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　敏：楊絳的婚外情書寫及其定位

當我們反思作為作家的楊絳時，難以逾越的是她的女性身份。畢竟，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能冠以「最賢的妻、最才的女」的女作家並不多。縱觀她的文學創作，亦善於採擷時代風雲裡的小花小浪，並不求史詩般的結構與氣概，也體現了一般意義上女性寫作的特點。更重要的是，其「賢妻才女」的角色定位似乎投影在其創作中，凸顯了一些耐人尋味的現象，可見其與同時代具有鮮明主體意識的女性作家不同的審美選擇。本文試圖剖析其小說中的「婚外情」書寫，借此探尋楊絳文學創作的獨特性及其價值意義。

「發乎情，止乎禮」的書寫策略

楊絳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喜劇和小說處理的都是婚姻感情問題，有論者定位她這段時間的小說為「女人寫的女人小說」（1），關於婚外情的書寫也是其中之義。這一時期，楊絳書寫婚外情的典型範式是「戲諷」。寫於1946年的〈小陽春〉應是代表之作。所謂「戲諷」是寫作者以隔岸觀火的輕鬆態度，對陷入婚外戀情的男女予以無情嘲諷，立此存照，博之以笑。無論是出軌的男女，還是被背叛的家庭主婦，都在無情的照妖鏡裡，滑稽可笑。這種婚外戀的書寫方式在1987年創作的長篇小說《洗澡》裡仍熠熠發光。小說以余楠教授與胡小姐腐臭不堪的婚外情開始，通過展現道德水準不高的男女相互給對方當上，卻彼此落了空的滑稽情境，產生強烈的喜劇效應。戲諷的寫法決定了楊絳遠觀的視角，她對於這類本與原始本能相關、情慾勃勃的婚外戀採取的是淨化、淡化的策略，點到為止，頗符合「發乎情止乎禮」的儒家倫理美學。「男女之間的大妨」在字面上被嚴守，彼此不過傳傳紙條，拉把手，最多一個順其自然的親吻。這樣的處理策略，是否因為作者對婚外情持否定意義，因而其下作的一面只留給讀者想像呢？我認為仍有其他玄機。在這類被否定嘲諷的婚外情裡，楊絳呈現的是現代都市的男女關係。這種關係中的男女都是自私透頂的小市民，身體成為了交易品。其中紅杏出牆的現代女性，非常清楚守住身體就是守住自我的道理，或者說，身體是她們的本錢所在，不可隨意揮霍；而意欲偷腥的男人也就難以越過雷池了。〈小陽春〉裡的胡小姐待價而沽，裝模作樣地讓身為師長的俞老師親熱一番，卻只放出誘餌，適可而止。〈大笑話〉裡的周逸群霸佔情人的心、拒絕出讓身體，同樣獲得了控制權。《洗澡》裡的胡小姐任余楠教授親昵，若對方敢有超格的舉動，就賞賜他一記響亮的耳光。或許因為楊絳筆下這類婚外情根本沒有真情，只有現代人自私精細的小算盤，「發乎情、止乎禮」就變成了具有反諷意義的「常態」。

但楊絳對另一類婚外情書寫則採取與戲諷完全相反的正筆。如她將〈大笑話〉裡的寡居的陳倩和老實本分的居家男人林子瑜彼此擦出的感情火花寫得十分詩意，將之作為虛偽虛榮、腐臭不堪的溫家園裡唯一的光亮。而《洗澡》裡許彥成和姚宓的婚外情更是被作者昇華為至高的精神境界。然而，儘管楊絳對這類婚外情的態度是肯定的，其書寫策略卻仍然恪守「發乎情止乎禮」的原則，為了強調這一類婚外情的純潔性和正當性，她甚至有意將身體與情慾祛除在外，只留下柏拉圖式的純愛情調。〈大笑話〉裡陳倩和林子瑜之間珍視的是誠心誠意的心靈感知，其親密的程度不過是他們在夜裡並肩走着，遇到坑窪之處，男人伸手攙扶一下女人而已。姚宓和許彥成的感情，更像純粹的君子之交，唯一的一次幽會也不過是在開着窗戶的小書房裡，彼此親密地說着話：「她的臉靠在他膝上，他的手搭在她臂上」（2）（380），連擁抱也沒有。我們知道，婚外情比常態的感情關係要來得更加急切而熱烈，往往是情慾交織的，但楊絳在《洗澡》裡將之定位為純淡如水的關係：恰如其分的疏遠，恰如其分的冷淡（3）（314）；許姚靈魂相互吸引的同時，身體卻是疏遠的。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因為這種愛情與時俗、現實違逆，不能暴露，所以必須像地下間諜活動一樣機靈，不能露相。但對於許姚而言：「只有身體的背叛才是真正的背叛，只要身體沒有出軌，他們依然是好人。」儘管許彥成早就不愛杜麗琳了，卻因為自己和姚宓的關係是「純潔」的，覺得自己依然是個好丈夫。姚宓也因守住了身體的界限，覺得自己和許彥成的關係不過是「相互勉勵，相互攙扶着，一同往上攀登，絕不向下滑」的友誼而已（4）（387）。然而，人們對於婚外情的想像遵循的是現實原則，在楊絳純淨的文字表述裡很多讀者還是看到了身體與慾望，一些讀者大膽假設兩人最後是在書房裡苟合了，對此類居心楊絳深感嫌惡，為了給許姚一個完美純淨的結局，2012年她寫了續集《洗澡之後》。在小說序言裡她強調這段婚外情從頭到尾都是純潔的，正文的描述也顯現，他們的確是在結婚之夜才有了夫妻之實。可見，楊絳與許姚信念一致，都認為不涉身體與慾望的婚外情才是詩意的，值得同情的。

楊絳「發乎情止乎禮」的書寫策略，迴避了婚外情中「身體和情慾」的內核。這一方面使其情愛書寫變得雅致沖淡，另一方面卻有意無意間張揚了關於情愛的「白色」神話，似乎女貞女德的幽魂還在現代遊蕩，令人窒息。

在傳統與現代間徘徊的女性意識

楊絳的婚外情書寫中，塑造了一些性格鮮明的女性形象，這些女性並不是傳統的賢妻良母，也不信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她們在變化的時代裡，並不滿足於被動承受社會、婚姻給予她們的位置，而是試圖利用自己的智謀、知識和力量努力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況，故而在婚外情的漩渦內，她們很少有完全失去自我的情形。更有甚者，這些女性在精神上如此強悍乃至有些自我，在婚外情中變得非常主動，有時還玩弄男性於股掌。〈大笑話〉裡的周逸群和杜麗，《洗澡》裡的胡小姐就是這類帶着異化色彩的強悍的現代女性。而被作者高度認可的純雅女性姚宓，在精神和事業上也是自成世界，自有主見的。正是因為她們有才有識，在感情上才能有自己的執著立場，不被男性左右，反而能左右男性。可見，在婚外情的敘述裡，楊絳如實呈現了現代女性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獨立精神，體現了她作為女性作家對現代女性生存處境的認知與思考。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論者以「女人寫的女人小說」來肯定其寫作中的女性主體意識，大抵是成立的。

但從楊絳的婚外情書寫來看，她並非總是從女性自我經驗的反思切入敘述和形象塑造之中，她對女性的定位常雜糅其他的立場和聲音，顯得並不現代。她筆下的女性形象經過了男性眼光的過濾，無論正或邪，最終都在社會規範中被道德化，進而被類型化。她塑造的常常是具有對比意義的兩類女性。一類是追求自我慾望滿足的負面形象，她們心術不正，醜陋可笑，如〈小陽春〉裡的胡小姐，〈大笑話〉裡的周逸群，〈鬼〉裡的貞姑娘；另一類，是追求純愛不落俗套的正派女性，如〈大笑話〉裡的陳倩和《洗澡》裡的姚宓。或許楊絳客觀上呈現了這些出軌女性在愛情和婚姻中的掙扎，卻沒有以內省的目光，直面女性內心世界的複雜性，反而以遠觀理性的眼光，對之進行清理分類，將她們分為肉慾型和靈魂型，否定了肉慾型，肯定了靈魂型。顯然，以對待身體和慾望的態度來區分女性品性的高下，是一種形而上的態度，有些簡單化，缺乏生活感，也與五四以來的女性書寫潮流有背離之處。我們知道，在現代文學史上，很多女性作家恰恰是要衝破儒家禮教對女性身體的約束，有意在文學創作中呈現女性在靈肉之間的糾纏和掙扎，借此呈現重塑現代女性主體的複雜過程。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和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等便是其中的精彩篇章。在此，可將張愛玲與楊絳做一對比，因為她們的一些小說頗有相似處，如都與上海有關、都塑造了具有市民氣的女性形象、都善於用反諷的筆調寫出了女性的鄙夷氣和自私勁，但她們的差異也是明顯的。張愛玲對肉慾化的世俗女性更多體貼入微的同情，常深入其內心世界敞開現代女性的生存困境與精神痼疾，有着鮮明的女性主義立場。楊絳仍未擺脫 「賢良」的傳統視野，在祛除身體慾望的道德判斷中，守護了「純淨」的傳統女性神話，完成對現代女性的傳統定位。而到1970年代後，兩人的創作更趨遙遠。楊絳的文學書寫日益變得中性化，不再彰顯「女人寫的女人小說」的特色，在《洗澡》和《洗澡之後》中，婚外情書寫更趨柔婉純淨，避免了對女性自身的情慾衝動的正視。而張愛玲在1970年代末完成的《小團圓》則顯現了更為強烈的女性主義立場。她徹底解構了儒家傳統裡純貞女性的形象，無論是從舊時代走來的奶奶輩，還是五四時期的新女性母親、姑姑，甚至是作為現代女性的女兒九莉，都有着錯綜複雜的情感故事和情慾衝動。在我看來，張愛玲筆下混沌的女人遠比楊絳的純潔女神要真實、生動，她們不是傳統理念的寄託之物，而是現代社會的真實存在。

楊絳婚外情書寫日趨保守純淨，其原因可多向探尋。一是楊絳自身的家庭教養和生活經歷讓其對傳統道德有着深深的認同，父母伉儷情深，夫妻感情深厚，她難以認可以情慾和本能衝動為起點的婚外情模式，更無法借此窺探女性的生存困境與靈魂之痛。二是她的文學創作深受夫君錢鍾書的影響，彼此的創作無論是立意、手法和取喻都有相似之處。對於女性作家而言，與作為丈夫的男性作家在思想立場上的一致性，可能引發其性別主體意識的模糊，這也將投射在其對婚外情的書寫策略和價值立場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則是身處新中國的文學話語氛圍中，女性作家被雄化，其性別意識也不知不覺被模糊了，如丁玲、冰心等人建國後的創作都失去了鮮明的女性立場，楊絳後期創作中性別意識的弱化與此或許有關。

遊移不定的美學位置

楊絳的婚外情書寫，在其文學創作中，該如何定位呢？從書寫格調而言，其婚外情的反諷手法和淡雅筆調，都與其文學創作的整體風格和藝術境界相得益彰，並無突兀之處，無需更多筆墨去分析。若從敘事功能來分析的話，其婚外情書寫在其小說中則並非可有可無，它發揮了塑造人物、推進敘事的諸多作用，是一種頗為有效的形式策略。

婚外情首先是其表現人物品性、境界的手段。無論是小說的主體還是插曲，婚外情的這一功能都被楊絳發揮到了極致。如〈小陽春〉是一篇以婚外情為主體的小說，在藝術上極為精緻，是其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在小說中，她用極為細膩的筆法活現了已過四十歲的俞斌博士和他年輕的學生胡小姐之間幾番試探往來卻無疾而終的婚外戀情，盡情揶揄着知識分子的懦弱和衝動，頗接近魯迅小說〈肥皂〉裡的審美境界，語調更溫和柔婉一些。在這篇小說裡，楊絳鏡照的顯然並非這段婚外情的複雜性，而是刻畫身處其中的人的品性。婚外情宛如一個劇場，各人在此盡情展現人性的齷齪，無人可倖免――俞斌博士固然是那類想入非非又膽小怕事的知識分子典型，俞太太也是不甘示弱、尖酸刻薄的市井俗民，胡小姐則是進退有據、「有勇有謀」的自我主義者。

《洗澡》是一部反映建國初期知識分子迎合政治潮流進行思想改造的長篇小說，婚外情只是插曲，它沒有直接推進小說的敘事進程，而是作為一股若隱若現的暗流，推動小說完成對人物的臧否。正是婚外情的不同境界和人物對婚外情的不同處理方式，使得人物的高低漸見分曉。小說中三流的余楠教授，先是以其自私小器的所作所為開始並結束了他和摩登胡小姐庸俗的婚外情，時隔多年後，又借助暴露這段滑稽可笑的婚外情在思想改造時蒙混過關。由於將家庭私事暴露於大庭廣眾之下，妻子受辱離家出走，他也成為了小丑式的人物。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許彥成和姚宓的精神戀愛，他們從未廣而告之，更不願將之作為醜陋之物，放在思想改造的現場，而是雪藏着這份感情。當妻子認為許彥成不將感情公之於眾是虛偽時，他說：「我不相信暴露私情，就是暴露靈魂；也不信一經暴露，醜惡就會消失」。（5）（442）這是通過許姚的婚外情思索何謂真實而質樸的人生境界。就這樣，楊絳通過人物在婚外情中的不同表現，塑造了兩類截然不同的知識分子，一類是自私庸俗的投機主義，一類是淳樸自然的純純君子。當然，由於小說的用力點在知識分子的靈魂而非情感世界的反思，關於婚外情的思考在此就顯得有些簡單――不涉身體慾望的純愛對應着好人，充滿慾望的世俗情感對應着壞人――處在二元對立的思維中，沒有寫出人性在婚外情這一特殊境遇裡可能有的精彩表現。

作為《洗澡》續集的《洗澡之後》有關婚外情的書寫更加直接、簡單。關於許彥成妻子杜麗琳的婚外情，是這部小說裡最令人遺憾的一筆。楊絳為了讓許彥成和姚宓的婚外情步入常規，生造了杜麗琳在下鄉改造時的出軌故事，讓這個深愛丈夫、一心維護家庭的女人莫名其妙走出了婚姻的迷霧。但這樣的敘述並不符合她在《洗澡》中的性格邏輯，也讓故事本身留下了很多縫隙。且不論杜麗琳與葉丹婚外情的產生有多麼不自然，只需看小說如何處理最棘手的孩子問題就可知曉。許彥成的孩子在《洗澡》中出現時是個調皮的假小子，她被奶奶溺愛，對母親並不排斥，可《洗澡之後》中，卻對親生母親生疏到憎恨的程度，堅決選擇和姑姑生活在一起，不願回到父母身邊。原本難以處理的婚外情，由於孩子的自動退場變得簡單起來，沒有了後遺症。許彥成和杜麗琳的離婚已無阻礙，許彥成和姚宓也順利進入兩人世界。可見，在這部小說中，婚外情成為一種純粹的敘事策略，缺失了獨立的反思價值。

作為一種敘事策略的婚外情書寫，在楊絳的文學創作中的位置如斯脆弱，卻不容忽視。那麼，其婚外情書寫的方式與格調，在更廣闊的文學史視野中又將如何定位呢？

如果將之與五四以來的女性寫作相關聯，我們不難審視楊絳作為女性作家的獨特性和缺失所在。她的婚外情書寫，依然可以看做五四以來現代女性用寫作建構的情感寓言之一，它客觀上呈現現代女性在情感和家庭中的困境，有其現實意義。但由於楊絳守護了純淨女性的白色神話，以有距離感和表演性的女性書寫替代了對女性身體和情慾的直接展現和深入探究，難以呈現現代女性情感世界的複雜性，從而與丁玲、張愛玲等同時代的作家拉開了距離。然而，進入1990年代後，當楊絳的婚外情書寫與中國當代女性的身體寫作潮流碰撞時，又顯示了其可能的啟迪性。在1990年代的女性寫作中，婚外情是被大肆渲染的元素，甚至成為常態，從林白、陳染到後來的衛慧、棉棉，無不用淋灕盡致的筆墨書寫女性的情慾和身體。這種寫作反映了在動盪不安的當代社會，女性在婚姻和感情中再次遭遇的尷尬和痛苦。可是，當身體與慾望成為女性展現自我乃至紋飾自我的利器時，文學創作強化的可能不是女性的主體意識，而是作為商品的女性身體的觀賞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楊絳較為純淨的婚外情書寫是否自有其價值、是否提供了一些珍貴的思想元素？如此看來，在不斷變化的女性寫作歷史中，我們將以何種方式安置楊絳，是未完的話題。

可我們不得不認識到，在有關楊絳的現有研究中，人們對其小說的定位，更多的時候仍是將之與錢鍾書關聯。如她1930、40年代的創作被認為與錢有相通的敘事格調和反諷手法（6）；《洗澡》則被認為是《圍城》的姐妹篇，是批判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兩大諷刺小說之一。在具體研究層面，尋找兩人的創作關聯，也成為研究楊絳的一個着力點，如有學者提出兩人存在互涉式的情侶寫作現象，兩人創作常常互文見義（7）。有意思的是，楊絳本人也在實踐並認可這種關聯性，如楊絳為錢鍾書的《圍城》提煉主旨――「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8），錢原來模糊不清的寫作意圖被楊絳理性化後，深入人心。按照這種研究邏輯，楊絳的婚外情書寫與《圍城》的相關敘事也具有相似的邏輯與格調，可作為反諷傳統和知識分子敘事的表現形式，無需格外關注。但問題是，就算楊絳以捍衛錢鍾書的形象、完善錢鍾書的作品為己任，她也無法在這種關聯中成為自己。當然，這種關聯可能使她的創作被剔除性別標識，進入到更大的文學史視野之中，獲得更多關注；但在這樣的關聯意識裡，楊絳將永遠是錢鍾書的影子，走不出他的光芒。

結語

楊絳的婚外情書寫，呈現出獨特的書寫策略和複雜的價值取向，值得關注。雖然從此出發，我們只能窺其創作的冰山一角，卻凸顯了楊絳小說遊移不定的美學位置。在我看來，楊絳的小說創作，最終應在女性文學史視野中經受考驗，尋求定位，是逐漸光芒漸失還是再獲尊重，讓我們耐心等待。

［本論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華文文學的跨語境傳播研究暨史料整理」 （13CZW080）研究成果］

【註】：

（1）（6）孔慶茂：《楊絳評傳》，華夏出版社，1998年版，頁92、103

（2）（3）（4）（5）楊絳：《洗澡》，選自《楊絳作品集 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7）      韓冷：〈錢鍾書與楊絳情侶創作的互涉性〉，《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8）      錢鍾書：《圍城》，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扉頁

（9）      楊絳：《洗澡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