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政恆：報告文學與寫實小說：金依作品略談

1  張稚廬與金依

資深作家金依於3月11日去世，享年八十九歲。金依在1927年11月15日出生於廣東中山，原名張燮雛，另有筆名張初、張羽、張雨、芸芸、呂潔等。

金依父親張稚廬，出生於1903年，筆名稚子、張稚子、張知子、畫眉、白居不易、王戲之等，廣東中山人，著有中篇小說《牀頭幽事》（1929，上海光華書局）和短篇小說集《獻醜之夜》（1930，上海光華書局），此外小說〈晚餐之前〉（原發表於《伴侶》第二期）、〈牀頭幽事〉和評論〈茶花女與蘇曼殊〉（原發表於《伴侶》第四期）見於《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短篇小說〈春之晚〉（原發表於《伴侶》第八期）、〈騷動〉（原發表於《小說月報》第二十二卷第一號）、〈夫妻〉（原發表於《時代風景》第一期）見於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合編的《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27至1941年）》，較少人知道他的短篇小說〈夜的澳門〉，原發表於《北新》1929年第三卷第20至21號「新進作家特號」，與侶倫的短篇小說〈伏爾加船夫〉同期刊出。

張稚廬曾在香港的英文書院學習，1928年於香港編《伴侶》雜誌，《伴侶》被稱為「香港新文壇之第一燕」，是香港新文藝刊物的先聲，張稚廬曾到上海開鳳凰書店，後回中山石岐辦報，中山淪陷後，來港居於西營盤，香港淪陷後移居廣州，戰後來港，1956年在香港那打素醫院逝世。金依在《香港文學》發表的文章〈香港代有文學出――略談香港文藝拓荒〉（第13期）和〈張稚廬的《夫妻》〉（第219期），都談到父親的文藝創作與工作。

金依1928年隨父親來香港，《伴侶》結束後隨父母返回中山，中山淪陷後赴香港，香港淪陷後赴廣州，戰後再來港當店員、工人，1949年後開始創作，以方言文學寫作，1951年加入報界，1952年金依參加《香港商報》的籌辦工作。1952年10月，《香港商報》創刊，金依擔任校對組組長，其後歷任編輯、副刊主任、編輯主任，1989年任總編輯，至1991年退休，移居多倫多。文藝作品發表於《文藝伴侶》、《文匯報．文藝》、《海洋文藝》、《文學家》、《星島晚報．大會堂》、《香港作家》、《鑪峰文藝》、《明報月刊》、《香港文學》等。

金依著有《少女日記》（1953，自學出版社）、《幻戀》（1957，上海書局）、《醜陋的春天》（1965，宏業書局，電影版《春夏秋冬》，新聯出品）、《風雨異鄉人》（1966，中流出版社）、《小當家》（1969，報告文學，文教出版社）、《紅綠燈下》（1969，宏業書局）、《還我青春》（1970，文教出版社）、《大路上》（1972，文教出版社）、《小琴妹妹》（1972，文教出版社）、《原子塵》（1972，文教出版社）、《迎風曲》（1972，文教出版社，1975年有泰文本出版）、《不落的花朵》（1973，文教出版社）、《怒海同舟》（1974，文教出版社）、《同心結》（1975，文教出版社）、《知心友》（1975，文教出版社）、《街童》（1975，文教出版社）、《錯失》（1984，中篇小說集，廣州花城出版社）、《香港水上一家人》（1987，廣州花城出版社）、《樓下樓》（1987，北京友誼出版社）、《金依少年小說集》（1990，短篇小說集，山邊社）、《金依小說選》（1997，香港作家出版社）等等。最後還主編了《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梁羽生卷》（2015）。

《金依小說選》的代序〈昔日泥濘中的腳印〉自述生平，談及自己的經歷和創作，他將自己的連載小說分為兩個時期，五六十年代寫的是「勵志小說」，六十年代後期開始寫的是「社會小說」，從此可想，金依與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引發的左傾形勢有所呼應。除此之外，袁良駿在1999年發表的論文〈香港作家金依小說創作得失談——《香港小說史》之一章〉，討論了《幻戀》、四部曲《還我青春》、《大路上》、《小琴妹妹》、《原子塵》，以及七十年代的《迎風曲》、《怒海同舟》、《街童》、中短篇小說〈黑仔〉，袁良駿指出：「金依既是香港一位重要的工人作家，也是香港一位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家。出現在金依筆下的人物，幾乎一半是童工。這本身就是對不合理社會制度的控訴。」這是相當扼要的描述，由於袁良駿以長篇小說為主要探討對象，以下選談的重點是六十年代的報告文學作品〈廠長〉、〈小當家〉和七十年代的中篇小說〈泥裡的人〉和報告文學作品〈幸運之神〉。

2  六十年代的報告文學作品：〈廠長〉、   〈小當家〉

金依和吳羊璧以筆名張羽，在1966年的《文藝伴侶》發表報告文學作品〈當家人〉、〈一個母親的操心〉、〈廠長〉，李怡在〈《文藝伴侶》的足迹〉中指出：「《文藝伴侶》的報告文學相信也會使人留有印象。張羽的三篇作品，以豐富的下層生活作基礎，展現了一幅與象牙塔文學截然不同的面貌，張羽是兩個人合作的筆名。」其中〈廠長〉收錄於《金依小說選》。

〈廠長〉是報告文學，以現實為依據，以新聞式報道為方法，下筆平實直接，焦點就集中於社會的低下層和普羅大眾。左聯自三十年代開始倡導報告文學，阿英主編的《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1932）、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1936）以及夏衍的〈包身工〉（1935）、宋之的的〈一九三六春在太原〉（1936）、鄒韜奮的《萍蹤寄語》（1935）、蕭乾的《人生採訪》（1947），都是中國現代報告文學的代表作。曹聚仁不單在1955至1960年出版了多部報告文學著作如《採訪二記》、《採訪三記》、《採訪外記》、《採訪新記》、《採訪本記》、《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更在六十年代香港編成《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兩冊，梳理出中國現代報告文學的發展面貌。

金依的報告文學繼承了上述的傳統，但焦點放在香港低下層工人、孩童和小職員，金依主要用「我」的自白帶動敘述，而「我」有十分具體的身份與形象，透過「我」的自白（不時帶有粵語口語色彩），從而帶出所見所聞以至親身經歷的現實面貌。〈廠長〉中的廠長是被觀察的對象，而「我」是中區百貨公司的售貨員，看着廠長走入貨倉，開篇的敘述手法上有點懸疑，廠長是誰、製造甚麼，一直懸而未決，然而我們一路讀下去，卻瞭解到小說的開頭其實充滿反諷，也帶點幽默。

「我」在中區工作，家住筲箕灣，再見到廠長，廠長邀請我到他的家，「我」才進入到真正的現實場景，同時恍然大悟，所謂廠長，是山寨式家庭手工工場的廠長，一家七口穿珠鍊，流水作業，〈廠長〉中對這種穿珠手工能夠賺多少有十分具體的講述，而〈廠長〉的結尾是出糧日，透露出穿珠手工賺來的錢夠買些甚麼，一家人還是省吃儉用，勉強度日，小說最後寫道：「不久之後，我偶然看見一幅國際貿易的宣傳畫，上面八個大字：『香港貨品，價廉物美。』我想，最廉價的，該是『廠長』老高那種工廠的勞力了。」簡單兩行就輕輕發出對全球勞工剝削的批判。從文學上看，〈廠長〉不是盡善盡美的作品，但反映了十分典型的六十年代普羅小人物的生活面貌，作品面向相當廣大的香港民眾，也為他們發聲。

〈小當家〉由十二歲的明仔，作「我」的第一身自白，〈小當家〉也是由問題出發：「為甚麼這個家要我來擔？」然後帶出明仔的家窮得沒有錢開飯，明仔爸爸是吸白粉的苦力，九歲時明仔媽媽出外工作，明仔就要當家，撿剩菜，照顧弟妹，同年冬天喪母，於是明仔賣白糖糕、站頭叫客、擦皮鞋、賣氣球，但他決定不做扒手，也不要姊姊出賣肉體賺來的錢，最終在茶水部工作，總算有固定收入。

〈小當家〉寫來實而不華，明仔的人物形象典型而且鮮明，他的經歷真實具體，令人同情，作品聚焦於小當家明仔，以及他的道德抉擇和家人，從中也看到社會的貧窮實況，有血有肉。〈小當家〉有單行本，收錄於《金依小說選》和《金依少年小說集》。何紫在《金依少年小說集》的序〈他的故事和我的故事〉提到這篇小說，他曾把〈小當家〉朗讀給四十五個學生，結果每個學生都要求買一本，可見作品的感染力。

除此之外，1969年出版的報告文學作品〈小當家〉和中篇小說〈泥裡的人〉，分別英譯為The little housekeeper和The mud man，收錄於商務印書館出版的《The mud man and other stories》（1978），由Ellen Klempner和L. H. Hsiu翻譯。除此之外，〈小當家〉曾改編為同名電影《小當家》（1971，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平凡和鮑起靜主演，黃域和吳佩蓉編導，可參看李碧華的影評〈我看小當家〉（原發表於1971年《中國學生周報》第1007期）。而〈泥裡的人〉就改編為陳靜波、朱楓導演，江漢和石慧主演的《泥孩子》（1976，鳳凰影業公司出品）。

3  七十年代的中篇小說與報告文學作品：   〈泥裡的人〉、〈幸運之神〉

〈泥裡的人〉是金依的中短篇小說代表作之一，小說有明確的地理位置，是秀茂坪徙置區下面的木屋區，即雞寮安置區，小說寫於1972年，原發表於1972年《海洋文藝》第一輯，顯而易見是寫六一八雨災，即1972年6月18日，雞寮安置區（現在的秀茂坪紀念公園）山坡倒塌的事故。

小說前半段由主婦鄺太的角度出發，描寫山洪暴發，活埋了雞寮安置區的人，人們救出了跛林，還有一個滿身是泥的孩子，小說的後半段寫跛林的困苦人生小史：他少了一條腿，以賣牛雜維生，睡在後巷簷下，與執垃圾的「傻婆」結婚，二人相依為命，可是跛林的陋居被官僚清拆、有時被管理隊捉上豬籠車湊數，妻子受不了刺激性呆了，跛林要獨力照顧孩子，連跟前妻所生的兒子也不願意相認。跛林一路面對拆遷，租住爛地木屋，一遷再遷，終於搬到雞寮安置區，等待上徙置樓。不幸遇上雨災，而泥裡的人正是跛林的兒子，帶來一點希望，而最後小說的角色都為「傻婆」送殯，同心協力抬「傻婆」的棺木過山澗，團結的信息不言而喻。〈泥裡的人〉針對真實的社會事件，嘗試達到「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用意。

踏入七十年代，金依繼續寫了一些報告文學作品，〈幸運之神〉原發表於1974年《海洋文藝》第一卷第二期，曾收錄於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香港小說選》（1980），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幸運之神〉寫發展中的七十年代香港，開展地鐵工程，發展新市鎮，但遠景和現實有差距，而〈幸運之神〉中的「我」，面對的是住屋難的問題，「我」住在拆樓時沒有補償的戰後新樓，租金佔正薪的大部分，但要搬去其他地方，又付不起租金、按金、上期、頂手的費用，於是「我」與老媽妻兒一家六口暫住公司的舊樓貨倉，至少比踎街、樹居、穴居、住木屋區好，「我」申請了兩個廉租屋，「我」付了一千元黑錢打尖，錢卻被騙去了，面對官僚公事公辦只好忍氣吞聲，虛報資料令他喪失了一次機會，再來一次奉公守法實報卻因條件不合取消申請，然後「我」住的小單位加租，入息根本追不上租金，於是一家人再間隔屋子，越住越小。結果「我」收到批准通知，但要住豪華單位，三百多元租住廉租屋，比「我」正在交的租金還要貴。〈幸運之神〉中，「我」的形象十分鮮活，由「我」自己敘述也引來自嘲的效果，全篇調子相當黑色幽默，令人可笑、可嘆、可哀，〈幸運之神〉所針對的住屋問題，恰恰呼應了龍馬影片公司出品的電影、朱石麟導演的《喬遷之喜》（1954），可是「喬遷之喜」實為「喬遷之悲」。

金依去世了，他的著作等身，但一直以來相關評論相對甚少，黃繼持在〈香港小說的蹤迹〉中說：「六十年代後期，一些文藝青年投身社會實踐，積極主張『文學介入社會』，重新提倡『現實主義』。同時一些中年作者，創作有所呼應，如金依的《還我青春》（1968）等工人題材小說，當時頗有影響。但一般來說，『介入社會』的青年寫小說不及寫報告文學有成績。」就作品而言，金依的報告文學作品確實相當不俗，不下於他的小說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