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裕：工作假期

到希斯洛機場時，天只有雲，層層塊塊，蘸滿淡墨的海綿般。這航機把他過去所有不快都帶來，要下場盛大的雨。

面對關員，他用破爛的英語解釋自己到倫敦工作假期，怎樣怎樣。其實關員不關心他怎樣，但他總想解釋得明白，順便作到步後第一個會話練習。關員間中瞅看這在櫃檯下仰望的中國人，雖聽不太懂他多重音和停頓的話，但不覺厭煩，因為反正在等時間過去，放工後又不會跟女兒提起尋常的他。

「謝謝」以後，他成功入境，提取自己的行李箱後，便進到樓底低的離境大堂。透過玻璃，可見窗外下着毛毛雨，他記得唯一一次到啟德機場時，天也下着毛毛雨，那天送往澳洲讀書的二舅，至今仍未回過香港，或者回過，只是大家都沒發現。

乘那難辨是藍色還是紫色的地鐵線東行，在國王站轉黑線北上，便到了他稱為「黃金綠」的站。出站時天色放晴，讓小鎮風貌放光，使他覺得有甚麼好事將要發生。

到了租住的地方，一位二十歲左右的白人自稱「史提芬」，是屋主，他心裡想起周星馳的《食神》，然後跟史提芬說他叫「賓」。他沒告訴他自己的中文名也叫賓，全名「張文賓」，他父親因以為「文質彬彬」的「彬」是「賓」，便把「賓」字寫進他的出世紙，後來因為他經常到風水球場踢波，曬得鐵黑，像東南亞人，朋友都嘲他「賓佬」。除了史提芬，他也沒把自己名字的歷史告訴即將到倫敦與他同住的翠欣，因覺得跟她並不很熟。

從下午長睡到清晨四時，便怎翻身也不能入睡，這是他非常陌生的時差。大學時候有過到芬蘭諾基亞實習的機會，可惜缺錢，他便困在香港憤怒地打機，打了一個炎熱的暑假。那時參與實習的三位同學如今都坐到項目主任以上的位置，而他仍一事無成，跟空談理想的人毫無分別。

上了幾小時網，發了十數封求職信後，他便落街吃早餐去。吃了個全份英式早餐，加一杯鮮榨橙汁，便十英鎊五仙。找回的零錢形狀各異，讓他樂於辨認，畢竟一切還在個新馬桶裡，香的。

下午，張文賓約定跟在倫敦大學讀博士的中學同學吃飯，他叫黃顯聰，洋名「法蘭西」。見面時，張文賓還是以中文名稱呼他。他們約在黃顯聰的學校食堂，因黃顯聰說他沒錢，出面閒閒地十鎊一個午餐，除非食炸雞。張文賓說可以請他一頓，但黃顯聰執意說不。

因黃顯聰到倫敦已經三年多，張文賓想藉他找工作門路，便刻意問了些問題：「阿聰，你有沒有做兼職？」

「有，不過因為我拿的是學生簽證，每個星期只能做二十小時，根本不夠生活。雖然英國人比較公道，放工就放工，加班也會補水，但前提是你要先找到工作。每份工作都要你發求職信，然後公事公辦，真的很煩。我現在只為自己的學校監考而已，工資還算不錯，九鎊幾一小時，不過一年只能做三次，而且有一次，不知為甚麼，被事先扣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稅，我的肉都割下來給他了……」黃顯聰似乎沒多少機會用廣東話說話，一開口便不停，張文賓吃光自己的食物後，黃顯聰碟上還有大半。

當張文賓問及唐人街的工作情況時，黃顯聰把三根薯條塞進口，隨即說：「賓佬，我勸你不要，中國人專搵中國人笨。我有個湖南朋友，在一間不怎樣的大學讀書，他英文說得不準又不順，便到一間川菜館打工，現在最低工資是六個幾一小時，但那個老闆只給他五鎊。我朋友說那老闆很好，每晚都留他吃飯，我說那老闆只是把餸頭餸尾給你而已，他始終搵你笨。」

張文賓覺得該問的都問了，便換話題，打趣說：「話時話，你啊，讀完博士，就做教授啦，大把世界，到時肯定不識人。」

黃顯聰只顧吃，使氣氛非常尷尬，張文賓便說要斟水，問他要不要一杯。張文賓立起半身，黃顯聰把塞在口中的一塊肉吐出來，面如素紙般看着他，說：「我讀到差不多畢業才發現根本沒可能找到學術工作，現在就像食了屎一樣。」說罷，黃顯聰便把頭低下，把嘔吐物放回口裡，繼續咀嚼。

黃顯聰原打算帶張文賓參觀校園，但張文賓沒有新疑問，而且無錢亦無意再讀書，便婉拒了。雖然黃顯聰為必然失業的前境沮喪，但張文賓還是十分羨慕他，因他既有他沒有的學歷，也沒有他有的女朋友。

三星期過去，張文賓跟翠欣說他開工才第四日，請不了假來接機，翠欣便一個人提着特大號行李箱出出入入上上落落，她覺得倫敦地鐵的車廂真窄得像試管，又老舊又有異味，回到九十年代的香港似的。在Golders Green站下車後，她找不到任何電梯，這讓她痛恨蠢重的行李，不禁踢了幾腳。幸好一個黑人走過，問她要不要幫忙，她便讓他把行李扛下去。在黑人把行李舉上肩頭那刻，她覺得張文賓真不是男人，那個又瘦又不做運動又沒前途的男人，真配不起她。

才不過四時，天便驟暗，太陽隱去後，空氣便滲進毛孔裡，尖而冷。行李箱被她拖下一個梯級，一跌，便掉下個輪子，她罵了聲：「垃圾！」途人不為所動地繼續進出車站，而她硬拖着蹩腳的行李箱，一步一停地走，問了一所咖啡廳有否wifi，沒有，然後拖着行李箱衝馬路，往別處找wifi。行李箱內有她的內外衣物、化妝和護膚品、風筒、電腦、充電器、毛巾、電飯煲……它們就像內臟，是一個沉重的身體的組成部分，必須由她拖着前行。張文賓對她而言，就是這行李箱，在她要他前行時，他內裡的一切就變得無謂。

她和他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保險公司做推銷員，他們就在那裡認識。家人都勸她女仔人家不要做那種工作，她硬不聽，說找了兩個月工作只有那公司才賞識她，肯定要為它賣命。他跟她說過：「保險這回事，是騙剛畢業又未找到工作的大學生的，你賣幾個月保單，賣到六親不認時就拍拍屁股找另一份工作，可是，因為你而買了保險的人就被綁着幾十年。」她問：「那你又賣？」他說：「我都想找份好一點的工作，現在每天就像乞丐一樣求人。」那份工作，他只做了四個月，不因他找到新工作，而因他保單不夠，被裁。幾年後，他跟她說對他很好的大舅父之前食了他的人壽保，後來得了大腸癌，向保險公司報銷醫藥費，折騰了三個月後，卻因患病期間斷供保險而不獲賠償，這讓他內疚得要死，最後把銀行戶口的二萬元都提給大舅母。其實，若不是她硬逼他買個Michael Kors手袋給她，他不會提起那件事，因為他認為她肯定覺得手袋比贖罪更重要。當她聽罷他舅父的事後，總結：「那兩萬元都不夠醫好你舅父，你幫他追醫藥費好過啦！」她至今仍記得他那時的臉就像塊墓碑，他用刻滿唁文的嘴唇說：「舅母說她連火葬的錢都付不起……」她才知他舅父已經去世，於是靜了。

張文賓經常省略細節，以致翠欣覺得他非常不負責任。這次她到倫敦來，他犯了相同錯誤，他沒告訴她「黃金綠」站周遭的地理，也沒告訴她他工作時不能用電話。當她在Starbucks發第五十四個whatsapp訊息時，她用粵語粗口叫了一聲，周圍的顧客立時向她一瞧，沒有人能理解那簡約叫聲的含意。

她拉開行李箱拉鍊，把ipad硬扯出來，然後瘋狂瀏覽求職網站，希望立刻找到一份像樣工作，以讓她有份優越感，今天晚上就可以大模大樣地說他不是。

與此同時，張文賓正扛着一個小玻璃櫃，就像黑人替翠欣扛行李箱般姿勢，只是肩背稍駝。小玻璃櫃是一套組合櫃的部件，不明的木材製，據老闆說是名家設計，要小心搬，他覺得這櫃怎樣都不重要，盡快組裝完成就好。它任何部分對他而言都很重，大宅的樓梯很長，每上一級，他都要陷落到地殼的更深處，從公司的客貨車到大宅的三樓，他四次往返地獄與人間。與他一同工作的是塞爾維亞人弗蘭迪米爾，這同事的名字他還未記住，只知這人很壯，像熊，似為這搬運公司而生。

他知道女友大概焦急到死，但無意加快工作速度，亦無意檢查手機訊息。天黑如墨，他忽然起了惡念，料想見到她時，跟她說分手，她就完了。她辭了剛轉長約的銀行工作，只因他說工作很累、留在香港沒出息，也許她私下有別的原因，例如旅行，但她跟他說的版本，就是她甘願為他犧牲。明顯，她愛他多於他愛她，這種關係對她特別苛刻，讓她容易情緒激動，但他不願同情。

喝下一杯espresso，店員打盹，老翁翻了一頁報紙，她等得無奈何，給他多發個訊息後，便大踏步離開免費wifi的範圍，到Sainsbury’s購買晚飯食材。看到原本在City’super賣得貴貴的進口貨打半價似的，她腦海充滿靈感，覺得可以肆意煮餐好的，慰勞坐了十四小時直航機的自己。忽然，她冒怒，因醒起男友只跟她說他住處有合伙用的爐具，沒提及煮具和餐具。她不想買多餘的器具，於是把肥膩飽滿的鱈魚放下，拖着那脫輪的行李箱，回Starbucks去。上網，查訊息，那個男人仍未回覆，她開始有種不祥預感，覺得他連她肉體都不想要了，要把她遺棄在異鄉。

黃顯聰的大學同學卡萊住在Finchley Road，近Cricklewood Lane的位置。她跟翠欣一樣，申請工作假期，獲批兩年。留英一年的她打消了當初續簽證再工作三年以換取居留權的計劃，打算農曆新年後便回香港找工作。她覺得英國生活不如想像般如意，友善背後存在歧視。工作以外只有旅遊，旅遊也像給自己的功課，芬蘭北極光、希臘白牆小屋、西班牙鬥牛、冰島鯨魚、德國啤酒節……她只覺得心累，需要安定，想盡快完成自己設下的工作限期，把公司的來電都一併接聽、解答，然後與家人朋友重聚，炫耀自己的經歷，感受他們的掛念。

卡萊不認識張文賓和翠欣。她剛在翠欣到過的Sainbury’s，撿起鱈魚旁的煙鯖魚，然後放下，往韓國超市去。買了泡菜煎餃，經過Starbucks，她想過要買杯凍忌廉朱古力，最後打消念頭，因想到回港後大概還要捱一段失業日子，自己又未有男朋友可依靠，還是省個錢較穩妥。她在Pacific Coffee沙田分店工作過兩年半，日站八小時，幾乎靜脈曲張。那段日子，她嗅到咖啡味就覺膩，連咖啡糖也不吃。市場學副學士課程讓她明白，商品只靠亮點和推銷來升值，那些賣三四十元的飲品，只是水跟不值錢的材料混成，成本還不過一兩元。她不知只有副學士學歷和零售工作經驗的自己有何亮點，也不懂推銷自己。在情場和職場，她都有滯銷的感覺，也許她在機會來時沒準備好，又或許機會都是假象，從來與她無份。

弗蘭迪米爾回到與斯里蘭卡學生普斯金合租的小單位時，普斯金正在烤排骨。昨天才用流利塞爾維亞語罵在祖國任職校車保姆的母親對他過分關心的弗蘭迪米爾，用蹩腳的英語問：「印度人……喜歡咖喱……不是？」普斯金用重口音的英語解釋：「我是斯里蘭卡人，印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是不同的，我們斯里蘭卡人會吃咖喱，但也吃別的。」弗蘭迪米爾並不知道印度以外的三個國家的存在，也記不住它們的名字。換了件衣服後，他嘗試訴說生活的辛勞以練習英語：「知道嗎？英國人很差，很懶，我在這裡，我只是做他們不想做的狗屎工作。」普斯金只說「是的」，便手包毛巾，把一整盤沸油滋爆的排骨捧到房間去，關上門。其實他也不喜歡英國人，背負着三百萬盧布一年的學債來這地方，連申請個申請工作所必須的國家保險號都花了四個月，打了四次電話、重新輸入了兩次資料。有次往利玆找朋友，列車調了路線，他上錯車卻被查票，罰了差不多二萬盧布。還有一次，他買了個二手電視，才發現在英國看電視須付牌費。

張文賓帶着癱瘓的筋骨歸到黃金綠站，明天又得繼續搬接抬舉的他只想盡快休息。看着迴旋處對面的滙豐銀行，他想，要是把白天工作的力用來打劫，現在已經發達了。然而，他只敢做鼠竊狗偷的事。被保險公司解除他的自僱後，他進了細叔的公司，負責聯絡內地廠商，間中應酬。朋友教他開單時可以叫酒樓經理報大數，他們會識做，而他也跟着做了，結果做了兩次便東窗事發，至今仍被親戚講閒話。

打開邊沿破出白線的銀包，裡面夾着一張不知是藍是紫的二十鎊鈔票，他決定到他稱為「壽司萬利阿」的店把它吃掉。進到店內，可見兩個中國員工、一個東歐員工，兩列桌椅和各種膚色的食客，他們優悠地進食，完全沒有吃自助餐應有的狼相。他知道倫敦的日式放題不同香港，只可叫三輪，每輪限類不限額，所以他得小心選擇。他邊猜度食物英文名的所指，邊舉杯骨碌骨碌地喝水。記得「sa」字頭的是三文魚，便穩穩當當地在三文魚壽司旁的空位寫上「20」。

張文賓留意到史提芬在餐廳另一角坐着，但史提芬沒注意到他。史提芬正與他朋友高談闊論，說他打算下個月到加爾各答和伊斯蘭堡，看印度女人跳肚皮舞、吃咖喱羊、講有口音的英語，那將是件超級酷的事。張文賓聽不懂史提芬大聲小聲的話。小時候，他跟父親說過長大後要做私家偵探，如果，他此刻的任務就是要竊取史提芬的秘密，那麼，父親當時對他的揶揄便有預示的意味。

翠欣已經哭掉兩張紙巾，而張文賓點的第一輪食物才剛到。因為時差關係，她有點頭暈，用食物充撐精神大概是最直截的方法，她於是拖着行李箱找合適的食肆。挑選對她而言非常重要，尤其此刻她已覺得錯選了男友，錯來了個鬼地方。比脫掉一個輪子更不幸的事突然發生！就是多脫掉一個輪子，她踢着推着只有兩個前輪的行李箱，一口咒語。在「Met Su Yan」和「Sushi Mania」之間，她選了後者，因為喜歡三文魚。甫開門，她便見到她的男友……

「喂！……喂！」她怕責問他為何在餐廳悠然自得地進食，可能導致不可挽回的結果，因此引起他注意後，便沉默地等待回應。張文賓揚眉，沉默了兩秒，低頭，說：「對不起，對不起，我累得甚麼都記不起了。對不起。」這道歉對她而言，無疑是一種勝利，但她無意乘勝追擊。為了到這裡以工作的名義假期，她已經傷痕纍纍。

他用破英語跟懂廣東話的侍應說要多加一個位，並非常勉強地問可否重新計時。她沒插嘴，容讓他安排一切，他為她叫了一杯冰可樂，說喝了可樂會快樂點，然後仔細解釋這裡放題的特別規則。吃了兩回後，她已飽得解腰帶，而他還多點了一碗海鮮拉麵和兩件三文魚牛油果手卷才罷休。

他見她似乎挺心滿意足，便鼓起勇氣說：「阿翠欣，不知怎跟你說，我的護照丟了，麻煩你明天可不可以替我研究一下怎樣補領？」她剛才在Starbucks的時候收到一封電郵，轉介她明早到中國城的超市試工。她訕訕的笑着說：「丟了護照你便留在這裡做一世難民吧！」他知道她笑代表事情已經解決，於是像個考試不合格但被寬恕的小朋友般，半羞愧地抿嘴笑了。

結賬的時候，他說他骨頭都粉碎了，回去要立刻洗個熱澡。踏出店門，天微紅，下着細雨。他想都沒想便把她殘廢的行李箱扛上肩，說：「快走，我們家離這裡不遠，早點睡，明天還有很多費力的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