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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勇麟:彩雲易散琉璃脆——讀《我們仨》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6年8月號總第380期

子欄目:「悼念楊絳先生」專輯

作者名:袁勇麟

前記:楊絳先生寫《我們仨》這本書時是2003年,那時的她已經九十二歲高齡了。錢鍾書先生和錢瑗都早已離世,她一個人在「我們仨」當年一起快樂生活的三里河公寓孤獨地生活着。我曾經想像她一個人的生活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孤苦伶仃的老人,常常獨自一人坐在客廳裡,回憶當年「我們仨」的日子,看窗外的太陽升起、降落,看倒映在家中地面的樹影變長變短,最後回憶和樹影以及她的身體,都被黑暗與孤寂所吞噬。然而,事實上她不僅不像其他的老人那樣無為地消磨所剩無幾的日子,而且比大部分的年輕人更加用功。在身體健康的日子裡,楊絳先生筆耕不輟,九十二歲寫了《我們仨》,九十六歲完成哲理隨筆《走在人生邊上》,一百零二歲編選出版二百五十萬字的《楊絳文集》八卷。此外,她還親自參與錢鍾書先生讀書筆記手稿集《容安館劄記》(三冊)、《中文筆記》(二十冊)、《外文筆記》(四十八冊)的整理出版工作。楊絳先生說,《錢鍾書手稿集》的出版讓「死者如生,生者無愧」。《外文筆記》的責編感慨,這一工作「實現了楊絳先生的一個夢」。楊絳先生的精勤與豁達,足以讓夢中已荒蕪的家園那口枯井重新開出一朵燦爛的葵花。

 

1  家園荒蕪,耄耋老人,守候萬里長夢最後一程

《我們仨》出版後,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一時洛陽紙貴,好評如潮。不過,「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於這部書的主題,論者評家見仁見智,或曰「一部夢幻般的懷人大書」,或曰「一本錢楊夫婦心境寫真」,甚至還有人把它當作秘史來讀,認為是一本「隱私大書」,是一本「錢鍾書晚年生活實錄」,是一本「小說《圍城》的註腳」,是一本「文革細節史」。 

有一晚,我做了一個夢。」這是《我們仨》開篇的第一句。當我打開書看到這句話時,便又把書合上了。許多人曾經將《我們仨》誤讀為一個關於中國最著名知識分子一家三口家庭的幸福故事,但事實上,楊絳先生於開篇的第一句話已經表明了立場:向公眾展示知識分子家庭的幸福完全不是這本書的本意。寫這本書時,「我們仨」只剩下一個孤獨的楊絳先生了,一個美好的家庭早已經失散。所以,這本書怎麼可能是個童話般的故事?我不忍心讀下去。剛結痂的傷口,又要重新剝開來看,於心何忍?我不明白楊絳先生哪來的勇氣。或許只因為這是當年和愛女錢瑗的一個約定,出於對愛與誓言的尊重,出於讓更多人瞭解真實的「我們仨」,她忍住悲痛寫了這本書。就這麼看幾頁合上,隔幾天再拿出來讀,一本不到兩百頁的書,我斷斷續續讀了半個多月才看完。整個讀書的歷程,彷彿是做了一場很長很長的夢。「我們仨」的一生就像楊絳先生於文中所引用的詩句:「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其中固然包含有消極的宿命論觀點,然而破解無方,唯一的解脫方法是把它看作一場夢了。

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中國人總喜歡把人生比喻為一場夢。即使是宋代最豁達的大詩人蘇軾,也將人生闡釋為一場夢境。《我們仨》以夢為開篇,既表達了楊絳先生的孤寂之感,同時也體現了她對人生的參悟。人生在世,只是寄居在地球這顆星球上,所謂的家不過是驛站。錢鍾書先生晚年病重住院,楊絳先生將通往死亡的過程喻為古驛道,將病房喻為古驛道河上的一艘船。這艘船每天都在漂移,隨着時間的流逝,越漂越遠。最後載着錢鍾書先生的小舟,「隨着瀑布沖瀉出來,一道光似的沖入茫茫雲海,變成了一個小點;看着看着,那小點也不見了。」對於一個耄耋老人來說,眼睜睜看着最愛的人離開,那該忍住多大的痛楚才能平靜地把它講述出來。

   現實是殘酷的,再不平凡的人,再可歌可泣的愛情,最終都得化為一場夢。別離是注定的,而相聚只是偶然的。如何接受這個難以接受的事實?唯有把它看作一場夢了。面對着躺在病牀上的錢鍾書先生,楊絳先生說:「我曾做過一個小夢,怪他一聲不響地忽然走了。他現在故意慢慢兒走,讓我一程一程送,盡量多聚聚,把一個小夢拉成一個萬里長夢。」只是,「離別拉得長,是增加痛苦還是減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遠,愈怕從此不見」。眼睜睜地看着愛人遭受病痛與衰老的折磨和讓愛人脫離病痛永別人世比起來,到底哪個更痛苦?這個選擇題很殘酷,誰又能給得了答案?死別之後,再無相見之日。無論如何,都得想方設法延長愛人的生命。但假如延長他的生命的代價是讓愛人遭受更長久的病痛折磨,又於心何忍呢?當苟活等於殘喘時,人的痛苦是難以言說的。彷彿獨立於高聳的石柱上,往前看是空,往後看也是空。其無助與絕望之感,只能自己體會。惟願,這只是一場夢罷!

   「我們仨」先散失了愛女錢瑗,緊接着一年後錢鍾書先生也散失了。最後一程,只剩下楊絳先生一個人。楊絳先生於全文的結尾寫道:「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一個耄耋老人的最後一程回到已經荒蕪的家園,就像〈十五從軍行〉中寫的:「舂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面對如此蒼涼的晚年景象,我們只好把這看成一場「萬里長夢」:既是一個老人的真實人生,又徹頭徹尾完全是夢。

  

2  夢中有夢,離愁別恨,古驛道之旅亦幻亦真

夢有個好處,那就是可以隨意編織。所以,當楊絳先生不能接受「我們仨」散失的痛苦現實時,她選擇把這段令人絕望的經歷當作夢來講。而最見文學功力的是她把真實的夢、夢中夢魘以及夢幻般的現實融在一起講,營造了一組夢中有夢,亦真亦幻的圖景。

夢中有夢,即在夢中知道自己夢魘了,於夢中看到現實裡正在發生的事。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寫到錢瑗病重後楊絳先生連夜噩夢,在錢瑗去世的當天,她夢見愛女錢瑗的靈魂前來古驛道的客棧與父母道別的場景。夢中,錢瑗拉着母親的手說:「娘,你曾經有個女兒,現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裡去。娘……娘……」然後錢瑗的身影「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沒有了」。此時作為母親的楊絳先生,在夢中感應到了躺在西山醫院的女兒離世的信號,心痛無比。文中,楊絳先生把女兒比作心頭肉,而這塊心頭肉卻硬生生地從心上剝離下來:「胸中的熱淚直往上湧,直湧到喉頭。我使勁嚥住,但是我使的勁兒太大,滿腔熱淚把胸口掙裂了。只聽得噼嗒一聲,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東西。迎面的寒風,直往我胸口的窟窿裡灌。我痛不可忍……」讀到這段文字,我感到毛骨悚然。毛骨悚然絕不是害怕,而是讀到令人震撼的文字時,毛孔全都自然張開聳立了。我既被楊絳先生所描述的這一難以用科學解釋的具有神秘主義傾向的靈魂感知現象所威懾,同時又被一位老母親失去愛女的巨大悲痛之情所震撼。

相對於躺在病牀上的錢鍾書先生釋放出來的將不久於人世的信號,楊絳先生雖然不願意接受,但內心深處她還是可以接受的。畢竟人老了都會死,這是不可逆轉的結局。而錢瑗畢竟年輕,去世那年還不到六十歲。人於晚年時最悲慘的遭遇,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而人最大的勇氣,莫過於敢於面對悲痛的現實。楊絳先生最終還是把愛女錢瑗去世時的場景寫出來了。錢瑗的夫家為了避免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悲痛過度,並未及時把錢瑗去世的消息告知二老。所以,當楊絳先生獨自趕到的時候,護工已經在打掃病房了。她最終並沒有見到錢瑗,只看到正在清掃的垃圾裡,其中有一隻是愛女錢瑗穿的鞋子。愛女就這麼散失了,跟做夢一樣。在這一情節的藝術處理上,楊絳先生通過先寫做夢,再寫夢中夢魘,接着寫掙扎着掙脫夢境,最後寫獨自直奔西山醫院。對愛女去世當天的行為與心理感受,採取了亦真亦幻的藝術處理手法,把她最初不願意面對愛女去世的事實,到最後毅然選擇直面人生悲劇的心理過程描繪得淋灕盡致。

所有人到晚年都逃避不了噩夢般的現實。身體機能老化,記憶力大不如前。當衰老的身體連自身的體重都無法承載時,還能承受得了痛苦嗎?所以,記憶力散失既是大腦皮層老化的體現,同時也是減輕痛苦的自然調節。老年癡呆自然甚麼都忘了,連痛苦也忘了。

可憐的是,躺在病牀上的八十幾歲的錢鍾書先生,雖然身體羸弱,意識卻依然清晰。在得知不到六十歲的女兒錢瑗去世的消息時,他該是怎樣的一種悲痛。楊絳先生在文中這樣描繪錢鍾書先生的痛苦:「老人的眼睛是乾枯的,只會心上流淚。鍾書眼裡是灼熱的痛和苦,他黯然看着我,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淚。我自以為已經結成硬塊的心,又張開幾隻眼睛,潸潸流淚……」如果此時的錢鍾書先生已經老年癡呆了或許更好,忘了女兒的存在,也就忘了她去世的事實。可是他還是意識清醒的,楊絳先生只能趕緊安慰他:「自從生了阿圓,永遠牽心掛肚腸,以後就不用牽掛了。」「鍾書點頭,卻閉着眼睛。我知道他心上不僅痛惜圓圓,也在可憐我。」讀到這裡,不禁令人仰天長嘆:「如果這只是一場夢該多好!」錢瑗去世一年後,錢鍾書先生也去世了。我想,這一年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對於錢鍾書先生來說,一定是這輩子最漫長、最難以承受的一場痛苦了。錢鍾書先生若能把人生看作一場夢,若能真的全忘了,包括忘了女兒錢瑗,或許會更好。唯有這樣,他能更超脫一點。

 

3   今生有緣相聚,是夢非夢,惟願後院枯井旅葵花開

「我們仨」能在這個世界相遇在一起,屬天作之合。「我們仨」不僅個個都是人中翹楚,而且在家庭裡互相關愛,成就中國百年來美好知識分子家庭的典範。也正因為這點,更多人看到的是「我們仨」家庭的美好幸福,卻沒有幾個人明白「我們仨」和那個時代所有的人一樣,經歷了這段歷史中的所有災難和痛苦。

錢瑗的一生是坎坷的,自小身體病痛的原因以及歷史的原因,她幾乎沒有完整上過學。楊絳先生在文中講到錢瑗的成長歷程時,多次表達了對愛女的心疼。小時候錢瑗腸胃不好,所以不讓吃東西。「她能看着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邊玩。」有一次大家都在吃白沙枇杷,而錢瑗被安排一個人在旁邊玩,「忽見她過來扯扯我的衣角,眼邊掛着一滴小眼淚。吃的人都覺得慚愧了」。就寫了這麼個關於吃的小故事,一個乖巧懂事卻不得不飽受委屈的女孩兒形象,躍然紙上。1947年冬,錢瑗得了骨結核。這麼小的孩子在聽說了自家病情之後,竟然流淚說:「我要害死你們了。」雖然年紀小,心理卻十分成熟,已然如大人樣為別人着想了。文革期間和所有的孩子一樣失學了,然而卻想方設法解救父母,幫助父母從清華大學逃離到北京師範大學避難。除了乖巧懂事外,錢瑗自小記憶力驚人,同時遺傳了父親錢鍾書先生「格物致知」的敏銳觀察力,是個「可造之材」和「讀書的種子」。然而錢鍾書、楊絳夫婦為愛女錢瑗最終沒有成為文學大師深感遺憾,其中的原因自然是「生不逢時」:「她上高中學揹糞桶,大學下鄉下廠,畢業後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卻始終只是一粒種子,只發了一點芽芽。」歷史的複雜性,注定了錢瑗雖然成長於如此優秀的知識分子之家卻無法成為文學大師的命運。然噩夢般的歷史是不容小民談論的,楊絳先生在《我們仨》的文中,將錢瑗與大師無緣的原因以她和錢鍾書先生的一場對白中的省略號為潛台詞的藝術手法處理:「我們家的阿圓是個可造之材,可惜……」

雖然錢鍾書先生在中國文壇的地位極高,然而真實的經歷卻是多次在清華大學遭受排擠,在家裡也不受父母待見,在父親的眼裡,錢鍾書先生是需要弟弟扶持的「憨兄」。「我們仨」一直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直到1977年,錢鍾書先生六十七歲時才有了一套定居的房子――三里河公寓。而「我們仨」在此公寓一直住到過世,不曾再買房子搬家。

更難得的是,楊絳先生本身是個才女,然而為了錢鍾書先生卻多次放棄學習和工作的機會,甘心成為「背後的女人」,秉持中國傳統女性勤儉持家的美德:在國外旅居時放棄讀書,在家裡做家庭主婦,伺候錢鍾書先生;回國後給人做家庭教師,當小學老師,在清華大學當「散工」;文革期間,下放到幹校,負責清洗廁所……時時刻刻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顧丈夫和孩子上,業餘閒暇時間寫作翻譯。

另外,在此不得不提的是「我們仨」的民族氣節。錢鍾書先生一家人本來有機會留在國外,但是他們毅然放棄了,在當時中國最混亂的時刻回到祖國的懷抱。由此,「我們仨」和所有平民一樣經歷了中日戰爭以及後來國共內戰的一場又一場戰亂,吃摻了糠和沙子的高價米,燒混了泥土的劣質煤。而且為了躲避戰亂,顛沛流離,經常搬家。為了謀生,一家三口常常不得不分居兩地。即便是這樣,仍有機會再次出國定居的他們依然留在了中國。楊絳先生於文中寫道:「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這段話發人深省,它充分展示了錢鍾書、楊絳先生等老一輩文化人真正的文人氣質和高貴的人格精神。

很可悲的是,世界如此不公。卑劣的「文化人」偏偏可以在和平年代享受着榮華富貴,而具有高尚民族氣節的學者卻要遭受歷史性災難的折磨。顛沛流離的時光消磨了這些可憐的學者不少精力,以至無法專注於學術研究工作。歷史不允許我們有假設的可能性,但如果能給我一次假設的機會,我深信:「我們仨」假如出生在沒有歷史性災難的時期,中國的學界將會因為他們的出現,有更大的突破性的成就。

歷史是命運的背景,個人無法選擇。哪怕是一場夢,夢的背景也是基於歷史的。「我們仨」的夢不幸以這段歷史為背景,除了嘆惋,又能奈何?所幸,「我們仨」能苦中作樂。在漫漫人生羈旅中,雖然顛沛流離,家園「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只要有美好的人存在,只要「我們仨」並肩站在一起,家園中枯井裡的旅葵開了,也同樣是一幅美景啊。

「我們仨」的一生,是一場寫盡國家與個人悲歡離合的夢。雖然是夢,雖然「我們仨」如今都散失了,但錢鍾書先生一家人對中國文壇和學界的貢獻卻是真實存在的。在中國歷史長河裡,他們仨「合體」出現宛如曇花乍現,其光輝照耀一代人前行的路。

倘若一定要說這本書的遺憾,那也是有的。「我們仨」的關係,宛如金字塔一般緊密結實,密不透風。外面的人輕易走不進他們的世界。哪怕是錢瑗的丈夫「老偉」,在這個家庭裡也是被邊緣化了的人物。從這點來看,這也許對「老偉」是不公平的。

 

 


袁勇麟,1967年生。蘇州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博士後、新聞傳播學博士後。現為福建師範大學兩岸文化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協和學院院長。兼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教學委員會主任、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等。曾獲教育部第二屆「高校青年教師獎」、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第八屆「青年教師獎」、福建省第五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福建省優秀教師」、福建省首批特支人才「雙百計劃」哲學與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等。出版專著《二十世紀中國雜文史》(下)、《當代漢語散文流變論》、《文學藝術產業》、《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第十卷、《大中華二十世紀文學史》第五卷等,主編《文化創意產業十五講》、《中國高校新聞傳播學書系》、《新媒體傳播學叢書》等,著作曾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福建省社科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第二屆「冰心散文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