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 嵐：柴可夫斯基的天鵝之歌

當樂池裡的音樂聲像空氣那樣飄忽地升起，瀰漫着整個劇場，你的感官舒暢神怡，心頭產生顫動，跟着樂聲經歷了悲喜，走過了情感的歷程，你懵懵懂懂，忽然，又如夢初醒，有所會意，那時候，你就跟音樂家一起找到了共同的家園。你相信那首樂曲將會繼續存在，甚至永遠存在，就像畫家的一幅作品，作家的一部著作，如果得到千人觀萬人賞，在觀眾、讀者心目中佔個位置，時間不能將它淘汰，它就是不朽了。一首樂曲也一樣。

由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巴蕾舞劇《天鵝湖》，銀幕上，舞台上，觀眾都很熟悉。無論從舞蹈，從音樂來看，都是經典中的經典，一個空靈縹緲的世界。升半音，降半音，升得虛，降得邪，像天外來聲，像精靈界的音響。你沉浸其中，反覆揣摩，這個世界只可能是柴可夫斯基的世界，這種音符只能出自於他夢幻般的腦袋。

傳說柴可夫斯基有點神經錯亂。都說，天才往往介乎常人和瘋子之間。柴氏既然是天才，還能夠不是瘋子麼？他逝世一百年後，又有另一種傳說：柴可夫斯基是個同性戀者，對他的侄兒有斷袖分桃之癖；他的死因也不是當時所宣佈的那樣，死於時疫虎列拉，而是死於自殺。當時的俄羅斯當局，為維持社會道德和純潔的風氣，下令他自殺。

俄羅斯的芭蕾舞編劇家波里．愛夫曼（Boris Eifman），把這段公案搬上了舞台，劇名就叫《柴可夫斯基》。紀念柴氏逝世一百週年的時候，這齣舞劇就在「聖彼得斯堡音樂學院」上演，他當年在那裡教授聲樂的學院。

儘管所披露的事實已經成為歷史。但柴可夫斯基到底是一位偉大的音樂家，在俄羅斯人的心目中，與詩人普希金一樣，早已升格為神，神聖不可侵犯。一代偉大的藝術家，從外表到精神，都必須像神一樣無懈可擊，才能夠載負得起大眾的精神寄託。但，現在有人指他犯了世人所不齒的病症，神被摔到地上了，你教俄羅斯人怎樣承受得了？舞劇上演那天晚上，有一群人在聖彼得斯堡音樂學院門前，舉起橫額，吵吵鬧鬧進行抗議：「這齣可恥的戲是對俄羅斯人的侮辱！」

那時候，學院舞台上的柴可夫斯基，正在裂變成兩個人物，分別由兩個舞星扮演。一個代表作曲家本人，具有一顆純粹的俄羅斯靈魂，在歐洲傳統文化的熏陶底下，對愛情，對命運，總是以瓦格納式的夢幻目光來看待；而另一個柴氏，則懷着不可告人的慾念：一種黑色的激烈色慾。它把他齧噬，折磨，撕裂，使他沉淪到地獄的最低層。他的身體，他的思想是戰場，總有着激烈的戰鬥，天使和魔鬼之間進行的激戰。

十月革命後流亡到法國，後來又轉到美國的俄羅斯女作家尼娜．柏爾柏羅娃（Nina Berberova），寫過一部「柴可夫斯基傳」。其中對他與侄子波璞之間的同性戀，有着明顯的描寫。波璞是一個英俊瀟灑，又聰明又開心的青年人。在聖彼德堡的夜晚，柴氏總是推掉跟其他人的約會，以便在家裡跟波璞單獨相對。他靠近他身邊，聽他說話，凝視着他，欣賞着他的美，就像湯瑪斯．曼筆下的艾森巴赫欣賞美少年達斯奧那樣。他也喜歡看他在朋友當中嘻鬧，不感到妒忌，只是覺得有點被傷害。「當我跟波璞在一起的時候，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他這樣寫道。「我覺得他並不愛我，而且對我反感。」事實並非如此，侄兒對他的感情很深，知道這位叔父立下了遺囑，死後將財產遺贈給他這位「可愛的男孩子」。

當柴氏應邀到美國華盛頓和費城訪問演出的時候，他到處受到熱烈歡迎，但他並不開心，想起侄兒就忍不住掉眼淚。他覺得去到美國的不是真正的那個「我」，還有另外一個「我」。一個「我」在發抖，另一個「我」在哭泣。在觀眾的掌聲和熱情招待中，「我」比任何時候更感孤獨。他寫信給侄子說：

「我想你，比想任何人都更甚。我是這麼樣想見你，想聽你的聲音，這對我來說是那麼強烈的幸福，以致我想付出我生命中的十年，來換取你的出現，哪怕只是一秒鐘。你知道我珍愛你到了怎樣的地步……在這裡，在外國，當我打發着沒有你在身邊的漫長日子，我測量着我對你的愛的強度和深度。」

然而，當時的同性戀在歐洲是違法的。在俄國對這類人的懲罰，是流放西伯利亞，或罰做苦役，這點柴可夫斯基是很清楚的。為掩飾這種行為，他故意跟一位芳名依凡諾芙娜的女孩子結婚。這個白璧無瑕的女孩子，曾經在一間修道院讀書。她美麗，良善，一心一意使她所愛的人幸福，她瘋狂地愛上了柴氏，給他的信總是充滿了愛的表白。她寫道：「你來探訪過一個獨自生活的女孩子了，你這樣做，就是將我們的命運連結起來了。假如你不願意娶我為妻，我將會自殺。直到現在，我從來不曾在晚間接受過一個獨身男人的來訪。」

但柴可夫斯基只將她當成一步棋子來使用，不讓她進入到自己的生活。不止一次對她說：「我不愛你，永遠也不會愛你。」他說自己有一種「奇怪的性格」，不會使她幸福。還要求她保守秘密。雖然他們最終結了婚，但婚姻徒具虛名，柴氏不曾成為一個真正的丈夫。妻子痛苦萬分，把手帕、花邊撕碎，扔了一地。而他自己也同樣地摧心肝，發瘋也似地將自己的頭撞向牆壁，直到疼痛難忍。最後將蒼白的頭顱抱在雙手裡，痛苦地泣啜起來。

但，對於喜愛柴可夫斯基的人，不能只停留在他的漫畫式的俄羅斯歇斯底里中。他的侄孫沃可夫（V.Volkoff）寫道：「他的生活與大自然之間有深切的聯繫，在某種程度上，一方是另一方的明顯的化身」。晨曦微露的森林，使他無比熱愛生活，感到一種深切的喜悅而下跪感謝上帝。「這種時刻，是不朽的承諾，在等待它來臨之際，他渴望生活，以便讓這種時刻再現。」

就在這種不尋常的失衡中，他寫下了《第六交響樂》、《天鵝湖》、《葉甫蓋尼．奧涅金》等不朽的樂章。生活中總有一種固執而強烈的慾望齧噬着他：逃走吧，有多遠就去多遠！但逃到甚麼地方去？甚麼地方都可以，他要去的地方，只是一個可以讓他盡情哭泣的地方。他要哭自己，哭自己的青春，哭殘酷的命運，哭謎團般的不幸。或者，他想看些甚麼東西，不論天空，大海，高山，或者只是一盞半明半暗的檯燈。去，去，去找一個永遠不能到達的地方，來舒解他內心的痛苦。於是，升半音，降半音，天鵝高歌，魔鬼吟哦，秘密的痛苦呻吟，帶血的心靈嘶叫，一曲又一曲的美麗樂章就這樣出來了。痛苦，醜惡就這樣被超越了，他將醜釀製成了美。這可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天才歷程？音樂領域中的浪漫主義到他手裡，被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他的成功給他帶來了世界性的榮譽，也給他帶來金錢和豪華的生活。卻不曾給他帶來幸福。

柴可夫斯基出生於一個富有家庭。母親的早逝使他變得憂鬱、孤獨。他酷愛音樂、作曲，把自己的心思注入樂章裡。為敷衍他父親，他最初學的是法律，但他始終沉迷在音樂世界裡，把音樂作為自己的最後歸宿。當他在這個領域中有一定成就之後，在莫斯科音樂學院得到教席。教學工作之餘，他譜寫樂章。他的樂曲娛樂他人，而私底下的生活，卻永遠消沉，苦悶，漆黑，漫漫的暗夜中到處撞牆碰壁。

柴可夫斯基是個很有文化素養的人，他經常參觀博物館，米開朗基羅的一幅「摩西」，可以令他感動得發抖。他對法國文學很感興趣，他閱讀盧梭、左拉、繆塞和都德的作品。在俄國作家中，他尊崇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契訶夫。音樂家方面，他喜歡莫札特，不喜貝多芬，後者的樂章所表達的強勁，粗暴，壯麗使他害怕。他喜歡平靜、柔和，不喜狂風暴雨。對於天主問題，他也不斷地進行探索。總的來說，他是一個很值得尊敬的人。

他與普希金有過一段不尋常的友誼，把詩人的《黑桃皇后》、《葉甫蓋尼．奧涅金》譜成了歌劇。在這些樂章裡，他透露了隱藏於心底的秘密：人在命運前的無能為力。

在一片感情的沙漠中，他跟一位富有的寡婦麥克夫人，維持了十四年的友誼，她不斷給他提供經濟援助。他給麥卡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想到有朝一日我會得到一點光榮，想到人家由於對我的樂曲的興趣，而引起對我個人的興趣，我感到十分難受。

從這段表白中，可以看到柴氏對前途充滿了恐懼。也許他已經想到，日後會讓人翻屍倒骨，將他的陰暗面揭示出來。

儘管麥卡夫人長期慷慨地在經濟上支持他，但兩人素未謀面。麥卡夫人把他看作音樂世界中的魔術師，開始跟他通訊之後，就不斷地尋找，希望找到他的深度和高度。她把他放得太高太深奧了。她希望他有思想，有修養，有成就，希望他對錢財不太貪婪。她設想他來信日見稀疏是因為工作太忙。但柴可夫斯基那邊廂，將藝術作為一種取得榮譽的工具，當他獲得一定成就以後，就不完全投入到音樂世界中，而是追求一些虛榮。每天給各方各面寫二十多封信，卻不肯寫信給她。柴氏的虛榮心，他所得到的聲譽，精神上的黑色慾念，肉體上的痼疾，使他與她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最後麥克夫人跟他斷絕了關係，他再三去信，得不到答覆。柴可夫斯基因而深受打擊。

有關柴氏的畸形生活傳說，一直傳到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御前，龍顏不悅。他批評柴氏對他的侄兒過於「關心」。當他知道這個消息，具有一顆敏感心靈的他，預感到不可抗拒的命運已經在窺伺着。他變得越來越緊張，越來越沉鬱了。有一天，他突然對他的弟弟莫底斯特說：「好啦，咱們就來寫那首《悲愴交響樂》吧！」

1893年2月，他所居住的城市加里寧天氣嚴酷，寒氣幕天席地襲來。但他好像與現實脫節了，沒有感覺到寒冷，形單影隻沿着伏爾加河的支流，作無窮無盡的漫步，來構思他的《第六交響樂》，他的兄弟把它命名為《悲愴交響樂》。這個樂章正好是柴氏的天鵝之歌，是他自己的安魂曲。同年10月28日，樂曲在聖彼德堡公演；11月6日，命運來敲門，他與世長辭，得年五十四。當時說死於時疫虎列拉，一百年後，卻有了另一種說法。

為紀念柴可夫斯基逝世一百週年，1993年11月，巴黎歌劇院曾經上演過愛夫曼的芭蕾舞劇。但劇院外頭沒有人示威抗議，評論界還稱讚它象徵性豐富巧妙，編劇手法高明。

柴可夫斯基的秘密被揭出，一個真實的柴氏來到當代人的跟前，這使俄羅斯人十分痛苦。巴黎人反而覺得奇怪了，一代偉大的藝術家，不幸早已命中注定。生活原來就不完美，太完美反而顯得不真實。而上帝創造人，不原來就有他的錯失之處麼？因此，柴可夫斯基的過錯在天，而不在人。到最近這幾年，則既不在天，也不在人，一切過失或荒謬都是可以容忍的，法國不是最近通過了同性戀的合法化的麼！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而兩個極端都有着等量齊分的可悲。

普魯斯特說，一部好的藝術作品，是用「內心深處感」寫成的。又說：「書是另一個自我的產物，不是我們在習慣中，在社會中，在怪癖中所表現的那個我。」這些話用到音樂領域中的柴可夫斯基的身上，也同樣合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