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20年11月號總第431期
子欄目：香港文學研究與評論專輯
作者名：王瑩
香港的文學泰斗劉以鬯先生逝世兩年多了，不過學界對他的研究一直沒有間斷過。他的創作和理論是整個華文文學界重要寶庫，值得深入研究。斯人已逝，但他創作的眾多人物仍然在文學的世界中痛苦、徬徨着。
劉以鬯的創作大致可以分成上海時期、南下時期兩個階段，他的小說也因此打上了「上海―香港」的雙重烙印。本文擬以《酒徒》《對倒》《鏡子裡的鏡子》幾部意識流作品為分析對象，發掘劉以鬯是如何通過幾組虛實對立的意象，完成對香港文壇的反思的。
1 「雙城夾縫」中的浪蕩子
在劉以鬯的這幾篇小說中，塑造了幾個類似的人物形象，身為主人公的男性：他們被困在過去與現在、虛妄與真實、夢境與清醒之間，成為遊蕩於歷史與時代間的浪蕩子。淳于白（《對倒》）、酒徒（《酒徒》）和林澄（《鏡子裡的鏡子》）都曾經或正在做浪蕩子。他們在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消費青春，在舞場、賭場和酒局中放縱自己。「以一個酒徒作為小說的主人公講一些酒話、醉話，酒後吐真言，加強小說的真實度。」（1）借助他們蒙太奇式的回憶，將舞廳、租界、戰火、逃難等碎片拼貼成一幅幅時空交錯的超現實主義（2）畫作。這種真實還原了現代都市樣貌的同時，還還原了都市鏡照下的人。淳于白這群浪蕩子是現代都市最好的觀察家，他們那種夢魘者和醉酒後不辨方向的狀態，契合了都會的失序和錯亂，反映了他們被都市（上海、香港）異化的結果。
「上海vs香港」模式，在劉以鬯的小說中屢屢出現。淳于白、「酒徒」和林澄都來自孤島上海。在以往的論述中，上海與香港成了作者創作風格的標籤。黃雅蓮認為「他沿襲上海時期的創作精神，以現代主義、實驗主義的表現方式描摹香港都市與內心情感」（3），與四十年代上海新感覺派遙通聲息。除此之外，上海多作為與香港對立的都市文化符號存在。「對倒」本意是一正一負的雙連郵票。在凌逾的〈對倒敘事：香港後現代電影和小說的融合劑〉（4）中，指出這種「對倒」設置，一度啟發了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的拍攝。在小說《對倒》中，淳于白和亞杏的活動和心理軌迹正構成了一組「對倒」意象。
首先，作者將上海和香港繫於時間的兩端，一頭牽着年輕時，一頭連着年老時，小說人物就浪迹於時光中。《酒徒》中的二十五個「輪子不停的轉」（5），將歷史、文學、情愛等意象攆成一團裹挾着意識一起流動。輪子印下的車轍從上海一直延伸到香港，淳于白們與時代就有了斬不斷的聯繫。
「公共租界周圍的烽火、三架轟炸機飛臨黃浦江上轟炸『出雲號』的情景、四行孤軍、變成孤島的上海、孤島上的許多暗殺事件。然後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日本坦克在南京路上疾馳。」（6）
戰火燒到孤島上海，摩登場中的浪蕩子們告別家鄉，到了後方堅持抗戰。劉以鬯離開上海後，輾轉到了重慶，在重慶參與報刊的編輯直至抗戰勝利。其後他又南下香港，在不斷移動中完成了對中國近代史的記錄。小說中的主人公們也都有類似經歷，他們通過回憶將遷移經驗以紀錄片的形式播放出來。但回憶雖然能慰藉人心，卻「猶如一幀褪色的舊照片，模模糊糊，缺乏真實感……看得到、抓不着」（7）。時間的「輪子」轉到了香港，現實香港雖然呈在眼前，卻讓淳于白們感到無限孤獨，只能從回憶和想像中尋找溫度。
其次，浪蕩子們觀察兩座城的方式有明顯不同。將香港當成上海的對立面來塑造，這在張愛玲的作品中已有先例，張愛玲說：「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8）淳于白、「酒徒」、林澄們面對上海，總是用清醒的狀態展開回憶，而面對香港時，則多以迷糊的夢境、醉態和鏡中世界呈現。
「酒徒」最常夢到的是香港陸沉，自己發蹟，「買了一幢六層的新樓／自己住一層／其餘的全部租出去／從此不需要再看二房東的嘴臉也不必擔心業主加租。」（9）在夢中「酒徒」可以一改現實中的貧困，不但事業、愛情很成功，自尊也得到滿足。黃粱夢醒，他無法面對現實的殘酷，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酒徒」在夢境和醉酒的迴圈中打轉，就是不能清醒地面對現實，最終也無法直面自己。「我是一個尋夢者，企圖在夢中捕捉酒的醇味。說起來，倒是不容易解釋的。我竟與自己宣戰了。」（10）「酒徒」無法面對現實，於是出現了勇敢者麥荷門。無論麥荷門是真實存在的，抑或是「酒徒」假想出來的，他都代表了「酒徒」的對立面（11）。麥荷門有理想，他孤軍奮戰，以一己之力對抗香港文壇。他希望能為香港闢一條清流，卻終難敵被消費文化全面佔領的文壇。「酒徒」與麥荷門分道揚鑣，面對現實雖一再妥協，卻節節敗退。這場與自己的戰爭沒有贏家。
淳于白整日在香港街頭遊蕩，「酒徒」以一種落敗者的姿態徹底陷於醉鄉，在《對倒》和《酒徒》的世界裡，還是有虛實之分的。到了《鏡子裡的鏡子》中，林澄所處的世界徹底變得虛實難辨。他置身於一個四面都是鏡子的空間，雖然被自己無數個分身包圍，卻只能讓他感覺更加的孤獨和苦悶。
「林澄凝視鏡子裡的自己，像一個迷失在黑森林裡的人，被想像中的魔鬼包圍着，連方向也辨不出。這些空間是不存在的，它卻存在着。這些林澄是不存在的，然而他們是存在的。有這麼多的林澄陪着他，他本人感到空虛。這好像是夢，又極其真實……他見到鏡子裡的他。／鏡子裡的他見到他。……鏡子外的他離開鏡子。／鏡子裡的他離開鏡子。」（12）
現實與鏡子裡的林澄難分彼此，他在鏡子中看清了自己所處的世界：雖身處人群，卻千人一面，人在高度商業化的城市中沒有區別。他逃避的現實成為「風月寶鑒」的背面――一個醜陋的骷髏，然而正面的鏡照出的萬千個自己也只能讓他更痛苦。猶如沉迷回憶的淳于白和醉死夢鄉的酒徒成了現實中的行屍走肉，林澄最後也只能是「現實太殘酷」，而我又不能「生活在幻夢中。」（13）
因此，在作品中我們能感受到作者對於兩個城市的不同感情：
「我的家並不在香港；我的家在上海。但是，上海的家實際已不存在。我所思念的，乃是一個過去的家。……（按：略）離開那個家，我變成一粒細沙，被無定向的風，吹東，吹西。」（14）
這個「家」是身體的故鄉，是記憶的歸處，也是主人公們開始「城市流浪」的起點。小說中上海都是在回憶「初入情場」的情況出現的。於是讀者隨着主人公們的腳步，見識了1930、40年代上海各式各樣的歌舞場，而作為對立面的香港正經歷着「一座大城的死亡」（15）。現實的香港代表的是一種逼仄和壓抑的人生。在這座都市中的方方面面都給人無限壓力：人口爆膨、物價飛漲、房價飆升。生活環境同樣讓人感到壓抑：摩天大廈無限向天上延伸，侵佔着人們的天空；部分街區的衛生條件極差，威脅着人的健康。兩相比較下，上海成為回不去的家鄉，香港變成難融入的他城，主人公們只能在兩座城之間孤魂似的遊蕩。
2 虛化的遠景：「繡在屏風上的鳥」
《對倒》等幾部小說中的男性主人公多是都市的浪蕩子，他們沉醉在記憶中的舊上海。而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則與香港「和諧」共處，成為這座城市的怪異組成。這些女性形象通常被虛化成「畫面」的遠景，卻最深刻地反映了香港的現實樣貌。如果說淳于白等男性還在糾結於過去和故鄉，那以亞杏、張麗麗等為代表的女性則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困擾。她們的生活風格及品位、情感依歸乃至命運遭際，與香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她們的生存境遇和內心世界，讓讀者更清晰地認識香港對人和人際關係的異化和扭曲。
受香港的都市現代化影響的第一類女性，以張麗麗、司馬莉（《酒徒》）、尼格羅女人（《鏡子裡的鏡子》）為代表，她們遵循本能在都市中縱情享受，必要時出賣女性優勢換取優渥的生活條件。第二類女性，她們是繁華都市的陰暗面，是典型的「被侮辱被損害者」，代表人物有《酒徒》中的楊露和酒窩女。還有一類，她們無需擔心生計也不用出賣自己，只是如行屍走肉般在城市中遊蕩、享樂，如《對倒》中的亞杏和《鏡子裡的鏡子》中的林妻和夢娜。但無論是哪種女性，她們得到和正追求的都似鏡花水月，稍有差池就會失去，而她們也只能做「屏風上的鳥」，逃不出現實的牢籠。
浪蕩子們面對香港的現實生出無限孤獨，因此逃遁到醉鄉、夢境，而身處此地的女性們，則以清醒的狀態遍嚐都市生活的酸甜苦辣。張麗麗和司馬莉，她們熟知商業化社會中一切皆可買賣，於是出賣色相換取金錢。「酒徒」在她們身上受挫，只能靠幻想中彩發蹟，然後用錢去買她們的愛情。這種畸形的人際關係，在香港隨處可見，所以淳于白、「酒徒」們會發出置身人群而愈感孤獨的嘆息。與張麗麗們主動異化不同，楊露是在大的商業秩序下無力改變命運而淪為商品的。「酒徒」在張麗麗們那兒得不到愛情，又沒有能力拯救楊露。他們三方都不同程度的被裹進城市的齒輪中，一起變成這個「摩登時代」的異化產品。
除了這種對個人的影響，在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影響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被商業社會統一成一個標準。亞杏的目光所及是美國、意大利的電影海報，夢娜進的是英文書院，崇拜的是美國影星和搖滾音樂，過的是西洋節日，吃的是聖誕大餐。亞杏的「理想丈夫」是幾個影星的拼貼：「那個男人有點像柯俊雄，有點像鄧光榮，有點像李小龍，有點像阿蘭．德龍」（16）。幸福的生活被標準化為穿某款牌子的牛仔褲，有某種樣式的婚禮。「她（亞杏）固執地認為年輕男子應該留長頭髮、應該穿『真適意』的牛仔褲、應該將右手塞在褲袋裡、應該用牙齒咬着香煙。」（17）這種男人不是亞杏憑空想像出的，而是她日常看到的電影和電視中常見的男性形象。大眾文化將審美統一侵蝕了她的幻想世界，又進一步主導了她現實的選擇：她不肯去工廠工作，卻整日幻想成為歌星、影星。她和她們徹底迷失在這種商業文化為一般大眾構建的鏡花水月中了。
此外，一般的香港家庭關係也難逃被異化的命運。在家庭內，夫妻關係淡漠、母女間非常疏遠。亞杏、夢娜、夢麟與父母十分疏遠，父母只是他們的提款機和保姆，為他們提供金錢和生活服務外再無用處。父母對夢娜、夢麟無能為力，父母之間同樣缺乏互動。亞杏的父親只是回家睡覺，與她和母親沒有任何交流，她對父親一無所知。林妻每天除了打麻將不做其他，夫妻之間無任何交流。一家人猶如合租一處的陌生人。
家庭關係土崩瓦解後，愛情也變成一種即食速食。林澄、女兒夢娜、兒子夢麟都是這種即食愛情的消費者。林澄在中環的餐廳與一個尼格羅女人展開了一段為期幾個小時的戀愛。他們在中環吃飯、購物，坐輪渡到尖沙咀購物、喝咖啡，這段感情在尼格羅女人購物慾熄滅時結束了，只剩下林澄一人的心理悸動。女兒夢娜攪進一場三角戀中，並有吸毒的嫌疑。夢麟愛上一個與父母同輩的女人，但旋即又與未成年女生愛得火熱。林澄一家在這些即食戀愛中並沒能獲得愛的能力。
被西洋節日氛圍籠罩的香港，讓本就分崩離析的林澄一家更顯寂寞。節日中用燈飾裝扮過的街道和碼頭，擺滿食物和華服的櫥窗，商場和教堂飄出的聖歌都昭示着這是一個被西方文化和商業氛圍籠罩的都市。節日的香港是歡樂的，可人卻是孤獨和寂寞的。在這西洋的節日裡，林澄越想擺脫孤寂，越要到熱鬧的人群中去。但置於人群卻如身處四壁都是鏡子的房間，只讓他感到更加寂寞。「在人群中擠來擠去。人群變成一座黑森林。有如瓊斯皇在森林中逃亡，恐怖的鼓聲像魔鬼一般追逐着他。」（18）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傳統節日――除夕。林澄少有的幾次與妻女的溫馨時光都在除夕團圓時，他被家人圍繞着，興起了一家之主的滿足感。
如果說男性形象沉醉在對舊日上海的回憶，而將香港視為上海的倒映，將其虛化為生活背景。他們還能通過夢境、醉酒和幻想去掙脫現實的捆綁，那麼作為配角的女性們則以一種默然的態度融於都市漩渦中，甚至成為男性形象夢境／醉境／幻境的一部分。她們成為沒有主觀能動性的「物品」，構成男性成功、愛情、幸福的組成元素。如果男性是成功的，那她們就是鮮活的；反之，她們就是美麗的、遙不可及的裝飾。在香港這齣「戲」中，被立於配角地位的女性，調準對焦，為讀者放映了現實香港的舞台佈景。
3 文化的「中間物」
魯迅在〈寫在《墳》後面〉中，提出傳統與現實的「中間物」這一概念，這是魯迅深刻自省後給自己的評價，也為我們理解他的小說和他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個角度。引入魯迅「中間物」的概念，去閱讀和分析劉以鬯的小說，能更清晰地理解作家對香港文學和文化的期待。關於香港文學和文化何去何從的問題，在小說《酒徒》中，作者做了深刻的思考。他擔心香港文學和文化斷絕了與五四新文化傳統的聯繫，純文學被商品市場附庸的大眾消費文化排擠。《酒徒》的主人公站在五四傳統和中國文化一端，對抗着純文學的大眾化，客觀上也是「歷史中間物」。
劉以鬯在〈香港文學的起點〉〈談香港文學――在中國作協酒會上的發言〉上指出香港的文學早在百年前就開始了。清末王韜於1874年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副刊上是發表文學作品的園地。在梳理香港文學發展脈絡時，他充分肯定了香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他認為大陸和台灣因為歷史原因，在繼承「五四」傳統中都出現過不同程度的「斷層」（19），香港因為掌握了相對充分的資料，反而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這是香港在傳承上的優勢，但由於商業資本和大眾文化的包圍，香港文學失掉了「為人生」和「為藝術」的色彩。由於盜版猖獗，使靠低微稿費生活的作家們，生活更得不到保障。有遠見的出版商和審美水準高的讀者太少，導致市面充斥着武俠、鴛蝴等粗製濫造的作品，而真正嚴肅的純文學沒有市場，作家們更沒有動力靜心去創作有思想性和審美情趣的好作品。這造成了外界認為香港是沒有文學的文化沙漠的印象。
《酒徒》中借「酒徒」在文學上的創作遭遇已經呈現出這種「文化沙漠」的狀態。「我想寫一些孫悟空大鬧淺水灣，或者潘金蓮做包租婆之類的故事新編，投寄到別家報館去。聽別人說：這種東西最合香港讀者胃口。」（20）「酒徒」對麥荷門創辦《前衛雜誌》並不看好，自己又不肯奉獻。他認為「目前的所謂『文藝小說』根本連五四時代的水準都夠不上。」（21）他先是寫了一部時下流行的電影劇本，後又加入黃色小說的創作，憑藉「包租婆潘金蓮」的故事賺了些錢，拖更幾次後很快被更緊俏的小說取代――「酒徒」被現實拋棄。面對香港文藝不斷被「美元（援）文化」（即「綠背文化」）入侵，「酒徒」和麥荷門都無能為力。受資本和殖民文化勢力的影響，香港文學與時代潮流隔絕，文化原地踏步、停滯不前。
「我做了一個夢。／香港終於給復古派佔領了所有愛好文藝的人全部被關在集中營裡接受訓練／寫新詩的人有罪了全被捆綁起來投入維多利亞海峽／從事抽象藝術的畫家們有罪了全部吊死在彌敦道的大樹上／（略）」（22）
麥荷門卡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不肯妥協，他那個能影響一個讀者的夢最終沒能實現。他與「酒徒」分道揚鑣，「酒徒」有關香港文學的幻夢在麥荷門這裡徹底破滅了――「酒徒」被夢想拋棄。被現實和夢想拋棄的「酒徒」不被「虛、實」世界接受，只能遊蕩在虛空（醉鄉）中。
劉以鬯試圖通過呈現「酒徒」有關香港文學的反思，來尋找一個出口：這出口不但能指引小說中主人公跳脫出回憶與夢境、宿醉與迷茫、孤獨與喧鬧，還能指引香港的文學走上一條不被商業規律綁架的有希望的道路。除此之外，他還指出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是受了「境外召喚」。香港文學應「建立『文化中國』」（23）來反殖民。但是在「酒徒」的身上這種努力失敗了。麥荷門和「酒徒」認識到了香港文學的問題：文學過度商品化，導致讀者的閱讀品味不高。優秀的作者紛紛轉投通俗作品創作，嚴肅文學創作和理論方面愈發貧瘠。麥荷門希望通過創辦一本嚴肅文學刊物，來拯救香港文學，但這種孤注一擲的做法無異於杯水車薪。劉以鬯對麥荷門的舉動並不抱過多期望，在《酒徒》中他也沒有給出香港文學該如何走出困境的答案。但劉以鬯本人的創作和文學活動，卻為香港文學找出了一條出路。在黃萬華的〈跨越1949：劉以鬯與香港文學〉和〈戰後香港小說：超越政治化和商品化的當地語系化進程〉（24）中，將劉以鬯的創作和香港文學置於整個華文文學的視域作討論，發現其打通了大陸和港澳以及東南亞地區，並超越了殖民話語和商品市場對文學的禁錮，完成了香港文學本土化的蛻變。
4 出路：立足香港
兩岸三地對於劉以鬯的研究，經過了三十年的發展，由其意識流創作與西方現代主義的關係，到與電影語言的交互分析，再到運用殖民主義、身份認同等理論進行詮釋，完成了幾次跨越。本文在此基礎上，繼續挖掘其小說創作中仍需討論的部分。
劉以鬯小說中的人物，總是在城市中穿梭。他們見證和觀察着過去上海／現實香港，但是觀察並非以一種冷靜、客觀的狀態去進行。首先，破碎和倒置的夢境、幻境和醉境，使得現實和虛幻的界限非常模糊。其次，蒙太奇式的鏡頭語言，能迅速完成時空切換，加上主人公的意識流動，讓讀者迷失在人物思維的歧路裡。第三，多線性敘事和人格分裂，使相互對立、鮮少交集的人物合二為一，融合成一個矛盾體。這是小說在大量使用電影的敘事語言後形成的特點。
除了獨特的敘事手法，劉以鬯的小說更大的價值是有關文學、文化、思想方面深刻的反思。小說中的主人公通常都是身體上難容於過去與未來，思想文化上困在上海和香港兩種異質的殖民地文化中。他們通過記憶／幻想／醉酒與現實協商，最終迷失在鏡花水月中。這種身體和思想的雙重迷失，本質上源於香港的文化被西方資本操縱，缺乏立足本土和本民族的根本。在「綠背文化」和文學商品化的影響下，香港文學丟掉了「五四」傳統，也與當下的嚴肅文學思潮脫節。部分作家為了「美援」喪失立場，更遑論藝術魅力。黃萬華、黃雅蓮、朱崇科等人的研究，指出劉以鬯小說中具有的反殖民意識。朱崇科在〈劉以鬯的南洋敘事〉（25）中，着力闡釋了劉以鬯在新加坡等地的創作，將其五年的南洋之行並置在馬華文學視野中去，梳理出劉以鬯小說中的南洋情結。
劉以鬯雖在小說中沒能解答香港文學該何去何從，但在多次討論香港文學會議上，他一再強調本土意識的重要性。基於此，他指出香港文學是華文文學重要一環，是連接東西文化的橋樑。這或許是挽救香港文學和麥荷門等嚴肅文學工作者的出路。
【註】：
（1） 江少川：〈香港作家劉以鬯訪談錄〉，《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4年第1期，頁77～78
（2） 可參考超現實主義的代表畫家和領袖達利的畫作《記憶的永恆》《內戰的預感》，畫中運用誇張、變形、扭曲和倒置，表達出人與世界的異化
（3） 黃雅蓮：〈殖民話語與中國性：劉以鬯《酒徒》的一種解讀〉，南投：《中極學刊》第9輯，2015年，頁51
（4） 凌逾：〈對倒敘事：香港後現代電影和小說的融合劑〉，《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1期，頁37～46
（5） 劉以鬯：《酒徒》，台北：遠景出版社，1987年11月，頁15～21
（6） 劉以鬯：《對倒．劉以鬯小說自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13
（7） 同（6），頁16
（8） 張愛玲：《流言．到底是上海人》，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4
（9） 劉以鬯：《酒徒》，台北：遠景出版社，1987年11月，頁3
（10） 同（9），頁266
（11） 小說中有一段「我倒是願意做一個沒有靈魂的人在這個世界逍遙自在地過日子不知道快樂也不知道憂愁成天用眼睛去觀察另外一個自己以及另外一個世界」（頁212），麥荷門就像世界上的另一個清醒的「酒徒」
（12） 劉以鬯：《鏡子裡的鏡子．劉以鬯小說自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388～389
（13） 劉以鬯：《酒徒》，台北：遠景出版社，1987年11月，頁171
（14） 劉以鬯：《鏡子裡的鏡子．劉以鬯短篇小說選》，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5年，頁216
（15） 劉以鬯：《鏡子裡的鏡子．劉以鬯小說自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369
（16） 劉以鬯：《對倒．劉以鬯小說自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14
（17） 同（16），頁12
（18） 劉以鬯：《劉以鬯小說自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334
（19） 關於「斷層」說，劉以鬯在1993年6月4～5日嶺南學院現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主辦的「作家座談討論會」上的發言中有記錄。見〈有人說香港沒有文學〉，收錄於《見蝦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0
（20） 劉以鬯：《酒徒》，台北：遠景出版社，1987年11月，頁65
（21） 同（20），頁83
（22） 同（20），頁151
（23） 黃雅蓮：〈殖民話語與中國性：劉以鬯《酒徒》的一種解讀〉，台北：《中極學刊》，2015年6月，第9輯，頁56
（24） 黃萬華：〈跨越1949：劉以鬯與香港文學〉，《理論學刊》，2010年07期。黃萬華：〈戰後香港小說：超越政治化和商品化的當地語系化進程〉，《湖南社會科學》，2011年05期
（25） 朱崇科：〈劉以鬯的南洋敘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10期，頁122～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