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仁：最受歧視的文體──散文的話題（評論）

總有人說中國是個詩的民族，我們的遺產裡，唐詩宋詞元曲，加上之前的《詩經》、楚辭、漢賦、漢樂府，那是一大筆，這些老本，可以一直吃下去。但奇怪很少人說中國是個散文的民族，先秦諸子的哲學散文、《左傳》《戰國策》《國語》的歷史散文，加上《史記》，然後是唐宋的八大家、晚明的、清代桐城派的，其實一樣很豐富，但豐富歸豐富，只是有點像詩的窮親戚，勢利豪門在大排筵席時不會請，或者少請，請了來，也不會讓它坐主家席。

很少人說中國是個散文的民族，是很少，不是沒有，那些講中國散文史之類的書，起首可能就來那麼的一句：中國的傳統散文，嘩，厲害。這樣說，是所謂「尊題」。尊題就是尊重你的論題，例如以甲為題則尊甲，下次以乙為題則尊乙，目的是突出你的論題，多少突出你說話的重要性。離開了這個題目，出席豪門宴時，可能就會說，中國的傳統散文，也很不錯呵，也可以看得。

知識必須系統化，從事學術研究，分類、界定，無疑是有需要的，但如果分類存有價值的判斷，一種貴賤的態度，厚此而薄彼，卻是有問題的。分類，而不戴有色眼鏡的，很少。文學上的分類就有這個毛病。

在讀經的時代，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詩只有一家，載道的文是正統，言志的詩只是附麗。看似就是一種勢利，但那是還沒有純文學觀念的時代，有一於此，已經很了不起。到了純文學的世界，卻倒過來，詩當然排在頭位，在散體文之上。要搞清楚的是，我們如今「詩」和「文」的分法，在古代，例如魏晉南北朝，並不是這樣的。那時的「文」，指的是詩、賦，押韻的；如今的文，當時稱為「筆」。這是劉勰《文心雕龍》的說法，分別是韻文和非韻文。這是中國產生獨立、純粹的文學的時代，時人對聲韻、駢偶的興趣濃得化不開，連劉勰研究文學理論的傑作《文心雕龍》也要用駢文寫作。非韻文呢，從政論、記錄，到通告，實用的，非實用的，專門的，非專門的，醫病，看風水，甚麼都歸入這類，用途太多太雜就不稀罕。好像韻文才稱得上純淨，才配稱創作，所謂creative writing。駢文稱為文，毋寧近詩，是古代最早的散文詩。但這種詩體，越寫越形式主義，弊在教條太多（沈約分別四聲之外，還有八病說，麻煩極了）。駢文也有好處，促進近體詩的誕生。

散文詩是散文和詩的混血兒，魯迅即自稱他的《野草》是散文詩，我們知道，散文與詩通婚，名為散文，姓的是詩，英文叫prose poetry。小說也有一種叫prose fiction，散文小說，散文仍然只是伴郎。何曾有過一種文體叫詩散文？詩小說？巴黎受恐襲的時候，我老想起波德萊爾的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十九世紀中，波德萊爾聲稱受另一位早逝天才的啟發，讀了二十次其人的作品才開始憂鬱地創作。那是路易‧貝爾特朗（Aloysius Bertrand），作品只有一本：《夜之卡斯帕爾》，書中他表示要「嘗試創造一種新的散文」，這種新散文，拋棄押韻，而以簡煉，跳躍的散文體抒寫。貝爾特朗被稱為法國散文詩之父，並且影響後來的象徵主義詩派。大家好像都忘記了，他要寫的本來是散文。結果，這種散文仍然向詩靠攏，卻又不甘於受詩的束縛，走路，同時是舞蹈。

五四新文學產生後，1928年，朱自清說：「它（散文）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背影序‧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話得很明白。朱自清早期寫詩，但他在文學創作的成就，其實是散文。

1933年，魯迅則說：「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這好像是很不同的見解，說散文小品成功。但散文家別太高興，別看漏了「幾乎」兩個字。父母問拿了成績表的兒子，仔呀，升到班哦？他答：幾乎升到。魯迅拿散文小品跟小說戲曲和詩歌比較，說「幾乎」在它們之上。這是魯迅語言的偽術。

外國文學也有這種情況，希臘的悲劇是詩，荷馬行吟的是詩，哥德的《浮士德》是押韻的。莎士比亞是女皇頭上的寶石，也是用詩體寫，無韻體blank verse。所以梁實秋把莎劇翻成散文，有人認為是七折八扣，不對，應該是大減價。要補充的是，梁實秋是五四時代貨真價實的散文大家。

說某某人的散文寫得好，怎麼好？像詩。倒過來，就變成是貶語。說記憶中的巴黎充滿詩意，可有人說：散文意？今人的所謂「詩意」，如果還是風花雪月、簷前的水滴、天邊的浮雲、遙遠的故鄉，那其實也是浪漫得那麼俗。

在美國生活，用英文寫作的哈金，以小說知名，2008年接受訪問，偶然談到散文，訪者問他要出的文論集（Essays），那是學術文論或思想性散文，跟小說不一樣，要是譯成中文，會不會多一點苛求？他說：

不會，因為按照文學等級，散文比小說還低一檔。……在中文文學裡，散文很重要，但在英美文學裡，散文屬於次要種類，比小說低。從某種意義上，散文不屬於創造性文學。

這代表一種流行的想法，尤其在當代的歐美。他指出文學有等級之分，而散文不屬於創造性文學。詩和小說都由散文構成，這是否說散文是一種每個作家都touch的untouchable？

再舉一個例子。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頒發以來，可有散文家得獎？總是詩人、小說家、戲劇家。勉強算來，有兩位，英國的羅素、邱吉爾，作為散文家，其實身份很曖昧，只是他們不寫詩，不寫小說。2015年的獲獎者是白俄女記者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寫的是報道文學，無論如何，這已是一大突破。頒給她，並不因為她寫虛構的小說。

話題是散文，當然應該循例尊題。我以為中國固然是個詩的民族，為甚麼不可以同時是個散文的民族？我以為語文對一個民族很重要，要學好語文最好的方法，就是從文學入手，而散文是一切文學寫作的基本功，更是照妖鏡。最基本的東西並不意味最低下，相反，可能是最重要。有些詩人，一寫散文就露了底，照出他們自己嚇人的臉面。嚴羽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甚麼是別材呢？那是經過多讀書多窮理，拿起了再放下，且必須放下，讓感覺與想像馳騁，追求的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第三個境界，但必須經過「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階段。這一派詩論，粲然成家，但詩必盛唐，終究一家而已。散文難道不需要別材？那同樣需要多讀書多窮理，拿起了再放下，卻也可以不放下，視乎你能否消化，再看你的想像、角度、視野。其實散文與詩，以至跟其他文學類型，同樣可以談婚論嫁，並沒有不容逾越的民族感情。傑出的文學創作，轉益多師，終必超越文字，可不是說，你可以摒棄文字，文字成為你馳騁之障。傑出的文學批評，也必須多元開放，看到各家的好處，看到好處的盡頭，就是偏塞。世間不乏詩寫得比散文好的作家；但好詩人，不會寫不通散文。我不認同文學有題材的高下、等級的尊卑，或者，甚麼獨有之秘，甚麼獨門暗器。如是類推，我不以為詩的價值最高，不過同樣我也不以為散文的價值最高，其他文類，例如小說、戲劇也是一樣，是各擅勝場，各顯神通。同是運動，如果你說一個偉大的足球員，比另一個偉大的籃球員更偉大，這只能是你的口味，真要比較，你只能說世界上足球的觀眾比籃球的觀眾更多，那是有數得計的。

我覺得漢語的散文，一點也不失禮。我甚至以為漢語的散文，要比外國的豐厚得多，優勝得多。當然，這樣說也並沒有科學的根據，我只是印象罷了。思果曾經認為漢語的散文，包括古代的，比不起英美，尤其是英國，恐怕也只是印象（《看花集‧中英美散文比較》，1976）。一直予人下筆謙厚溫文的思果，晚年受訪，會說：「我的散文下過真功夫，自信可和世界一流作家相比。」他的散文很好，語言純淨，但我同樣以為他不必這樣比較。

散文，一般分廣狹兩義。廣義的散文，除了詩賦，甚麼書寫都包括。狹義的散文，是指以抒情、狀物，表現作者的生活、作者個性的散文。這些，看來仍以中國的較有瞄頭。外國這方面的prose、essay，包括familiar essay，源頭是蒙田（1535～1592），是培根（1561～1626）等人，這些外國名家，在中國，正是明代時期（1368～1644），我看他們都沒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那麼好看，更不用說張岱。再溯遠些，陶淵明的、《世說新語》的、韓愈柳宗元的、歐陽修蘇東坡的，不是西方同期的能夠比擬。現代的，魯迅雜文、周作人小品文，也非洋人可比。

我想，如果我們欣賞外國的散文，我就很喜歡十八、十九世紀的英語散文，但何必看不起漢語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