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錦忠：雜寫楊絳散文

楊絳的「記憶之書」《雜憶與雜寫》有好幾個版本，有單冊的，也有分兩冊的（三聯書店版《雜憶與雜寫：1933至1991》與《雜憶與雜寫：1992至2013》），我讀的是台灣的時報版《雜憶與雜寫：楊絳散文集》，內容與兩冊本略有不同。書分「雜憶」與「雜寫」兩卷。雜憶卷最早的文章寫於1980年，雜寫卷最早的一篇則寫於1933年。這些「記憶散文」懷人記事感時憶舊，筆觸平實，娓娓道來，卻自有其動人之處。

書中最後一篇〈憶孩時〉發表於2013年，楊絳時年一百零二歲。百歲老人憶兒時，她最早的記憶是四五歲時父親牽着她的小手帶她會客――明清史專家孟森與胡適的老師楊志洵（兩人合作譯述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品多種），她對客人「太先生」行鞠躬禮。楊絳晚年睡前常翻閱舊書，某次翻看有錢鍾書圈點摺角的《明清史論著集刊》時，「忽然想起」作者孟森就是那位自己兒時曾向他鞠躬的「太先生」，她曾經見過作者。

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有一回偶然看到一張傑霍姆．拿破崙的相片，並對他「看到的這雙眼睛曾親見過拿破崙皇帝」頗感訝異，但是他跟人提起這種訝異他人皆無同感，後來他就淡忘了此事，直到晚年寫攝影札記《明室》（La Chambre claire）時才提起。

楊絳晚年才忽然想起孟森就是童年時見過的「太先生」。那本有錢鍾書圈點摺角的《明清史論著集刊》喚起的「不經意的記憶」，引發了她的「訝異感」――借用巴特的話說，她那雙眼曾見過作者；於是她說：「我恨不能告訴鍾書我曾見過作者，……可是我無法告訴鍾書了，他已經去世了」。楊絳記下這件事，也記下她的憂傷，彷彿那本有錢鍾書圈點打摺角的書是一本哀悼之書，她「把摺角處細讀」，是再記憶之舉。母親去世後巴特也在日記這麼描述慯喪這種「新的傷痛」：「有時我心中會頑強地浮現一個意象，……我確知：她不在了，她不在了，永遠的，完全的不在了」。

1998年12月，錢鍾書病逝。女兒錢瑗在早一年春天過世了。1999年，楊絳譯柏拉圖對話錄《斐多》以遣悲懷，「因為這種悲痛是無法對抗的，只能逃避」，她在〈介紹莫宜佳翻譯的《我們仨》〉中寫道。這種悲痛大概也不能用寫作來逃避。寫作不可能，所以翻譯《斐多》，是在思考死亡的問題嗎？還是以翻譯為寫作的替代（作為一件需「投入全部身心的工作」）？無法用寫作回憶的，就以翻譯一本「舊聞的回憶」來過渡，直到2002年冬天，楊絳才開始寫《我們仨》。書中提及1950年代反右期間楊絳論文在被批的「白旗」之列，令她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四十來年後她翻譯《斐多》還是一種「遁身」之舉，不過所遁者不是政治批鬥，而是更大的憂傷。

楊絳在《我們仨》中寫道：「現在我們三個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這個我，再也找不到他們了」、「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我一人。」寫《我們仨》時的楊絳，已是九十二歲高齡，書題的「我們仨」一詞所指，已非「我們三個」，而是「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過去是一種「不在的存在」狀態。換句話說，《我們仨》其實寫的是「我們散」──我們三人失散了，沒有「我們仨」了，幸存者楊絳只能以書寫「哀悼 」「我們仨」，追憶「我們仨」的往日時光，重溫（巴特論攝影所說的）「此曾在」的「我們仨」歲月。書寫作為一種存有的延續。此書分三部，第一、二部寫夢──暮光之夢與萬里長夢，第三部則是一人回憶三人「如何一同生活」的狀態。《我們仨》實為一座楊絳的「憂傷紀念碑」，她的「我們仨的記憶」。

羅蘭．巴特的母親於1977年10月25日病逝；次日，巴特開始在《哀悼日記》記下他的喪母憂傷。他在1978年3月23號的日記寫道：「開始寫有關攝影的書，也就是將我的痛苦融入寫作」，作為憂傷紀念碑。那本「有關攝影的書」即那年6月9號提到的《媽媽──攝影》，也就是1980年出版的《明室》。

楊絳在「暮年憂傷中寫成的《我們仨》」當然是哀悼之書。不過，她自承 《我們仨》是在「憂傷中寫成」， 這豈不表示以翻譯《斐多》作為替代書寫是「失敗的逃避」？她寫〈憶孩時〉中的「太先生」時，距寫《我們仨》已近十年，文中所記者，其實並非會客記，而是親人之缺席（「可是我無法告訴鍾書了」）。這篇短文末句為：「我只好記下這件事，並且已經考證過，我沒記錯」。句中所敘依序為書寫、驗證（見證）、記憶，顯然退回到寫作與記憶的可能與必要。對「記錯」的焦慮，其實是對忘記的焦慮──忘記此曾在的事件，就會記錯；記憶難免不經意地添加，或刻意遺忘某些事件或細節。

這令人想起她1985年年底在〈寫《圍城》的錢鍾書〉文末所說的：「我自己覺得年紀老了；有些事，除了我們倆，沒有別人知道。我要乘我們夫婦都健在，一一記下。如有錯誤，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圍城》裡寫的全是捏造，我所記的卻全是事實。」「一一記下」，就不會忘記；可見早在彼時，書寫就已是對遺忘的對抗了，儘管身體的存有並非記憶的保證。

在萬里長夢之後，走到人生邊上的楊絳，從翻譯走回寫作，寫完了《我們仨》，她在書末寫道：「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此後的寫作，盡是人生邊上的雜憶與雜寫，一直到2016年5月，她才找到她的「歸途」。

【註】：本文所引羅蘭．巴特服喪日記文字來自劉俐譯，娜塔莉．雷潔      （Nathalie Léger）編註，《哀悼日記》（Journal de deuil）（台北：

            商周，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