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然：去秋，明明還握着她溫暖的手

2015年10月24日下午，我告辭，楊絳起身，說，送送你吧。我忙說，不要不要，但她早已從沙發上站起，在小吳的輕扶下，從客廳送我走到過道門邊。我握着她的手，溫暖，輕抱她，小吳在一旁說，奶奶一百零五歲了。楊絳插嘴，一百零六歲！我們齊聲笑着附和，一百零六歲！然後踏着梯級下樓。

自從2004年9月，我和仁強夫婦有幸登三里河楊府大門以來，每年都會在九、十月間重訪，成了慣例。由於錢瑗是我們當年在大學比較親近的老師這個淵緣，即使楊絳先生晚年已閉門謝客，但我們還是有了這種機會。2005年4月初，她在給我和仁強的信中寫道：「應仁強的盛情，我將是你們的楊絳媽媽。」我們一直沉醉在這種溫情中，誰料到，今年5月中，網上忽然傳出楊絳病危的消息，有幾個友人發短訊詢問，但我完全不知情。急忙掛長途給小吳，她問，是網上消息吧？她說，沒有的事！奶奶是住院了，只是調理，沒有大問題。她還說，奶奶還問誰打來的？知道是我，她還點了點頭。我放下了心。不幾天，風聲越來越緊，言之鑿鑿，我不能不再打電話探問。打了數次，終於打通小吳手機，她說，是真的。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真……的？腦子裡頓時一片空白。怎麼可能？我明明還握着她溫暖的手，聽她笑語還留在耳畔，怎麼說走就走了？不是還說，一六年九月我們再來嗎？但一切已經變了，我們趕不及九月，奶奶竟然走了，據說走得安詳。

楊絳先生默默走了，但我們沒有獲得任何通知，有些朋友問起，沒去送行？我們怎麼送？往哪裡送？後來才知道，楊絳生前有遺囑，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受奠儀，至多七八至親送送」，「不設靈堂，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我們所能做的，唯有北望遙拜而已。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和《星島日報》的記者曾分別電話採訪，當時心情頗亂，也不清楚說了甚麼，事後也沒看有關報道。

猶記得2011年9月，我們北上探望楊絳那次中午，她留仁強、樹西和我，吃小吳做的河南滷麵，談笑風生。上世紀四十年代，他們一家人曾經路過香港，我們都力勸她重訪香港，她只是笑着，指着小吳，是你想去香港看看吧？再等三年吧，三年後再說。後來一想，她似乎有某種預感。她七月生日，那天我覺得是補慶，她並沒有明說，但大家非常開心。吃着，楊絳忽然說，我給你們唱兒歌吧！大家轟然叫好。於是她便唱起來了，那是我們從沒聽過的兒歌，聽她唱得動情，我們的思緒飄得很遠很遠，唱完，大家誠心熱烈拍掌，才猛然驚醒，怎麼忘了錄音？但已經追悔不及了。何況我們也沒有「預謀」，也就算了。只要曾經有過那麼美好的一刻，就心滿意足了。

在聊天時，雖然沒有明說，但我總覺得她是相信人有靈魂的。在《我們仨》裡，她寫道：「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她總是說，錢先生和阿瑗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聽得我們揪心。如今，她也追隨他們而去了。但願他們仨果真在溫暖的地方重聚。

5月16日，是錢瑗的生日，2005年5月，我們特意北上，在那一天探訪楊府。接下我們送上的花束，楊絳滿面笑容。這花團，是給錢瑗，還是給楊絳，我們也分不清楚了，反正就是一片心意。我們很清楚，因為錢瑗的關係，楊絳把我們當作親人。她說，錢瑗剛生下的時候，不哭也不鬧，拍了半天，差不多這個時間吧，她才哭出聲來。楊絳還取出一張相片給我們看，原來是「我們仨」當年在倫敦居住的洋房，任我們遙想當年歲月。她說，錢瑗走了八年，遺物都一直沒動過，最近才整理出來，包括錢瑗生前手寫的一封給我的航空信封，卻沒有信。估計是九十年代中寫的，而信還沒寫成她就入院了；留下的是一種說不出的寂涼。她說，天天都忙，現在要把「我們仨」的東西分門別類，「本來這應該是錢瑗的事情，現在只好由我做了。」2011年9月25日，我們在楊府，小吳悄悄告訴我們，楊絳昨夜手抄錢鍾書舊詩詞，一直抄到兩點。我們翻看了手抄本，那是楊絳一筆一劃寫下來的，有些註釋要用小字，又要抄得整齊，像印刷體似的。稍微計算不準，她便用塗改液塗去再來過。原來，北京一家出版社預約將手抄本製版印刷成書，公開發售。

整理錢瑗遺物後，她說要送錢瑗的東西給我們留念，都是開信刀，送我的是法國製造，至今留在我案頭上；送仁強的是新加坡製造。她笑着補充，不能白送，你們得各給我一毛錢。仁強打開錢包，楊絳眼尖，指着一角紙幣，就這一張！我錢包裡沒有一角，楊絳看了看，說，五角也行。後來她補充，你們沒有這個習慣吧？因為開信刀是利器，兇物一般不能送人。如果要送，就得被送者象徵式回禮。

楊絳居住的房子，寛敞但並沒有怎麼裝修，正中掛着「我們仨」的半身合照，窗口放着盛開的一大盆馬蹄蓮。這麼多年來，除了近年楊絳自己掏錢裝修過廚房之外，其他都原封不動。大院裡那麼多房子，人家早都換成木地板了，只有楊府和另外一家還是保持原來的水泥地板。楊絳解釋，公家也提過要裝修，但她不肯，她說不願意花公家的錢。我暗想，除此之外，也許楊絳想要保留「我們仨」居住時的原貌，免得錢鍾書和錢瑗找不到回家的路吧。那時，我們有意帶她去逛北京城，但她笑笑說，電視上也可以看到啦。甚至後來下樓到院子裡走走都不願意。不下樓不是因為腳力，而是因為怕碰見熟人，須打招呼閒聊幾句，「我耳朵不好，站在那裡，夏天很熱，冬天又冷。」其實她每晚臨睡前，都必在客廳裡走七千步，她打開一個小包，裡面並排放着七支黑色原子筆，「每走一千步，我就放下一支筆。」難怪她步伐輕盈。她站在那裡，我們請她坐下，她很敏捷地一下就坐了下去，嚇了我們一跳；而她卻掛着孩子般天真笑容。

早在2005年4月初給我和仁強的一封信中，她寫道：「錢瑗舊日相片二幀（作者按：指1984年錢瑗應邀到中文大學講翻譯期間，與仁強、樹西夫婦和我相聚時的合影）、複印信二件（作者按：指錢瑗在八十年代初給我的信）都收到。錢瑗在最困難時有你們為友，我至今為她慶倖。」我們記掛着她，而她也記掛着我們。2011年9月，聊天時說起香港沒有退休金，她說，老了就不管了？香港甚麼都好，這點可不好，要給香港政府提意見，我要放炮！我簽名，大大的字！人家辛苦工作幾十年，退休就沒人管了？！她不但說，而且上心。她指着我，對仁強說，你要看住他。並且說，我有個建議，你們看好不好？這個事情壓在我心底好久了。我想，你編雜誌要動腦筋，很辛苦。不如你去給阿雯（仁強的女兒）補習中文，仁強你給他工資，這樣乃賢你就解脫出來了，你們說好不好？我只是笑笑，心裡卻無限感恩。仁強當即笑說，我會看住他，您放心。

2004年12月，我應邀前往印尼萬隆開研討會，碰上南亞海嘯，她即來一封短信，「前從仁強來信中得知你到印尼開會，不知已平安歸否？甚念甚念。盼給我一短信。」後來在給仁強與我合寫的信中又說：「我聽仁強說，乃賢到印尼開會，報見印尼海嘯，擔心了幾天，後得乃賢電話才放下心。」我不善於表達，但那種感激，千言萬語，永遠留駐心底，不會褪色。

十多年來，以每年一至兩度的探訪節奏，候鳥似的，只感到親切，也從未想到，見一次就是一次，只有滿心歡喜，以為這樣也就是天長地久了。豈料時光不留情，任誰也無法阻擋歲月的步伐。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我內心卻是堂吉訶德，幻想與風車搏鬥。當傳來奶奶走了的消息，我有一種無力無助感，但過後回心一想，畢竟是一百零五歲，是高壽了，她也沒有留下太大的遺憾。除了整理了錢鍾書和錢瑗的遺物外，她自己的創作也達到相當的高度，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最重要的，是她雖曾遭磨難，但她畢竟挺過來了。一百多歲老人，思路清晰，雖終歸大去，但應該沒有太大的遺憾了。

唯有心裡暗自祈願：奶奶一路走好。

2016年7月17日，匆匆草於楊絳先生一百零五歲冥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