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衡：重思媒介，再勘港史――評趙稀方著《報刊香港―― 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

當下香港文學研究成果頗豐。重視香港文學分時段的系統整理，逐步推進文學史料研究，海內外學者對於各時期文學史的梳理均有呈現；同時，緊隨時代步伐，深入文化層面研究，探求香港文學研究問題中的新方法、新角度。但從學科體系建設角度來看，諸多問題時有湧現：一方面，原始資料亟待發掘與整合、史料體系有待完善；另一方面，研究分期、分段特徵明顯，聚焦某一時段或某類創作群體，雖在相關領域具有一定意義但不免鬆散、難成體系。誠然，香港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及政治、經濟、文化環境難免有着「逐新逐熱」的推動導向；已有研究資料缺乏史料詳實考證，多有矛盾、疏漏之處。諸多問題，若不釐清，文章觀點很難立足，且不利於學科的進一步建設發展。面對香港文學這一研究「富礦」，當下亟待關注的問題恰恰在於――如何更好地回到現場、重勘歷史，以理論指引、歷史考據的方法介入，不斷發現問題，在「歷史的現場」解決問題，推動研究的轉向和創新，達到學科話語體系的再建構。

基於當下香港文學研究中史料散佚、理路錯綜現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趙稀方研究員新著《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一書（以下簡稱《報刊香港》），以重返歷史現場為基準，對大量歷史資料進行搜集整理、詳實考訂，在爬梳史料過程中不斷發現新問題，通過學術性問題推進，並以敏銳眼光、多元化視角進行展開，沉澱經年、幾易其稿，匯成《報刊香港》。本書獨特貢獻之處體現於：由香港報刊媒介切入，以小見大，橫向映照出近代以來香港文學發展脈絡；縱向來講，作者以新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貫穿全書，帶領讀者於問題中思考，不放過任何歷史「盲點」，於探索之中思考現代化進程中殖民地香港的特殊問題。《報刊香港》以材料之豐、視域之廣、理論探索之深入，別出心裁地提供了香港文學歷史研究的範式，從而帶動更為開闊的闡釋空間。具體來看，亮點有四。

1      聚焦媒介，以微知著

為何選擇「報刊」作為香港文學研究的切入點？早期香港文學活動的發展生態如何？這是閱讀《報刊香港》引人深思的問題，也是作者寫作緣起。西方學者在論及政治文化時，對於資本主義背景中逐漸發展興盛的報刊媒介，通常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與向度。一方面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學者在論及「公共領域」時，重視資產階級的報刊、俱樂部、咖啡館等場所在「公共領域」中的代表性和意義，認為報刊乃「公共領域最典型的機制」，其議論、批評、傳播的功能展現並引領「公共領域政治功能的轉型」（1）；而另一方面，麥克盧漢提出「媒介即信息」更將關注點聚焦至媒介本身，撇開其傳播的載體意義，媒介本身不僅意味着傳播方式的變革轉向，而且帶來了與時代語境相關的信息，同歷史的時間、空間緊密相連。尤為重要的是，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中提出了著名的「印刷資本主義」概念，這其中，波及大眾的小說和報紙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民族共同體的想像在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成為可能（2）。就此而言，報刊是一種歷史上最具在場效果的表達符號。香港報刊作為近代中文報刊源頭，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覷。由於多重歷史及社會現實原因，香港成為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以及移民匯聚的「熔爐」，報刊作為重要的傳媒工具和文化載體，在香港社會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1997年出版王賡武主編的《香港史新編》就曾專闢一章介紹「香港中西報業」，且位列「香港文學的發展」「香港電影的發展歷程」「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等章節之前。一方面可以看出香港報刊的重要地位――還原考察報刊媒介的發生場域、追溯早期香港文學生態、思考香港報刊與文學的互動關係，極具史料研究價值；另一方面，報刊媒介作為生命力相對持久的大眾傳媒，對於政治、經濟、大眾文化、時尚文化具有承載意義及導向作用，是一定歷史時期香港社會多元文化的真實返照。一如趙稀方研究員於該著「前言」所述：「現代報刊一方面是歷史材料，另一方面自身同時也是一種歷史建構。由此，『報刊香港』的命名有兩層含義：一是香港的報刊，二是『報』上所『刊』載的香港。也就是說，本書的任務有二：一是梳理香港文藝報刊脈絡，二是研究這些報刊是如何呈現香港的。」（3）2

《報刊香港》聚焦媒介，以報刊勾勒文學史。全書共十二章，選取香港文學發展進程中的典型刊物、專欄文章、代表作家、社團群體、文學批評等構成了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從1853年香港出現的第一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至2003年創辦的雜誌《詩網路》，橫跨三個世紀，貫穿殖民地香港發展的歷史。一是，把握歷時性與共時性，注重文學發展歷程中的時代介入因素，客觀地看待香港文學的發生發展過程；例如在論及上海都市文化的發展時，李歐梵的《上海摩登》與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均重視到新興報刊媒介、印刷文化、大眾出版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麼作為上海報刊「源頭」與「播種者」的香港中文報刊，正是在中與西、新與舊文化交融碰撞之下開闢出的都市文化新角色。趙稀方研究員在涉及香港文學起源問題時，追溯香港早期社會現實，從西方傳教士在香港地區首次引入報刊談起，聚焦最早的中文報刊――1853年香港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以及1874年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通過對報刊版面配置、發行情況尤其是文章內容的考察，指出現代報刊與現代印刷推動了香港文學的產生。又如，抗戰爆發後大批文人南下香港，蕞爾小島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大量報刊的新發行、新遷入構成這一時期香港文學的新生態，該著第五章「南來與本土」從報刊角度展現了彼時香港文學生產過程。既把握了文學發展的歷時性脈絡，又將發展歷程中時代介入的關鍵因素加以強調。二是，重視內在性與本土性，注重香港報刊對本土作家的影響及呈現出的香港意識。同樣是在第五章「南來與本土」中，《報刊香港》考察《文藝青年》期刊，敏銳地發現抗戰爆發之後，在南來作家和本港作家之外，出現了另一種未被文學史所提及的戰時香港文學類型，即在左翼作家指導下的香港本地青年的創作。得出「抗戰初期的香港文學事實上由三個部分構成：南來作家，本港作家，左翼文壇培養起來的香港青年作家。」（3）165並重視到後兩類還都未進入當下研究的視野。既發現還原了香港本土作家作品處於萌芽之際的文學生態，又將被忽略的「邊緣」進行內在剖析，將其納入到香港文學史的歷程中。前承左翼文壇精神餘脈，後啟戰後香港文學本土意識，豐富了文學史的完整性與客觀性。

《報刊香港》見微知著，以媒介反思香港文學活動與社會現實。該著詳細梳理了香港文學發展歷程，展示了諸多文藝刊物創辦不易、維持艱難、時有中斷終難以為繼的「坎坷命運」。正如第四章「左翼文學與現代詩」考察得出：1923年創刊的《紅豆》雖有梁氏微薄的商業資助，也已將窮愁與壓迫延伸為初步的階級意識（3）99。又如，1929年9月香港最早文學團體「島上」創立的刊物《鐵馬》是香港新文學的「第一聲吶喊」，但《鐵馬》不久停刊，島上社作家團體自費印刷出版新刊物《島上》。這一時期文藝期刊難以生存、瀰漫着「窮愁」主題，作家面臨着純文學與商業文學的選擇。艱難的處境使得香港文學在戰後產生了一套自有的發展模式：文藝愛好者們成立文學社團，以團體力量聚集籌辦刊物；文藝期刊入不敷出，背後的文藝工作者們既無稿酬又要集資維持刊物；期刊中以專欄作家長期連載為主，長篇小說、詩歌散文結集類作品須借助期刊自有的出版社推出單行本得以發行。如此艱辛，如此執著，毫無怨言。展現本土意識高峰的《素葉文學》堪稱這一模式的代表，西西、也斯等作家的小說單行本、作品集等也正是依託素葉出版社得以問世。篳路藍縷，創刊不易，在商業社會激烈競爭環境之下，期刊的發展維持舉步維艱，然而「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因此香港文學發展史是與報刊作為文化載體、傳播媒介、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交鋒匯聚的互動者的獨特作用密不可分。可見，香港報刊媒介的獨特之處正在於斷裂性與持續性的辯證統一，雖「壽命」不長，時湧時現，卻未曾止步，創刊人剛堅卓毅的精神傳承，構成了香港報刊文學表面發展時序斷裂、內部文學精神執著統一的「鎖鏈式」結構。

《報刊香港》聚焦報刊媒介的獨特性質，透視香港文藝期刊在商業社會中的真實境況。由於報刊媒介的獨特性，使得報刊一方面作為載體將歷史上的文學作品、文學現象定格在一紙之上，同時，發揮大眾傳媒的傳播性，使得文學的影響力和傳播力逐漸擴大，文學現象得到了動態的流動和發展。正因為現代傳媒所具有的傳播性質及社會影響意義，報刊媒介所承載的文字載體具有了史的性質。因此，香港報刊文學搭建出別具一格的媒介文學史，成為以小見大、透視中國現代文化萌芽的「視窗」。

2      追問現場，正本清源

早期資料的勘探搜集，始終是文史研究面臨的首要問題，該著史料素材積澱深厚，匯集了來自中國內地、港澳台地區以及海外諸多藏書機構的重要紙質資料及影像膠片，部分以影印插圖形式穿插論著之中，讀者亦有幸在閱讀學習過程中「一飽眼福」。值得注意的是，《報刊香港》並非面面俱到、純粹以史料堆砌，而是去偽存真，辨析已有論斷的真實性與合理性；追根溯源，還原文學發生時期的本來面目。

一是切問近思，考訂求證；通過大量一手資料的整理、搜集，針對問題有效發問，從而更正既有文學史中的錯誤。關於香港文學的起源問題，通常追溯至1874年王韜創辦《循環日報》，此說法最初由劉以鬯提出，逐漸被引，香港文學史遂採用此說。然而對於這段史料正確與否、精確程度如何的問題，幾十年來鮮有人問津。而在《報刊香港》中，趙稀方將其前溯至1853年香港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考證出劉以鬯此說轉引了忻平《王韜評傳》中源於戈公振的《中國報業史》中的資料，但忻平的引用卻忽略了「戈公振所說的《循環日報》創立副刊時在1904年」（3）15而非《循環日報》創刊時間即1874年，且當時並無副刊問世，按戈公振所述，及至1904年《循環日報》副刊創立，王韜早已離開香港二十年、逝世七年之久。身為作家的劉以鬯並非專業的研究者，失誤錯引，但後人不曾考訂，沿襲此說，造成文學史上一大誤會。趙稀方關注創辦於1853年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發現其創刊之初雖為傳教工具，但其刊登的遊記散文足以構成香港文學「不『純』的起點」（3）10，將香港文學起點向前推進了二十年。作為鴉片戰爭後第一份可自由流通的閱讀刊物，《遐邇貫珍》在內地廣為傳播，奠定了香港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前沿位置及特殊意義。又如，《伴侶》雜誌（1928年創刊）被譽為「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這種說法最初源於香港作家侶倫，後人引用沿襲，從未質疑，但其中問題纍纍。趙稀方多方查閱，對《伴侶》1～9期進行全面考察，證實只是一本家庭生活類刊物，以介紹現代生活時尚為主，第7期開始才以文學為主要內容。在回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的歷史現場之中，《伴侶》的創刊自然與當時魯迅赴港演講聯繫在一起，「《伴侶》之所以受重視，其根本原因在於它是香港第一個白話刊物」（3）78。這是文學史在建構過程中往往容易忽略的問題。而對於《紅豆》雜誌（創刊於民國二十二年）的記述，文學史上錯漏頗多，趙稀方跑遍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等藏書機構，多方查詢、對比參照，對《紅豆》雜誌原始資料進行查閱與整理，在《報刊香港》中再現了《紅豆》創刊號即有標明「編輯督印是梁之盤」，從第二期開始「編輯督印：梁之盤」後面加上了「經理：梁晃」。打破了以往學者習慣認為的梁之盤作為編輯是後來接手的固有認識。

二是逐本溯源，價值重估；如《報刊香港》中注意到以往香港文學史研究對《中外小說林》的遺漏，這是現存最早的香港文藝期刊；一向被簡單斥為鴛鴦蝴蝶派，很少進入研究者視域的《小說星期刊》，文言為主、文白交雜，白話小說數量頗多，大大超過被文學史稱為「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的《伴侶》雜誌，趙稀方認為「《小說星期刊》是早期香港文學的一個寶藏，需要我們沉下心來整理，並換一種眼光觀察」（3）30，創刊於1924年的《小說星期刊》，即為香港早期白話文學的源流。可見，在文學史的研究中，於歷史中不斷打撈被前人忽視、遺忘的角落，再度肯定其文學史上的意義，具有開拓性的價值。

三是關注整體，同中取異；《報刊香港》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新思路即關注整體內部的差異。以往論及「五四」及「新文學」，論者往往關注新舊文學的對立衝突，以及新文學在推陳出新、打破藩籬中所起到的革命性啟蒙及引領作用，及至將這一問題帶進香港文學的發展進程中，誠然不可同日而語。《報刊香港》在第二章「文學新舊與現代性」中注意到早期香港文壇新舊文學如影隨形、相伴相生，殖民地香港的文言文學具有其特殊性，既有傳統文人在其「公共領域」「私人空間」的「中文共同體」意義，又承載着殖民地香港對於傳統文化的珍視及對殖民文化的反擊。面對這一新舊文化雜糅帶來的特殊文學生態，重新思考「五四」、重新認識白話與文言的各自價值，有助於推進早期香港文學史的研究。而在第四章第三節「現代詩與唐番體」中，借助香港學者陳冠中提出的「半唐番美學」考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香港新文學刊物《紅豆》雜誌詩歌群所呈現出的獨特、鮮明的地域特色，既是對李金髮一脈現代詩歌的呼應與延續，同時，作為香港現代文學的特徵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版圖。

因此，作者打撈海內外圖書館的館藏資料，在文獻完備的基礎之上梳理分析，使被遮蔽、被忽略的重要史實「浮出歷史地表」。趙稀方以銳利的眼光發現問題，並在散落的歷史資料中帶着問題不斷探索，一如魯迅先生所言：從來如此，便是對嗎？因此，他往往能通過重返歷史現場的方式釐清史實，面對前輩、權威的觀點進行勇敢、理性驅魅，並在特殊的歷史場域中思考原因，進而解決問題。打破了既有研究中對於早期香港文學史的不完全認識，以開闊多元視角，重拾散落歷史煙塵中香港文學的滄海遺珠。

3      多元視角，史思互現

《報刊香港》尤為可貴的是在特殊的文化場域中，以多元化、多角度的視野重構「視線之外」的香港文學。強烈的問題意識牽帶出哲學方法與理論工具，點面相結合考量的方式推動文章的辯證性思考。因此，多元豐富的研究視角、史思互現的融合交匯亦是該著的另一亮點。

《報刊香港》的新維度在於：診療「沉默」「空白」背後的文學症候。有關香港早期歷史的論述，基本上難以採用「直接閱讀」方法進行史料的閱讀與研究的，部分研究資料的「欠缺」「遮蔽」「曲解」容易造成歷史「誤讀」現象。針對本書第六章第二節「戴望舒『附敵』事件」，及相關文學史論述中對於戴望舒「附敵之作」的判定，《報刊香港》在史料解讀上秉承了阿爾都塞「症候式分析」的延伸方法以及福柯「知識考古學」理念中強調的「話語事件的塑形和實效問題」（4）。文本的各種悖逆、含混、反常、疑難現象亟待發掘，而歷史文本中出現的「沉默」「空白」與「溝壑」，往往是解決疑難問題的入口。戴望舒的「附敵罪名」源於抗戰後文壇的檢舉，《報刊香港》則更加關注文學產生的歷史現場，即四十年代初期戴望舒在香港所發表文獻的內容、性質及其指向。文獻考察發現，抗戰時期的戴望舒文章多為應酬之作，缺乏實質內容，更多的創作反而專注於對時政的迴避、醉心於傳統文化的發掘，其對日方態度多處於「沉默」狀態。因此，「涉足於作為原文的必要補充的『沉默』的談論，着眼於字裡行間的『空白』的暗示，在『溝壑』之中發現基本概念的內在聯繫。就這樣，把埋藏於原文中的無意識的理論框架的許多症候連接起來閱讀。」（5）從而捕捉歷史建構過程中的「盲點」以及背後深層的含義。《報刊香港》聚焦戴望舒對於日方態度的「沉默」和彼時文學創作中政治言論的「空白」，聯繫其戰後的文學活動加以考察，得出戰後文壇對於「附敵」事件的檢舉，涵蓋文學團體的利益糾紛，有着特殊的歷史意義。戴望舒戰後發表的一系列寫於1942年的詩歌，如〈獄中題壁〉〈我用殘損的手掌〉等，更能體現心聲。《報刊香港》中對歷史人物及文學立場的考訂，不乏精彩之處，這並非簡單的「名人效應」分析考察，從報刊的角度釐清抗戰時期幾位重要作家的作品情況及表現，將種種「溝壑」貫穿勾連，既是對於作家身份、文學創作傾向的解構與重構，同時也是縱連「溝壑」、把準香港文學脈絡的體現。該著以重要作家、關鍵問題為聚焦點，以史料中存在的「溝壑」「空白」為線，進而辯證分析出文學史發展進程中不同因素造成的不同方面，對於香港文學史的重新認識與建構，意義深遠。

《報刊香港》的新面向在於：辨識「視線之外」本土性與殖民性的糾葛。繼二十一世紀初年趙稀方〈視線之外的余光中〉一文引發熱議之後，本書第六章第三節「視線之外的葉靈鳳」依舊秉承了對於歷史現場的尊重，並對上世紀中葉香港社會的本土性與殖民性糾葛加以辨析，闡釋出文史哲思考的新面向。《報刊香港》撥開七八十年代以來香港文化界人士的一系列「平反文章」，考察淪陷區葉靈鳳發表的一手文字資料，勘探一系列「親日」作品背後的思想動機。殖民地的勝利無望和選擇日本「大東亞理論」以求發展，是淪陷於殖民地的葉靈鳳在「身份焦慮」與「殖民反省」下對於香港出路的選擇。戰後發表的香港史地系列作品――《香島滄桑錄》《香海浮沉路》《香港的失落》等，對於香港本土意識的建構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趙稀方認為，「在較少有殖民反省的香港史上，葉靈鳳的這些著述是很獨特的……以詳盡的歷史敘事方式申訴了中國人的立場，打破了西方人對於香港的知識壟斷，這是他的香港著述的根本意義所在。葉靈鳳在著述中，以詳盡的歷史材料揭露了英國殖民者侵略中國的各種史實，這就戳穿了西方歷史敘事中對於自己侵略行為的『美化』」（3）207。葉靈鳳面對亞洲與歐美兩類殖民者的入侵，顯然態度不一，這源於香港社會特殊背景以及對於殖民文化的強烈反抗與主觀摒棄，葉靈鳳對於香港的熱愛與珍視，是其不斷發揚本土性的創作動機，從而構建出本土文化的「想像共同體」，推動了六七十年代後本土文化的發展熱潮。

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提到：「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研究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6）錢理群先生也曾談及：「文學史的核心是參與文學創造和文學活動的『人』，而且是人的『個體生命』。因此，『個人文學生命史』應該是文學史的主體，某種程度上文學史就是由一個個具體的個人文學生命的故事連綴而成的。」（7）除了對於香港文學史中的作家再度審之外，《報刊香港》以史思視角聚焦本土，對於百年香港文學發展進程中傳統性與殖民性、本土性與世界性的複雜關係做了更加客觀的評價。香港傳統文學往往被視為新文學的對立面，歷來頗為研究者忽視。《報刊香港》在對於《英華青年》等刊物中新舊相容的文學現象關注，不僅注意到了舊文學的酬唱社交以及更符合國人表達習慣等社會性功能，更將其對抗殖民、堅守傳統的獨特意義彰顯。在探究本土性中更加注重香港特色的作品，如將香港早期白話文學的源流，追溯到白話小說種類豐富的《小說星期刊》，如肯定了脫離左翼文學批評視野之外的方言連載小說《經紀日記》，關注「半唐番」、重視「三及第」，強調文言與白話、粵語方言與書面語言、中英俚語之間特殊的混雜意義。如此呈現出具有生命力、生長性的香港文學。香港作為一片飛地，往往成為利益交鋒的市場、權力對峙的舞台，對於傳統文學、通俗文化特殊意義的關注，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香港的本土性特徵。

《報刊香港》的新視野在於：透析世界格局下現代主義思想的浸潤。現代主義思想的浸潤和後殖民理論的支撐，貫穿始終，是書中一大亮點。作為殖民地的香港，自然有其文化發展的特殊樣式，借助思想理論介入文學史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學性，對於戰後香港文學的發展態勢，《報刊香港》將其放置於世界「冷戰」格局的背景之下審視，「香港既承受英國的殖民統治，同時又承受着美國的文化控制，這在新殖民主義的歷史上是頗值得注意的。」（3）275由此注意到「冷戰」時期的現代主義文學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與以李金髮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主義純文學傳統有着源流關係，另一方面，香港現代主義思潮與台灣文壇存在着交流互動的關聯。香港學者陳國球在《香港的抒情史》第一章「走進文學史」專闢一節論及「台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這與《報刊香港》中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及其同台灣文壇的關係相互映照。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版圖中重要組成部分，關注香港文學現代主義思潮中的本土性與世界性的雙向互動，對於香港文學的進一步研究開拓了思路。

《報刊香港》對於「視線之外」香港文學的發現與切入採用了新維度、新面向和廣闊的新視野，反思其歷史性與現實性、殖民性與傳統性、本土性與世界性之間的複雜糾葛。可見，文史哲的交融互促，為學科體系的建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再度生長的平台，對於更好地思考香港文學發展及影響的關係，有着重要的啟示意義。

4      自是一家，和而不同

為何本書對於香港報刊的整理只呈現至八十年代末？創刊於二十一世紀初年的刊物雖有涉及，但香港報刊的發展脈絡基本在「九七」之際戛然而止，使讀者意猶未盡。劉俊教授就曾在〈「報刊考古」與「歷史建構」――評趙稀方的《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一文中表達了自己對該著未收入《香港文學》雜誌進行系統研究的遺憾（8）。筆者讀罷本書，確有同感，但《報刊香港》的編排整理，自有其系統性、合理性。《報刊香港》是重返歷史語境的文學史研究，全書涉及的時間脈絡基本貫穿作為整個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文學，這一時期的香港文學有着其非比尋常的特殊性，對於跨越「九七」及「九七」之後的文學生態考察，可以單獨再做深入探究。2017年出版的《百年香港文學史》中，黃萬華教授將百年來香港文學的發展歷程大致分為早期（十九世紀後期～1945年）、戰後三十餘年（1945年～1970年代）、近三十年（1980年代至今）三個階段，但書中對於近三十年以來香港文學的考察，同樣較為有限。筆者認為，這不僅僅是出於當代不宜寫史的考量，近三十年來香港文學發展繁盛，可自成體系，單獨列出。當下看來，香港文藝期刊研究仍是未竟之業，《報刊香港》的「餘音繞樑」為香港文學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拓展了更廣闊的空間。香港報刊媒介對於鄰近的澳門、台灣、粵港澳文化圈以及內地文藝界的「輻射」，有着一定的歷史意義及成效；對於華語文化圈特別是東南亞新馬地區華語報刊的影響不容小覷。因此，本書「戛然而止」的一絲遺憾亦可成為當下香港文學研究推進的動力和亟待豐富的空間，值得廣大閱讀者和研究者悉心考量。

由此，我們重思香港文學史的研究與建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有部分大陸學者致力於此，諸本文學史（9）雖體例不同、各有側重，但皆為這一時期國內學者對於香港文學史研究「傾心親力」的有益嘗試。其中，最具學術研究及參考價值的當屬劉登翰《香港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與袁良駿《香港小說史》（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前者從整體出發，內容詳盡，以中國文學學科建構的角度研究香港文學，在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中無形地勾勒出自開埠至回歸之際港城的今昔變遷；後者專注於香港小說的研究，才有簡介、評論與個人品評體悟相結合的敘事方式，系統呈現出二十世紀香港小說的面面觀。因此，兩本專著成為彼時香港文學研究的代表。

世紀末至今，香港文學史研究更趨系統化、細緻化和多元化，陸港學者和而不同、「眾聲喧嘩」，文學史的勘探、建構、修訂、重寫絡繹不絕。近年來香港本土推出了十二卷本《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又有陳國球教授《香港的抒情史》，內地有黃萬華教授《百年香港文學史》等學術專著。相較之下，三位學者不同側重、各有千秋，分別以不同的研究視野、從不同研究角度，在新的歷史時期對於香港文學史的建構添磚加瓦。

黃萬華教授所著《百年香港文學史》（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核心理路在於「三史互促」的文學敘述。《百年香港文學史》與《多源多流：雙甲子台灣文學（史）》（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及黃教授潛心研究的「海外華文文學史」彼此溝通、遙相呼應，融匯成為鼎足而立的「三史」；在文學史內部，以作家作品為核心，緊緊圍繞「旅地」與「在外」這兩種華文文學的基本形態，對百年香港文學宏觀進程充分展開；側重經典文本細讀，將文學作品歸以小說、詩歌、散文、戲劇諸類，關注文學創作、傳播活動中香港經驗的傳承凝聚，勾勒出百年香港「文學地圖」，為華文文學的交互性研究提供了體系支撐與宏闊視野。

曾獲2017年「第十屆香港書獎」的陳國球教授新著《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最大特色在於「在『抒情史』中寫『文學史』」（10）。作為香港本土的學者及研究專家，陳教授整部論文集延續了陳世驤、高友工、王德威以降海外漢學家一脈相承的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並結合以個人成長、求學、教學、研究等相關經驗，對於香港文學的「前世今生」進行勘察。陳教授以「抒情」傳統強調了香港文學的「地方性」，針對當下香港文學現狀在書中呈現的審美理想以及抒情批評系統，不啻為時下香港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穎別致的角度。

趙稀方新著《報刊香港》之於前著《小說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有着「一脈相承、和而不同」的特色。從表面看，二著皆採用「小說／報刊—香港」的論述模式，前者關注的是頗受歡迎的文學體裁與城市間互動模式，除在小說中見證港城獨特的歷史想像之外，還想「在互動關係中建立視察香港小說的視角。」（11）10前言。後者聚焦印刷媒介與城市之間相互建構的模式，重勘史料，梳理香港文藝報刊發展脈絡，以期研究媒介對於城市歷史的呈現。從內裡看，二著均從新歷史主義角度切入，對於香港文學的考察均着意於省思「現代性」背後潛藏的深層文化含義。

《報刊香港》是對《小說香港》研究的進一步拓展延伸，解決了《小說香港》開篇就呈現出的重要問題。前著提及安德森的「印刷資本主義」概念，並認為「在電子媒體尚未產生的情況下，英國殖民者的香港敘事主要是依賴於印刷媒體如報刊、史書等來完成的。」（11）18因此《小說香港》上篇「歷史想像」，借助報刊、史書等珍貴資料分別從「東西之間」「島與大陸」以及「香港意識」來剖析自殖民地誕生以來不同向度的香港敘事。英國殖民者對於印刷媒體的建立、運營情況高度重視，佔領香港後，幾乎壟斷了所有敘事文本且創辦大量報刊，就連《遐邇貫珍》等中文報刊也是由英國人經營，這正體現了福柯所強調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問題。在闡明了早期印刷資本與香港話語權力掌控之間的關係後，《報刊香港》則由報刊媒介出發，探究香港文學的誕生發展與中文文藝期刊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報刊史折射文學史，更加貼近香港文學本身發展的脈絡。當然《報刊香港》也並非固步自封、對前著亦步亦趨。首先，新著推翻了諸多不成熟、存在誤讀與曲解的固有結論，大量採用一手資料，還原歷史上特殊的文學生態。頗為重要的是勘明源頭，釐清了香港文學史發生、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其次，通過報刊媒介載體，動態把握了不同時期文學創作活動，直觀真實反映出香港文學發展過程中的特色及困境、局限。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新著視野宏闊，多方位觀照文學傳播活動，探究百年香港報刊文學在溝通中西文化，輻射中國內地、港澳台地區及東南亞的重要意義，為華文文學的發展提供了開闊視野。「一個學科的史料建設，不僅是文學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礎，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標誌着這個學科當前理論研究的水準和預示着今後研究發展的方向。」（12）早在寫作《小說香港》時期，趙稀方破中有立，觸類旁通，創造性地採用後殖民理論與問題推進式的研究及論述方法進行「史與思」的聚焦和透視。因此《報刊香港》重返歷史現場的研究，之於前著《小說香港》既是豐厚補充，又是一大推進。

台港文學、後殖民理論以及翻譯史研究多年來是趙稀方研究員學術探索道路上的「三駕馬車」，三者並駕齊驅、彼此交融、互為影響，既是學者眼光獨到從問題出發不斷揭秘、驅魅，進行解構以至重構知識話語的努力，也是其多年來始終未曾將文史哲互融互促脈絡在學術研究中抽離的最佳體現。趙稀方係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出身，史料功底豐厚紥實、發現問題眼光敏銳。首本專著《存在與時間》成書於九十年代博士在讀期間，獨具慧眼地將古今中外文學、哲學史上一系列大師及其思想理論比對參照，展開對於存在主義哲學的系統解讀。出版於2003年的《小說香港》係博士論文研究成果，並由此開闢了後殖民理論和翻譯文學的研究，足可見哲學思想及文藝理論對於學術研究的引領及推動作用。而後，隨着《翻譯與新時期話語實踐》（2003年）《後殖民理論》（2009年）《後殖民理論與台灣文學》（2009年）《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新時期卷）》（2009年）《翻譯現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譯研究》（2012年）《翻譯與現代中國》（2018年）等系列著作成果陸續出版，趙稀方沿着翻譯研究和理論研究相結合的脈絡，「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文史哲交融視野的學術研究獨具風格、自成一家。

白駒過隙，歲月荏苒，自《小說香港》的出版、重新修訂到2018年再版，及至2019年系列學術成果《報刊香港》的問世，廿年光陰，披沙揀金。由此可見，趙稀方雖已在翻譯研究、理論研究方面多有建樹，開闢了一片屬於自己的領域，但頻頻回顧、念茲在茲的始終是香港文學研究。正所謂「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報刊香港》的面世既是其兢兢業業、切磋琢磨、經年沉澱的成果，同時也可以看作是走向媒介融合時代的全新展望。站在歷史與未來的交匯點上，我們深信香港文學研究的千樹繁花終成纍纍碩果。

結語

《報刊香港》的問世一方面與港澳台及海外學者的香港文學研究構成對話，另一方面作為內地學者，此番路徑和方法為中國文學深入進行史料研究提供了有效範式。《報刊香港》創造性地融合了新與舊，中與西，傳統性與現代性，文言與白話，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南來與本土，勾連台灣、東南亞，探究香港文學的香港性、本土性意義，關注香港文學不斷生長的精神內核，借助報刊文學的研究釐清了香港文學的本源問題，對於媒介融合時代的香港文學研究提供了再度思考、再度開闊的新思路。

本書閱畢，感慨叢生。九十年代後期，大批文藝期刊再度湧現，同時，還伴隨着新興媒介與多樣化載體形式的誕生，如電子報刊、手機APP、多媒體網頁平台等。科技的革新使得傳統媒介的生命依舊得以延續，那麼新一輪的媒介轉型又為文學、文化提供了哪些靈感與經驗？上世紀以來，風靡一時的香港電影、話劇以及流行港樂，亦可看作是香港文學、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碩果。研究者應關注媒介視域下香港大眾文化發展的新路徑、新媒介、新創意。在傳統媒介逐漸式微的今天，新媒介發展「不忘來時路」，延續傳統媒介的優勢，同時多媒介、跨媒介的繁榮浸潤着時代的潮流與信息，是當代文化勃興的象徵，也是一代港人情感的寄託與精神生命的體驗。

如今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蒸蒸日上，如何看待香港文學在這一文學、文化生態之中的意義及發展前景？近年來，內地學者對於媒介與文學發展的研究，逐步由單一媒介跨越到多媒介、跨媒介的領域。在走向媒介融合的時代，傳統印刷媒介的價值是否喪失，如何更好地使傳統媒介的「創新轉型」？今天的媒介為文學、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哪些優勢和阻礙？媒介如何更好地助力建構當下的文學文化？諸多問題，有待深挖。時至今日，麥克盧漢「媒介即人的延伸」的名言依舊振聾發聵，因此，《報刊香港》「再勘港史」是直面過去文化場域的態度和勇氣，而「重思媒介」不僅僅是文史哲交匯互融的學術體系再生長，更帶來了對媒介發展的省思與展望。

【註】：

（1）      ［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頁218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33

（3）      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M］，香

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

（4）      張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構序與生命治安的話語構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頁200

（5）      藍棣之《現代文學經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頁257

（6）      ［丹麥］勃蘭兌斯著，劉半九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一分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2

（7）      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總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總序

（8）      劉俊〈「報刊考古」與「歷史建構」――評趙稀方的《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J］，香港文學，2019（10）

（9）      九十年代大陸學者主編、撰寫的香港文學史著作主要有：謝常青等著《香港新文學簡史》（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王劍叢《香港文學史》（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潘亞暾、汪義生《香港文學史》（鷺江出版社1997年版），施建偉、應宇力、汪義生《香港文學簡史》（同濟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

（10）    李浴洋〈重探「香港文學」――陳國球教授訪談錄〉［J］，《文藝研究》，2018（8）

（11）    趙稀方《小說香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12）    袁勇麟〈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回顧與展望〉［J］，《甘肅社會科學》，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