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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紹振:讀楊絳〈老王〉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6年8月號總第380期

子欄目:「悼念楊絳先生」專輯

作者名:孫紹振

前言:楊絳女士逝世,網路上出現許多奇談怪論,不是哀悼這位不世出的才女,總結其文學貢獻,而是聯繫錢鍾書,陰陽怪氣地遭難他們沒有這樣,沒有那樣,好像他們除了挺身而出像林昭、張志新那樣成為烈士以外,連沉默以保持清白的權利都沒有似的。這和當年一些圍攻余秋雨,強迫其懺悔的紅衛兵文風如出一轍。其實,作為一個作家的精神和藝術價值,主要集中在作品之中,不以藝術準則去權衡作品的成就,而以政治烈士的高度去責難作家,是不是顯得蠻橫呢?我想,對這個問題,與其作長篇大論的空談,不如解剖一篇楊絳的短文〈老王〉,也許有助於讀者理解楊絳、錢鍾書文革中的處境以及他們在文革後的文章中那種恬淡高貴的風貌。值得一提的是,此文入選多種中學語文課本,無疑具有經典性。楊絳在文革中被剃了陰陽頭,破帽遮顏,陪錢鍾書去醫院,連板車都不敢乘,錢鍾書在大字報上被「揭發」:曾言「毛澤東選集放在我桌子上都嫌髒」。其處境之兇險和周圍人心之險惡可想而知。但是,楊絳在此文中,對自己所受的精神摧殘,不着一字,曲筆帶過,卻在一個窮苦人的高貴品行面前真摯地表示「愧怍」。我真誠希望一些唱高調的人士,讀懂這篇文章以後,也能感到「愧怍」。

 

這篇散文不長,一千多字,表面看來一望而知,不難抓住其基本精神。一個網友說:這篇散文「刻畫了一個窮苦卑微但又心地善良,老實厚道的老王形象,表達了作者對老王那樣的不幸者的關心、同情和尊重。」蘊含着「人道主義」的精神。這樣的理解大致無錯,但是,更嚴密地審視起來,則有諸多不夠準確之處。上海市一位很有頭腦的教師就對「人道主義」的「同情」提出質疑,認為實際上作者流露出對小人物的居高臨下的優越感。把這個問題說得更徹底的是另一位網友:此文「對老王的人物描寫儘管很傳神」,「但刻畫得太無情了。」在課堂上,也有學生提出,作者既然要表現老王生命行將終結,完全不顧自己,將最貴重的營養品奉送給作者,為甚麼卻把他寫得很可怕。把活人寫得像死人一樣:

 

他面色死灰,兩隻眼上都結着一層翳,分不清哪一隻瞎、哪一隻不瞎。說得可笑些,他簡直像棺材裡倒出來的,就像我想像裡的殭屍,骷髏上繃着一層枯黃的乾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

 

但是,儘管有這樣的筆墨,讀者對老王的印象仍然是,「窮苦卑微但又心地善良,老實厚道」,作者對他有深切的「同情尊重。」照一般的閱讀預期,既然是尊重同情讚美,就應該是美化的、詩化的,怎麼可以用這樣醜化的語言。徐州師範大學文學院請了全國十個權威老師來講這一篇,結果仍然給人以瞎子摸象之感。這是為甚麼呢?

這裡有個關鍵,許多老師滿足於「整體感知」,但是,整體感知所憑藉的只是直覺。但是,直覺到了的,並不一定能夠理解,而且可能只是一個平面,難保沒有錯誤。只有全面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所謂分析就分析文本中潛在的矛盾。

此類散文,並不是平面的,而是三個層次性的立體結構。其表層是由感性意象的連續性組成。但是,表層往往只是表面現象,對於深層有某種遮蔽性。如果只是停留在表層,那就只能得出楊絳在本文中刻畫了一個窮苦卑微但又心地善良,老實厚道的老王形象。但是,這並不是文章的精華所在,文章的動人之處,更在於作者從容地、精緻地、深刻地表現了自己對這個不幸的下層人物精神品質的發現過程。表層意象的感染力是由其深層情感決定的。王國維總結中國古典詩話所說的「一切景語皆情語」,克羅齊說,意象乃是把情感寄託在對象中,感染力的奧秘來自情感,由情感決定。要全面準確理解此類散文,就要深入分析意象第二個層次的情感脈絡。

王國維和克羅齊的說法,還嫌比較籠統,決定文章生動性的是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有特點情感,不可重複的情感。這種情感特點,不是在一個點上,而是貫穿在文章整個過程中。十九世紀德國的實驗心理學就發現情感的特點是動態的,漢語裡也有動情、感動,激動、觸動、動心、動情,情動於衷等的說法,情總是和動聯繫在一起,相反就是無動於衷。英語的感動(move),其中心詞義也是動。按這個原理,對楊絳情感特點的分析,就不能停留在局部的描寫上,而要看她對老王情感運動的過程,也就是情感的脈絡。

這可以簡稱為「意脈」,這個意脈不是浮在表面上顯性的,一望而知的,而是潛在的,隱性的。要把這隱性的意脈揭示出來,就要突破表層的天衣無縫的統一性,抓住意脈中的矛盾和差異。

既然作者對老王「同情」「尊重」。但是,一些突出的描寫,又帶着「醜化」性質,這個矛盾不能放過。文章的立意卻在矛盾的發展和轉化之中。作者的感情是有變化,有發展的。與一般讚美性散文(如〈安塞腰鼓〉)不同,作者的筆墨並不是從頭到尾都是讚美的。嚴格說起來,作者在開頭的描寫可以說很無情:「他只有一隻眼,另一隻是『田螺眼』,瞎的。有人說,這老光棍大約年輕時候不老實,害了甚麼惡病,瞎掉一隻眼。」正面表現此人外貌醜陋,品行上可能有污點,這種筆墨似乎有點「冷漠」,甚至有點「冷酷」。但是,作者作為高級知識分子,感情的特點在於,對這個醜陋的下層人物(失群落伍,住着不像樣的房子,又沒有甚麼親人)卻並不嫌棄,更不歧視,並沒有流露出嫌棄的意味,相反,對品性上可能的污點(用的詞也很委婉「不老實」)加以回護。而且給他魚肝油,改善他的視力。得出的結論是:「他也許是從小營養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許是得了惡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後者該是更深的不幸。」

這表現了對他的同情中有寬容,甚至流露出憐憫。這顯然是從一種悲天憫人的高度來俯視芸芸眾生的姿態。有些老師發出對楊絳的居高臨下的責難,其根據可能就在這裡。但是,這只是意脈的第一個環節。在這個環節中,作者對弱者的同情,甚至對他的「不老實」的回護,都帶着某種理性的性質的寬容,從姿態上可以說是俯視的。如果作者對老王,僅僅就是這麼同情、寬容寫下去,那情感就沒有動態了,也不會有甚麼特點了。接着寫到老王給樓下人家送冰,願意作者帶送,車費減半。抱着冰上三樓,放入冰箱。冰比別人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作者感慨,和胡同口登三輪的相比,「老王是其中最老實的」。到這裡,文章的意脈發生了轉折,從「不老實」,變成了「最老實」。這就不僅僅是同情、寬容,而是帶着某種敬意了。接着是意脈的第三階段:

 

「文化大革命」開始,默存不知怎麼的一條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請了假,煩老王送他上醫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輪,擠公共汽車到醫院門口等待。老王幫我把默存扶下車,卻堅決不肯拿錢。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我一定要給錢,他啞着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我笑說有錢,他拿了錢卻還不大放心。

 

客觀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革以前,作者有優越的地位,而文革一開始,作者變成卑微者。有兩個關鍵性的句子,當代的青少年很可能毫無感覺。第一個是「我自己不敢乘三輪車」。為甚麼堂堂的學者「不敢乘三輪車」呢?因為在文化革命期間,楊絳被紅衛兵剃了陰陽頭,也就是把頭髮剃去了一半。有了這樣一種外在的標誌,坐在三輪車上讓勞動人民出汗,隨時隨地都可能被認為招搖囂張而被拉下車。第二句是:「你還有錢嗎?」這時楊絳和錢鍾書都被扣發了工資,只給少量生活費。客觀形勢發生了對轉。在老王眼中,楊絳和錢鍾書成了弱者、貧困者、不幸者。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敵視鄙視的目光包圍(甚至連自己家的廚房也給同單位的人士佔去一半,還受到欺壓)的作者,得到一個窮苦的不幸者,自發地給予同情。此時楊絳就被感動了。但是,這種感動還帶着一點物質上的優越感。老王不收錢,「啞着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作者「笑說我有錢」。這個「笑」字用得非常含蓄。說明作者覺得老王的顧慮是多餘的。但是,下面一句:「他拿了錢卻還不大放心」。說明作者感到雖然這種物質上「被同情」是多餘的,但是,從精神上感到此人可敬。意脈的第三個環節的特點是,與老王在精神上不再是俯視,而是平視了。

楊絳對老王的意脈的第三個環節,就是讀者最容易發生困惑的那一段。為甚麼對一個要讚美的人物要用那樣帶着冷酷的,甚至可以說是「醜化」的筆墨?這是因為,在接受老王的饋贈時,她對老王的理解,還只限於物質上的,雖然有些感激,仍然有些不解,覺得老王對他們經濟困境想像得有些過度。因而,想到的只是在經濟給予等價的補償。正是因為這樣,他看到的老王的形象還只是生理上的病態。「殭屍」、「白骨」、「骷髏」等的用語,叫人毛骨悚然。不可忽略的是,前面還有個限定,「說得可笑些」。面對接近死亡的徵象,居然還有開玩笑的興致。這說明,她還沒有理解老王的精神:把自己最好的食品留給非親非故的「弱者」,到了明白老王的饋贈,竟是在他臨終之前,則是情感的高潮,是意脈的第四環節:

 

但不知為甚麼,每想起老王,總覺得心上不安。因為吃了他的香油和雞蛋?因為他來表示感謝,我卻拿錢去侮辱他?都不是。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多吃多佔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這裡的關鍵是「侮辱」和「愧怍」。不安是因為第一,意識到拿錢等於「侮辱」,第二,為甚麼是侮辱呢?那就是不是物質上等價的問題,而是自己對人家的高貴的精神,卻以物質的世俗觀念去對待。這就是說,自己作為文化人,社會地位上很快又恢復了高貴的人,在精神上暴露了低俗。這就是「愧怍」的緣由。

把意脈理清楚了,從情感完整的變化過程中看,就不難理解這段所謂「醜化」的文字的價值了。這裡有對於「愧怍」的註解:只看到外在的病體醜陋,而沒有看到精神的高貴。同時也不難回答前述那位老師對楊絳「居高臨下」的指責,的確最初是「居高臨下」的,俯視的。但是,後來,得到人家的特別關顧,就變成了感激,甚至感動,這裡就帶着敬意,但是,「笑說有錢」說明,此時對於老王是平視了。看到老王離去的病態感到「害怕」,尤其是後來感到「抱歉」,覺得自己對窮苦人的同情還是可以聊以自慰的。但是,到了意識自己僅以「錢」來表現自己的清高,和老王無條件地奉獻,在精神上相形見絀,猝然間感到自己的「愧怍」,感到自己在精神上遠遠在這個命運不幸外貌醜陋人之下。在回憶中對於老王,就不僅不是俯視、平視,而是在不知不覺中仰視起來。

對深層意脈分析到此,可以說大致理解了這篇文章的精神。但是,停留在這裡是不夠的。

因為作為文學意脈還不是最深的層次,最深邃的層次是文學形式風格。

不可忽略的是,首先,意脈的最高潮是「愧怍」,可是作者卻嘎然而止,為甚麼不讓情感抒發一下呢?這篇文章和魯迅在〈一件小事〉中突然覺得洋車夫形象高大起來,自己變得了渺小,在立意上有相近之處。但是,楊絳的意脈不但曲折得多,而且楊絳的好處還在於她沒有直接像魯迅那樣把主題句(「教我慚愧,催我自新,增加我的勇氣和希望」)表述出來,而是把感情的脈絡深深地隱藏在外部的意象發展過程之中。

這是一篇抒情散文,但是,楊絳卻幾乎沒有直接抒寫感情。她的同情、寬容、感激、敬意,都潛藏在字裡行間。全文都是外部過程、動作、對話的描述,嚴格說來,直接抒情只在最後一句中的「侮辱」和「愧怍」。然而恰恰這最能表現其感情的特點,也可以說是情感脈絡高潮,嘎然而止。這就是章學誠在《文史統義‧古文十弊》中所說的:「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嘎然而止」。這樣做的好處在於只給出情感變化的結果,並不像魯迅那樣,把原因和結果的邏輯交代得很完整。大幅度的邏輯空白,沒有導致讀者的誤解,原因在於這個結果在意脈的發展中有倒轉(從俯視到仰視)之勢,有足夠的衝擊力刺激讀者去想像原因,對於細心的讀者來說,則是對意脈的回顧和體悟,這就叫做回味。

這種回味是相當雋永的,原因還在於楊絳不像錢鍾書那樣淋灕盡致地幽默,也不像朱自清那樣抒情。她似乎有意追求不事形容感嘆,只在意敘述的效果。她對西方當代文學的高度修養使她迴避渲染,就是敘述也盡量節約。這在西方文學理論中叫做「understatement」(反之,則像〈安塞腰鼓〉那樣,叫做overstatement)。楊絳追求的敘述效果,就是在災難中,在痛苦中,也是平靜的從容不迫地敘述。一開頭的敘述、對話,心情寧靜,連細節都很少(只有一個「田螺眼」)。她不敢坐三輪車,擠公共汽車到醫院門口等待,都沒有交代一下當時災難性的遭遇和內心的痛苦,甚至寫到老王送她香油、雞蛋,也沒有補充說明一下,這在當時要憑票供應,有錢也很難買到的。這令我們想到中國傳統的「惜墨如金」,甚至想到海明威所說,作家所寫出來的,當如海上的冰山,露出來的只是八分之一,八分之七在水下。當老王不收車錢,她一定要給,老問她說:「你還有錢嗎?」明明她可以告訴他,雖然他們被扣發工資,但是,就他們夫妻倆的生活費加起來(再加上作為資深教授的家底),比之老王還是要富裕得多。但是,楊絳可能覺得,只要有「文化革命開始」和「老王啞着嗓子悄悄問她你還有錢嗎?」(注意「啞着嗓子」難得的形容),就足夠了。至於楊絳的回答:「我笑說有錢」。這個「笑」字,包含了豐富的內涵。不但是感謝他的善意,而且是隱含着對一個窮人想像她物質貧困上的偏差,以及對他過分顧慮的心領神會。這麼多意思,楊絳覺得一個「笑」字就夠了。再加解釋,就有點「overstatement」了。但是,在寫到老王臨終前的形象,楊絳又不惜筆墨,用了許多細節,可謂大筆濃墨,把他的形象寫得毛骨悚然。這樣的寫法,是對後來心理強化反應的伏筆,追求的是一種震撼效果。老王關心他人,是無條件的。絲毫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健康狀況。這個不幸的人,在精神上是比自己更高貴的,可是在他生前,自己卻自以為經濟上的大方,足以表現自己的清高,這就使作者,在後來,漸漸明白過來時,感到十分「愧怍」。

「愧怍」的內涵是很深厚的。第一,自己以為對不幸的人,有所同情的,有所寬容是很高雅的,但是,對一個不幸者的高貴的品性,連感覺都沒有,相反,只對人家的外貌病態的感覺卻是「害怕」。第二,本以為自己的「抱歉」足以自慰,心安理得,但是,日後卻日益感到「不安」。第三,自己往日之所以有居高臨下的同情,自己的優越感,不過是習慣於享有優厚待遇,這種,而這種待遇,其實並不一定是公平的,從嚴格意義來說,不過是「多吃多佔」而已。

分析到這裡,才達到了文章的第三個層次,那就文體的風格的層次。

只有到了這個層次,才能真正懂得楊絳的藝術風格,可謂爐火純青。

一般的作者,回憶自己尊敬的人,往往是要用美化的語言的,何況是一個已經故去的人。表現美,並不一定要用美好的形容,相反可以用平實的,並非詩化的敘述,甚至「醜化」的描述。

這是需要勇氣的,取得成功是難度更大的。

教學要求應該是,理解文章中的敘述如何成為一種不抒情的抒情,而且比抒情更為深沉,因為其中還滲透着智性思考。

能不能設想,讓巴金來寫這樣的心態,他會這樣的節約着文字嗎?可能不。

在巴金的〈小狗包弟〉中這樣寫到他在文革中,迫不得已,把小狗送到醫院去解剖以後的心情:

 

包弟送走後,我下班回家,聽不見狗叫聲,看不見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進屋,我反而感到輕鬆,真是一種摔掉包袱的感覺。但是在我吞了兩片眠爾通、上牀許久還不能入睡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來想去,我又覺得我不但不曾摔掉甚麼,反而揹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連連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給割開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僅是小狗包弟,連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浩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一方面責備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讓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墮入地獄。我自己終於也變成了包弟,沒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運……

整整十三年零五個月過去了。我仍然住在這所樓房裡,每天清早我在院子裡散步,腳下是一片衰草,竹籬笆換成了無縫的磚牆。隔壁房屋裡增加了幾戶新主人,高高牆壁上多開了兩堵窗,有時倒下一點垃圾。當初剛搭起的葡萄架給蟲蛀後早已塌下來掃掉,連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卻添了一個大化糞池,是從緊靠着的五層樓公寓裡遷過來的。少掉了好幾株花,多了幾棵不開花的樹。我想念過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綠草如茵的時節,她常常彎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雜草,在午飯前後她有時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滿身的創傷使我的心彷彿又給放在油鍋裡熬煎。這樣的熬煎是不會有終結的,除非我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了總結,還清了心靈上的欠債。這絕不是容易的事。那麼我今後的日子不會是好過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過來了。

即使在「說謊成風」的時期,人對自己也不會講假話,何況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說:我懷念包弟,我想向牠表示歉意。

 

巴金最後表示歉意,寫了這麼多話,風格顯然與楊絳不同,值得思考的是,哪一種風格有更高的藝術水準呢?

 

2016年6月16日修改

 

 



孫紹振,1936年生,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福建師大文學院教授、福建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從八十年代起轉入理論研究,主要著作有《孫紹振如是說》、《挑剔文壇》等。同時進行散文創作,散文集有《美女危險論》、《靈魂的喜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