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　予：歷經百年風霜的長青樹——緬懷楊絳先生

1  我仍然是個體面的人

2010年3月2日，楊先生寫給筆者一封信，說：「明年（筆者按：應為今年）錢鍾書先生百年紀念，院方要為他出一本《錢鍾書紀念文集》，你是他的好友，希望你寫一篇紀念文章。時間緊迫，所以得趕緊寫，但不妨盡情寫。你文筆好，不必修潤就可用。」錢、楊二位先生是公認的駕馭文字的高手，筆者自知，在他們眼裡，拙文恐怕連通順二字都夠不上。但我還是樂於提筆，把在文學研究所十五年的歲月裡，所受到錢先生的言傳身教，揀出幾件，湊成一篇急就章〈與默存先生相聚的日子〉應命。此文後亦被陶然兄在《香港文學》轉載。

4月8日，楊先生又於惠示中說：「大文已拜讀，好極了！妙極了！讀你的文章，想到不少往事。我們老師吳宓之女吳學昭著有《聽楊絳談往事》，你讀過嗎？很暢銷呢！介紹你一讀。」在信紙的右下角，她又補寫道：「我大約沒有告訴你，我得了心衰的病，不嚴重，每日吃半片保護心臟的藥，但不能下樓了。」

這一年12月，楊先生複於來信中提到她的心衰病，說：「我認為這是老人家最理想的病，不傳染，乾淨……從前我每日走七、八千步，現在走不動了。但每天在四個房間來（筆者按：下疑漏一『回』字）『魚游千里』，也不缺運動了。我每天早上做錢先生教我的『八段錦』，做得很地道。」

我曾在〈忍淚送別錢鍾書先生〉一文中說過，我移居悉尼後，「錢先生和楊先生不棄愚陋，不遺在遠，每有新著問世，或舊作重版，總不忘惠賜一冊給我。」捧讀兩位先生大著時，我發覺，錢著罕有涉及自己的閱歷或家庭的遭際。而楊著則不然，對娘家，對夫家，對「我們仨」，她總是帶着深情，巨細靡遺地娓娓道出。讀其著作，宛如讀一部既生動又可信的錢、楊合傳，錢或楊簡明的家史。那麼，楊先生為何又特別向我推薦他人撰寫的《聽楊絳談往事》這本書呢？讀後我才體味到，此書實乃楊先生另一部口述歷史。它補敘了一些往事，如1948年3月，錢鍾書參加過教育部組織的文化代表團訪問台灣。成員中有著名的文化人蔣復璁、徐鴻寶、莊尚嚴、向達、屈萬里等二十人。錢先生還在台大作過《中國詩與中國畫》的講演。書中還澄清了社會上的一些誤傳。楊先生認為，有了這本書，「胡說亂道之輩就有所避忌了。」

古話說，「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在世風日下的今天，除了謗，隨之而來的還有為抬高自己的拉關係，套近乎。為使錢、楊二老瞭解境外對他們的評論，凡中文報刊上登載有關他們的文字，毁也罷，譽也罷，套近乎也罷，我一律剪下寄呈錢先生。錢先生收到後，總會很快回信。從其回信中，可以察覺到，對海外老朋友的文章，或不相識者公允的評論，錢老無不喜聞樂見。對某些套近乎的文章，錢老則答以「所記全非事實」、「與我水米無沾」。並說，有關我的回憶，「十九皆捕風捉影，嚮壁虛構」，「我所以不肯寫回憶錄者，亦恐不知不覺中『創造地回憶』、『真心實意地撒謊』耳。」有時錢老感到十分無奈，說：「承示剪報，殊足解頤。此類牽扯愚夫婦之作頗多，『花邊』而外，尚有大塊文章。」在另一封信裡則說：「又近寫弟傳記二種，張冠李戴，東扯西拉（如言夫婦同時訪美等等），據云亦暢銷，為微名薄利，不惜以我犧牲，我亦如我佛之捨身餵虎而已。」

記不得是哪一年了，大約有三十年了吧。香港作家許迪鏘先生，寫了一篇讚揚錢、楊二老的文章，似乎提及錢、楊二老的學者風度，以及錢著中關於「嗚」即指親吻的考證。我照例將此文剪下寄去。不料，錢先生看後，以為乃筆者所為，故於來信中說：「剪報上文，疑即出大手筆，語雖過獎，而皆中肯，非識者不辦。鄭板橋詩云：『隔靴搔癢讚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今之批評家讚則隔鐵甲十重，罵則去箭垛尋丈而已。『嗚』字自唐已失正解（參看《也是集》59頁），新出余嘉鍚《世說新語》校註亦於此蒙然；佛經以『噈』字連屬，『噈』乃形聲兼會意字，以口相就，不啻互訓矣。《金瓶梅》所謂『做個呂字』也。」

一場小小的誤會，卻引出了錢老一段啟人心智的大文字。我為避掠美之嫌，趕緊給錢老去信，說我未曾給港報投過稿，與許迪鏘君亦無一面之緣。後來又剪下港報上介紹許君的一則短文，寄呈錢老，錢老才前疑盡釋。

十年浩劫，給錢、楊二先生的傷害可謂創鉅痛深。戴高帽遊街，剃陰陽頭，挨鞭打，他們尚可容忍。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以階級鬥爭學說治世的必然結果。革命家曾斷言：「知識越多越反動」，教授屬高級知識分子，這就注定他們在劫難逃。但對這強加於人的「反動」，他們既不以為恥，更無愧於心。楊絳先生曾模仿《堂吉訶德》中桑丘‧潘沙的腔吻說道：「我雖然『遊街』出醜，我仍然是個體面的人！」（〈丙午丁未紀事〉）唯一使他們哀傷不已，含恨終生的，是多位親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對這場人間的慘劇，他們久久猶心有餘悸。楊先生的父親楊蔭杭，學識淵博，被張謇稱為「江南才子」，是江蘇省最早從事反清革命活動的人物之一。楊先生在〈回憶我的父親〉一文中，曾記述她常和錢先生講究，其父如解放後還在人間，會不會成為被「統」的「開明人士」。但鑑於文革之濫殺無辜，得出的結論居然是：「大概是會被紅衛兵打死的。」

楊絳先生曾於著述中表示渴望能穿上一件「隱身衣」，使自己從人們的視野裡消失。還一再說：「我是一個零」。幾年前，在給筆者的信中仍在說：「我始終是個○（零），卻很自得其樂。」

楊絳先生是一位聲譽卓著的戲劇家、小說家、文學家和翻譯家。曾因翻譯西班牙名著《堂吉訶德》和《小癩子》，於1978年6月15日，被邀請參加鄧小平歡迎西班牙國王和王后的宴會，並坐在主賓席上；1986年10月，又被西班牙國王和政府授予「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勳章」。至於錢鍾書先生，從1950年起，就一直參與毛選和毛詩詞的英譯。改革開放後，還被原先對他比較冷漠，曾不點名批評他身穿長袍，服裝守舊的胡喬木，突然將他和考古所的夏鼐，「捉將官裡」，充當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再給以全國政協常委的虛名兒。在旁人看來，非黨文化人，能有此政治待遇，已是黨恩浩蕩了。那麼，楊絳先生為甚麼還把自己稱為零，又巴不得能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呢？我也只是讀了《聽楊絳談往事》這本書後，才略知箇中原委。原來在解放初期，錢先生就被某些領導人物視為反動教授。楊先生回憶1953年文學研究所剛在北大成立時說：「北大反動教授（包括正、副研究員）共四人。鍾書跟我居其半。鍾書已調進城，我雖無言論，反動教授之妻，反動無疑。所以無人看得起我。」不僅受歧視，北大還把舉報錢鍾書「思想反動」、「政治歷史複雜」的材料，「寫進《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由高等教育部報送中央。1956年1月14日至16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將北大這份典型調查材料收入『會議參考資料』，印發與會者參考。」這份被裝入錢鍾書人事檔案的材料，屬機密級。直到改革開放後始流入民間，甚至在北京潘家園的舊貨攤上也能淘見。材料上所羅織的罪狀怵目驚心，足以教錢先生家破人亡。如解放前與美國特務李克關係密切；跟特務沈學泉關係也密切。見過蔣介石，並為之翻譯《中國之命運》。說過：「共產黨和蘇聯一夥，國民黨和美國一夥，一個樣子沒有區別。」說過：「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鄉下餓死好多人，比日本在時還不如。」說過：「胡風問題是宗派主義問題，他跟周揚有矛盾，最後把胡風搞下去了。」其中，最駭人聽聞，也最能置錢鍾書於死地的最大罪狀則是：「1952年他在毛選英譯委員會時，有人建議他把毛選拿回家去翻譯，他說：『這樣骯髒的東西拿回家去，把空氣都搞髒了』，污衊毛選文字不通。」（按：筆者如果沒有記錯，文革初期，紅衛兵曾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大院八號樓南牆，貼過一張批判錢鍾書誣衊偉大領袖的大字報，提到此事時，「空氣」二字，已改成「桌子」。）上舉這些材料均引自《聽楊絳談往事》第二百七十四頁。該書還記述了，經專案人員外調核查，卻查無實據的經過。

然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或出於政治需要，或出於「百分比」的要求，即使「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仍不免被關被殺的錯案寃案，不但屢見不鮮，而且層出不窮。一旦被安上了「莫須要」的罪名，不論是黨內高官，還是平頭百姓，能死裡逃生的，已屬萬幸。

錢、楊二老，雖未嚐過鐵窗風味，但自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之後，他們也隱約感到，一雙無形的手，正捏着兩頂「三反分子」的帽子，隨時都可能安到他們頭上。錢先生之所以謹言慎行，遇到政治話題，總三緘其口，避之惟恐不及；楊先生之所以希望穿上「隱身衣」，化為烏有，化作雲，實乃時勢使然。

如今，錢、楊二位先生，於漫長而艱險的人生旅途上，終於跨越過「人生邊上的邊上」，得到了安息。

2  胡適與錢鍾書、楊絳

胡頌平先生用日記體編著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於1959年4月29日這一天寫道：

一位香港的朋友託人帶來了一本錢鍾書的《宋詩選註》給先生。先生對胡頌平說：「錢鍾書是個年輕有天才的人，我沒見過他。你知道他嗎？」胡頌平說：「十年前在南京，蔣慰堂（復璁）同他到教育部來，匆匆見過一面。他是錢基博的兒子，英文很好。」先生說：「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據清人《宋詩鈔》選的。」先生約略翻了一翻，說：「黃山谷的詩只選四首，王荊公蘇東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愛讀黃山谷的詩。錢鍾書沒有用經濟史觀來解釋，聽說要清算他了。」過了一天，先生看了此書後又說：「他是故意選些有關社會問題的詩，不過他的註確實寫得不錯。還是可以看看的。」

我們也來看看，楊絳先生是如何提到胡適之先生的。

抗戰勝利後，我在上海，陳衡哲先生請我喝茶，會見胡適。他用半上海話對我說：「你老娘家（蘇滬土語「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據說他那時在中國公學讀書。鍾書對我說，胡適決不肯亂認老師，他也不會記錯。

　　　　　　――楊絳〈回憶我的父親〉

錢鍾書有段時間在讀《宋詩紀事》，常到附近的合眾圖書館去查書，胡適因有幾箱書信寄存在合眾圖書館樓上，也常到那裡去，因此遇見，館長顧廷龍（起潛）為他們介紹。胡適說：「聽說你做舊詩，我也做。」隨後用鉛筆在一方小紙上寫下一首近作，還說：「我可以用墨筆給你寫。」鍾書沒有要求，他並無收藏名人墨寶的習慣。不過胡適那一方小紙，楊絳直保藏到「文化大革命」才毁掉，只記得那首詩的後兩句是：「幾枝無用筆，半打有心人」。

――《聽楊絳談往事》第223頁

1949年3、4月間，鍾書夫婦在任鴻雋家，同他們夫婦和胡適聚談形勢和個人去留，鍾書和楊絳早已決定留下；任鴻雋夫婦一年多前才從美國回來定居，也決定不走了；只有胡適不便不走，沒過幾天他就去美國了。

　――《聽楊絳談往事》第229～230頁

1998年12月21日晚，栾貴明、田奕約好陸文虎和我，同到三里河楊先生家，聽取楊先生有何吩咐。因為次日我們都會去參加錢先生的葬禮。楊先生簡單地叮囑貴明和田奕幾件事後，話題便轉到錢先生生前的一些往事。閒談中，楊先生也提到他們在上海時，胡適曾宴請過他們，他們也回請過胡適。回到悉尼後，貴明兄還通過電話告訴我，他曾從別人那裡見到胡頌平寫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便把胡適說他沒有見過錢先生那一頁影印下來，送呈錢先生。錢先生看罷，目光轉向窗外，遙望遠天，神色極為愉悅，極為欣慰。

1954年，全國掀起了對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大批判，把原先《紅樓夢》研究中不同學術觀點的論爭，變成了敵我之間的階級鬥爭。那時胡適遠在海外，鞭長莫及，而作為胡適派代表人物的俞平伯，便成了眾矢之的。毛澤東那封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和有關人員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一開頭就點了俞平伯的名，並號召人們要批判胡適、俞平伯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文藝界的頭面人物應聲群起對俞平伯口誅筆伐。獨有與俞平伯同在文學研究所古代組的錢鍾書先生拒作違心之論。「雖經組織領導再三動員，錢先生未置一辭。」（《聽楊絳談往事》第276頁）新近報紙報道，錢先生曾對人說過，在批判俞平伯的言論中，找不到我錢某一個字。

筆者於1964年初，也被分配到古代組從事古典文學研究。那時古代組同事間的關係十分融洽，見到俞平伯都親切地稱呼他為平老。但好景不常，剛過兩年，又遭到史無前例的浩劫，對被批判過的人，又老賬新算。平老是老「欽犯」，自不免又首當其衝。被抄家，被遊街示眾。但平老一向與人為善，口不言人過，更不言君過。著作中大小錯誤，早就被犁庭掃穴，掘地三尺，找尋個遍，已無新把柄可抓了。但在那既沒有暢所欲言的自由，也沒有不發一言的自由的年代，要保持沉默，實在千難萬難。同事們便借批俞把矛頭指向中宣部和周揚的「黑幹將」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說何其芳三伏天手持摺疊扇子，其扇子一面，是俞平伯的題字，另一面是傅抱石的畫作，並以此為榮。何其芳為《不怕鬼的故事》撰寫的序言，毛澤東審閱時，增寫了好幾個地方，其一是：「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何其芳先生對「光昌流麗」四字是否用得妥切沒有把握，便向俞平伯討教，得到俞平伯的首肯他才放心。說這是何其芳對偉大領袖的大不敬。但文學所同事在私下議論時，都認為真正對領袖大不敬的，是一群要武不要文的紅衛兵，因為他們貼大字斥責這篇序言是一棵大毒草。

在大大小小的批俞活動中，錢先生仍然堅守自己的處世原則，不批俞平伯，也不批胡適。

自古文人相輕，但很少有人知道，胡適和錢鍾書，這兩座壁立千仞的文化高峰，影響深遠的文化巨人，卻如此惺惺相惜，如此相親相護。

3  楊絳的宗教情結

2000年4月間問世的柏拉圖對話錄之一《斐多》，是楊絳先生最後一部譯作。通曉希臘文並多國文字的德國莫宜佳教授，為楊絳所作的〈序言〉裡說：

「柏拉圖的對話錄《斐多》，描繪的是哲人蘇格拉底就義的當日，與其門徒就正義和不朽的討論，以及飲鴆致死的過程。在西方文化中，論影響的深遠，幾乎沒有另一本著作能跟《斐多》相比。因信念而選擇死亡，歷史上這是第一宗。」

「在《斐多》中，蘇格拉底予人的印象最為活潑而深刻。如果他要苟且偷生，大可以逃往其他城邦，或答應從此保持沉默，不再在雅典街頭與人論道。但他不肯背叛他的信念。即在今日，他在就義前從容不懼，與門徒侃侃論道的情景，仍然令人驚嘆嚮往。」

這本寫於公元前三百多年的經典名作，亦稱〈或《論靈魂》；倫理性的〉。也許因為難譯，也許更因為蘇格拉底的言論跟無神論者的觀點大相逕庭，久久未被譯成中文。蘇格拉底認為，「死就是靈魂和肉體的分離」。像所有肉眼看不見之物一樣，靈魂亦永存不朽。它離開了肉體，可獨自存在。人死後，靈魂在另一世界，要受到審判，根據其在世時的行善或作惡而被獎懲。「假如死可以逃避一切，惡人就太幸運了。他們一死，他們就解脫了身體，甩掉了靈魂，連同一輩子的罪孽都甩掉了。可是照我們現在看來，靈魂是不朽的。」

譯出《斐多》之後，楊絳先生又着手撰寫《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這也是一本專論靈魂之作。作者自問道：

「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向後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後看，我已經活了一輩子，人生一世，為的是甚麼呢？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甚麼都沒有了嗎？當然，我的軀體火化了，沒有了，我的靈魂呢？靈魂也沒有了嗎？有人說，靈魂來處來，去處去。哪兒來的？又回哪兒去呢？說這話的，意味着靈魂是上帝給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兒去。可是上帝存在嗎？靈魂不死嗎？」

這不但是智者之問，哲人之問，也是凡人面臨生離死別時之問，也是魯迅筆下善良的農婦祥林嫂之問。

無神論者否論有靈魂，但他們的口頭禪「要去見馬克思」，「祝一路走好」，「以慰在天之靈」，「人在做，天在看」等等，又表明他們潛意識裡，同樣相信死後靈魂不滅。

那麼，楊先生自問之後又如何自答呢，她用相當肯定的語氣答道：

「大自然想必有神明的主宰，物質按它的規律運動。所以相信大自然的神明，是由纍積的知識，進而成為信念，又經過合理的反證，好像不能推翻，只能肯定。相信大自然的神明，或神明的大自然，我覺得是合乎理性的，能說是迷信嗎？」

「我首先要說，人有靈魂。」「可以肯定說：人有兩部分，一是看得見的身體，一是看不見的靈魂。這不是迷信，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其實虔信宗教的，不限於愚夫愚婦。大智大慧、大哲學家、大科學家、大文學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誠，遠勝於愚夫愚婦。例如博學多識的約翰生博士就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

像楊絳先生這樣敢於向無神論說不的作家，尤其是名作家，在大陸實屬罕見。

楊先生的宗教情懷，和她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人道主義和「泛愛眾」精神，跟她在幼年受過基督教的熏陶密切相關。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這跟幾十年來革命家要人們要憎恨階級敵人，要以與人鬥為樂的教導，極是水火不相容。

楊絳先生幼年就被不信教的父親送進上海法國天主教會為非教徒建立的啟明女校，因為她的大姐亦在該校高班就讀，便於照顧。女校的校長和老師多是外國修女。三年的初級小學生涯，使楊先生的德智體得到全面培育。楊先生在晚年還能對人唱起八十多年前學到的多首英文歌。而修女對異國小女孩的關愛使她沒齒不忘。現列舉被記入《聽楊絳談往事》的兩件小事：

「列姆姆有個得力助手『長阿姊』，……她的大裙子口袋裡永遠裝着針線和頂針，見到有小鬼的衣褲、鞋子脫線綳裂，立刻就地麻利解決。阿季有一次偷偷冒險，一口氣跳下十級石階，雖然跳躍成功，不幸在碎石路上出溜兒好遠，兩隻布鞋的後跟各開裂出一隻竪的『眼睛』，狼狽不堪，全虧長阿姊及時給密密縫上。她不嫌鞋臭，縫好了，打上結子，還用牙齒去咬斷線。阿季心上很抱歉，也很感激。」

「校長禮姆姆是法國人，兼管法文教學，她似乎只教大班……禮姆姆性情溫和，頭髮已經花白，但精力充沛，整天忙個不停……有一天下午溫習英文的時候，阿季跟她的朋友在課堂上說話，挨罰了。老師叫阿季『立壁角』，就是站在牆角罰站示眾。阿季認為兩人說話，不該罰她一個，心裡委屈，不面對牆角站，卻面對全班哇哇大哭……下課了，老師走了，同學都散了，阿季還大哭，只有她的朋友仍靜靜坐在原處陪她……忽然禮姆姆來了，攙了阿季的手，掏出自己的大白手絹給她擦眼淚。阿季還從來沒有見過禮姆姆用自己的手絹給哪個孩子擦眼淚，也記不起禮姆姆對她說了些甚麼話，說得她心上好舒服，便止了哭，由禮姆姆牽着乖乖地走出課堂，在長廊上走了很長一段路，禮姆姆覺得阿季已經平靜，才把她交給她的朋友，自己回辦公室。」

楊絳先生在《走到人生邊上》這本書裡，還特別用一個章節描述一個慈祥的勞神父。說：「我小時候除了親人，最喜歡的就是勞神父。」七八歲時，勞神父送給她的小綉片，她一直珍藏着。1930年，楊先生回啟明女校時，勞神父聞訊特地到啟明女校跟她見最後一面，並對她說：「你知道嗎？我差一點兒死了。我不久就要回國，不回來了。」楊先生接着寫道：「他回國是落葉歸根的意思吧。他輕輕抱抱我說：『不要忘記勞神父。』我心上很難受，說不出話，只使勁點頭。當時他八十，我十八。勞神父是我喜愛的人，經常想念。」

1958年，楊先生第一次下鄉，跟社員同吃同住。老鄉們喜歡她，有話願跟她說。小組長蔡儀向上匯報時，特別表揚她說：「楊季康在鄉下能和農民打成一片」。

「一位老先生剛進村，就認準一個農村姑娘像蒙娜‧麗莎，於是大家就稱她『蒙娜‧麗莎』。」蒙娜‧麗莎有個大約八歲的妹妹，叫大芝子。大芝子「一次摔了一大跤，腦門上磕了個大窟窿，又是血又是泥。楊絳見了心疼，趕忙找出她帶下鄉的藥品，給孩子洗淨傷口敷藥，裹上紗布……離開山村前，楊絳和女伴同去向『蒙娜‧麗莎』和她的爸爸辭行。『蒙娜‧麗莎』牽着大芝子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後大芝子跟姐姐學舌說：『想着我們哪』！」

生前希望能被親朋好友時時惦記，身後希望能被生者久久緬懷，乃人之常情。魯迅說：「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楊先生曾於《走到人生邊上》說道：「凡是人，不論貧富尊卑、上智下愚，都有靈性良心。貧賤的人，道德品質絕不輸富貴的人。愚笨的人，也不輸聰明人。他們同樣識得是非，懂得好歹。我認識好幾個一介不取於人而對錢財十分淡漠的人，他們都是極貧極賤，毫無學識的人。昧了良心，為名為利而為非作歹的聰明人倒比愚人多。」

楊先生的名作〈老王〉，寫的就是一個純樸、善良、可親，卻又貧又瞎的三輪車夫。這篇感人至深的散文，已被選收入中學教材。

楊絳先生是一位年屆期頤仍筆耕不輟的作家，我們感謝她為後人留下了滿滿一囷，人人得以享用，且富含正能量的精神食糧。

2016年7月14日於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