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義勤：憶與楊絳的三次交往

讀者和作家的關係確實很奇怪，對一個作家的喜愛、對某種文字的喜歡，常常是說不出甚麼理由的。實際上，文字之外的那個作家也許跟你相距十萬八千里，你根本不可能認識或見到他，也從來不會想到能見到他，但那種從骨子裡滲透出的喜愛和親近，卻與認不認識、見沒見過沒有任何關係。有時候作品中一句會心的話，就會讓你覺得這位作家就在你身邊對着你的耳朵喃喃私語。這種閱讀感受，在錢鍾書和楊絳這裡就尤其強烈。因為《圍城》，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錢鍾書成了我們這代人的文學偶像，《圍城》熱和錢鍾書熱可謂風靡一時。而因為錢鍾書，楊絳也迅速成為我們的閱讀時尚。楊絳先生才情橫溢但內斂而不張揚，在散文、小說、戲劇等方面都是成就不凡。她的散文沖淡平和，典雅脫俗，文字洗煉如水，把世事看得通透而超然，生離死別、大悲大情在她筆下都表現得克制而理性，無一絲浮躁不安之氣。《幹校六記》《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等散文都是至情至性、至真至純的好文字。她的小說，我最喜歡的還是《洗澡》。這是一部新時代的《圍城》，「小說借一個政治運動作背景，寫那個時期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是時代、政治、愛情與人性的四重奏，有批判、有反諷、有調侃、有幽默，但是整體格調上已經從《圍城》的誇張、尖刻轉化為平靜和端莊了。在小說 「前言」中楊絳先生說：這部小說寫解放後知識分子第一次經受思想改造――當時泛稱「三反」，又稱「脫褲子，割尾巴」。這些知識分子耳朵嬌嫩，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因此改稱「洗澡」，相當於西洋人所謂「洗腦筋」。雖然楊絳自稱小說「是橫斷面；既沒有史詩性的結構，也沒有主角」，但是內在的結構卻是緊湊的，就是以知識分子的人格修養與時代要求之間的張力矛盾為主線，討論政治、人性、良知、倫理之間的關係。小說的成功在於：其一，把大時代背景融入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時代政治在小說中的出現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毫無突兀之感。這使得人物自身的表演成為小說的主體，時代因而不必為人性的墮落或異化買單。其二，各類知識分子形象立體而生動，越是不動聲色，越是入木三分。褒貶含而不露，白描的手法讓人性的弱點展示得真實深刻。余楠、朱千里、丁寶桂等都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令人過目難忘。其三，心理描寫精彩而細膩。許彥成與姚宓的愛情是小說的一條重要線索，二人發乎情止乎禮的愛情雖近烏托邦，但彼此複雜糾結的愛情心理的刻畫無疑是層層深入、波瀾起伏的。第三部分「滄浪之水清兮」對知識分子自我檢討以求思想改造過關的「洗澡」場景尤其深刻逼真、惟妙惟肖。對楊絳先生來說，《洗澡》是她對知識分子人格理想思考至深之作，姚宓是理想的現代知識女性的代表，是楊絳的自況和人格象徵，在姚宓身上我們能感受到楊絳先生的理想、樂觀以及對世界深沉的愛。事實上，楊絳與錢鍾書是一對不可分離的文學傳奇，他們是一個精神的結合體和文學的結合體，她們的文學、學術、故事、經歷、生活、愛情、家庭都一度是我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她的文字與錢鍾書神似，既互文又互補，可謂各具魅力。但說實話，楊絳的文字樸實、自然更能給人以親近感和親和力。如果說錢鍾書因咄咄逼人的才子氣、書卷氣和高高在上的尖刻讓人只能自愧不如地心生敬畏的話，楊絳則因為娓娓道來的端莊、大氣、平和、沖淡與溫婉幽默而讓人備感親切。錢鍾書曾對讀者和作家的關係打了一個很妙的比喻，說讀者如果喜歡吃一個雞蛋，不一定要見那個生雞蛋的老母雞。不過，話說回來，「老母雞」也確實不是那麼容易見到的，讀者如能見到文字之外的那個真實的作家其實也是一種大幸運。我就是這樣一個幸運者，我雖然在最初閱讀錢鍾書和楊絳的時代從來沒有奢望能與錢、楊二位見面，但因為2009年從山東調到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我就幸運地與楊絳先生相識並有了三次難得而珍貴的交往。

我第一次見楊絳先生的時候，她已經一百零二歲了。我是帶着崇拜、神秘、好奇、激動、不安等混雜的心情走進楊先生在三里河的宿舍的。那天是楊絳先生一百零二歲生日，我帶着中國現代文學館徵集部的劉屏主任等幾位員工去給楊絳先生祝壽。我知道，楊絳先生還曾與中國現代文學館有過一次不愉快的經歷。2000年文學館新館開館的時候，舉辦過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大師展，楊絳先生的照片和張愛玲的照片並排展在一起。據說楊絳先生很不高興，給時任館長的舒乙先生專門寫了一封抗議信，表示不願與漢奸在一起展覽。可能因為文學館對此的回應不及時或者處理得令她不滿意，楊絳先生一度要求撤下展覽中有關她的部分。後來，文學館的同志專門登門道歉，楊絳先生才平息了怒氣。此次登門，我一方面是祝賀她的生日，另一方面也是想代表文學館再次表達歉意的。沒想到，一進家門，楊絳先生就以她的隨和、幽默讓我們心情全放鬆下來了。她拉着我們聊天，擺出各種POSE與我們拍照，講她的各種故事。她說，她雖然一百零二歲了，但還很年輕，還有很多事要做。她興致勃勃地介紹她的寫作計劃、健身計劃、書法計劃，還展示了她的書法。因為怕耽誤她太多時間，我們沒有在她那兒呆太長時間，離開時她愉快地接受了我請她在春暖花開的時候到文學館去參觀的邀請。這次，我們拍了很多珍貴的照片和視頻。

我第二次見楊絳先生是一年後，她一百零三歲生日那天。我帶着中國現代文學館徵集部新主任計蕾女士等幾位再次去給她祝壽。我們特地帶了九十九朵紅玫瑰花，楊絳先生特別高興。她尤其喜歡計蕾主任，拉着計蕾的手不放，說計蕾長得很像她年輕的時候。兩人摟抱着一起話家常，很像兩個令人羨慕的閨蜜。計蕾帶了一大堆楊絳先生的書，她愉快地一一簽名。當得知我是蘇州大學畢業的，她開心地稱我小老鄉和校友，愉快地跟我分享在蘇州上學時的經驗，告訴我她還記得她在東吳大學的學號是43號。同時，她也講了許多學校裡和小時候的故事。她耳朵有點背，但思維清晰，很多經歷和故事的細節、場景、人物都描繪得栩栩如生，讓我們有如臨其境之感。她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走路、寫作、練字雷打不動。我請她為中國現代文學館建館三十週年題字。她笑着說，我想不起詞，你讓我寫啥我就寫啥，你寫好了我照抄。於是我就在一張便條上寫下了「珍藏文學記憶  楊絳 2013年1月」這麼幾個字。她愉快地戴上眼鏡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冊頁上工工整整地抄了下來。寫好後，又叫阿姨從書房裡拿來印章親自蓋上。現在這本冊頁，文學館已珍藏入庫，而那張我代寫的便條，我也沒捨得扔了，而是壓在我辦公室的玻璃檯板下面。每天，一到辦公室，看到這張便條，其時的情景就會如放電影一樣生動。

我第三次見楊絳先生是因為錢鍾書先生的書信拍賣風波。大概是2013年5月吧，有一天，我正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了楊絳先生專門讓阿姨給我打的電話。問我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否參與了北京中貿聖佳拍賣公司對錢鍾書、楊絳夫婦及其女兒錢瑗寫給原香港廣角鏡雜誌社總編輯李國強的書信和錢鍾書《也是集》手稿的拍賣，說拍賣公司聲稱6月份要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展出這批手稿還要舉行研討會。楊絳先生讓我制止這個展覽和研討會。我立即讓阿姨請楊絳先生放心，我會立即瞭解此事的原委，並保證文學館不會參與此事，也不會讓展覽和研討會在文學館舉行。隨後，我立即打電話向文學館相關部門詢問此事，得知北京中貿聖佳拍賣公司確實與文學館的梁海春副館長聯繫過展覽和研討會的事，並正在商談具體時間和細節。我當即要求梁海春副館長停止此事的後續操作，不同意該公司在文學館展覽手稿和召開研討會。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我也明確把這個處理決定公佈了。我支持楊絳先生不讓書信手稿拍賣的決定，楊絳先生說得好，「幾十年的感情，是用金錢可以買賣的嗎？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為商品去交易嗎？」這確是她的肺腑之言，與金錢無關、與利益無關、與隱私無關，而只是與道義和操守有關。此事，後來因楊絳先生的公開起訴而獲得了勝利，可以說結果很圓滿。我出差回京後，也專門在當天晚上即去楊絳先生家說明了情況並表達了對她的問候，希望她不要為此事生氣。楊絳先生很高興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處理和應對辦法，並對我表達了感謝。

這就是我與楊絳先生的三次交往。作為一個百歲老人，她的睿智、豁達、大度令我印象深刻，人生的起落、寵辱、得失、悲喜在她那兒都已變得雲淡風清，她活得自在、活得自我、活得自信、活得充實、活得安靜。人生中那麼多的大風大浪她都坦然度過了，女兒的辭世、錢鍾書的離去都沒能擊垮她，一百多歲了她仍然在文字世界裡堅守着。她就是一個百歲的老太太，就是一個對人間冷暖、生老病死泰然處之的普通人，在她那裡，我能深切感受到精神的堅強、靈魂的高潔以及生命和人性的大美。遺憾的是，因為2014、2015兩年我被派到西安市掛職，所以沒能再繼續給楊絳先生祝壽，沒再繼續這種美好的相聚。然而，2016年5月25日，突然傳來了楊絳先生與世長辭的消息。那種心痛的衝擊真是無以言表。女兒錢瑗離世時，楊絳先生這樣寫夢中的情景：「我的手撐在樹上，我的頭枕在手上，胸中的熱淚直往上湧，直湧到喉頭。我使勁嚥住，但是我使的勁兒太大，滿腔熱淚把胸口掙裂了。只聽得噼嗒一聲，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東西。迎面的寒風，直往我的胸口窟窿裡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東西揉成一團往胸口裡塞；幸虧血很多，把滓雜污物都洗乾淨了。我一手抓緊裂口，另一手壓在上面護着，覺得噁心頭暈，生怕倒在驛道上，踉踉蹌蹌，奔回客棧，跨進門，店家正要上閂。」這又何嘗不是我們的心情呢？楊絳先生與錢鍾書先生、女兒錢瑗「他們仨」終於在天堂裡相聚了，他們的神話將會在天堂裡延續。但遺憾的是，她把悲傷永遠留給了我們，我們再也不能在她家裡聽她講故事、談人生和拍照片了，對我們來說，也許，再次回到她的文字裡感受她永遠的高貴與美好將是對她最好的懷念。