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子東：楊絳先生為甚麼不是「零差評」？

 今年5月25日，我接到中國一個門戶網站編輯的短訊，告知楊絳先生在凌晨一點鐘去世。應約我寫了一篇短文，準確的說，是一段八分鐘的談話錄音，之後由網站整理成文，編輯改題為〈楊絳先生為甚麼「零差評」〉。和我今天寫的文章題目，只差兩個字。我的原意，是覺得像錢鍾書、楊絳夫婦那樣學術文學均有成就，捲在幾十年各種國難厄運中，卻能相對獨善其身，家庭幸福，應該說是相當完美的一生，令人羨慕，所以借用網絡用語「零差評」。沒想到短文刊出後，有不少回帖，竟有很多不同意見。我也注意到在楊絳先生去世後的一段時間內，文化界公開私下都有不少議論。不管那些批評意見是否合理，至少，出乎我的意外，不是「零差評」。為甚麼呢？人們對於楊絳乃至錢鍾書這麼卓越完美的文學、學術以及人生道路，為甚麼還有不少意見和爭議呢？陶然先生現在約我寫篇文章紀念楊絳，我想先複述上次我以為是「零差評」的理由，再看看人們為甚麼還會有這麼多的議論和遺憾？

楊絳三十年代初在東吳大學讀書時，獲得了美國著名的博雅學院衛斯理大學女子大學的獎學金。楊絳放棄了，轉考北京清華研究院，數年後，她與清華英文系的才子錢鍾書結婚。人的命運就是這樣，不知道是偶然還是必然。楊絳的父母後來說，女兒腳下牽着月下老人的紅絲，心心念念只想考清華。北京學術界有三代學術夫妻，最年輕的是我的同行朋友，北大的陳平原和夏曉紅。中間一代是湯一介跟樂黛雲，湯一介之國學在季羨林之後被尊為大師，不久前去世。樂黛雲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會長。第一代學術夫妻指的就是錢鍾書跟楊絳。

我對楊絳的崇拜跟錢鍾書無關。楊絳研究英國小說的一些論文收在一本叫做《春泥集》的小冊子裡。在我讀來，其見解（不是資料），不在《管錐篇》的若干篇章之下。楊絳的傳記很有意思。中國內地網上說她是《堂‧吉訶德》最好的譯者，晚年《我們仨》暢銷百萬冊。海外評論則認為《洗澡》、《幹校六記》是她的代表作。《洗澡》是一部描寫五十年代初中國知識分子接受思想改造、脫胎換骨的長篇小說。《幹校六記》記錄了錢鍾書夫婦、俞平伯、李可染等當代大儒，如何在五七幹校養豬種菜的歷史奇觀。楊絳的文字清和平靜，在各種可以流世的文革故事裡，應該是最哀而不傷，怒而不怨的一種。

我在2003年曾應約寫過一篇關於《我們仨》的書評。對《我們仨》中記載的錢鍾書、楊絳幾十年生活片斷充滿興趣，充滿敬意。從中我們知道了錢鍾書留歐為甚麼不拿博士學位，楊絳在瑞士作為共產黨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會；也知道錢鍾書跟葉公超在大學裡邊不愉快的人事鬥爭；錢鍾書在藍田教書，提供了《圍城》的很多素材；四十年代，他們在上海住復興中路，離張愛玲舊居就幾條馬路之隔；後來錢鍾書又擔任了毛澤東著作的英譯，因為翻譯毛主席詩詞被江青接見等等。

《我們仨》裡特別記載了錢楊夫婦與當時中共意識形態領導人胡喬木的私人交往，有句話給我印象很深。有人說，「胡喬木只是把他最好的一面給你們看。」楊絳說，我們讀書總是從一本書的最高境界來欣賞和品評，使用繩子總是從最脆弱的一段來斷定繩子的品質，所以坐冷板櫈的書呆子我們就把他當書讀吧，政治家、企業家也許要把人當做繩子使用，鍾書待胡喬木同志就是把他當書讀。這就是說知識分子是用最大的善意來欣賞領導領袖的美德，領導領袖卻可能要用最大的懷疑來考驗知識分子是否可靠，這是很有意思的比喻。

像錢楊夫婦這樣學術上有成就，捲在幾十年各種國難命運，最後卻能善始善終，我稱之為「零差評」。一百零五歲，仍然清醒、智慧，充滿溫情，見證不知道變了多少次的世界，真是難得，堪稱「精神上的超人」。為甚麼說超人呢？既有文人浪漫，又有忠貞的家庭幸福；既有嚴謹的學術，又有藝術家的愛好；既有知識分子的品格情操，又能跟領袖政治家關係和睦；寫的文字像冰心，寫的內容卻是嚴酷的洗腦運動……這樣一些絕然不能混合的特質和矛盾可以融合在一起，這不是超人嗎？

但是，這種在精神上、學術上的超人，卻恰恰又是堅持了常人的感情價值的結果。據說，楊絳晚年不大喜歡看到張愛玲熱。其實在研究者看來，錢鍾書的《圍城》跟張愛玲的市民故事在現代文學史上頗有相通之處。當年傅雷化名批評張愛玲，張愛玲寫了篇文章〈自己的文章〉為自己辯護。她說，五四以來的文學主流是寫超人革命改變世界，其實革命的目的不正是要追求常人的和諧幸福生活嗎？

我最近重讀《圍城》。據說錢鍾書是受到楊絳劇本走紅的刺激才寫的。寫作時每天幾天幾百字必定先給楊絳看，邊讀邊提意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楊絳也參與了《圍城》的實際和象徵的創作。今天讀《圍城》看到的不就是一群在國難當中走投無路、無可奈何的人們嗎？國難使得人人都想做革命的超人，從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都是這樣，可是常人的故事卻被忽略了。我以前也是受革命故事的影響，第一次看方鴻漸左右不順眼，後來仔細想想，方鴻漸所有的行為選擇，除了最早用女家的錢留學拿假文憑以外，後來看到秀才蘇小姐害怕，追求唐小姐不成，到內地大學教書沒有大才能且不願跟庸俗同事合流，落入孫小姐的情網，婚姻當中無可奈何的掙扎等等，幾乎沒有一件事是我不會做的。反過來講，很多偉大的有時代意義的作品，其中的主人公確是常人無法代入的，太高大或者不真實。評價一個小說，最樸素的方法，就是想想如果你是小說裡的人物，在特定的環境裡，你會這樣做那樣想嗎？我頓時領悟到了《圍城》之偉大，寫出了人的不偉大才是文學的偉大。

在人人都追求偉大、追求革命的二十世紀，像楊絳、像錢鍾書這樣平靜走完樸素的一生，回首百年令人十分羨慕。

上面說的話，我現在一點都不必修改，除了「零差評」這個判斷。整理楊絳先生去世後人們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議論，顯然不能完全用「零差評」來概括的，大致有三種，一是對《圍城》、《洗澡》文學史地位乃至錢楊學術成就的看法不同，這種價值判斷的差異很正常，不屬於「差評」範圍，故不必多議。二是有人說宗濮的小說《東藏記》曾影射錢鍾書楊絳夫婦，西南聯大的一對留洋歸來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爾，家住「刻薄巷」，互相吹捧「在英國說英文，英國人聽不出來不是英國人」等等。在我看來，小說是虛構，用來評價真實人物，實在有些捕風捉影。倒是其中有一細節，說尤教授素來不發表帶有政治色彩的言行言論，有人說他清高，有人說他自私。這倒可以聯繫第三種「差評」，那就是有人質疑錢鍾書、楊絳「在二十世紀前幾十年的中國，作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真的能夠超越黑暗的現實政治嗎？真的能夠躲避暴虐的專制權力嗎」？ 最近有人舊事重提，說楊絳曾致電丁關根，投訴有學者批評錢鍾書「偽造學歷」；也有人重新注意到錢鍾書當年在毛選英譯委員會的工作，江青的接見，和胡喬木的特殊交情，等等。這些「好運」或「差評」真假難辨，卻引出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身處亂世，士人如何自處？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第一，錢鍾書楊絳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為了學術，為了愛情，他／她們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經歷了「洗澡」和「五七幹校」，還能寫出《洗澡》、《管錐篇》，何等偉大的成就！第二，錢先生楊先生這樣的天才，還有些無奈的事情，他們這樣的卓越人生，還是不能做到令後人「零差評」，這是一個時代的問題――這個時代並沒有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