔大叔家的大院門前有一棵大槐樹，總能夠把老枝枯乾慈祥地伸向我們。那院子是北京城並不多見的西式院落，高高的台階上，環繞着一個半圓形的西式洋房，特別帶着有寬寬廊簷的走廊和雕花的石欄杆，以及走廊外面伸出幾長溜的排雨筒，都是在別處少見的，更是大雜院裡見不到的景觀。崔大叔就住在正面最大的房子裡，裡面是一個非常寬闊的大廳，一邊一間小房間，全部鋪着的是木地板。那個大客廳，更是屬於西式的，中國人一般住房擁擠，哪兒還會弄出一個這麼寬敞的客廳來。以後，崔大叔的孩子多了，客廳的兩邊便搭上了兩張牀，讓孩子們睡在那裡了。那時，他家的老奶奶，也就是崔大叔的母親還健在，就住在剛進房門的那一間小屋裡。老奶奶總要對我說：「你爸你娘帶着你，就住在我這屋子裡，那時還沒有你弟弟呢。」 去一次，說一遍。

崔大叔人長得特別英俊，儀表堂堂，很高的個子，戴一副近視眼鏡，知識分子的勁頭很足，說話很開朗，特別愛笑，呵呵大笑的時候，仰着頭，很瀟灑的樣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讓我覺得很有幾分像當時正走紅的喬冠華。特別是冬天，崔大叔愛穿一件呢子大衣，從遠處那麼一看，有些威風凜凜的樣子，就更像喬冠華了。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對崔大叔並不瞭解，父親也從不對我說崔大叔的經歷，只是每年要帶我和弟弟去給崔大叔拜年。

小時候，我不懂事，只是覺得那一年去崔大叔家，他家好像有了一些變化，到底有甚麼變化，我又說不清。後來，我仔細想了，是崔大叔沒在家，每次去，他都會在家的，他都要燙上一壺酒，陪父親喝上幾杯的。為甚麼父親帶着我們特意去他家，他偏偏不在家呢？而且，又是春節，難道他不放假嗎？

後來，發現父親不僅僅是春節時帶我們去，而是隔一段時間就去一次。奇怪的是，每次去，崔大叔都不在家，這在以前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事情。這讓我的疑惑越來越重，也越來越讓我好奇。我問過父親，父親並不回答我，只是截長補短去崔大叔家，每次去，都和崔大嬸在一旁低聲說着甚麼，老奶奶在一旁嘆氣，不時的咳嗽。

在我的記憶裡，大概就是前後這時候，老奶奶去世了。每次再去崔大叔家，因缺少了崔大叔爽朗的笑聲，也因缺少了老奶奶溫和的話語聲和一陣陣的咳嗽聲，讓我覺得這個家不僅缺少了生氣，還籠罩着一些悲涼的氣氛。那是我十歲左右的事情了，一切霧一樣迷離得那樣似是而非，那樣的遙遠而瀰漫着輕輕的嘆息。

一直到我讀了高中以後，我才對崔大叔有了一些認識和理解，那種突然之間撞在心頭的殘酷現實，讓我認識了崔大叔，也讓我認識了父親。在同一個西城區稅務局裡，崔大叔混得比父親要好許多，他曾經當過部門的一個小官，而且是一名經濟師。但是，出頭的椽子先爛，混得好的容易遭人忌恨。1957年，反右時，父親僥倖逃離，崔大叔卻當了右派，被發送到南口下放勞動，一般不允許回家。他和我父親都是從舊社會裡過來的人，在國民黨的稅務局幹過事，加上他愛說，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成為了右派。

我私下裡曾經莫名其妙地湧出過這樣奇怪的想法：是不是因為崔大叔人長得氣派，也是成為右派的一個理由呢？在我小時候的印象裡，在電影和小人書裡，那些從國民黨那裡出來的人，都是猥猥瑣瑣的，或者像項堃演的國民黨一樣陰險，起碼不應該長得這樣的堂皇。

我記得那時父親在拚命地寫檢查材料。在稅務局裡，一定是誰都知道他和崔大叔非同一般的關係吧？父親的謹小慎微，態度又極其恭順，也就是他的性格幫助了他，好歹沒有跟着崔大叔一起倒霉。父親所能夠做的，就是在崔大叔勞動改造的日子裡，多去幾次崔大叔家，看望崔大嬸一家。在我長大以後，回想這一切的時候，就像看一幅老照片，拂去少不更事和時光落滿的塵埃之後，才漸漸的清晰起來。崔大叔應該是父親唯一的朋友。在父親坎坷的一生中，他唯一能夠相信，並且能夠給他雪中送炭一些幫助的，只有崔大叔一個人。而在崔大叔蒙難的時候，他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多去幾次崔大叔家裡看望。儘管父親所做的這些如同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入河中，濺不起多大的水花，是那樣的微不足道，卻是父親平淡乃至平庸的一生中最富有光彩的舉動了。起碼，父親沒有投井下石，將這一枚小小的石子砸向崔大叔。起碼，在我看來是這樣的。

崔大叔大概是由於勞動改造得好吧，沒有過幾年——也許是過了好多年之後，在小孩子的記憶裡，時間的概念和大人是不同的，更何況是崔大叔勞動改造那艱難又不准回家的日子，一定就更顯得漫長吧——便被摘下了右派的帽子，又重回到稅務局工作。再去他家的時候，又能夠看見談笑風生的崔大叔了，我們兩家的聚會便又顯得那樣的愉快了，父親和崔大叔多喝了兩杯酒，都面湧酡顏了。也是，作為一般人家，圖的還不就是一家子平平安安和團團圓圓？但是，他們兩人再沒有一次像那年父親搬家後在我家喝多過。我想，他們或許年齡已經大了，再不是以前的時候了。

我從沒有見過他們在一起交談過去，不管是他們的傷懷往事，還是他們曾經的飛黃騰達，彷彿過去的一切都並不存在。也許，他們是有意在避諱我們孩子，過去的一切畢竟沉重，他們不願意讓那黑蝙蝠的影子再壓在我們孩子的身上。也許，他們都相知相解，一切便盡情融化在那一杯杯酒之中了，所謂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吧？

文化大革命中，我去北大荒，弟弟去了青海油田，崔大叔都是派了他們的大女兒小玉來送的我們，一直把我們送上了火車，我們在車窗裡掉下了眼淚，小玉在車窗外也跟着哭。小玉的年齡和我一般大，但比我工作得早，她初中畢業就到了地安門商場當了一名售貨員，那時候，崔大叔正在南口勞動改造。她早早地替家裡分憂，擔起了生活的擔子。我和弟弟離開北京之前的那些日子裡，小玉下了班後，一趟趟往我家裡跑的情景，總讓我忘不了。貧賤而屈辱的日子裡，兩代人的心便越發的緊密，讓心酸中有了一點難得的慰藉。

我們離開北京沒多久，她的兩個妹妹分別去了內蒙兵團和山西插隊，最小的弟弟最後參軍去了外地。和我家一樣，她們家也只剩下了崔大叔的老兩口。我們再見到他們，只有在回家探親的時候了。走進花園大院，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淒涼感，不禁油然而生。坐在客廳裡，從來沒有顯出來是那樣的空空蕩蕩，說話的回音在木地板上跳盪着，讓我忍不住把話音放低。

那年的冬天，我從北大荒回來探親，崔大嬸看見我穿的棉褲笨重得很，棉花趕氈都臃在一起。她為我特意做了一條絲綿的棉褲，說我在北大荒那裡天寒地凍的，別凍壞了，鬧成了寒腿，可是一輩子的事。那棉褲做得特別的好，由於裡面絮的是絲綿，又暄騰又輕巧，針腳分外的細密。我接過來，感動得很，一再感謝她，並誇她的手藝好。她嘆口氣說：你的親娘要是還活着，她比我做活兒好，還要細呢！她說這番話的時候，讓我從她的眼睛裡能夠看到對往昔的一種回憶。

父親去世的那一年，我還在北大荒插隊，弟弟在青海油田，接到母親打來的電報，我和弟弟星夜兼程往家裡趕。我媽見到我時對我說，崔大叔和崔大嬸聽說父親去世後，先來家裡看望過了。他們擔心老母親一個人怎麼應付這突然到來的一切。我到現在還清晰地記得崔大叔當時對我媽說過的話：老嫂子，有甚麼困難，需要我們做的事情，一定要說啊！每逢想起崔大叔這話的時候，眼淚總會忍不住潤了眼角。

弟弟回來後，我們一起去崔大叔家，見到他們兩口子，我和弟弟忍不住要落淚，忽然才覺得父親去世了，他們是我們唯一的親人了。

以後，我結婚，生了孩子，都曾經特意到崔大叔家去，為的是讓他們看看。他們是我的父母一輩子唯一的朋友，現在，我們去看他們，也就等於讓父母也看見了我們長大了，已經成家立業了吧。他們看見後都很高興，崔大叔連連地對我們說：好！多好啊，多快呀，你們都大了！崔大嬸則一邊抹着眼淚一邊說：要是你親娘活着，該多好啊！

似乎是一眨眼的工夫，我們都長大成人了，而他們卻都老了。從稅務局退休後，崔大叔一直都沒有閒着，因為有技藝在身，懂得稅務，又懂得財務，許多地方都爭着聘他去繼續發揮餘熱。後來，他參加了民主黨派，還曾經當過一段時間的區政協或人大的代表。晚年的崔大叔，應該是充實的，也算是苦盡甜來吧，是命運對他的一種補償吧。有時候，他會想起我的父親，對我說：你父親是個好人，他要還活着，該多好啊！我站在他的身邊，不知該說些甚麼。我知道，他是看着我長大的，由於母親去世得早，父親也去世了，算一算時間，我和他接觸的時間比父母都要長許多。在他經歷的動盪而磨折的一生中，他比我們這一代飽嚐了更多的艱辛，但比我們樂觀而達觀地看待一切，並始終把他的關愛給予我和弟弟，默默替代着父親的那一份責任，默默訴說着父親的那一份心情。雖然，大多的時候，他並不說甚麼，但我能夠感受得到，就像是風，看不到，摸不着，卻總能夠感受得到風無時無地不在吹拂着我的臉龐。我常常會記得，讓我感動，而難以釋懷。

我應該感謝父親，是他讓我擁有了這樣一位長輩，在父親不在的時候，替代了父親的位置。我想，這應該是父親做人的一種回報吧。

4

我小時候親眼看到，父親有三件寶貝。這三件寶貝都掛在我家的牆上。

一件是一塊瑞士英格牌的老懷錶。父親從來沒有揣在懷裡過，卻一直掛在牆上當掛鐘用。那時候，家裡沒有鐘錶，就用它來看時間。我和弟弟小時候，常常會爬在椅子上，踮着腳尖，把老懷錶摘下來，放在耳朵邊，聽它滴滴答答的響聲，覺得特別好玩。

一件是一幅陸潤庠的字，字寫的甚麼內容，一點兒印象都沒有了，只是聽父親講過，陸潤庠是清大學士，當過吏部尚書，是皇上溥儀的老師。另一件是郎世寧畫的狗，這個人是意大利人，跑到中國來，專門待在宮廷裡畫畫。他畫的狗是工筆畫，裝裱成立軸，有些舊損，畫面已經起皺了，顏色也已經發暗，但狗身上的絨毛根根畢現，像真的一樣，背景有樹，枝葉茂密，畫得很精細。

我不知道這兩幅字畫，父親是怎樣得來的，是甚麼時候得來的，從字畫陳舊且保存不好的樣子看，再從父親喜愛又熟悉的樣子看，應該年頭不短了。

我猜想，父親並不是為附庸風雅，或真的喜歡字畫。他只是喜歡兩幅字畫的名氣。值錢，使得這兩幅字畫的名氣，在父親的眼睛裡，更形象化。父親就是一個俗人。在一面牆皮暗淡甚至有些脫落的牆上，掛這樣的字畫，多少顯得有些不倫不類。不過，這種不倫不類，讓父親心裡暗暗自得。在稅務局裡所有二十級每月拿七十元工資而且始終也沒用增長的同一類職員裡，父親是得意的，起碼，他擁有陸潤庠、郎世寧，還有另一位，就是他的老鄉：紀曉嵐。

牆上的這兩件寶貝，常常是父親向我和弟弟炫耀他學問的教材。同時，也是父親借此教育我和弟弟的機會。父親教育我們的理論就是人生在世要有本事，所謂藝不壓身。不管甚麼本事都行，就是得有本事，像陸潤庠不當官了，寫一手好字，照樣可以活得挺好；像郎世寧畫一手好畫，在意大利行，跑到中國來也行。父親常會由此拔出蘿蔔帶出泥，由陸潤庠和郎世寧說出好多名人，比如，他會說，同樣靠一張嘴，練出本事，陸春齡吹笛子，侯寶林說相聲，都成為雄霸一方的能人。本事有大有小，小本事有小本事的場地，大本事有大本事的場地，就怕甚麼本事都沒有，只有人家吃肉你喝湯了。

在我小的時候，父親不像我長大以後不怎麼愛說話，而是話很多，用我媽的話說是一套一套的，也不怕人家煩。

父親教育理論中，這種成名成家的思想很嚴重。我大一點兒的時候，曾經當面反駁過他，他並不以為然，相反問我：不是成名成家，而是說本事大，對國家的貢獻就大。你說說，到底是一個科學家對國家貢獻大，還是一個農民對國家貢獻大？我回答不上來，覺得他講的這些也有些道理。一個科學家造成原子彈成功，當然對國家的貢獻，比只種出幾百斤幾千斤糧食的一個農民要大。但是，在我長大以後，還是把小時候聽到父親的這些言論，當成了反面材料，寫進我入團的思想回報裡，在那些思想回報裡，我對父親進行了批判。

現在回想起來，父親的這些言論，一方面潛移默化地激勵了我的學習，一方面又成為我入團進步的墊腳石。父親的這些話，一方面成為開放在我學習上的花朵，一方面又成為籠罩在我思想上的烏雲。在那個年代裡，我的內心其實是有些分裂的。在這樣的分裂中，對父親的親情被蠶食；對父親的教育理論，作為批判的靶子，常常冷冰冰的矗立在面前，可以隨時為我所用。

父親教育我和弟弟的另一個理論，也曾經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我，那就是他常說的本事是刻苦練出來的。那時，他常說的口頭語，一個是要想人前顯貴，就得背後受罪；一個是吃得苦中苦，才能享得福中福；一個是小時候吃窩頭尖，長大以後做大官。

如果我的考試得了九十九分，父親就會問我：你們班上有考一百分的嗎？我說有，父親就會說，那你就得問問自己，為甚麼人家考了一百分，你怎麼就沒有考一百分？一定是哪些地方複習得不夠，功夫沒下到家！你就得再刻苦！

父親教育我和弟弟的方法，就是不厭其煩。父親的脾氣很好，是個慢性子，砸薑磨蒜，一個道理，一句話，反覆講。有時候，我和弟弟都躺下睡覺了，他站在牀邊，還在一遍又一遍的講，一直講到我和弟弟都睡着了，他還在講，發現了之後，才不得不停下了嘴巴，替我們關上燈，走出了屋子。

 弟弟不怎麼愛學習，就愛踢足球，父親不像說我一樣說他，覺得說也沒有用，便由着弟弟的性子，踢他的球。弟弟磨父親給他買一雙回力牌的球鞋，那是那個年代裡最好的球鞋，一雙鞋的價錢，比一雙普通的力士鞋貴好多。父親咬咬牙，還是給他買了一雙。這對父親來說，是不容易的，在我和弟弟的眼裡，他從來以摳門兒而著稱的，很難讓他從衣袋裡掏出錢來。我讀中學的時候，他每月只給我三塊錢，買公共汽車月票，就要兩元，我便只剩下可憐巴巴的一元錢。過春節的時候，弟弟要買鞭炮，他會說：你買鞭炮，自己拿着香去點鞭炮，還害怕，你放炮，別人在一旁聽響，所以，傻小子才買鞭炮放。他有他的花錢的邏輯和說辭，我和弟弟常在背後說他是要飯的打官司，沒的吃，總有的說。

從王府井北口八面槽的力生體育用品商店買回一雙白色高幫回力牌的球鞋，弟弟像得了寶，穿在腳上，到處顯擺。父親對他說，給你買了這雙鞋，是要你好好練習踢足球，不管學甚麼，既然學，就一定把它學好！對於我和弟弟，在我們漸漸大了以後，父親採取的教育策略也相應進行了調整和改變，他不再說那些大道理和口頭語。說得好聽一些，他是因材施教；說得通俗一些，就是甚麼蟲就讓他爬甚麼樹。他認定了弟弟不是學習的料，既然喜歡踢球，就讓他好好踢球吧，興許也能踢出一片新天地。

初一的時候，弟弟沒有辜負父親給他買的那雙回力牌球鞋，終於參加了先農壇業體校的少年足球隊。弟弟從業體校回來，很興奮地對父親說，教練說了，我們練得好的，初中畢業就可以直接升入北京青年二隊。父親聽了很高興，鼓勵他，把足球踢好，也是本事，你看人家張宏根、史萬春、年維泗，就得好好練出人家一樣的本事！

我家牆上的陸潤庠和郎世寧，就這樣成為了父親教育我和弟弟的藥引子，可以引出無數的說法，編着花兒的說明他的教育理論。

在父親的心裡，有一個小九九，是一碗水沒有端平，而是偏向我的。他覺得弟弟學習不成，而我的學習不錯，希望把我培養上大學，是他最大的希望。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讀初中。父親突然病了。那正是全國鬧天災人禍的時候，連年的災荒，糧食一下子緊張，我家又有弟弟和我兩個正長身體的男孩子，糧食就更不夠吃，每個人每月定量，在我家，每頓飯要定量，要不到月底就揭不開鍋。因此，每頓都吃不飽肚子。父親和母親都盡量省着吃，讓我和弟弟吃，仍然解決不了問題。

有一天，父親不知從哪裡買來了好多豆腐渣，開始用豆腐渣包團子吃。團子，是用棒子麵包着餡的一種吃食，類似包子。開始的時候，摻一些菜在豆腐渣裡，還好嚥進肚子裡。後來，包的只是豆腐渣，那東西又粗又發酸，吃一頓兩頓還行，天天吃，真有些受不了。可是，父親卻天天在吃豆腐渣，中午帶的飯也是這玩意兒，最後吃得渾身浮腫，連腳面都腫得像水泡過一樣。單位給了一些補助，是一點兒黃豆。但是，這點兒黃豆，已經遠遠地解決不了父親身體的嚴重欠缺。他開始半休。等他的身體稍稍恢復了以後，他的工作被調整了。

但是，父親一直沒有對我們說，他是怕我們為他擔心，也是怕自己的臉面不好看。直到有一天，我發現父親下班回來沒騎他的那輛自行車，才發現了問題。原來，父親把這輛自行車推進委託行賣掉了。

父親的那輛自行車，就像侯寶林說的相聲裡那輛除了鈴不響哪兒都響的破老爺車，一直是父親的坐騎。父親上班的稅務局是在西四牌樓，從我家坐公共汽車，去一趟要五分錢的車票，來回一角錢，父親的這個坐騎，可以每天為父親省下這一角錢。現在，這個坐騎沒有了，他要每天走着上下班了。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姐姐來了一封寫得很長的信，家裡一下子平地起了風波。姐姐想把我接到呼和浩特她那裡上學，這樣，家裡少了一個人的開銷，特別是我讀中學之後，又想要買書，花費就更大一些，姐姐想用這樣的方法，幫助父親解決一些困難。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命運會有怎樣的變化？從心裡想，我很想念姐姐，能夠到呼和浩特去，就可以天天和姐姐在一起了；只是，離開北京，離開熟悉的學校和同學，我又有些不捨得。而且，到一個陌生的新學校去，又有些擔憂，況且，我們的學校是一所百年老校，是北京市的十大重點中學之一，姐姐幫助我選擇的學校是他們鐵路的弟子中學，教學品質肯定不如我們學校。我拿不定主意，就看父親最後是怎麼決定了。

父親沒有同意，他沒有像我這樣的瞻前顧後，他以果斷的態度給姐姐回了一封信，不容置疑地回絕了姐姐的好意。這對於一輩子優柔寡斷的父親而言，是唯一一次毅然決然的決定。或許，這是父親性格的另一面，在年輕時軍旅生涯中有所體現，只是那時還沒有我，我不知道罷了。

父親在給姐姐的信中說，他可以解決眼下的困難，他還是希望把我留在北京，以後在北京考大學，各方面的條件都會更好些。

姐姐沒再堅持。其實，姐姐和父親都是性格極其固執的人，如果不是固執，姐姐不會主意那麼的大，那麼不聽人勸，十七歲時就獨自一人就跑到內蒙，在風沙瀰漫的京包鐵路線上奔波了一生。當時，我猜想，姐姐一定明白，在父親的心裡，我的分量很重，親眼看到我考上大學，是父親一直的期待。姐姐也一定明白父親的想法，因為她唯讀了小學四年級，便開始參加工作了，父親一直篤信自己的教育水準，不會相信她，更不會放心把我交到她的手裡。

在我長大以後，我的想法有了改變，我猜想，除了對姐姐的不信任，和希望親眼看到我上大學之外，他的心裡一定在想，已經把一個女兒送到塞外了，不能再把一個兒子也送到塞外。在父親的眼裡和懂得的歷史中，儘管呼和浩特是一座城市，畢竟無法和首都北京相比，怎麼說，那裡是昭君出塞的地方。

我留在了北京。父親繼續步行，從前門到西四上班。日子，似乎又恢復了平靜。只是，糧食依然不夠吃，每月月底，是最緊張的時候，面對兩個正在長身體的男孩子，父親和母親常常面面相覷，一籌莫展。

沒有過多久，我發現牆上的那塊英格牌的懷錶也沒有了。

又沒過多久，牆上的陸潤庠的字和郎世寧的狗，也都沒有了。

我知道，它們都被父親賣給了委託行。那時，我媽吐血，為給我媽治病，也為治他自己的浮腫，要買一些黑市上的高價食品，父親不得不賣掉了他僅有的三件寶貝。

我知道，父親是希望用這樣的方法，補我媽的身體，更為挽救自己江河日下的身體，希望盡快恢復原來的工作。

可是，這三件寶貝沒有挽救得了父親的身體。他的身體下滑得厲害，而且，黃鼠狼單咬病鴨子，又患上了高血壓。稅務局讓他提前退休了。那一年，他五十七歲，離退休年齡還有三年。

退休那一天，我去稅務局接父親，順便幫助他拿一些東西。我才發現，他被調整的工作，不再是稅務局，而是稅務局下屬的第三產業，生存膠木產品的一個小工廠。在稅務局旁邊胡同裡的一個昏暗的車間裡，我找到了父親，他正繫着圍裙，戴着一副白線手套挑膠木做的甚麼電源開關。聽見同事叫他的名字，他抬起頭來看見了我，站了起來，和同事打過招呼之後，和我一起走出車間。我能感到，車間裡幾乎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落在我和父親的身上。我不清楚那些目光的含義，是替父親惋惜，悲傷，還是有些幸災樂禍？

那一天，我和父親從西四一直走到前門，一路上，我和父親甚麼話也沒有說，就這麼默默地走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想像着從建國以後他一直是騎着自行車上班下班來往在這條大街上的。現在，工作沒有了，自行車也沒有了。我知道，父親的心裡一定很痛苦，他一定沒有想到他自己會以這樣的一種方式，告別了工作，提前進入了拿國家養老金的人的行列裡。他一定不甘心，又一定很無奈。

我一直在想，按照父親的教育理論，他這一輩子算作是有本事的呢？還是沒有本事的呢？如果說沒有本事，父親是憑着初小的文化水準，靠着自己的努力，從國民政府，到共產黨開國以來，一直擔當起這一份工作的。如果說有本事，他卻最後淪落到做膠木電源開關的地步，和他原來所學所幹的工作相去甚遠。他是被身體打敗的呢？還是由於身體的原因而被單位借此順坡趕驢一樣趕下了山？父親從來沒有和我談論過這些，而在那個年代，我也沒有能力思考這一切。相反覺得讓父親提前退休，是組織對他的格外照顧。

很久以後，也就是父親去世之後，稅務局的工會派來一位老人來家裡進行慰問。因為這個老人在稅務局工作的年頭很長，曾經和父親一起共事。對父親有所瞭解。他對我說起父親，說你父親脾氣倔，工作認死理，他去人家單位收稅的時候，據理力爭，雖然得罪人，但是總能把稅給收上來。他的話，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不知為甚麼，刪繁就簡，最後沒有了收稅，只剩下了得罪人。

父親退休以後，開始練習氣功和太極拳。他做事有定力和恆心。那時候，因為父親提前退休，每月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資，四十二元錢，家裡的生活一下子變得更加拘謹。便把原來的三間住房讓出一間，節省一些房租。家裡就剩下兩間屋子，清晨，是父親練太極拳的時候；晚上，是父親練氣功的時候；雷打不動，無論甚麼情況，他都能堅持，特別是晚上，即使我和弟弟在外屋複習功課或說笑打鬧有多吵多亂，他都會一個人在裡屋練氣功，站樁一動不動。

父親的舉動，讓我很受觸動。不僅是他的耐性和堅持，而是由於他的提前退休，讓家裡的日子變得艱難。我本想讀高中將來考大學的，在初中即將畢業的時候，把這個念頭打消了，想考一所中專或師範學校，上學可以免去學費，又能管吃住，幫助家裡解決一點兒負擔。父親知道後，堅決不同意，說是砸鍋賣鐵也要供你上大學。你弟弟不愛讀書也就算了，你學習成績一直不錯，絕不能因為我耽誤了你！

我姐姐知道了這事後，每月從她的工資中寄來三十元，說是補齊父親退休前的工資，一定要我讀高中，考大學。

我如願考上了理想的高中，父親多日陰雲籠罩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讀高中的時候，我迷上了文學。我常常在星期天的時候逛舊書店。那時候，北京幾家有名的舊書店，琉璃廠、東安市場、隆福寺、西單商場……我都去過。西四的舊書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父親曾經工作過的稅務局，就在書店旁邊。路過它的大門的時候，讓我想起父親，想起父親退休的那一天我來接父親的情景，心裡總會湧出一種酸楚的感覺。我都會暗暗的想，一定好好的讀書，考上一個好大學，為父親的臉面爭光。

我的兒子讀高中的時候，我曾經帶着他到西四去過一趟，西四牌樓早就沒有了，過西四新華書店不遠，稅務局還在，大門依舊。我指着這扇大門對我的兒子說：你爺爺以前就是在這裡工作。（未完，待續）

（本篇標題書寫：秦嶺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