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艷：文學的地緣性

最近參加幾個會議都跟地域性相關，我發現全球化時代，大家重新開始關心具體的土地。當我們在微信、QQ上越來越便捷地與遠方的朋友交流時，我們也越來越意識到撇開機器直接交流的可貴，珍視這種面對面的對話。我記得在微信上曾經流傳過一篇文章〈熱愛廣州的十大理由〉，第一條就是廣州離香港很近離北京很遠，這是從穗港地域的邊緣化來說的。   

香港文化對我們這一代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套用一句爛熟的話，我們這一代是看着香港的影視聽着粵語歌曲長大的，一點都沒誇張，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剛剛能買得起黑白電視機的時候，我們就圍在小小的電視機邊追看香港的武俠電視《霍元甲》、《陳真》、《好小子》等等連續劇，那就是我們的嘉年華。我記得方方很有名的中篇《風景》中有一對雙胞胎是做生意的，其中販賣的文化衫上就印着這些功夫片裡的形象，那時候還沒有版權意識，市場能迅速地捕捉到大眾的喜好。我們有一段時間很迷戀有個「香港女作家雪米莉」的系列作品，後來才發現連這個名字都是虛構的，作者是個從來沒到過香港的男人團隊。可見那時候我們對香港多麼崇尚多麼迷戀。金庸的武俠小說是我們這一代的啟蒙讀物，我記得我們去圖書館裡借，一毛錢一天，盡可能多幾個人看可以分攤成本。武俠影視中那些充滿力量的身體是我們對民族國家形象的重新想像，驅除「東亞病夫」的陰影。還有粵語的流行歌曲影響也非常大，湖南內地有些同學一句廣州話都不會講，但唱起那些歌時使用的粵語及其腔調都相當的準確。香港在八十年代對內地，尤其對我們「70後」這一代人有思想啟蒙的重要意義。香港文化到今天依然對內地的年輕人有着一種示範的作用。我有時候回老家，發現穗港依然是內地嚮往的目標。

回到文學的地緣性，研究文學也好、一個人的寫作也好，都要有一個坐標，要麼是時間的坐標要麼是空間的坐標，時間坐標我們有個代際的說法，80後、70後之類；空間則跟我們每個人具體的生活的地方相關，剛剛蔡益懷老師談到香港文學的重要特點就是「在地抒情」。很多人都在寫故鄉以此承載心靈的鄉愁，但也有第二故鄉之說，二十世紀文學中很多作家都寫過哪裡哪裡是我的第二故鄉，並在情感上認同這個第二故鄉。現代性的最大特點就是流動，很多人都會在不同的地方生活，書寫不同的地方。像廣州五十六個民族都有，這也會重塑廣州文學的面貌。香港就具有國際化的特點，三、四十年代曾經很多作家南下。改革開放之初，穗、港文學就開始交流，我記得《花城》雜誌很早就開始有介紹港台文學的欄目。花城出版社出的兩套大型文集《沈從文文集》、《郁達夫文集》也是與香港三聯書店一起合作出版的，三聯負責海外發行，花城是內地最早出版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的出版社。因為毗鄰香港，花城出版社、花城雜誌能夠有地方出版社所沒有的地緣優勢。

丹納認為文學的三要素是種族、時代、環境。現實主義說小說要刻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描寫和環境是分不開的，有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息息相關的，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對文明的地域性特點進行論述；黑格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高山遊牧文明、平原農業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概念。穗港同屬海洋文明，具有大海的開闊性、包容性和探索精神，這一點穗港文化有一致性。由於歷史原因，過去我們習慣將香港孤立來談論。今天，隨着兩地越來越頻繁的文化交流，放在更大的文化視野上討論，我們發現穗港文化有着同根性、一致性，這種一致性隨着交流的日益深入，會有越來越多的作家去書寫、去創造、去表達，去重新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