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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艷芳:《圍城》與《洗澡》的互文性考辨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6年8月號總第380期

子欄目:「悼念楊絳先生」專輯

作者名:王艷芳

1

1947年,錢鍾書的長篇小說《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直到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本書的新版,這本書才有了1949年以後三十多年裡的第一次重印。為此,錢鍾書特意寫了〈重印前記〉,表達了對這本書能夠重新排印所感到的意外和忻幸。其實,他對《圍城》並不滿意,曾經抽空創作第二部長篇小說《百合心》。據說這本書「也脫胎於法文成語(Le coeur d, 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個女角。大約已寫成了兩萬字。」(1)但可惜的是,1949年夏天錢鍾書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手忙腳亂中將草稿遺失。自此以後興致大掃,沒有再寫小說。這對於熱愛《圍城》和錢鍾書的讀者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但奇妙的是,就在《圍城》重印後不久的1985年,楊絳寫下長篇紀實散文《記錢鍾書與〈圍城〉》,並於1986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文章對《圍城》的創作過程、書中人物來源以及錢鍾書個人行狀進行了客觀紀實,發表後引發諸多關注。而楊絳的小說創作興味卻從此不可遏抑,幾乎就在同時開始了長篇小說《洗澡》的寫作,並於1988年在香港、北京、台灣三地公開出版。

1990年代,《圍城》迎來了影音劇改編的熱潮。黃蜀芹導演的十集電視連續劇《圍城》熱播外,還有根據《圍城》改編的三十二集廣播連續劇,更有魯兆明1992年出版的《圍城之後》(2),小說延續了《圍城》的悲劇色彩,由於風格力求模仿錢鍾書,一段時間曾出現大量冠以錢著的盜版,以致一些讀者誤以為錢鍾書晚年續寫《圍城》。1993年3月,《圍城之後》的續作《圍城大結局》(3)出版。很多讀者借電視劇和廣播劇的播出瞭解了錢鍾書和《圍城》,也使得《圍城》續作頻現,儘管以上出版社和作者因此獲訟於錢鍾書,兩部續作卻被好事者列為「錢學」研究書目。

由於錢鍾書的《圍城》和楊絳的《洗澡》描繪了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共有的生存困境和人生焦慮,歷來對這兩部小說的比較和整合研究並不少見,但對於其中人物之間的關聯性分析和研究卻鮮有涉及。事實上,因為錢鍾書和楊絳之間的特殊關係,將《洗澡》看作《圍城》的續集並無不可――儘管讀者已經絕無可能看到錢鍾書所寫的類似於「記楊絳與《洗澡》」這樣的紀實性文字。但令讀者稱奇的是,2010年,年屆百歲高齡的楊絳又為《洗澡》寫下了續集《洗澡之後》,包括楊絳的《記錢鍾書與〈圍城〉》在內,《圍城》、《洗澡》、《洗澡之後》這四部作品構成了一個互相勾連、緊密嚙合、環環相扣的連環套,它們彼此之間的互相解釋關係構成了一個自足的文本系統,其文本之間的深度介入和內部勾連已經不能簡單地用比較研究和影響研究來闡釋。

在眾多關於錢鍾書、楊絳小說研究的文章中,有兩篇名不見經傳的論文值得注意:一是朱瑞芬的〈錢鍾書楊絳眷屬語象論〉(4),文章認為「錢楊夫婦以寶劍喻則為雄雌雙峰、以蝃蝀喻則為虹霓雙彩。在文學創作中其語言相隨相伴,互見互用,以不凡的語言造詣和文學情性交感靈通,形成神韻卓絕、意味幽遠的眷屬語言,開創出錢楊伉儷獨特的『語言天地』」,並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對此『錢學』研究者鮮有論及」。「眷屬語象」是一個頗為新穎的提法,其着眼處在於兩位作家文學語言的相隨相伴和互見互用,這是比較早地注意到錢氏夫婦創作中的互文問題並從語言學的角度進行的研究。另一篇論文是黃志軍的〈論錢鍾書楊絳小說的婚戀模式與互文性〉(5),文章認為「錢鍾書、楊絳的人生關聯使他們的小說呈現出婚戀模式上的互文特徵,倆人的小說創作皆有其『詩可以怨』的為文動機,楊絳小說對錢氏小說中相關婚戀困境的思想內涵作出了呼應與反正,楊絳小說創作的情感歷程是一個從憤懣的扭曲到分裂的和諧的過程。」這篇文章充分注意到錢楊小說婚戀關係描寫的互文性特徵。這兩篇發表時間相隔十餘年的論文都注意到了錢鍾書和楊絳小說創作的互文性問題,儘管前者談的主要是語言問題,後者論及的主要是楊絳早期的中短篇小說。但可惜的是,儘管有不少文章論證錢鍾書小說自身的互文性,但關於錢楊小說之間的互文性研究卻沒有更進一步的深入,當然也沒有能夠在有關《圍城》和《洗澡》及其如上所說的系列連環作品的研究上進行針對性探討。

相反,人們更願意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錢楊筆下的知識分子生存、知識分子人格等,甚至一度熱衷於對錢楊作品中的人物進行索隱派的研究,用歷史上的人和事去比附《圍城》中的故事,然後試圖對號入座,並由此對錢楊的人品進行針砭,某種意義已經遠離了對文本的精微剖析。從文本出發的研究既不意味着做局限於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版本考訂研究的考據派,也不意味着做現實影射的索隱派,而是從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出發,推究不同人物之間的關聯性和互文性。本文即着眼於此,但限於篇幅,僅主要探討從《圍城》中的唐曉芙到《洗澡》、《洗澡之後》中的姚宓之間的互見互用以及牽連轉變,並通過這兩個人物之間關係的解鈕打開從《洗澡》、《記錢鍾書與〈圍城〉》、《洗澡》到《洗澡之後》這個作品連環系統中錢鍾書、楊絳長篇小說創作的互文性關係。

 

2

「互文性」概念首先由法國符號學家、女權主義批評家朱麗婭‧克利斯蒂娃在其《符號學》一書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轉化」(6)。其基本內涵在於:每一個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鏡子,每一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它們相互參照,彼此牽連,形成一個潛力無限的開放網路,以此構成文本過去、現在、將來的巨大開放體系和文學符號學的演變過程(7)。事實上,在朱麗婭‧克利斯蒂娃提出這一術語之前,「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內涵已經出現在俄國學者巴赫金詩學著作中,其於《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一書中,提出了「複調」理論、對話理論和「文學的狂歡節化」等概念,「文學的狂歡節化」這一概念已初步具備「互文性」的基本內涵。

在互文性理論的早期發展過程中,主要有兩種路向,一是廣義性的「互文性」,以意大利符號學家艾柯為代表,認為文本具有無限開放、自我指涉和多種轉譯可能性的特徵,二是狹義性的「互文性」,以法國符號學家蜜雪兒‧里費特爾為代表,互文性的重心從本文移向本文與讀者之間的空間,認為一切互文性關係都必須置於每一個文本的結構母體之上,即文本和它的互文本是同一結構母體的變體。對互文性內涵作狹義界定的還有結構主義陣營中的熱拉爾‧熱奈特。他稱「互文性」為「跨文本性」,在他看來,任何文字都是跨文本的,任何文本都是產生於其他文本之上的「二度」結構。

除此之外,「互文性」還有歷時性互文性和「共時性」互文性之分,從共時性角度探討互文性的多為符號學、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從歷時性角度出發的主要體現在新歷史主義與女性主義之中,此外還包括羅蘭‧巴特和哈樂德‧布羅姆的理論。作為一種新型文學理論,互文性理論同傳統文學研究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傳統文學研究以作者和文本為研究中心,而互文性理論強調讀者與批評的作用;二、傳統文學研究相信文本有終極意義而批評也能獲得最終的求解,互文性理論則否認文本的終極意義的存在,強調文本意義的不可知性或流動性,從而更重視批評的過程而不是結果;三、傳統文學研究強調原文本或前文本是意義的來源,互文性理論則重視文本間的相互指涉,傳統的來源――影響研究側重歷時性的展開,互文性理論更看重文本意義的共時性展開;四、互文性理論突破了傳統文學研究封閉的研究模式,把文學納入到與非文學話語、代碼或文化符號相關聯的整合研究中,大大拓展了文學研究的範圍,形成一種開放性的研究視野。」(8)本文依據以上互文性理論,通過不同文本之間的關聯和互證、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互證、文學與非文學話語的互證來考辨和詮釋《圍城》中的唐曉芙和《洗澡》系列中的姚宓的互文性關係。

眾所周知,唐曉芙是《圍城》中的重要人物,這個人物在小說的前三分之一部分頻繁出現,小說對她有大量描寫。但她在小說中途退場消失,直到小說結尾不僅沒有出現,似乎作者錢鍾書也遺忘了這個人物,直至小說結束也沒有對這個人物的結局作出交代。唐曉芙初次登場出現在《圍城》第40頁,這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嬌小女孩子,「嫵媚端正的圓臉,有兩個淺酒渦。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錢費時、調脂和粉來仿造的好臉色,新鮮得使人見了忘掉口渴而又覺嘴饞,彷彿是好水果。她眼睛並不頂大,可是靈活溫柔,反襯得許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講的大話,大而無當。」她頭髮沒燙,眉毛不鑷,口紅也沒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彌補造化的缺陷。總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會裡那樁罕物――一個真正的女孩子。唐小姐在《圍城》中最後一次正面出現則在小說的第89頁,方鴻漸、唐曉芙因為種種誤會而分手,彼此又都不願意解釋,唐曉芙脾氣高傲,寧可忍痛至於生病。病癒後到北平過夏,之後回上海參加表姐蘇文紈的婚禮。吃完喜酒的第四天,就跟她父親到香港轉重慶去了。此後,她只是出現在方鴻漸的心裡、夢裡以及和孫柔嘉的嘴仗中了,如《圍城》第269頁,方鴻漸跟孫柔嘉吵了一架:「柔嘉冷冷道:『是,世界是小。你等着罷還會碰見個人呢。』鴻漸不懂,問碰見誰。柔嘉笑道:『還用我說麼?你心裡明白,噲,別燒盤。』他才會意是唐曉芙。笑駡道:『真胡鬧!我做夢都沒有想到。就算碰見她又怎麼樣?』柔嘉道:『問你自己。』他嘆口氣道:『只有你這傻瓜念念不忘地把她記在心裡!我早忘了,她也許嫁了人,做了母親,也不會記得我了。現在想想結婚以前把戀愛看得那樣鄭重,真是幼稚。老實說,不管你跟誰結婚,結婚以後,你總發現你娶的不是原來的人,換了另外一個。早知道這樣,結婚以前那種追求、戀愛等等,全可以省掉。談戀愛的時候,雙方本相全收斂起來,到結婚還沒有彼此認清,倒是老式婚姻乾脆,索性結婚以前,誰也不認得誰。』」這一段話深藏玄機,不僅為後面《洗澡》中許彥成與姚宓埋下伏筆,而且道破婚姻的荒誕本質。唐曉芙這個名字最後一次被提到是在方鴻漸的意念中:「等柔嘉睡熟了,他想現在想到重逢唐曉芙的可能性,木然無動於哀,真見了面,準也如此。緣故是一年前愛她的自己早死了,愛她、怕蘇文紈、給鮑小姐誘惑這許多自己,一個個全死了。有幾個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記憶裡,立碑誌墓,偶一憑弔,像對唐曉芙的一番情感。」到這裡,小說就快結束了,方鴻漸並沒有如孫柔嘉所說的「你等着罷還會碰見個人呢」那樣遇見他「心裡明白」的那個人。

清華大學藍棣之曾經談到錢鍾書和《圍城》:「七十年代末,作者在美國訪問時,即被記者追問唐曉芙這個人物為甚麼突然中斷了她的故事,在書裡消失了?作者回答說:這正如在生活裡,有的人淡入,有的人淡出,很正常。記者又追問:唐曉芙是作品裡唯一沒有受到作者批評的人物,這是甚麼原因?作者被追問得有些不快了,回答說:難道你要我承認她是我的『夢中情人』嗎?」(9)那麼,唐曉芙到底是不是錢鍾書所說的「夢中情人」呢?或者,唐曉芙真的消失了嗎?確實再也沒有回來過嗎?藍棣之傾向於認為:唐曉芙被置換成了孫柔嘉,孫柔嘉是「另外一個」唐曉芙。這似乎也印證了錢鍾書在作品裡所說的:「談戀愛的時候,雙方本相全收斂起來,到結婚還沒有彼此認清」。也就是說,孫柔嘉是唐曉芙的本相,戀愛時收斂起來的本相。因此,作者認為,唐曉芙和孫柔嘉的關係是:一個是表相、一個是本相,她們二人是二而一的。

但是,楊絳關於《圍城》中唐曉芙的一段記述頗值得品味和深思。她說:「唐曉芙顯然是作者偏愛的人物,不願意把她嫁給方鴻漸。其實,作者如果讓他們成為眷屬,由眷屬再吵架鬧翻,那麼,結婚如身陷圍城的意義就闡發得更加透徹了。方鴻漸失戀後,說趙辛楣如果娶了蘇小姐也不過爾爾,又說結婚後會發現娶的總不是意中人。這些話都很對。可是他究竟沒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話也就可釋為聊以自慰的話。」(10)從這段話來看,唐曉芙顯然已經成為方鴻漸生命裡悲劇性地錯過的人,這種悲劇性且是宿命的,因為無論方鴻漸最後跟誰結婚,到來頭都不再是原來的意中人。所以,方鴻漸和孫柔嘉結婚既是對唐曉芙的錯過,也是對曾經的孫柔嘉的錯過。那麼,錯過的東西是否永遠不會回來了?不是,那些錯過的人和事一直在不斷地回來,只不過換了時間,換了地點,甚至換了個名字,但是他們確實回來了――這一次,許彥成(方鴻漸)是和杜麗琳(孫柔嘉)攜手回來的,他們不僅結婚了,而且有了自己的孩子,並雙雙自海外歸來,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是經由錢鍾書的殘篇《百合心》,而是經由楊絳的長篇《洗澡》歸來。

關於這一點,楊絳曾經有過一個委婉的說明。鍾書寫完《圍城》之後,「癡氣」依然旺盛。《圍城》重印後,她問錢鍾書想不想再寫小說。錢鍾書說:「興致也許還有,才氣已與年俱減。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只會有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那就只有後悔了。遺恨裡還有哄騙自己的餘地,後悔是你所學的西班牙語裡所謂『面對真理的時刻』,使不得一點兒自我哄騙、開脫、或寬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寧恨毋悔。」(11)楊絳認為這幾句話可以作為《圍城》〈重印前記〉的箋註。是年為1985年,差不多同一時間,或許是出於對錢鍾書的惺惺相惜,為了免除他的恨而不是悔;但也或許出於常年被錢鍾書光芒籠罩焦慮,一種本能的挑戰,楊絳在散文、評論寫作之餘,開始了長篇小說《洗澡》的創作。用她自己的話說:「但我年近八十,才寫出一部不夠長的長篇小說;年過八十,毀去了已寫成的二十章長篇小說,決意不寫小說。」(12)儘管已經年近八十,楊絳還是證明了她在才氣和興致方面不輸於錢鍾書的決心。至於是否真的超越了《圍城》,還要通過具體作品的分析和後來人的評價來論定。

前文中孫柔嘉的預言果然沒錯,不僅「世界是小」,而且方鴻漸「心裡明白」的那個她既沒有「嫁了人」,又沒有「做了母親」,最重要的是,「她」不僅沒有忘記他,而且一眼就認出了他。《洗澡》一開始,已經使君有婦的許彥成遇見了女孩姚宓,他的眼睛立刻放出異樣的光彩,小說這樣描寫許彥成和姚宓的第一次見面:「她在做記錄,正凝神聽講。忽然她眼睛一亮,好像和誰打了一個無線電,立即低頭繼續寫她的筆記。」(13)而這個「誰」就是許彥成。小說借許彥成夫人杜麗琳的眼偷眼打量姚宓:「她長得三停均勻,五官端正,只是穿了這種灰色而沒有式樣的衣服,的確看老。」從戰亂動盪的時代穿越而來,女孩姚宓自帶了一種少年老成。丁寶桂認為「最標致的還數姚小姐」,余楠常偷眼端詳,「她長得確是好,只是顏色不嬌艷,態度不活潑,也沒有女孩子家的嬌氣。她笑的時候也嬌憨,也嫵媚,很迷人。可是她的笑實在千金難買。」但對於余楠之流,姚宓卻連正眼也不瞧。

但是,許彥成眼中的姚宓卻似曾相識:「姚宓的臉色不惹眼,可是相貌的確耐看,看了想再看看。她身材比麗琳的小一圈而柔軟;眼神很靜,像清湛的潭水;眉毛清秀,額角的軟髮像小兒的胎髮;嘴角和下頦很美很甜。她皮膚是淺米色,非常細膩。」沉靜如昨,清秀如昨,純真如昨,甜美如昨,她仍然還是當年那個天然去雕琢的「真正的女孩子」。接觸漸多,許彥成眼中的姚宓更加真實:「她憑藉樸素沉靜,裝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樣兒,其實是小女孩子謹謹慎慎地學做大人,怕人注意,怕人觸犯,怕人識破她只是個嬌嫩的女孩子。」唐曉芙真的回來了,只不過改了個名字叫姚宓――蜜比糖更甘甜,更精萃,也更迷人。曾經滄海的許彥成再一次「飛蛾撲火」:「昨晚他預想着和姚宓一同遊山的快樂,如醉如癡,因而猛然覺醒:不好!他是愛上姚宓;不僅僅是真喜歡她,憐惜她,佩服她,他已經沉浸在迷戀之中。」彥成寫信給姚宓:「我現在忽然明白了一件大事。我鬱鬱如有所失,因為我失去了我的另一半。我到這個世上來是要找『她』,我終於找到『她』了!甚麼錯都不錯,都不過是尋找過程中的曲折。不經過這些曲折,我怎會找到『她』呢!我好像摸到了無邊無際的快樂,心上說不出的甜潤,同時又害怕,怕一脫手,又墜入無邊無際的苦惱。我得掙脫一切束縛,要求這個殘缺的我成為完整。這是不由自主的,我怎麼也不能失去我的『她』――我的那一半。」種種文字敍述迹象表明,女孩兒唐曉芙沒有消失,她是實實在在真真實實地回來了,並且他們彼此認出了對方。一旦重新相遇,「他們覺得彼此間已有一千年的交情,他們倆已經相識了幾輩子。」這段描寫正因應了前文《圍城》中孫柔嘉對方鴻漸所說的那段玄機深藏的話。

其實,不惟唐曉芙,許彥成身上的「癡氣」、杜麗琳的「聰明」也和方鴻漸、孫柔嘉如出一轍,甚至余楠、余楠太太宛英都似曾相識,大量的人物前後相繼,背景相似,命運相同。據楊絳介紹:「方鴻漸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許多讀者以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樓拜曾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麼,錢鍾書照樣可說:『方鴻漸,就是我。』不過還有許多男女角色都可說是錢鍾書,不光是方鴻漸一個。方鴻漸和錢鍾書不過都是無錫人罷了,他們的經歷遠不相同。」(14)用楊絳的紀實來印證錢鍾書的作品應該最有權威性。關於孫柔嘉,楊絳說:「孫柔嘉雖然跟着方鴻漸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卻從未見過。相識的女人中間(包括我自己),沒一個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觸,就發現她原來是我們這個圈子裡最尋常可見的。她受過高等教育,沒甚麼特長,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醜;沒甚麼興趣,卻有自己的主張。方鴻漸『興趣很廣,毫無心得』;她是毫無興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極小,只局限在『圍城』內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從城外擠入城裡,又從城裡擠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個方鴻漸,最大的失敗也是嫁了一個方鴻漸。她和方鴻漸是芸芸知識分子間很典型的大婦。」(15)除了不夠美之外,簡直就是《洗澡》中「標準美人」杜麗琳活脫脫的寫照。

 

3

不僅《圍城》與《洗澡》中的人物描寫具有互文性,其用典、用詞的互文性也非常明顯,尤其作品中信手拈來的各種西方典故,如「金漆的鳥籠」、「被圍困的城堡」等,例如《圍城》中,慎明道:「關於Bertie結婚離婚的事,我也和他談過。他引一句英國古話,說結婚彷彿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麼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鴻漸,是不是?」鴻漸搖頭表示不知道。再如,關於對《圍城》書中人物唐曉芙的評價:(他)撇着英國腔向曹元朗說道:「Dash it!That girl is forget-me –not and touch-me-not in one,a red rose which has somehow turned into the blue flower。」(真的!那個女孩子是「無忘我草」和「別碰我花」的結合,是紅玫瑰變成了蔚藍花――「蔚藍花」是浪漫主義遙遠理想的象徵。)楊絳也在《洗澡‧前言》中交代了「洗澡」一說的西方文化來源:「這部小說寫解放後知識分子第一次經受的思想改造――當時稱『三反』,又稱『脫褲子,割尾巴』。這些知識分子耳朵嬌嫩,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因此改稱『洗澡』,相當於西洋人所謂『洗腦筋』。」此外,《圍城》、《洗澡》、《洗澡之後》還具有充分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上的互文性。小說所描寫的時代,不僅是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共處的政治文化空間,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憂世傷生」的時代。有人批評作為知識分子的錢楊兩人對社會的批評和關切不夠,只不過是他們並沒有真正讀懂錢楊的作品而已。

《圍城》和《洗澡》的互文性關係最重要的體現還在於,錢鍾書和楊絳在各自作品寫作、出版過程中所充當的讀者作用。楊絳說:「錢鍾書在《圍城》的序裡說,這本書是他『錙銖積纍』寫成的。我是『錙銖積纍』讀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甚麼,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後他就告訴我下一段打算寫甚麼,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麼寫。」其權威性簡直無可辯駁:「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資格為《圍城》做註釋的,該是我了。」因為只有她知道:「我有機緣知道作者的經歷,也知道釀成的酒是甚麼原料,很願意讓讀者看看真人實事和虛構的人物情節有多少聯繫,而且是怎樣的聯繫。」(16)她所敍述的錢鍾書的經歷、家庭背景和他撰寫《圍城》時的處境,為《圍城》做的註解最讓人信服。

顯然,楊絳的說明並非一時興起,而是別有用意。當然,她說得很委婉:「我自己覺得年紀老了;有些事,除了我們倆,沒有別人知道。我要乘我們夫婦都健在,一一記下。如有錯誤,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圍城》裡寫的全是捏造,我所記的卻全是事實。」(17)她以創作和生活見證人兼小說批評家的身份,既不稱讚,也不批評,只據事紀實。楊絳的機敏過人還表現在她對《圍城》的建構與解構,《洗澡》的故事止於轟轟烈烈知識分子改造運動,許彥成和姚宓的愛情故事也發乎情止乎禮。但這遠遠不是結局,只要活着,作者就可以給她筆下的人物以新的生命,2014年《洗澡之後》出版,楊絳談起創作起因:「我特意要寫姚宓和許彥成之間那份純潔的友情,卻被人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後,有人擅寫續集,我就麻煩了。現在趁我還健在,把故事結束了吧。這樣呢,非但保全了這份純潔的友情,也給讀者看到一個稱心如意的結局。」(18)由此足可見到,楊絳的讀者和作者的雙重身份,對此系列文本互文性關係所產生的強大威力和致命影響。

作為《圍城》的續篇,《洗澡》不僅沒讓方鴻漸(許彥成)離婚,還讓他和孫柔嘉(杜麗琳)生下了孩子,當然,最重要的是讓方鴻漸(許彥成)與唐曉芙(姚宓)又見了面――只是見面而已,飽受愛情折磨之苦,卻只能保持君子之交。儘管楊絳說故事是無中生有,純屬虛構,但又強調人物和情節卻活生生地好像真有其事。所以,《洗澡之後》人物依舊,事情卻完全不同。她把故事結束,誰也別想再寫續集了。於是,孫柔嘉、唐曉芙彷彿又回來了,「他們是新來的外語系教師,女的專教口語,咕嚕咕嚕一口英國話,還會說美國話。英國話、美國話不都是英語嗎?她還有個分別,真了不起!她最洋,綽號『標準美人』,可是我爸爸不喜歡她,說她太『標準』。姚姐姐,你是天然美,你是一級,她只是二級。」(19)

一如孫柔嘉和唐曉芙,杜麗琳和姚宓之間也迥然不同。就連許伯母見了許彥成寄來的姚小姐照片,都讚嘆她是幽嫻貞靜的大家閨秀,並說彥成從前那位夫人(杜麗琳),相貌雖然端莊,卻俗在骨裡,開水沖也沖不掉。小說的結局如同童話故事:「姚太太和女兒女婿,從此在四合院裡,快快活活過日子。」最後的故事場景定格在一幅充滿隱喻意味的祥和畫面中:「中秋佳節,李先生預備了一桌酒菜,以來為姚太太還席,二來也是女兒的訂婚酒。時光如水,清風習習,座上的客人,還和前次喜酒上相同,只是換了主人。」所有的一切都沒有變,只是換了主人;換句話說,所有的人物都沒有變,只是換了名字。百歲楊絳的續寫包含着她對生活和生命無限的含蓄和睿智、溫婉與從容。無怪乎她斬釘截鐵而又充滿幽默地說:「許彥成與姚宓已經結婚了,故事已經結束得『敲定轉角』,誰還想些甚麼續集,沒門兒了!」(20)故事終於結束了。結束了嗎?沒有。

這正如洛朗‧堅尼所說,「互文性的特點在於,它引導我們瞭解一種新的閱讀方式,使得我們不再線形地閱讀文本。」(21)唐曉芙、姚宓、方鴻漸、孫柔嘉、杜麗琳他們還會不斷地回來,在不同的文本中,在不同的作者筆下,在不同文體的作品中,在不同的讀者閱讀中,在類同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中,他們會不斷地通過文字來來去去。但可以肯定的是,錢鍾書在《圍城》中創造的方鴻漸、唐曉芙與楊絳在《洗澡》中塑造的許彥成、姚宓之間的愛情都寄予了他們對於理想愛情的觀念,也真切表達了他們對於婚姻的看法。如果說錢鍾書對婚姻還有着不太確定的態度,那麼,楊絳已經堅定了很多。她毅然決然地在《洗澡之後》中讓許彥成和姚宓走到了一起。於是,唐曉芙歸來,她一度變身為孫柔嘉,也曾化身為《洗澡》中的姚宓,最後成了《洗澡之後》的姚宓。更奇妙的是,姚太太也在時光中蒼老了容顏,分別幻化出楊絳母親、楊絳的身影,正如同姚宓身上所寄予的楊絳、楊絳女兒錢瑗的形象,亦如同當下掙扎於困惑焦慮中的芸芸眾生。

 

【註】:

(1)      錢鍾書:《圍城•重印前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頁1(下文中《圍城》引語皆出於此版本,不一一註出)

(2)      魯兆明:《圍城之後》,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3)      魏人:《圍城大結局》,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93年版

(4)      發表於《蘇州鐵道師院學報》1996年第3期

(5)      發表於《泉州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

(6)      [法]朱麗婭‧克利斯蒂娃:〈符號學:意義分析研究〉,引自朱立元:《現代西方美學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頁947

(7)      趙一凡:《歐美新學賞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頁142

(8)      黃念然:〈當代西方文論中的互文性理論〉,《外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1期

(9)      藍棣之:〈對於人生的諷刺和感傷――錢鍾書《圍城》症候分析〉,《貴州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10)    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見錢鍾書:《圍城‧附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頁290

(11)    同(10),頁303

(12)    楊絳:《楊絳文集‧第1卷,小說卷‧作者自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2

(13)    楊絳:《洗澡》,見《楊絳文集‧第1卷,小說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229(下文中《洗澡》引語皆出於此,不一一註出)

(14)    同(10),頁287~288

(15)    同(10),頁291

(16)    同(10),頁285

(17)    同(10),頁303

(18)    楊絳:《洗澡之後•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頁1~2

(19)    楊絳:《洗澡之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頁19

(20)    楊絳:《洗澡之後•結束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頁128

(21)    [法]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頁82

 

 



王艷芳,南京大學博士,蘇州大學博士後,香港浸會大學、美國佛吉尼亞大學、台灣大學訪問學者。現為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副院長,碩士生導師,江蘇省高校「青藍工程」中青年學術帶頭人。出版學術專著《女性寫作與自我認同》、《異度時空下的身份書寫——香港女性小說研究》、《千山獨行——張愛玲的情感與交往》等三部,發表學術論文七十餘篇,獲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中國女性文學獎等獎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省社科基金項目各一項。學術兼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理事、教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當代文學女性文學委員會理事,江蘇省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